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论文,全球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性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大规模产生。与“全球化”现象相对应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欧洲，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多地主导了该理论的演进，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事务的见解(包括困惑、挑战、期望和预测)。①同时，部分欧美政治家很快就把该理论用于指导其政治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广泛参与世界事务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各个层面的研究，从译介和解读西方理论到提出质疑，从研究全球治理对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主权让渡的影响到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公民参与全球事务等，出版了涉及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相关成果。②
在世纪之交，西方观察家就曾评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中国的影响力波及世界任何重大事件。中国学者也认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③今天的中国，已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外交舞台上，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中国既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实体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也积极参与“G20”、“G8+5”等非正式全球治理机制和合作框架。中国在越来越广泛地“向上”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又有紧随这一进程产生的“全球与地方联动”(Match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普遍深化和中国地方直接面对全球治理浪潮的情形。
新世纪以来，中国地方承担起越来越多、层级越来越高的国际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落地任务。④这一时期，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会活动在中国举办。⑤另外还有世界银行(W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华项目等。⑥国际组织活动在中国频频“落地”，促使一大批中国地方省市走上外交前台，并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地方对外建立友好城市、引进外资及对外投资、国际金融交流、国际学术往来等“低政治”活动已然常态化；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各项承诺如节能减排、疾病防控、消除贫困等等通过中国地方的消化、运作也一步一步落到实处。与这些国际关系现象相联系，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国内学者关注。
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在向上移交的同时也存在着下放的趋势，这种分权已在世界各地区出现。⑦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s)中地方政府日趋积极的国际活动”的系统学术研究首先出现在上海。⑧有学者认为，“体系、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在世界转型的大发展中呈现出新的形态，在互动中相互影响，推动整个国际关系向前发展”，⑨“地方国际化降低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交易的成本”，⑩“全球治理时代我国政府要承担起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重的责任”等。(11)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已充分涉及具体的地方、区域的全球联系(城市外交)问题；(12)同时，也有学者在肯定全球治理理论具有“启发意义”的基础上，批评该理论的“虚伪性”，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应“主要依赖于国内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13)他们警告“全球治理理论过于理想、广大”，容易使“民族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等。(14)
不管是正向看待地方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批评地方过多地卷入国际化，都印证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显示出对此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且，面对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经济领域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事实，(15)作为负有响应“中央”号召的“地方”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从哪些层面支持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国务院确立的“三个沿海开放区”之一和中国经济的发动机，(16)凭借区位优势和近代以来的对外交往背景，如何通过提供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智力支持，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助力？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地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层次与结构
本文所指的“地方”(locality)，主要与政治决策中心相对应，是“中央以下行政区域的统称”。(17)总的来说，一个国家为了便于治理，将其领土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行政区域，这个大小不等的行政区域就是“地方”。
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地方的全球联系虽有不均但普遍深化。截至2010年3月20日，我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372个城市分别与五大洲128个国家的404个省(州、大区、道、府、县或区等)和1243个城市建立了1764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18)同时，这30多年间，国际体系经历了冷战终结、全球反恐、气候变化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和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对于用什么样的视角全面看待和评价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应注意“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与相关性意义”。(19)在行政制度上，中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那么，中国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向上”参与全球治理，同样需要“共时”与“相关”的地方智慧。简言之，就是一方面注意国际制度的内化，一方面注重央地制度的优化。《宪法》的规定在法理上也解决了中国地方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在“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时的基本态度问题。从实践层面讲，在对外活动中，地方对中央的从属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央政府外交活动的衍生和补充，地方与全球联系的加强配合和支持了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大局。(20)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央地关系中存在着“事权划分不清”的事实，从而对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可能的冲突作出预案。(21)
本文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可以从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和智力支持三个层面展开：
