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反思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哲学的把握都要通过某种理解范式具体地呈现出来，对马克思哲学① 的理解也同样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与之相应，围绕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传播、发展和创新以及实践效应等诸多问题的复杂性也凸显出来：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因特殊国情、时代主题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自身局限，我们形成和固化了预成论、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论等遮蔽马克思哲学智慧的传统理解范式。反思有助于前行，确立正确的理解范式不仅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智慧的关键所在，也是决定马克思哲学能否正确发挥实践效应和发展创新的理论前提。这要求我们对积淀于人们深层思想意识中的传统理解范式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超越和升华，在把握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来不断深化和实现马克思哲学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指导。
一、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双重效应
中国现代化的序幕是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一外力作用下逐渐开启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动摇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此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从“戊戌变法”进行社会体制变革到系统学习西学的思想方式，这是中国人自觉反思并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所经历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先进思想学说，正是在这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引入的。任何思想学说都是基于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被人们理解、选择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发展过程，始终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初传入我国时，正值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和人民翻身求解放之际，“救亡图存”、“救国图强”意识凸显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此时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正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努力又纷纷失败，在当时特殊国情和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在短时间内直接为广大受压迫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基础、文化启蒙和可能路径，乃至在理论上为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论证，历史地、必然地成为有识之士的思考主题。
此时正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希望。由于当时的中国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一样，是一个前现代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方专制国家，两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现代化主题和实践斗争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②。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进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这一价值诉求，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暴力革命这一斗争手段，乃至革命成功之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等具体原则和设想，都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吻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要比中国高出许多，加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获得了成功的实践效果，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和接受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对于俄国的经验，中国人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结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中国人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现实出路即走俄国人的路，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传播和发展也采取了“以俄为师”的特殊路径，形成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路径依赖关系和理论后果。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前20年中传入中国的，在“以俄为师”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因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④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是陈望道先生根据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翻译出版的，而以李大钊、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借助日本学者的翻译、著述和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传播，作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主要参照并译介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而写成的。“来自日本的唯物史观介绍、译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⑤ 蔡和森、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优秀青年，则通过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通信、通讯报道以及翻译法德等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成果等方式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并不是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日本、法国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少量文本中来理解，而且还经过了这样一个理解过程，即“把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学术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仅仅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又把唯物史观等同于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⑥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组成部分时，就明确指出历史论是最根本的，而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阶级竞争说又是最核心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指马克思——引者注）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⑦ 毛泽东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曾直截了当地说，从《共产党宣言》等书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⑧。对于唯物史观毛泽东作了如下说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⑨ 可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作为主要内容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理论解读与定位的，加之当时人们在实践斗争中强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就被理解为一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显然，他们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判断和解读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这一时期苏联国内也正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大量出版，哲学教科书体系不断成熟。