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本土作家创作与当代新疆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本土论文,当代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6－0054－05
一、新疆新时期本土作家创作概述
进入新时期的新疆文学，是一种融多民族、多语种、多元文化的文学，独具边地风格与民族特色。多民族聚居的辽阔疆域、个性鲜明的文化质地、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融汇而成的新疆当代文学，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璀璨而夺目。新疆当代文学在与中心主流文学不断地交流与渐进式融合中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因其特有的边地书写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虽地处西部边地，却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曾经流行于中心主流文学的“反思”、“伤痕”、“改革”、意识流等诸多文学思潮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新边塞”诗、新疆地域文化散文和边地风情小说等多种文体的不断试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及其作品，他们自觉地发挥新疆特有的文化优势，以多样的创作形式、丰富的创作题材拓展了新时期新疆文学的想象空间，作家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和作品的大幅度增加，形成了新时期新疆文学的新景观。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作家，大胆突破自身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样文体实验方面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有量的丰富，更有质的提高。他们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表现艺术的手法上都有空前的飞跃，“他们的小说已不再停留在地域民族风情的表面描绘上，而能深入到人性中，深入到本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加以探究，去进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思；同时在小说结构、叙述模式、手法运用、风格追求和语言驾驭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艺术突破”[1](P27)。其中维吾尔族小说家阿布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萨克族小说家贾合甫·米尔扎汗、朱玛拜·比拉勒、夏木斯·胡马尔，锡伯族小说家傅查新昌，柯尔克孜族小说家艾斯别克·阿比罕、阿不德热合曼·司马义勒等人的创作最受人关注，他们用小说这一文学表现方式，将新疆特有的地域文明、多民族文化展现得异彩缤纷，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文学呐喊，大大丰富和延伸了当代新疆文学的地域内涵和民族风格。与此同时，新疆本土汉族作家赵光鸣、刘亮程、董立勃等更是将人生记忆、生命想象、社会经验、生活情感构成丰富自足的美的文本，他们在生活真实的表述中寓含着精神的高度，在生命困窘的揭示中蕴含着崇高的情思，在涓滴血泪的刻画中折射着理想之花的艳丽多姿，他们以“流浪汉”的无奈、“虚土”的孤寂、“下野地”的多情呈现出边地世界的多样生态，让丰富的想象力得以畅快淋漓的发挥，形成了当代新疆小说世界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富有民族化、个性化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安定团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走进新时期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的创作技巧、思想内涵、表现主题、艺术特点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拓展，诗歌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大量诗歌作品的不断涌现，再现了新疆当代诗歌方兴未艾的新气象。新时期的新疆诗坛，活跃着各民族诗人的身影，老中青诗人的相互交融，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人生经历再现了新疆诗歌的丰富内涵，尤其是一批中青年诗人，诸如维吾尔族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乌斯曼江·沙吾提、博格达·阿不都拉、依明·艾合买提，哈萨克族诗人夏侃·沃阿勒拜、居马德力·马曼、沙力·沙都瓦哈斯，锡伯族诗人郭晓亮，回族诗人杨峰以及汉族诗人杨牧、彰德益、石河、李光武、秦安江等，面对脚下这片热土，面对眼前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他们把敏锐的眼光投向脚下赖以生存的西部乡土，以前所未有的莫大勇气，用他们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浑厚的笔力深深地触及边地世界人们的灵魂深处，将地处边地的异域世界点缀得生机盎然，用他们充满温情的文字勾勒出与物欲横流的都市截然不同的充满浓郁诗意的精神家园。西部作家对新疆这片土地的倾力抒写，总是着意表现新疆特有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情，大多充满着对边地世界奇异而神秘的纯美想象与浪漫抒怀。