(一)政治经济动力
首先看中国整体的经济状况。截止到2008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位次的情况是：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三，进出口贸易额世界第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如钢铁、原煤、水泥、化肥、棉布自2000年以来均为世界第一，发电量世界第二，原油产量世界第五)。(22)在能源方面，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位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迅速发展，1980-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幅为5.6%，并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23)
再看中国国内。受改革开放以来的“梯级开发”模式影响，中国国内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大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经济开发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递增的特点。中国沿海各省份由于地缘优势、外向型经济基础扎实等因素，在“地区生产总值”、(2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经济核算重要指标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与外向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东部省区的出口依存度也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
普遍较高的出口依存度表明，中国沿海省份已成长为活跃的国际经济(特别是进出口贸易)参与者。这里仅以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经济数据加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例，另外，列举三个指标作为补充说明：
2009年，江浙沪两省一市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36.44%；按境内目的地和资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38.51%；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41.68%。(25)
如果遵循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资源与权力关系的解释，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将继续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中的明显优势地位，地方的政治资源配置也会持续向外向型经济倾斜。上文已提及中国整体经济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问题，对外经济往来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对外依存度则更为明显。(26)不仅如此，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同样会促进中国内地省份经济对外依存度提升。在中国现行政治结构框架下，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仍然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本文将之概括为地方行为的政治经济动力。地方从外向型经济开发中获益，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很大程度上也在于谋求发展权，这就比较容易形成央地协力。中国对内积极探索“和谐发展”，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保护这种发展权不受各种国内、国际因素损害。从以上逻辑可以推导出，地方支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从法理上顺理成章，政治经济动力的合力作用同样明显。同时，地方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支持程度也呈现层次性，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往往更为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向。
(二)建制经验
基于欧洲经验的多层治理理论，有学者曾指出，欧盟已出现一个没有核心的权威中心，“相反，在权威的多个层面上的政府——欧盟的、国家政府和次国家政府——组成政策的协作网络”。(27)我们不难观察到，欧洲可谓是在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例如在各类“G机制”中，(28)几乎都有欧盟的参与，在与成员国协调立场的前提下，代表成员国利益参与全球博弈；同时，欧洲各主要大国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同样在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作用；另外，欧盟框架下跨越欧洲国家边界的社团组织(29)和各种地方自治组织(组成联邦的州、各种类型的自治省、自治市等)(30)同样在向上影响欧洲主要大国和欧盟的对外关系决策。这些都是欧洲提供的建制经验。
尽管中国现行的行政架构与西方世界存在差异，但欧洲的一些建制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国的央地关系发展提供参考，例如，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进行地区间产业集群整合等。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地方能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哪些建制经验？
第一，国际经济合作园区。中国国内比较典型与成功的案例有：1994年成立的“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SIP)。2008年，中新又携手开发了“中新天津生态城”(SSTEC)。新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园区、国际经济开发区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特别是中国边境省份、边境口岸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起到了突出的睦邻外交作用。(31)另外，中国的许多省份已建立起省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IETCCs)”(如江苏省、广东省)；重庆市“韩中国际产业园区项目”甚至走出国门，建设中国地方控股(中方持股51%)、外国地方参股(韩方持股49%)的境外经济合作区。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正在积极投身于中国海外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成为地方全球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2)同时，中国地方不断壮大的民营企业队伍，也在寻求海外发展。可以说，中国在与外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园区方面，至少已有经验可循，可以用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国际化出路。
从宏观角度看，国际经济合作园区的重要作用有：搭建国际经济、技术、人员交流平台；推广与积累组织管理经验，通过园区的产业集群作用促进地区发展。在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巨大经济体情况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是承担起一定的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责任。目前，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年-2009年)》，中方决定在国家层面“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立3-5个经济贸易合作区”。2007年2月，“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揭牌，成为中国在非洲的首个经济贸易合作区。
第二，国际社区管理。国际社区“可以定义为大量不同国籍人士汇集的，在建设、规划、治理和服务上能达到国际标准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生活居住区”。(33)以一些美国大都市和城市群为典型，各类族群聚居的城市构成新的经济地理中心，而且新的经济地理中心跨越国境，并超越了旧有的南北分界线。(34)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整体上类似于一个国家级的国际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各种族群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也促使作为学科门类的管理学诞生于美国。(35)
