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通货紧缩背景下如何启动经济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经济问题论文,我国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熟悉“通货紧缩”这一术语，但人人都能感觉到物价下跌这一通货紧缩的典型表征。全国零售物价指数的连续统计也是最令人信服的对“通货紧缩”的佐证。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无力吸引消费者打开钱包，消费需求疲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扩大内需、启动经济才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一、对通货紧缩的认识与评价
通货紧缩有两大显著表征：一是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二是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并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别管你说出的原因是什么，最直接的原因都是货币供应量过多所导致的物价持续上涨。也就是说，不管通货膨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最直接原因都是货币供应量过大。按照同样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通货紧缩，那么，它也和通货膨胀一样属于一个货币现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货紧缩在19世纪时就出现过多次，20世纪最有影响的通货紧缩发生在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从1929-1933年这5年间，美国货币供应量以6%-8%的速度减少，物价水平也几乎是以差不多的速度下降。美国的这次通货紧缩明显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GDP连续几年呈负增长，失业率极高。我国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是于1997年10月开始出现负数的，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20个月有余。今年第一季度，我国零售物价同比去年下降2.9%，其中3月份比去年同期下降3.2%，这种物价持续下降的局面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在计划经济时期，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物价有大幅度的波动以外，物价基本上是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通货膨胀，其间呈现过几次高峰，比较严重的物价上涨发生在1988年，当年物价指数达到18%。到了1990年物价陡然下降，随后的1990年和1991年是通货紧缩的两年，物价和GDP都大幅度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新一轮经济开始启动，并逐渐呈现过热状态。1993年6月国家开始对金融进行整顿，物价大幅度上涨，1994年物价总指数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零售物价总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攀升至21.7%和24%。现在看来，1993年的金融整顿很有先见之明，意义非常重大，使得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挤掉了大部分泡沫，经济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基本上平衡的状态。这次治理整顿，是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得住考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作为一种货币现象的通货紧缩，对经济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从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通货紧缩的负面效应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企业和老百姓的影响较为突出。表面上看，由于物价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实际上从全社会来看，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下降，许多职工也因此下岗失业。对企业来说，影响则更大。因为企业的利润普遍很薄，在通货紧缩使物价下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企业从赢利转向亏损，亦或使既有的亏损进一步加大。通货紧缩最可怕的是对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它会导致人们“惜购”。因此，企业在进原材料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小心，甚至能不进就不进，国为产品不好卖，原材料压在库存里的时候，价格可能又下跌了。所以在通货紧缩时企业原材料的库存会下降，而产成品库存则会上升。大多数企业减少原材料购入的结果，是产生逆向连锁反应，使更多家企业的产品出现销售困难。老百姓期待物价继续下降和在通货紧缩背景下觉得存钱合算的心理所导致的买涨不买落行为，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其正面影响之一便是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始自两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波及到了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货币都大幅度贬值，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能够顶住这一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在1997年10月发生了整个零售物价总指数的负增长，这意味着物价总水平在下降。按照购买力或者利率平价，一个国家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其货币的坚挺和汇率的走强。所以说，物价水平的下降，部分地抵消掉了来自外部的使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此外，也正是在1997年10月对冲基金进功港币的时候，人民币的紧缩对人民币的稳定、对人民币预期所产生的信心导向，对守住港币、守住人民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货紧缩的正面影响之二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企业的日子不是很好过，但这却正是企业调整结构、开发新产品、转换机制的好时机。正所谓“压力产生动力，置之死地而后生”。仔细检查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可以发现主要的是在经济体制上，比如说公司制、股份制、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稽查制等。而所有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发明，都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产生的。所以说通货紧缩并非一无是处，事实证明它确实是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的好时机。
虽然通货紧缩利弊兼具，但长期的通货紧缩毕竟会使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任由通货紧缩持续下去，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国政府较早就警惕到通货紧缩的出现了，并采取了一系列推迟和减缓通货紧缩的措施（如中央银行于1996年5月1日就开始降息，去年又把准备金从13%降低到8%，然后又取消了贷款的额度控制）。但到1998年，保八成了政府与经济学界的中心话题；1999年同样面临控制紧缩、扩大内需、启动经济这一中心议题，7%的增长目标能否实现，如何拉动经济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二、直接启动消费的有效性分析
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总需求不足的表象是有那么多东西没人买。分析琳琅满目的商品无人问津的原因，容易得出的答案是：有些人没钱。因为许多下岗职工只能考虑温饱问题。但从宏观上看，我国居民的储蓄余额却又居高不下。所以说，问题的竞争应该说是潜在需求没有转化为现实需求。也就是说，并不是百姓不需要消费品，如果还对消费品实行计划分配，人人都会抢着来排队。与60年代初时的消费情况相对照，今天的疲软不是生产不出产品，而是“生产”不出需求。产品生产是一涉及真实资源配置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而需求的“生产”则与政策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的疲软，启动经济的呼声就备受瞩目。但是，人们应当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总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当然，症结之一是潜在需求没有转化为现实需求。那么，这种转化的障碍又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过低和农村消费不足是影响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的关键。为此，他们提出解决总需求不足的主要策略应是通过各种政策启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