悠久的文明孕育了新疆独有的地域文化，亘古的大漠戈壁塑造了当代新疆散文的磅礴之气，当代新疆的散文创作可以说色彩斑斓，硕果累累，“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新疆各民族的散文创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家及其散文作品，从而为本民族增添了一件有力的文学武器”[2](P27)。维吾尔族散文家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艾合买提·依明、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依明，哈萨克族散文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艾克拜尔·米吉提，蒙古族散文家斯·买德尔、德·沙海，锡伯族散文家郭基南等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备受人们关注，他们在作品中尽情地挥洒“草原文明”的豪气与不羁，努力地寻求“塔克拉玛干精神”的永恒与久远，不懈地追问“帕米尔高原”的奇异与神秘。他们的散文世界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之树苍翠的色泽和对人生百态的坦诚之态，更让我们对平凡却不卑微、虽小却厚重的生命有了真切而深刻的认知，对短暂而不可逆转的人生有了豁达的彻悟。同时，周涛、刘亮程散文的横空出世，成为当代中国文坛受人瞩目的焦点。激扬生命的豪情、表达对生命形式的终极关怀是周涛散文的魅力所在。周涛用他的笔关注大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颂赞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勃勃生机。大自然里的草木鸟兽在周涛的笔下不是单调的一种自然形态，它们的存在折射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周涛的散文传递的是一种生命激情的昂扬和人生感悟的通透，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其散文创作的主题类型，更让我们领悟到思想和生命对话的巨大魅力。作为新疆的“土著”，刘亮程对新疆的领悟是独特而深刻的，刘亮程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体察和叙说也与大多数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其视角是独一无二的。读刘亮程的散文，可以发现刘亮程对新疆的叙说，是独步于新疆这一特有的地域环境，独步于对大自然、对边地生活的独特感悟，独步于对少数民族同胞发自内心的深沉思考。
双语创作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当今世界文坛，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都既能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又能用非母语写作。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多民族聚居区，因此双语作家及其创作现象一直存在。新时期以来，新疆文坛涌现出一批为数可观的双语作家群体，诸如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柯尔克孜族的艾斯别克·阿比罕，锡伯族的郭基南、傅查新昌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双语作家的创作优势十分明显，他们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充分借助汉语或外语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他们“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差异中既发现世界和文化的多样性，又发现人类共通的美质和缺憾，对地域的民族生存状态作跨文化的宏观思考，这无疑会给作家带来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探究，带来表达上的丰富和新鲜，艺术上的变化和创新”[2](P18)。少数民族作家中这一创作群体的存在及其作品的产生，既丰富了当代新疆文学的创作实绩，也彰显了新疆文学走向世界的实力、信心和勇气。
二、对于“新疆本土作家”的理论界定
位于中国西部边地的新疆，广袤而雄浑，瑰丽而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特有的边地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自古就是孕育文学艺术的沃土。多元文化的特殊语境，多种特质的民俗文化，世世代代浸润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停地滋养着“长于斯，成于斯”的新疆文学。由于地域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和现实发展的因素，新时期新疆文学葆有自己的文化内蕴和外在形态上的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指的是多元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的民族性特征，而独具特定地域和历史的文化内涵与存在形态的那一部分东西”[3]。因此，凡是发生在当代新疆文坛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都应当纳入当代新疆文学的范畴来叙述。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由此可见，地域性对人的个性的形成与塑造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作为个体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下来就打上了地域的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一般意义上说，小说家要进行创作，就必须占有一块他十分熟悉并置身其中的生活的土地，没有这块土地，小说家的创作就无所凭依”[4]。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更是无可厚非。