经过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出版，成为早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教科书；紧接着，M·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更加系统化；1938年9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斯大林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权威性的阐述，并把它作为联共（布）党的理论基础。这样，来自苏联、经过诸多学者不断完善并完成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教科书体系，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些著作被迅速译介入中国，成为对中国人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为中国人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毛泽东就主要是通过对这些哲学教科书的介绍来系统地、集中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⑩。作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式被国内理论界所理解、接收和传播的，“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苏联哲学的著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苏联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1)。此外，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存在很大限制，当时中国学者也有着重探讨客观世界运动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以实现思想启蒙，但其认识水平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导致的结果便是：此后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把来自苏俄经由苏联学者根据自身认识水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所理解和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当作拯救中国的现成理论工具，苏联哲学教科书成为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进而承担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载体和中介这一历史角色。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上，苏联模式与苏联经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接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圭臬。建国之后，中国学界在很长时期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一直未能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是时代的经典，就是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范本或唯一模式”(12)。
总之，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使人们摆脱了封建意识、保守意识的束缚，破除了迷信，彰显了科学理性，大大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进而唤醒、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及时地统一并武装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对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进行了及时、必要且深刻的文化思想启蒙，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然而，由于我们主要是通过苏联哲学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囿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实践需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情况的限制，我们对丰富系统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对马克思哲学本身作了机械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阐释和解读：在理论资源上，人们并非从马克思哲学文本自身，更没有通过马克思哲学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而是依据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现成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在解读模式上，由于在传入伊始它就被赋予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和苏联烙印，造成了在革命时期唯物史观被等同于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建设时期，甚至在今天我们依然在思想的深层意识中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
二、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四种表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所形成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13)。然而因特殊国情、时代主题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自身局限的影响，我们所形成和固化的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并没有被完全超越。对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基本内涵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察和反思，是我们把握中国马克思哲学完整视阈的一个有效方法，本文试将其概括为预成论、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论等四种理解范式，以就教于学界。
1.预成论理解范式
预成论理解范式认为，马克思哲学正确解释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发展的规律，它不仅包罗万象，而且一经形成，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作为终极真理，它已“现成”地存在着，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及其经典阐释模式——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作为已经对物质世界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阐释清楚的显性问题和答案，它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可供后人按图索骥。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这种典型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以及真理终极论的预成理解模式，直接导致了在理论上用信仰的价值取代了求真的诉求，用预成的思维定势取代了对生成发展智慧的把握，用对现成的答案的坚守取代了对哲学智慧的本真探求。这就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主要是，或忠实地理解、诠释、注解马克思哲学文本，或模仿作为经典阐释模式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而不是在时代境域中通过实践主体的理论创造去挖掘马克思哲学的活的智慧，其结果便是：其一，为了达到便于学习掌握和宣传普及的目的，马克思哲学往往仅被停留于经验层面，从而被原子式地、片面地、简单地乃至公式化地还原为某些现成的结论、定理乃至枯燥的条文，使我们既不能从本质层面上、在马克思哲学历时态的思想发展中把握其完整视阈，更不能正确处理马克思哲学活的方法与具体结论、活的智慧和具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上其活的方法往往被其现成的结论所窒息，现实实践中活的智慧往往被僵化的教条所遮蔽。其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往往站在“原理”预设的既定立场，停留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原理和结论，引经据典式地选择马克思哲学文本中合适的句子、段落以及实际生活中的实例，进行那种“原理＋论证”或“论证＋原理”的循环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上千本大同小异的原理教科书这种的阐释载体和理论形式。其三，在解释和创造主体上，按照预成论理解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方式主要在文本中，文本的意义是通过翻译、通过知识分子的文本解读和传播而来的，而最接近原文本的传播者和翻译者便成了真理的代表或化身；而实践中的工农大众则不可能拥有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权，这便使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创新失去了鲜活的主体和现实的群众源泉。无论从理解方法本身，还是从发展主体自身来看，预成论理解范式实际上制约着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创新。
在具体实践中，按照预成论理解范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也是现成的，它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我们不是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去分析现实实践，而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经验中找到答案，甚至照搬当时唯一可供参照的苏联经验和模式，结果带来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惨痛教训。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沿用革命斗争思维或“大跃进”式的做法搞经济建设，还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强调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等，其实都是片面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公式化套用、简单化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结果，其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人们深层意识中的预成论思维范式。