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也告诉我们，消费不足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增长乏力；二是消费倾向下降。针对收入增长乏力，有的学者建议国家采取增加工资的政策（近期此项政策已陆续出台）。我们且不提“收入增长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上限约束，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们只需对实施这一政策的实际效应作简单的分析：1、若给国家公务员等拿财政工资的人员增加工资，就是财政支出的增加，这要靠增加税收来平衡，而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则必将会进一步抑制企业的投资。此外，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增加后，如果没有引导其投资的良性机制，则会形成新增储蓄，加大总供给过剩的局面。2、若给企业职工增加工资，成本的加大会使因物价负增长、社会统筹加大等而被吃掉部分利润的企业雪上加霜，投资能力进一步减弱。另外，世界各国反萧条的运行规则一般是：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企业减少员工和工资，以减少企业税负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单从这点看，我们也不该逆常规而行，采取增加工资的措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增加工资上做文章，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既发生了通货膨胀，又不能刺激企业的投资，甚至抑制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结果将会是更加难以治疗的滞涨局面的出现。接下来我们分析影响消费倾向的两大制约因素：一是未来收入的确定性增强。首先是下岗职工的消费倾向下降；然后是未下岗者因担忧明天的收入水平而削减消费，增加储蓄；再就是农民固有的“靠天吃饭、有备无患”的传统思想，使得他们格外看重积累。二是制度变迁使消费者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如住房、医疗等制度的变革，使人们不得不为了明天的消费而牺牲今天的满足；再如高等教育的改革，使得人们本能地要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有所积累。溯本求源之后，结论就比较容易作出了。我们能够迅速改变消费下降的这种倾向吗？如果我们能够顺利解决下岗问题，也就不必依靠启动消费来启动经济了；制度的变迁当然也不能走回头路，否则，改革发展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那么，有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方法，可以抵消上述因素的影响呢？人们首先容易想到的便是降息。
一般来说，降息的确是促使消费者增加支出的手段。但是，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降低名义利率的作用实在有限。更何况，利率对消费的作用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消费信用的普及程度；二是可供选择的银行存款替代品的多寡；三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比这三个条件不难看出：其一，我国的消费信用远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绝大部分消费者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不是可获得的消费信用。因此，降息无法通过强有力的影响消费信贷来影响消费需求。当然，微观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宣传、改善服务等促销手段增加销售，但宏观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刺激消费需求的。否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合理推理的谬误”。其二，我国的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供人们选择的金融资产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利率升降与消费减增的线性反向相关关系被破坏，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把以往用于储蓄的资金抽调到诸如证券市场等，而不是将其转向消费。其三，在我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体制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制度的变迁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持谨慎心态。因此，利率的下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统计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疲软是现行市场状况的一个表象而不是原因。企图通过启动消费来启动经济，只能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当前内需不足的敷衍措施，是不具现实有效性的。换句话说，我国面前总需求不足的主要症结不是在消费，而是在投资。即从国内来看，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造成了总需求的不足。所以如是说，是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投资需求不足，就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下岗职工增多、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城乡居民的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攻点应当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事实上，扩大投资需求正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意。因为投资需求的增长不仅可以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最终增加收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同时上升将进一步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并最终使消费需求走出低谷。
三、系统的投资需求拉动政策
当前启动经济唯一可能的途径是拉动投资，那么怎样才能拉动投资需求呢？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也是降低利率。从理论上讲，贷款利率的高低反映了资金使用成本的大小，其对贷款投资额的影响是呈反方向的，即随着利率的提高（降低），投资相应减少（增加）。利率与投资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无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经济杠杆同样满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些学者认为经过多次降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凯恩斯陷阱”，降低利率既不能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也不能增加私人投资。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无效是利率杠杆失灵的重要原因。虽然对我国是否进入了“凯恩斯陷阱”存在争议，但认为降低利率对投资拉动效果较弱，则是人们当前普遍的共识。而传导机制不畅则被认为是导致我国利率杠杆弱有效性的主要原因。传导机制不畅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货币供给向利率传导机制不畅。迄今为止，我国的利率仍然不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变量供求力量均衡所定的内生变量，它的生成仅决定于货币政策的偏好和操作目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变量。这样，缺乏市场供求生成基础的利率作为价格而言是扭曲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供求的变化，不能对储蓄与投资、货币供求的均衡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这样就造成了：1、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一定引起利率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变化和利率变化的相关程度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那么大。2、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者都可以作为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独立政策变量。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央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刺激经济，拉动总需求，其利率可以无限制地降低，而不是“流动性陷阱”。故我国转型经济中货币政策是有效力还是无效力不是是否处于“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二是从利率到投资传导过程的割裂与复杂性。从利率到投资的传导过程要通畅，前提之一是投资对利率具有充分的弹性，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又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我国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出现分化，形成了良、中、差三微观经济主体。而经营状况较差的国有企业既很难从银行获取信贷资金，又不可能从证券市场直接获取资金，因此，利率对投资几乎没有约束，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很小。统计资料表明：去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固定投资增长10.3%，增幅回落2.6个百分点，且企业技改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仅增长5.8%，低于去年同期21.4%的水平。不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受利率的变化之影响不全相同，* 即便是同种微观经济主体，其经济状况不同，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即是说，从利率到投资的传导并不畅通，且利率的变化引导投资的变化也极具复杂性。