中国现有的比较成规模的国际社区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要集中在沿海主要国际化大都市(如上海、广州)和部分国际商贸集散城市(如义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为可能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社区提供了发展空间。这些国际社区直接落户于中国地方，地方得以不断积累国际社区管理经验。一项来自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调查显示，“海外人士选择居住社区的主要因素是：安全因素占80.3%，社区的配套设施60.9%；离工作单位远近39.1%，社区规模21.7%”。(36)国际社区安全管理和配套设施管理的加强，将有可能增加中国地方小规模的国际社区出现几率。中国地方国际社区管理现在虽尚处起步阶段，但借用“治理之岛”(37)的形象描述，中国地方管理国际社区的各种规则、规范和机构能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折射镜。与此同时，国际社区管理还锻炼了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能力。具备国际视野的行政人员，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资源。但到目前为止，有意识地通过管理国内正在发展国际社区，提升管理者的行政能力，培养本土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活动为数不多。
第三，与周边国家间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周边治理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息息相关，很难想象一个无法处理好周边事务的大国能够在全球治理层面取得较强的影响力。
中国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再加上海上邻国，中国周边共有28个大小国家。中国次区域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共问题涉及安全(如恐怖主义)、经济(如金融与贸易)、社会发展(如环境、疾病控制)等。(38)在处理区域公共问题时，中国地方(特别是边境、沿海省份)首当其冲地受到上述各方面影响。这就要求地方与中央政府积极配合，发挥地方主动性，尽量消弭区域摩擦。例如，中国已达成的周边制度安排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提升了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整体经济实力，还促进了南宁的国际都市化(现有5个东盟国家开设了驻南宁总领事馆)。(39)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广西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34.8%。(40)类似的周边制度安排还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41)通过中俄口岸及边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中俄地区运输合作、人文合作、环保合作，发展中俄合作园区，建设中俄地区合作重点项目并公布地区合作重点项目目录，推进中国东北地区开发；正式建立“喀什经济特区”，在宁夏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借力地方加速发展中国与中亚、南亚、阿拉伯世界关系等等。
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不仅促进了地方积极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而且国家通过地方，在与周边国家合作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建立“足信去兵”的效果，为中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积极支持。
(三)智力支持
中国地方智力支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包括对全球化与国际组织“落地”产生的直接经验进行的总结，也包括学术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涉外部门(如地方外事办公室、商务厅政策研究室、处)的创新型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半官方性质或没有太多官方色彩的群众性组织(如对外友协、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侨联、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中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正在较大规模地进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中国中央政府依托位于具有区位优势的高校进行的特定区域经济、政治研究已形成一定的体系，较有代表性的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42)中国最早一批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八个重点基地中，有六个区域研究基地(分别是东北亚研究、中东研究、美国研究、南亚研究、俄罗斯研究、东南亚研究)都分布于中国首都圈(决策中心)以外的城市。(43)这些研究基地正在“为我国有关部门提供必要咨询和人才培训，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服务”。(44)高级别的区域研究机构与相应的研究人员，在政治决策咨询、经济发展规划、文化交流合作等各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地区治理，他们的前沿探索同时影响着国家和地方的对外关系发展。
另外，借助地缘优势建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现已更名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2010年11月1日揭牌，进入筹建阶段)等位处地方的学术机构，同样对国家与地方的对外关系发展作出了智力贡献。
除区域、国别研究外，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高，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的国际组织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系统展开，近年来相关论著、译著不断涌现。(45)一些科研机构正在以国际组织研究作为重点与特色研究方向。(46)城市的国际化问题和国际化大都市研究也在发展。学术工作的重要特点是思辨性和前沿性，中国学者已经发现，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超国家的地区性行为体、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吸引了大量的研究，唯独次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国际大都市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尤其如此”。(47)将地方全球联系研究与全球治理研究链接，相关讨论仍然需要一个高度凝练、超越的过程，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予以探讨和提供智力支撑。
地方支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和智力支持三个层次之间也有结构性的联系，运用一般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思维方式即可建构这种结构。整体而言，本文所论及的地方支持由“智”与“力”这两个大的维度构成，其中政治经济动力更偏向于“力”的作用，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则更具有“智”的特点。
二、长三角次区域的全球联系与责任
经济数据验证了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他们适应全球化及其影响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下，有学者将全球结构划分为体系、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它们“在世界转型的大发展中呈现出新的形态，在互动中相互影响，推动整个国际关系向前发展”。(48)那么，作为这种全球结构的第三部分，次国家行为体是否能够进一步划分呢？