再说，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历史延承、政治需要、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结构框架内的成员组成是异常复杂而多样的。因此，对于如何定义“新疆本土作家”，一般来说，首先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作家。所谓“土生”，即籍贯均限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并在新疆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多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但也有少部分汉族作家；所谓“土长”，即籍贯虽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但自小即从内地移居新疆，并在新疆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多以汉族作家为主，他们虽然根在内地，但在成长过程中认同了新疆这一地域文化，并以新疆或是兵团作为自我精神寄托的理想家园，在意识中认同新疆身份，从而获得了“本土”意识。其次，在研究这个阶段的新疆“本土”作家与当代新疆文学的关系时，需要限定一个起止时间段，即上起20世纪改革开放，下至本世纪前10年。通过这样的界定，可知当代新疆文坛存在一批庞大的本土作家队伍，他们以其出色的文学实绩为新疆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延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和文化上，各地区各民族应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长久以来，新疆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因其地缘限制和异质特征往往被中心主流文学研究主体所忽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逐渐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新疆。新疆当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决定于新疆特有的文化风景。新疆汉语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共同构成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不断丰富着新疆当代文学的内涵，反映着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起起伏伏，也印证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碰撞、冲突和融合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三、董立勃、周涛、刘亮程等
董立勃，山东荣成人。两岁时随母支边来到新疆兵团，高中毕业后曾到基层团场做过农工、教师和文艺宣传队员。20世纪80年代初，董立勃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他已发表并结集出版了100余篇（部）小说，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黑土红土》，中短篇小说集《地老天荒》、“下野地”系列之《白豆》、《烈日》、《冻土》、《静静的下野地》等以及近两年相继发表的《暗红》、《青树》等长篇小说。从创作历程来看，董立勃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中篇小说《黑土红土》和短篇小说《不曾结束也未能开始》等为代表，这个时期他以兵团团场荒原上发生的众多令人感慨万千的悲情故事为叙述对象，初步形成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示人性深度、表现基层年轻劳动女性形象的创作特征。
作为新疆本土作家的杰出代表，董立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沉默。新世纪之初再度全身心投入创作，面对脚下这片热土，面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岁月，董立勃敢于直面现实，敢于直面人生，以2003年初发表的长篇小说《白豆》为契机，实现了小说创作的成功突围，继而又推出《米香》、《烈日》等多个中长篇小说，进入个人创作的成熟期；这个时期仍以表现兵团“下野地”荒原的凄美爱情故事为主，继续开掘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但其小说的叙述风格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清新轻灵，注重叙述情调和小说语言的创新，作品独富韵味而意义深远。然而，正当读者自以为熟悉、了解了董立勃的创作风格时，他却不动声色地带给人们一个意外。《暗红》的面世，不仅在故事叙事背景上跳出了“下野地”，也不再关注美丽善良的苦难女性，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三个男人的故事，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一种冷峻坚硬的风格，和以往的作品相比有着太多的不同，正如他所说：“《暗红》算是一个突破，我有意识地不再写兵团，不再写垦荒，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历史。”[1]所谓“突破”，其实质就是个人创作的自我转型和自我超越，由此，董立勃进入小说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董立勃是根植新疆、熟悉新疆并以兵团农场作为书写对象的新疆当代作家之一，他自觉继承知识分子“五四”传统，基于张扬女性解放和人性启蒙的立场，写出了一批以年轻女性的不幸人生为表现内容的作品，诸如《白豆》、《米香》、《烈日》、《烧荒》、《静静的下野地》、《太阳下的荒野》等等，显示了他一如既往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关怀。有着多年基层团场生活经验的董立勃，作为支边女兵的后代，对生活在“下野地”的女人既熟悉又理解，饱含着深厚的感情。“新疆开发了好多荒原，洒在上面的汗水，有一大半是女人的。……她们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阿姨，还有的女人，我应该叫姐。……她们的故事老在眼前晃，晃来晃去，就成了灵魂的一部分。”[5]董立勃在小说中对一个个“下野地”普通女性的荒原故事的叙述，融入了作家丰富的个人经历、生存体验和生活情感，它们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新疆兵团团场的基本面貌，为人们呈现出特定时空中女性个体残酷的生存真相。
军旅作家周涛，祖籍山西，自小在北京接受启蒙教育，9岁随父迁居新疆，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会员。目前已结集出版诗集、散文集20余部，曾获全国诗集奖和全军八一奖，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系当代文坛“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有诗集《神仙人》、《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中国散文珍藏本·周涛卷》及《周涛散文》等等，周涛的文章恰似一桌饱含热情和崇高精神的盛宴，以深邃真诚的思想、丰富淳厚的内涵、洒脱壮美的风格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巨大震撼。