虽然从现实来看降低利率对投资额的大小约束力不强，但利率降低对投资仍然是有影响的，降低利率对扩大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投资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从去年开始，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治理通货紧缩，降息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从降息对投资的预期效应来看，首先是降低国债发行成本，从而扩大政府投资。我国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并随银行利率一起升降。银行存款降息，必然带动国债利率下降；同时，由于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必然提高居民购买国债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利于国债的发行，而且还能减少国债发行成本，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由于政府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所以银行较大幅度的降息为政府扩大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是有利于扩大社会总投资。投资者无论是从银行借款还是在资本市场上发债筹资，需要支付的利息都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减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当投资者用自有资金投资时，由于利率下降，投资的机会成本也相应下降，进行证券投资或实业投资的收益即使与以往一样，相对收益也会提高。这就是为什么一到投资不振、需要刺激的时候，各国中央银行都要下调利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证券市场总视降息为利好的原因。事实上，我国投资在去年所以会取得较快增长，三次降息功不可没。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国家财政投资占8.8%，金融机构货款占24.6%，这两项比1997年都有所上升，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较大幅度地降低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对扩大政府投资和贷款投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降息的预期效应还表现在对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方面：从我国经济的地区分布来看，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前些年发展迅速，现阶段投资机会和投资的回报率相对有所降低；西部地区以往经济发展较慢，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扶助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使其投资机会增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降低利率，无疑有利于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提高对西部地区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统计资料表明，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前年增长19.5%，而西部地区增长31.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7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15.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地区1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地方项目投资的增长(40.9%)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7%)。可以预见，今年6月的这次降息会进一步扩大西部投资，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
距，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尽管降低利率对拉动投资有上述效应，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弱有效性。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就应过分贬低利率杠杆的作用，也不能随意夸大其作用。可取的态度是对经济变化采取更加开阔的思维方式和选择更好的方法来调节经济运行。单从拉动投资来说，现实的选择最好是启动政府公共投资，因为短期内通过刺激私人投资提高社会的投资水平看来是很难实现的。私人投资意愿只是在政府投资将经济启动到一定程度以后方可提高（据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当经济增长速度大于9%时，民间资金跟进；而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9%时，则民间资金不跟进）。私人投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其投资与否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制度变迁中居民预期未来支出的增加降低的不仅仅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同样受到影响。居民投资风险意识的增强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的直接投资热情，商业银行风险意识的增强则使其放贷越来越趋于谨慎。
和其他投资一样，政府投资同样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钱从哪里来，其二是钱到哪里去。政府财源不足是一个老话题，财政成了“吃饭财政”，建设资金只能另觅出路。首先，发行国债是一条出路，国有银行没有积极性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时，只能通过政府的力量将社会储蓄变为社会投资；其次，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给经济启动造就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允许我们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是建设资金来源的另一条出路。解决了资金来源，还要考虑资金的去向。政府投资必须选择好产业投向，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选择的两个领域是基础设施和经济适用住宅。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未来我国长远的发展打好基础，经济适用住宅可以有利地推进住房体制改革，同时还可以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将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同国家长远的改革和发展目标结合，是政策好坏的重要评判标准。应该注意的是，拉动投资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和策略，但是千万不可“饥不择食”。将所有的政策手段都用上，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鼓励，是不可取的。此外，改革的成果来之不易，投资启动同样要避免旧体制的复归。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树立风险意识、建立风险约束机制是改革的主要成果，千万不要为了启动经济而让银行承担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任务；按照三类项目划分原则和不同投资主体的责任划分，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共项目，而不要投资于竞争性项目；政府投资同样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混乱的经济关系“雪上加雪”，给未来的改革制造更大的障碍。再者，选择依靠投资来启动经济，一定要避免重蹈以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在经济启动到一定程度后，适时调整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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