本文将中国长三角地区称为“次区域”，主要是因为中国整体的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出四大区域(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特征，(49)无论从政策文件、统计资料、学术著作还是社会认知上看，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已为中国国内公认。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环渤海经济圈、珠江三角洲地区并列为“次区域”地区。广义上的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50)但实际上长三角地区通常被认为仅包括上海及15个(2010年扩容至22个)江浙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辖区范围。(51)总体而言，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着中国华东地区的省际联动，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依据中国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文本，本文认为“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全部范围，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进行初步阐述。
(一)长三角次区域的全球联系衡量
长三角次区域的全球联系主要通过地区的国际政治交往、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文化中心扮演三个方面体现：
第一，国际政治交往的衡量。国际友好城市、使领馆、国家外交访问团的多少与级别等都是衡量国际政治交往的内容。据统计，截至2011年3月10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共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省、州、大区、道、府、县或区)368对，结好对数在全国省区中分别排名第1、第4、第10位。(52)在上海设立领事机构的国家已达62个。近几年来，长三角次区域比较重大的外事接待任务有2007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江苏，2009年在南京举办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海之行，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外国领导人集体访华等等。实际上，在江、浙、沪两省一市，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代表团的友好访问十分频繁。以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公布的“综合动态”为例，仅2010年10月至11月，就有非盟主席、欧洲议会副议长、莱索托首相、土耳其国务部长、以色列农业部长、美国国务院政府间事务特别代表、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德国石荷州州长、日本静冈县知事等外国客人来访。可见，一般的国际政治交往在长三角次区域已呈常态化。然而，作为国际政治交往的衡量指标，长三角次区域内现有的常设国际组织机构并不发达，(53)在具有比较优势的方向上(如南南合作)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机构落户，有可能成为该地区将来的努力方向。
第二，国际经济交往的衡量。根据江、浙、沪统计部门发表的“2010年统计公报”，2009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分别为67.16%、56.15%、127.31%。(54)一般认为，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该指标达30%左右，该地区即具备国际化特征。(55)可见，两省一市在经济领域已达到相当的国际化程度。另外，世界跨国公司及本国的跨国经营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国内地区总部，以及这些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行政中心在长三角次区域内的机构数都是衡量地区国际经济交往的指标。截至2009年底，已有75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申城，上海已成为除香港特区外我国吸引总部经济外资项目最多的城市。(56)这些跨国公司的产品生产、劳务流动往往又在环绕上海的江浙城市，形成了整个长三角次区域与国际经济交流的良好联动态势。
长三角的全球影响力还表现在，这一地区拥有较多的、能够左右某种(或几种)国际商品产量、物流、价格及市场预期的产业集群地。除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外，中国浙江的义乌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中国江苏的张家港是全球经营热带木材商品的第一大港等等。
第三，国际文化中心功能的衡量。2010年上海世博会使长三角次区域的联动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和安排在长三角主要城市(“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其他六个“主题论坛”的举办地分别是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绍兴、杭州)的“世博论坛”产生了国际文化聚焦功能。(57)主办此类世界级论坛为中国把握世界级话语权提供了平台，至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世博会及其相关活动，不仅在长三角区域宣传了环保、节能、低碳等世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治理理念)，也极大提升了除上海以外的其他长三角城市的世界知名度。世界级的城市群必然要有世界级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更需要文化力量进行整合，世博会为这种整合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作为长三角次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具备成为国际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南京、杭州、苏州等文教发达的城市，也应做好文化战略上的长远规划，与上海一起协力打造世界级的文化产业集群。
(二)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地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
作为重要的国内经济区域，长三角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负有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培育、国际智力的对内对外开发与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合理性的责任。
第一，负责国际组织及其活动“落地”。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项目为例，目前该国际组织正在江、浙、沪两省一市开展26个项目(浙江省10项、江苏省9项，上海市7项)，涉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振兴中国农村”“气候变化省级计划”“能源效率项目”等课题，(58)中国地方的配合无疑是这些项目取得成效的保障。除此类被动配合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落地，长三角次区域对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所争取的“落地”项目更应积极把握。“后世博”时代，长三角次区域是否能够抓住更多的参与全球治理、主办全球性活动的机会，还需要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
作为长三角次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是否有必要发展或吸引实体国际组织的“落地”，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和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组织应能够像纽约、布鲁塞尔等城市一样，城市与国际组织相互借力、共同发展。
第二，负责国际社区的培育与形成。目前，长三角次区域由于国际、跨境经济往来充分发展，已经吸引了大批境外人士长期居住于该地区。以上海为例，根据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的一项专项调查统计表明，常住上海的外籍人士已达15.21万人。(59)其中，仅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就有外籍工作人员9200人。(60)加上外籍人士的短期访学、商务旅行等活动，上海的外籍人士还应成倍大于这一数字。虽然这一数据与上海市1921.32万的常住人口(2009年)(61)之比还不到1%，但随着上海与全球联系的加强，可以预见，将来的常住外籍人士有大幅增加的趋势。目前，上海的浦东新区碧云国际社区、长宁区古北新区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际社区已为人熟知。截止到2008年，上海市境内的国际学校也已开办16家。(62)目前，这些国际社区大多属于自发形成，也比较封闭。考虑到中外文化差异等因素，国际社区与传统中国社区间的交流并不密切。如果将地球村比作一个世界级的国际社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势必会直接面对中外文化差异。作为中国地方，长三角次区域特别是上海，如果能够主动积累一定的国际社区培育经验，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部分问题(如国际移民治理、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解决一定能有助益。
