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存在的历史并不长，它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末期，并以依附理论的出现为标志。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色彩使其在众多的发展理论中独树一帜。与研究一般经济理论的激进经济学不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并不是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它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构成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障碍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欠发达国家自身存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地借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成果，比如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它也把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象价值、剩余价值、积累、剥削、阶级、经济周期与危机等等这一系列由马克思首创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概念在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频频出现。
自进入80年代，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崛起，这时的代表性理论是阶级分析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评析。
一、依附理论的兴起与衰亡
在依附理论产生之前，现代化理论一直占据着发展研究的统治地位。许多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纷纷接受了“西方化”和“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采取了一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和科技和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的发展政策，但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所谓的“西方化”过程决不是什么现代化过程，而恰恰是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国民经济畸形化并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过程，因此反映欠发达国家力图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地位呼声的依附理论便应运而生。保罗·巴兰（Paul Baran）被认为是依附理论之父，最重要的依附理论经济学家则是保罗·普雷比什（Paul Prebisch）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依附理论指出，世界经济体系可分为中心——外围两个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欠发达国家则处在世界经济的“外围”，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和未能现代化，是由于“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围”国家的经济进行控制和剥削，使得它们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可以看出，依附理论的经济学家将眼光从欠发达国家内部转向了发达国家的外部经济关系上，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把依附理论称为“外在因素决定论”，而把现代化理论称作“内在因素决定论”。
依附理论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唤起了广大欠发达国家人民的主体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只能走自我主导型道路，工业化进程需要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推进。这种认识同一百多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主张后进国应该采用贸易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是相当接近的，我们当然知道，国家主义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历史主义经济思想正是德国和日本这些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奋力追赶英法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然而，尽管依附理论曾经风行一时，但其缺陷显而易见，首先，它批判了现代化理论的内部因素决定论，却又把欠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外部关系，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次，依附理论不具有一般性，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一些非洲国家。将世界分成中心——外围两部分并没有充分地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状况概括出来，显然那些中东产油国和那些东南亚国家都不适合这种划分。70年代以来，以东亚“四小虎”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积极地参与了国际分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成功，这直接导致了依附理论的崩溃。
二、阶级分析理论：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功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仅仅从国际经济关系这样的外部因素上面去寻找欠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的做法是极为片面的，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从世界经济合作体系中脱离出来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许多激进派发展经济学家便将研究问题的着眼点转移到对欠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制度的分析上来。在进行制度分析时他们采用了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激进派经济学家作出的阶级分析要复杂、细致得多。如关于阶级的划分，不仅仅是分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这样的三大集团，而且还继续细分出了城市工业资本家、进出口商人、农村土地所有者、政府官僚、城市居民、工人、农民等等涵义更加狭窄的集团，具体的划分在不同的国家也各不相同。在作出了细致的阶级划分基础之上，对欠发达国家的权力、政治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的阐释，则构成了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一篇名为《权力、阶级与经济发展》的文章中，安·布鲁尔（Anthong Brewer）对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心思想作了全面的阐释。他指出，激进派分析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价值、剩余价值和剥削的理论，而在于对阶级、阶级结构以及国家的分析。激进主义与结构主义或是新古典主义不同，他们并不认为国家政策是外生的和不可解释的，他们将国家看成是一个系统的集合体并且根据统治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盟的利益来解释国家政策。
在这种观点基础之上，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的内部制度性障碍问题。他们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不成功，并不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市场失灵），也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失灵），而是因为政府常常只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国家政策，并不是象这些政府本身所标榜的那样是基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制定出来的国家政策必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
对欠发达国家国家政策的具体研究，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各项研究成果都表明，欠发达国家的国家政策很多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如工业化政策是基于城市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的农业政策则往往是在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土地所有者（主要经营出口型农产品生产）之间取得妥协的产物；粮食生产则由孤立无助的小农承担，低的粮食价格政策则维持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资，并且最终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的贫困化。
传统落后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不合理的国家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障碍，这在拉丁美洲各国的不成功的工业化经验中得到了印证。在拉美各国摆脱葡、西两国殖民统治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推行过象东亚国家实行了的全面的土地所有均等化运动，土地集中化现象从未消失，城市工业资本与农村大土地所有者自始至终都掌握着国家政权，国家政策也就只会为这些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整个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都十分严重，高通胀、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等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象癌症一样难以根除，而这些现象在对传统经济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变革的东亚地区已不再存在了。
与依附理论的片面性不同的是，阶级分析理论具有兼容并蓄的优点，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认同，并将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其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激进派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资产禀赋以及不合理的国家政策条件下，正是各个阶级中个人的理性行为才导致了这些国家中一些结构性经济问题的产生。布鲁尔指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式既取决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也取决于政治舞台中各阶级与其他集团的利益冲突。个人选择适用于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将个人选择的分析同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使用的阐释结合起来则体现了激进派经济学的重大价值。
阶级分析理论的出现对当前在欠发达国家官方居于正统地位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结构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僵化的，存在着许多瓶颈和限制，至少在那些重要部门中供求一般是缺乏弹性的，因此价格机制的功效相当低下，而增长只有在政府广泛的干预和计划之下才是可能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没有对传统的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变革条件下，政府干预国民经济活动只是出于加强统治阶级或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的目的，对经济发展本身只会带来损害，并且政府干预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也越大。结构主义关于政府行为的假定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望，徒具乌托邦的色彩，并且也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激进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它主张首先应该发动对传统的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更多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的转变也只会是这种制度变革的后果。可以相信，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将会再次为欠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唤起强烈的革新意识。
三、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给我们的启示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演化历史，反映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存在一个辨证的认识过程，与欠发达国家发展状况丝丝相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那么，在对依附理论和阶级分析理论这两种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了评析之后，我们将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本文大概地归纳出了以下几点：
1.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必须走自我主导型发展道路；工业化必须在强有力的国家保护之下推行，自由贸易只会将民族工业扼杀在摇篮之中。
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只有在积极参预国际分工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
3.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制度性障碍，消除这些障碍是使这些国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
4.制度变革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在各阶级（或集团）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因此，改革总是会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改革的成功仅靠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达到的，需要更多的阶层和个人的积极参与，需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