短篇《追赶自己的鞋子》、《捉不住的鼬鼠》、《瓶中何物》、《凝视片刻》、《全是哭声》、《令箭荷花》、《黄蜂筑巢》、《吃昙花》、《秋风的手》等，不仅题目清新自然，而且内容更显丰富多彩。时而把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比作由各种各样的“鞋子”组成的历史；时而视时间为捉不住的“鼬鼠”，甚至连酒也成了他笔下亦水亦火的“瓶中怪物”，当作家“凝视片刻”之后却得出“太阳是假的，那是黑暗中的一种习惯性幻象”的结论；时而把中国历代的音乐理解为“全是哭声，哭声”……“令箭荷花”绽放的美是以漫长的沉默为代价的；时而视“吃昙花”为吃花的生殖器，品尝后得出结论：“味道果然不同寻常”，而且“秋风”在他眼中变成了女人的手。平淡的生活在他笔下却成了五光十色的梦幻，新奇而妙趣横生。而《哈拉沙尔随笔》、《吉木萨尔记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博拉塔拉冬天的困惑》等长篇，也似一幅幅大型泼墨山水画，每一处都是无比绝伦的景致，灵动的神思任游其间，时刻挥洒着生命的激情。周涛以敏锐持重的眼光审视着现实中每个普通生命的真实存在，其散文通过对普通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倾情抒写，既突显了作家对普通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也折射出作家对生命、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真诚关照，正如作家所说：“我是河流，带着沿岸的泥沙和黄土、草棍、枯枝败叶、羊粪蛋儿、马尿，稀里哗啦地就下来了，但那种强大的生命原动力却充满了野性的力量。”[6]周涛的散文看似如水一般的平静，其实质上却是暗潮汹涌。在其散文创作中，他把关注的视角投向大自然和生存于大自然中的普通生命，带给人们更多关于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思考。
刘亮程散文的新疆风情，是他独有的世界。作为新疆的“土著”，刘亮程对新疆的领悟是独特而深刻的。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体察和叙说也与大多数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其视角是独一无二的。读他的散文，可以发现刘亮程对新疆的叙说，是独步于新疆这一特有的地域环境，独步于对大自然、对乡村生活的独特感悟，独步于对少数民族同胞发自内心的深沉思考。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就集中表达了刘亮程对生命意识和存在方式深沉而多重的思考。
浓郁乡土文化熏陶下的刘亮程，以深情的笔调叙述了脚下这一地域固有的自然生态与生存境遇，其创作的散文飘散着泥土的清香。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石，动物乃至人群，都浸透了“黄沙梁”的独特质地。作为他内在的精神寄托的“黄沙梁”，凝聚了刘亮程所有的土地意识，他把“黄沙梁”作为始终不渝地抒写和感悟的对象，与之有着无法割舍的复杂情感。“一个人的村庄”所包含的寓意，既有地理上的偏僻，有生存境遇上的荒凉，也有作家精神诉求上的完美表达。作家对“村庄”里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叙写，揭示出这一地域特有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作家对心灵自由的纯美境界的独特追求。
刘亮程笔下的“村庄”是他的生命之根，也是他观察世界的原点。在这里他迈开了走向理想彼岸的第一步，也在这里留存下值得他用一生去体味的生命记忆。读者审美视野里所呈现的“黄沙梁”，首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四周是无垠的荒野和地，地和荒野尽头是另外的荒野和村庄”[7]（《黄沙梁》）。它远离城市，位于西部文明序列的最末端。“所有的人们正在朝一个叫未来的地方奔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繁华的都市，紧随其后的是大小城镇，再后面是稀稀拉拉的村庄，黄沙梁太小了，迈不动步子，它落到了最后面。”（《天边大火》）[7]面对如此的尴尬境地，刘亮程的体验是刻骨铭心。除了牛、马、驴等与“黄沙梁”人的生存至关紧要的，以及由花、草、树、虫、狼、兔、鼠、麻雀等所构成的自然之外，仅有的几个人影，不过是“和许许多多的乱石一起，和黄沙尘土一起，完成着一方远土上的孤寂与荒凉”（《黄沙梁》）[7]罢了。然而，单调的“黄沙梁”并没有影响到刘亮程的笔触，“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许多。更何况我生活在黄沙梁这么大的一个村庄里。我肯定会知道更多一些”（《只有故土》）[7]。正是通过对“黄沙梁”的真实体验，这才使刘亮程走向更加深广的外在世界。“在一个村庄生活久了，你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混熟了。水土、阳光、空气都熟悉了。”[7]（《住多久才算是家》）这份信手拈来的“熟悉”，深入骨髓的了解，使得那老死窝中的狗，那下了蛋藏起来孵小鸡的黑母鸡，那刮过原野的风，那东飘西荡的云，构成了刘亮程散文世界外在的独特意象。
风沙弥漫中的“黄沙梁”，它的一切都在默默前行着。掩盖在一副漫不经心的荒凉表层下的“黄沙梁”，到处涌动着生命的原始活力。蹲在墙脚晒太阳的老农，住在沙梁旁又破又低矮土屋里的冯四，牵着五头驴去卖的张五，昂首挺胸的马村长，活得不太容易的狗，发情的驴骡，逃跑的马，可怜而永恒的小虫子，饱经风霜像父亲一样的牛，一切的一切“单调得像篇翻不过去的枯涩课本，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黄沙梁》）[7]。展开在读者面前的“黄沙梁”图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隐忍，“刘亮程深深知道乡村偏僻闭塞的缺陷，不惜以‘荒凉’一词描述因为闭塞和孤独所遭遇的煎熬和绝望。在刘亮程看来，这种闭塞和孤独就像艰辛的劳动一样，使生命残缺甚至凋谢”[8]。荒凉偏僻的“黄沙梁”，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概念，早已是刘亮程的全部，那些真实存在却不被人留意的琐碎，对于他来说蕴藏着生命形式的独特意义。
收稿日期：201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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