第三，负责国际智力的对内与对外开发。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和国际社区形成相联系，国际智力开发也是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地方参与全球治理应主动承担的责任。
首先，国际问题研究作为国际智力开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三角次区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例如，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三个位于上海。根据“2006年度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江、浙、沪两省一市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拥有国际关系学科点)已达16家，这一数量与北京持平。(63)这些位于长三角次区域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仅承担着部分现实而紧迫的国家、省市外交外事课题研究，还为中国外交、外事人才的培养与国际智力往来贡献了力量。
其次，国际智力开发中有明显的“智力外流”和“智力回流”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智力外流中智力回流逐渐增多。(64)长三角次区域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举措，吸引了大批国际人才在本区域内进行集中研发，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比较有特点的有：无锡太湖新城科教产业园、昆山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同时，人力资源的外包服务也在本区域向高层次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力资源，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环节。配套政策到位、市场经济发达、文教基础扎实、国际往来频繁的长三角次区域，为培养此类治理人才提供了良好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的情况下，长三角次区域应适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国际智力对内、对外开发，在带动新产业链的同时，在地方培养全球治理人才而后推向世界，可以成为本区域的战略选择。
第三，总结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与世界的意义表现在不仅可以打破世界近代史上大国必然暴力崛起的神话，而且可以创立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模式”。(65)新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一直伴随着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这些质疑来自国际政治安全、国际经济秩序等诸多方面。长三角次区域的综合发展本身就能够回应这些质疑：(1)中国用自己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保证了国内社会的繁荣稳定而没有引发动荡；(2)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援助颇有成效；(3)中国积累了内政外交展开的重要经验，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越相互合作，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展开空间就更为广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景，长三角次区域的发展已经给予了部分回答。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已经为长三角的发展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蓝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沿阵地之一，长三角正在担负起为中国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新使命。
“中国从‘国内—国际政治’统筹的整体视野理解、解决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也就是任何公共问题(国内的也好国际的也好)的解决或者良好社会秩序的获得，都需要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合作的角度出发。否则，割裂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以寻求单一的、孤立的解决途径，常常是失败的。”(66)如今，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主要还是寻求将国际制度更好地内化，强调合作与双赢，并不主张对现有国际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但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如何为世界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善治”，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开展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中国多样化的地方、多邻国的地缘格局与长期、有效的国内治理经验，可以成为破解上述议题的重要本土资源。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遵循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国家行为体持积极态度向上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况下，以地方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站稳立场，使地方支持与国家争取形成合力，再辅之以中国独有的治理元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顺利展开和逐步“将中国处理内外政治的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议程”(67)的设想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长三角走在了中国地方国际化的前列。在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该地区已有的全球联系优势，用更大的地区创造力和能动性服务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应是长三角进一步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一个方向。
注释：
①参见陈承新：《国内“全球治理”研究评述》，《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8页。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8页。“全球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情况另可参见：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Governance in Global World,Washington:B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0-32页；林民旺：《混沌世界的治理：罗西瑙混沌范式、全球治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第22-30页。
②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为例，2000年之后该刊收录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文章32篇，另有3篇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纪要(综述、简讯)。检索时间：2010年5月10日。
③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8-19页。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本文取广义的国际组织概念，不仅仅承认实体的国际组织及其作用，更重视国际组织是“许多不同层次之间联系的网络、规则和机构”。引文部分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p.3-4.
