论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政治学说的丰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政治学说，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基本政治制度论、政治保证论、政治依靠力量论、政治稳定论、政治体制改革论、政治民主论、“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论、惩治腐败论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全面、完整地贯彻邓小平理论的政治学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政治学说。
一、对基本政治制度论的丰富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适时提出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1]这之后， 邓小平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2]的概念。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政治制度，指的是政治领域具有原则性、方向性、总体性等有关大局的基本制度，即“本制”；政治体制，指的是政治领域关于运行方式、领导方法等机制性的具体制度，即“体制”。由于两个概念的区别，导致两者改革的出发点和结果的不同。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从坚持、维护的需要出发的，最终要达到完善的目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针对其存在的固有弊端，革故鼎新，最终要达到全面创新、充满活力的目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分类，在政治制度所包含的“本制”含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本政治制度”的概念，并对基本政治制度所包含的内容作了科学界定：首先，是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江泽民指出：“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3]其次，是民主集中制。 江泽民指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制度。”[4]第三，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5]第四， 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江泽民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他既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又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6]
江泽民提出的基本政治制度问题和所作的归纳阐述，为在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明晰和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至关重要的政治理念作出了贡献。这对于我们牢牢地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沿着其指引的发展方向前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对政治保证论的丰富发展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 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概念。 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7 ]邓小平关于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本前提的论述，包含着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根本保证的思想。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8 ]并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政治保证论的丰富思想。
“政治保证论”突出了政治的重要位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指出，在这三者关系中，“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政治条件”。[9 ]这就是说，如果离开了政治，“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对了”。[10]“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11]
“政治保证论”正确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也绝不是简单重复一些政治口号，不是搞空头政治，而是像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那样，要使政治同经济、政治同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12]
“政治保证论”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政治。政治的重要性，决定了领导干部必然要讲政治。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关于“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思想十分重要。为了把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坚持贯彻好，“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13]
三、对政治依靠力量论的丰富发展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4]依靠人民群众，就是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依靠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江泽民对邓小平提出的六种依靠力量的理论极为重视，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牢固的政治基础。1989年9月早在秉政之初，江泽民就指出，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 是三大主力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国广大农民历来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者。”“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5]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江泽民也继续强调了新的时期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又作出了新的阐述。江泽民把知识分子看成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锋。他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主要创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是一支骨干力量。”[16]后来，江泽民更进一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工作者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为科教兴国勇挑重担，当好先锋。”[17]在高度评价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同时，江泽民也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他指出：“一是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二是围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大力加速科技进步。”“三是加强基础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四是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8]
四、对政治稳定论的丰富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非常强调稳定，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9]的命题。他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20]围绕着稳定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要处理好与改革、发展的关系。
所谓稳定和政治稳定，实质上是指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变，国家的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国家政局安定、中央能够驾御全国的局势。关于稳定和改革、发展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把他作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第一个重大关系提了出来，作出全面、深刻的阐述，发展了邓小平政治稳定的思想。
对待改革、发展与稳定这样的全局性问题，首先要制定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方针。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21]的20字方针。这20字方针统揽全局，精心谋划，明确规定了开展方方面面工作的根本方法和要求，使其各得其所，协调共进。
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归根到底要正确把握其三者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认识其相互影响的各自作用。江泽民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稳定最终也“都离不开发展”；改革是“强大动力”，是“关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社会稳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总之，要“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22]
江泽民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科学分析，充满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神，为我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五、对政治体制改革论的丰富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这位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出的战略决策。他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他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在“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23]其后10年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得到推进、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根据新的情况作出富有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论述，开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决不能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没有垮，反而更为坚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出了问题而因噎废食、停顿不搞。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出任总书记后不久就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地继续进行下去。”[24]以后，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中他都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回避、搁置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克服政治领域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25]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第二，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第三，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26]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改革有不同的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急于求成，主张一揽子解决问题，其结果是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已难以忍受；另一种是稳扎稳打，走一步、看一步，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通盘考虑、周密筹划，在整体推进中寻找重点突破，始终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后一条道路，也是一条极为成功的道路。进入90年代后，江泽民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多次阐明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得以推进和发展，以及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带来政治与社会持续稳定的辩证关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继续发挥了上述观点，他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27]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其成败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江泽民论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深刻地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我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要大，但工作要实、步子要稳，只能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六、对政治民主论的丰富发展
邓小平把政治民主建设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高度来认识。他重申了列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观点，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8]并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29]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与法制建设密切结合。邓小平十分强调政治民主化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0]只有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思想。首先，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31]即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着眼于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基本的民主制度，要予以坚持和完善。江泽民提出并实施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坚持民主监督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途径。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健全了民主选举制度。农村村民委员会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企业职代会、城镇居委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都在社会民主政治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
七、对“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论的丰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佳选择。他提出并领导了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初步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的回归，以及确保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此，新一代领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动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第一，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现实。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32]香港进入过渡期后，由于英方的不配合，使香港回归变得困难重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宣布港英当局在过渡期建立的三级政制架构（立法局、行政局、区议会）在1997年6月30日终止。 为了使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筹备并组成了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产生了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澳门在过渡期的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深入开展澳门基本法推介工作、解决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问题，筹备并组成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产生了第一任行政长官，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祖国怀抱。香港、澳门回归后，实行高度自治，中央对特区工作积极支持而不干预，使香港、澳门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
第二，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新主张、新举措。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此后，在党的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33]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不搞台湾独立，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充分显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高度灵活性。1995年1月30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单位举行的新春茶话会上作了著名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八项主张：（1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2 ）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面向21 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 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 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 ）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 ）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 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8 ）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34]在江泽民八项主张的重要讲话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这是“一国两制”在新的现实情况下的具体体现。
第三，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美国，在坚持“一国两制”前提下，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十分重要。1997年10月27日江泽民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如何妥当处理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达成共识。美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诺今后要严格按照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1998年6月30日，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再次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即“三不”政策。2001 年1月新上任的美国布什总统表示，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江泽民在回答《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提问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美国负有很大责任。”“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切实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有关承诺，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这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35]江泽民所阐述的重要观点，为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关键之所在，引起了美方的高度重视，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创造了最重要的国际条件。
八、对惩治腐败论的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临着反腐败斗争最严峻的考验。邓小平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6]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7]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关键的是思想重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靠法制，加强群众监督。“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38]要逐步做到群众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
90年代初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战略的高度，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形成了完整的思路和对策。
首先，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经验，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政策措施。一是坚持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的“两手抓”方针，把反腐败斗争同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二是坚持健全法律规范，严密防范制度，加强执法监督。三是坚持长期的思想，同时打好阶段性战役，一步一步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四是坚持重点抓领导干部、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廉政建设。五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查处相结合。六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七是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平。[39]
其次，阐明了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原则。一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二是突出重点，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三是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从高中级干部和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做起。四是严格依法办案，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依法作出处理，对于严重干扰、阻碍查案工作的，要坚决查处。五是不搞群众运动，人人过关。但要紧紧依靠群众，支持和鼓励群众揭发举报违法违纪问题。六是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40]
再次，明确了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途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的基本途径，即：一是教育是基础。二是法制是保证。三是监督是关键。四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五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主要领导干部要负起责任。[41]
最后，认真总结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认识和经验。一是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锲而不舍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二是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既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紧迫感。三是反腐倡廉工作要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四是反腐倡廉是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一起抓的工作格局。五是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六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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