缺少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和发展意识而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或苏联经验的预成思维，必然会忽视或偏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从而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的滥觞和渊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精髓，即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是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寓于人们具体生动的现实实践之中，不存在离开现实实践之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现成的规律。马克思哲学彰显了一种社会规律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的生成思维智慧，而非作为实体性思维的预成论理解范式，马克思恩格斯本身思想所经历的不断成熟的复杂过程更是生成思维的真实写照。就此而言，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4)，其中所体现的正是立足于实践基础的发展生成智慧。
2.决定论理解范式
在决定论理解范式看来，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并根据某种因果法则运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遵循某种内在因果律并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和确定的方向，人们只要把握了这种方向和内在因果律便可以驾驭社会发展进程，只要创造出特定的历史条件，某个特定的目标也必定会出现。在理论表现形式上，这种内在因果规律主要是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发展呈现出来，它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展开逻辑。传统哲学教科书从“物质”概念出发，沿着“世界的本质问题”这一哲学致思路向，遵照“世界的物质性—意识的被决定性—物质世界的运动性—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辩证法三大规律—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顺序和篇章结构，通过诸多概念、范畴的逻辑演进建构了前后相续的庞大体系，其目的就是试图呈现马克思哲学所揭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内在因果规律，并通过阐明这些概念范畴之间逻辑演进的被决定性来证明其科学性。这种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决定论理解范式却实际上遗忘了，马克思正是在对传统西方哲学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进而或诉诸普遍理性和绝对精神，或诉诸上帝，通过现实之上的那种由决定与被决定的概念范畴来建构规律体系这一思维范式进行彻底超越基础上来呈现自身的理论品格的。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虽然他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但却更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5)，他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探求植根于一定物质条件下人们的具体生产生活过程即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6) 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寓于具体物质生产过程和历史条件之中，从而具有具体性、现实性和生成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指认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并非是外在于人类实践过程的所谓的因果性规律。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蒲鲁东诉诸普遍理性来构建经济矛盾体系这种决定论思维方式的批判之中。蒲鲁东致力于寻找一个公式，把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认为把这些范畴平衡起来就把问题解决了。马克思指出，由于蒲鲁东把生产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因此他所说的进化其实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这实际上把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变成了他的头脑中的辨证的旋转运动，同时由于他仅仅诉诸普遍理性、上帝等等，蒲鲁东所谓的历史只能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的历史，而关键则在于“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17)。
正是植根于现实实践之中来把握历史规律，马克思指出，我们所致力于探求的人的解放，是指与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直接统一的现实中的个人的解放，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的解放(18)，因而这既非抽象的人的一般，也不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想象中的那种个人的解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人的本质不是由抽象理性决定的，而是表现为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时社会也非由原子式的个人所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0) 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解放的探求不可能是对像普遍理性等抽象一般的探求（以得到抽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对人的心性等抽象人性的探求（从而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求。可见，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不是建构一个贯穿决定论精神的概念逻辑体系，而是在对现实社会关系生产的解剖中寻找现实的人的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并探索如何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异化，进而通过实现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可见，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实践哲学，并非历史决定论，历史地呈现马克思哲学对现实历史过程内在矛盾所进行的科学分析，才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智慧的重要内容。
传统教科书没有从历史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它关于由决定与被决定的概念范畴构成规律体系的论述存在如下一些理论局限：其一，由于作为马克思哲学基石的实践仅仅被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这便导致了“人”的缺场和主体性的缺失，人被束缚在了某种外在的有着决定性的客观逻辑之中，甚至成了概念、范畴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实际上陷入了理性决定论的形而上学泥淖；其二，由于离开现实的真实历史进程来探讨客观因果规律，使得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基于现实生产实践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进行深刻剖析的内在批判智慧，便无法通过上述逻辑结构得以历史地呈现出来，这样既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发展规律，更不可能找到人的解放的科学路径；其三，追踪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其实并非遵循先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再有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结果——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时间先后顺序，马克思哲学其实始终关注着对现实社会领域的探讨分析，正是在此过程中突显了其历史分析智慧；其四，构成教科书体系的版块结构之间无法呈现出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仅仅呈现出一种外在的并列集合关系，尤其是从马克思哲学文本中，我们亦无法解读出上述几大版块结构；而且按照决定论理解范式，我们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不顾历史发展阶段和人的现实状况，试图人为地创造条件以期待目标的实现，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3.历史目的论理解范式