⑤例如，体育赛事和博览会：2007年在上海举办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设置了上海、青岛、香港等分会场，2009年在哈尔滨举办第24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2010年分别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在广州举办第16届亚运会，以及2011年将在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2014年将在南京举办第2届夏季青年奥运会等。经济对话平台建设：2000年起以四川成都为主会场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2001年起以海南博鳌为主会场的“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起落户大连与天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2010年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等。地区合作组织会议：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峰会，2001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及其名义下的区域合作，2004年起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筹备和发展，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投资峰会”等。
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例，截止到2010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共有293个，援助项目正在进行，几乎惠及中国所有省份。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项目”官方网站：http://www.undp.org.cn/，检索时间：2011年3月10日。
⑦Elke Krahman,"National,Regional,and Global Governance:One Phenomenon or Many?" Global Governance,Vol.9,No.3,2003,p.326.Liesbel Hooghe,"Introduction:Reconciling EU-wide Policy and National Diversity," in Liesbet Hooghe ed.,Cohesion Polic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Building 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
⑧陈志敏教授从国际关系学科角度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国际活动的发展历程、特点和所面临的挑战。参见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330页。
⑨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⑩苏长和：《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24页。
(11)张劲松：《论全球治理时代我国政府的责任》，《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第162页。
(12)秦亚青等著：《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主要参见第三部分“国际体系中的次国家行为体：北京市个案”。杨勇：《中国外交中的地方因素》，《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第42-47页。赵勇：《欧盟的多层治理与决策机制：对“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启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3-16页。
(13)唐贤兴：《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欧洲》2000年第3期，第4页。
(14)陈承新：《国内“全球治理”研究评述》，《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4页。
(15)“中国经济领域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参见刘燕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国情国力》2010年第4期，第4页。作者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网站同时收录了此文。简单地说，外贸依存度就是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按照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按1∶6.83计算，中国2009年的外贸依存度为41.99%。以上数据来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统计公报”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统计数据”。
(16)聂华林、马红翰：《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与发展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第338-339页。
(17)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1页。本文专门取“地方”的第四个释义“我国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
(18)参见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友城统计”http://www.cifca.org.cn/，检索时间：2011年3月10日。作者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博士提供的帮助。
(19)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6页。
(20)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1页。
(21)本文暂不讨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简要的学理分析，可参见苏长和：《中国的地方国际化》，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22)参考章节“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7日第10版。
(24)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14个“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省份，其中9个是沿海省份。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25)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8、69、71页。百分比数据由计算获得。
(26)2009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分别为67.16%、56.15%、127.31%。以上百分比数据根据各省市统计局网站“2010年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经计算得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按1∶6.83计算。
(27)Liesbel Hooghe,"Introduction:Reconciling EU-wide Policy and National Diversity," in Liesbet Hooghe ed.,Cohesion Polic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Building 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
(28)Gs或Gx，在西方学术界代表各类G机制，如今也有G0一说。
(29)例如欧洲四大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欧洲社会党、欧洲自由民主改良党和欧洲绿党。特别是欧洲绿党的发展，他们从各自“小型化、社区化甚至家庭化的方式”到“成立第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党”甚至寻求执政，完成了从地方到欧盟的跨越。参见鲍伯丰、王同起：《变革中的欧洲绿党》，《当代世界》2007年第2期。
(30)在欧洲国家内部还有一些高度自治的地区，例如，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省等等。欧盟设立的欧洲结构基金(EU Structural Funds)中也专门设有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RDF)。有研究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成员国的地方实体派驻欧盟总部的联络性代表机构已发展到近300家，包括“几乎所有获得欧洲结构基金资助的地区”。这一数据参见俞峰：《弥合分权的制度之隙：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第五届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会议论文集，A册，第252页。另可参见Carolyn Moore,"Schloss Neuwahnstein?" Why the Lander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ir Representations in Brussels,in German Politics,Vol.15,No.2,2006.pp.192-205.
(31)自1992年以来，中国共设有14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分布于西北(3个)、东北(6个)与西南(5个)边境省份。边境经济合作区“对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睦邻友好关系、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参见中国开发区网站：http://www.cadz.org.cn/。
(32)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Policy Paper,No.26,Sept.2010,pp.31-33.