根据历史目的论的理解范式，某种内在的目的构成了世界万物（包括社会历史）生成并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历史被认为是由某种内在目的、目标、趋势或内在的规律而并非由人的现实实践活动所推动的自发的发展过程。从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到中世纪以上帝为历史主体的神学目的论，再到以绝对精神为主体从而把人类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的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目的论，是马克思哲学创立之前传统西方哲学历史目的论的代表性形态，它们把人的现实活动和历史本身割裂开来，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精神运动发展和历史目的实现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西方哲学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和超越之上。
其一，马克思哲学首先明确了现实个人及其活动与历史本身的辩证关系，否认了在现实个人目的之外抽象历史目的的存在。“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哲学突出强调：历史主体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诸如绝对精神、上帝、自我意识、范畴等等存在物，像黑格尔那样把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当作其历史观的前提，把人类仅仅看作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那么对现实的人来说人类的历史就只能变成“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21)；历史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而不是宗教、意识和概念范畴的历史；历史中的目的只能是现实的人的目的，它只能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并实现，并不承认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的目的之外，存在什么诸如绝对理念、上帝、自我意识、范畴等等存在物的抽象的历史目的。
其二，马克思哲学强调了历史本身的现实实践基础、历史的具体现实性而非抽象目的性，绝不能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并从观念、抽象目的等出发解释实践，而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而指出了历史是现实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抽象目的的发展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但青年黑格尔派却在历史问题上陷入了抽象思辨性和目的论，“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惟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马克思认为，“先前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因此，“历史并不是作为被称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发展遵循现实客观性并贯穿着具体能动性，“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这些生产力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的同时，也规定了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2)
其三，马克思哲学着重强调了历史的动力、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关系。针对蒲鲁东的“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的谬论，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恰恰来自人的现实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基本矛盾，“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23)，所以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范畴、精神、理性等抽象存在物。就此而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4)
然而，哲学教科书体系为了突出世界的物质客观性及其辨证运动规律的必然性，一再强调历史过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人们的历史选择只有符合历史目的才能实现。这种理论阐释的背后其实是认为历史自身有着某种目的，历史发展会按照某种规律自动趋向这种目标，这就不自觉地把某种内在目的赋予历史本身。这种认为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外，把抽象的历史目的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和人的解放路径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历史本身割裂开了，“历史被当成了某种在人类之外的独立的存在，而人则成了站在历史之外的对于历史的静观者”，不自觉地对马克思哲学作了历史目的论阐释，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会产生人的活动无用论的宿命论乃至历史虚无主义(25)，人只能匍匐历史必然性的命题之中，盲目被动地跟随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在实践中碰到具体困难的情况下又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宣扬人的主观意志，用人的主观意志代替所谓的历史目的和客观规律，进而试图以精神革命来实现这一抽象的历史目的，比如我们曾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多快好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看似与历史目的论相对立，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却与历史目的论并无二致，只不过用主观意志代替了抽象目的。可见，彰显马克思哲学关于现实个人的能动实践历史观，对历史目的论理解范式进行剖析并消除其影响，是呈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
4.历史经验论理解范式
历史经验论是一种从经验现象的层面来理解历史过程的内涵、历史发展动力及历史目标获得路径的思维方式(26)，这种思维方式的潜在逻辑是认为历史的表现形式与历史的本质会自动相同，比如作为马克思哲学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家，就仅仅通过交换、交换价值、价值量等表面经济现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过程进行经验描述，并基于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商品交换就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天然的、理想的和永恒的制度，这其实是深陷历史经验论所得出的必然结果。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也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历史经验论解读，这突出表现在：其一，我们未能着眼于历史生成视野从马克思哲学不同时期文本所存在的思想发展深化过程，去历史地挖掘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智慧，而往往共时性、同质性地面对马克思哲学不同时期文本；其二，我们或满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中某些概念或表述的字面涵义而未能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旨趣；或割裂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而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文本，并用某一文本的某些部分来裁剪马克思哲学；甚至满足于前人的既成结论而简单地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几条规律和定理，进而对马克思哲学具体结论的推崇和盲从，胜过对产生这一结论的过程的探讨等等。按照历史经验论思维范式，我们曾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条块分割，甚至断言1845年后的马克思已无哲学思想；虽然我们能够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指认马克思哲学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却并未认真分析马克思哲学对这一矛盾认识的深化过程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展开，未能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上升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背后所蕴涵的深刻智慧。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7) 马克思哲学不是从经验事实层面对历史经验的直观描述和对历史过程的经验描述，而是在对经验现实反思超越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的本质追问，通过对现实历史过程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考察，深入到历史过程的本质层面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解放路径，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于强烈的道德诉求而呈现人的本质与异化劳动之间的矛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历史生成的视野揭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现实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层面剖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哲学在看似合理的资本主义交换的背后，逐步剥离出蒙蔽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历史假象，在历史本质层面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上升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历史假象背后的秘密——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正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才是产生人的异化、无产阶级遭受剥削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内在矛盾的深层根源，这恰恰是对历史过程内在矛盾运动的解读不断深化的结果。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作为批判对象且同样超越历史经验论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因为前者通过先在的逻辑中介反思历史经验，走向了对非现实历史性的“精神”的逻辑发展的探究，后者仅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试图超越历史经验论，结果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内在矛盾运动的科学揭示，更不可能获得人类未来目标的正确获得路径。可见，马克思哲学智慧形成于在本质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分析过程之中，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对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超越
深刻省思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真实完整地反映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观点和方法并实现创造性地发展，这作为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提出的迫切要求，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理论界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精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反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方思想对话、确立问题意识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尤其是审视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简单化和机械化理解的深刻根源基础之上，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实质及其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愈来愈客观自觉，逐渐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智慧是通过其哲学革命得以呈现出来的，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真实完整地反映马克思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阐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精髓，要求我们必须以形成史的视角和深层历史文本解读方法来认真研究这一过程。
从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史和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以鲜明的价值诉求出场并逐步达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解放路径的科学探求，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摒弃从预设的价值标准、转而立足现实实践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分析社会矛盾的支点，马克思哲学不是在概念逻辑的理性演绎中，而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得揭示社会内在矛盾及其根源的现实前提，进而得以对凸显出来的社会现实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握，并通过推动现实矛盾的自我克服，来寻求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仅仅进行简单的史料堆砌和经验分析，而是基于历史生成的视野，正确破解了“人的本质何谓”这一哲学史上的理论难题，为发现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其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深刻剖析，在本质层面具体地、历史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生过程，进而指出，只有通过实现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才能真正实现现实矛盾的自我克服，由此获得了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科学路径。马克思哲学颠覆并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史上从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获取真理的种种精神哲学及其理论形态，真正实现了哲学形态（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哲学实际上是基于现实物质实践基础的发展生成智慧，不是外在于现实历史进程的预成论思维；是“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哲学，不是历史决定论；是“现实的个人”能动解放的理论，不是历史目的论；是历史本质论，不是历史经验论；是建设性和开放性理论，不是两极对立和非此即彼的教条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反思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其深层旨趣在于为当下社会发展提供启示性智慧：马克思哲学不相信任何最终的、绝对的东西，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鲜活的分析社会的方法而不是如何进行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现成答案，这意味着开辟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需要我们在现实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哲学诉诸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改变世界”、从而为“现实的个人”的能动解放找到了科学的实现途径，这意味着当前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哲学注重从本质层面探求现实社会发展的规律，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不能仅凭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要建立在对社会发展深层规律的本质分析基础之上；马克思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尤其主张以历史生成视野看待并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这要求我们既要用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视角作为发展社会的标尺，既要发展经济，更要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看到矛盾和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它们也必将在发展中得以解决，进而使我们不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丧失进步的信心。
注释：
① 马克思哲学是指蕴涵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作、手稿和书信中的“原生态”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及其发展形态，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哲学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综合。在本文表述中，这几个概念有时在广义上可通用，有时在狭义上则又有独立的特指。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⑤ 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⑥ 王玉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5页。
⑦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⑩ 张国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由来和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
(11) 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2) 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3)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3、541页。
(18)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22)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0、4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0、436、53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25) 王南湜：《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历史目的论批判》，《社会科学》2008年12期。
(26) 唐正东：《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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