(33)文娉、宁奉菊、曾刚：《上海国际社区需求特点和规划原则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05年第5期，第17-18页。
(34)Saskia Sassen,"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in Susan S.Fainstein and Scott Campbell eds.,Readings in Urban The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2002.pp.32-56.
(35)参考J.Hector St.John de Crevecoeur，"America Welcomes and Assimilates People of All Backgrounds，" in Teresa O'Neill，Immigration：Opposing Viewpoints，San Diego：Greenhaven Press，1992，p.24.国内专著参考钱皓：《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6)文嫮、宁奉菊、曾刚：《上海国际社区需求特点和规划原则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05年第5期，第19页。
(37)[美]约瑟夫·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8)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11页。
(39)开设总领事馆的国家分别为柬埔寨、越南、缅甸、泰国和老挝。以2009年为例，南宁承办了“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投资峰会”、“第四届泛北部湾论坛”等国际会议。
(40)程群：《东盟连续11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广西日报》2010年6月4日第6版。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709754.htm，检索时间：2010年10月22日。
(42)为更好地说明地方智力支持的情况，本文将位于首都圈(决策中心)以外的高等院校归为地方高校，而没有更多考虑高校的属性(部属、省属等)。本文认为，这些高校具有开展相应研究的地缘优势。另外，北京市也可以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城市来进行分析，参见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主要参见第三部分“国际体系中的次国家行为体：北京市个案”。
(43)参考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4)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0页。
(45)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为例：其“中文及特藏数据库”共收录“全球治理”为“正题名”的图书资料53种，国内作者撰写的有44种，全部为2002年以后出版。其中，80%(35位)的国内作者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检索时间：2010年10月28日。
(46)例如张曙光教授与苏长和教授主编的“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的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1本专著、4本译著和1本编著。
(47)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48)陈志敏：《全球多层治理中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国际观察》2008年第6期，第8页。
(49)参考陈秀山、孙久文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主要参见第三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区域差距”。
(50)聂华林、马红翰：《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与发展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51)长三角次区域城市间组织具有一定代表性，始创于1996年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15个成员城市，2004年吸纳台州市(“15+1”模式)。2010年3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的提案》，“长三角城市”扩容至22个，这也是响应国务院2010年5月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预先举措。
(52)其中建立友好城市(省、州、大区、道、府、县或区)的情况是：江苏省(包括下辖各市)223个、浙江省(包括下辖各市)80个、上海市65个。数据来源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http://www.cifca.org.cn/，检索日期：2011年3月10日。
(53)目前，长三角地区有位于国际小水电组织(国际小水电联合会)、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总部(杭州)，联合国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上海)，世界气象组织南京区域培训中心(南京)，亚太地区综合养鱼研究与培训中心(无锡)，联合国南通农药剂型研发中心(南通)等小型国际组织总部、中心、办公室等。参见中国南南合作网http://www.ecdc.net.cn/index.aspx，检索时间：2010年12月18日。
(54)上海在十一五期间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总额的11%左右，上海进出口总额超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是一种常态，超出部分主要是因为转口贸易等因素。
(55)秦亚青等着：《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该部分转引了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56)蒋心和：《75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申城》，《解放日报》2009年12月18日第2版。
(57)“世博论坛”参见http://www.expo2010.cn/sbw_sblt/list.htm#zt，检索时间：2010年10月31日。
(58)参见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Joint Programme，Supporting the "All Round" Xiao Kang Society，Programme Document，pp.1-34。这是一份单独文件，这里仅作例举。
(59)潘高峰：《市政协专项调查显示：常住上海外籍人士超15万，服务业获外籍人士较高评价》，《新民晚报》2010年6月8日A2版。
(60)参见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网站：http://www.waigaoqiao.gov cn/，检索时间：2010年11月20日。
(61)施捷：《申城常住人口1921.32万》，《新民晚报》2010年3月27日A4版。
(62)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http://www.shfao.gov.cn/，检索时间：2010年10月26日。
(63)参见王逸舟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64)何琼峰、王良健：《人力资本区域迁移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国际智力外流模型的拓展》，《西北人口》2008年第4期，第12页。
(65)秦亚青：《无政府文化与国际暴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5页。
(66)苏长和：《国内：国际互动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0期，第40页。
(67)同上，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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