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经济运行特征：低物价、高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物价论文,高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有效的宏观调控之后，经济运行出现并保持了“低物价、高增长”的良好态势。1996年零售物价涨幅已降至6.1%，而GDP却维持了9.7%的高增长，1997年上半年“物价——增长”的对比状况已变为1.8%对9.5%。如何看待当前“低物价、高增长”的宏观经济形势？它与以往“低物价、高增长”的经济运行特征有何不同？“低物价、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已成为宏观决策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低物价、高增长”是强力紧缩后特有的经济现象
历次紧缩之后，宏观运行都曾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低物价、高增长”的特征，如果以物价水平（零售物价涨幅）低于10%，工业产值增长率在10～20%之间（大体相当于GDP增长9～11%）为划分线，前两次较强紧缩后的“低物价、高增长”现象分别发生在1986年9月～1987年12月，1990年10月～1992年7月。“低物价、高增长”与物价和生产的波动差异有直接关系。物价水平是经济整体状况的综合反映，调控物价需要通过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才能产生效应，物价波动因而具有较大的“惯性”，下降慢而回升也慢；工业产值则不然，调控效应只需通过生产环节即可表现出来，产值波动的“惯性”较小，回落快，回升也快。在强力紧缩之后，物价波动对银根变动的反应较慢，仍保持紧缩期间的较低水平，而工业生产则得以迅速反应，出现较高的增长势头，宏观运行表现为“低物价、高增长”特征。因此，“低物价、高增长”只是由物价与生产不同波动特点而形成的“物价——增长”多种组合形式中的—种。随着宏观政策效应不断作用到经济的各个环节，“低物价、高增长”将有可能被“低物价、低增长”或“高物价、高增长”等宏观特征所取代。
此轮“低物价、高增长”仍是物价与生产不同波动特点的具体反映。此轮调控中，曾于1993年下半年实施了强力度的宏观紧缩，在控制物价取得明显成效之后，又适时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调整紧缩力度同样产生了类似的政策效应，从1995年11月物价涨幅降至10%以下起，宏观运行出现了“低物价、高增长”的良好态势。与前几次的显著区别在于，此轮“低物价、高增长”的持续时间大大延长。“低物价、高增长”在前两轮分别持续了15个月和19个月，而此轮从1995年11月～1997年6月已持续了20个月。那么，“低物价、高增长”的持续时间为什么会明显延长？“低物价、高增长”是否象以往迅速让位于“低物价、低增长。”或“物价——增长”的其它组合形态？
二、持续“低物价、高增长”导源于宏观运行的深刻变化
1.通胀成因的变化
前几轮通货膨胀与工业品价格上涨有较大关系，而本轮通胀的主因是农产品及其制成品价格上涨。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反映了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对比关系（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00%）。八十年代初通胀由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双重上涨引致，该指数在99%左右；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通胀的主因是工业品（投资品）价格上涨，该指数在10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该指数在90%以下仅有两个年份，一次是农村发生革命性变革的1979年，为82%，另一次发生则在此轮通胀中的1994年，为83.8%，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
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决定了在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之下，治理通胀重点在于调整农业政策。由此为宏观调整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一方面通过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产出，通过“菜篮子”、“米袋子”工程稳定农产品价格，从而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形成“低物价”；另一方面又可能采取适度的总量紧缩，避免以往由于控制工业品价格而采取的强力紧缩，保证了经济“高增长”。
基于此轮通胀的特点，宏观调控对农业实施了长时间、大力度的倾斜政策。1994年以来农业生产连创新高，农产品供求关系不仅得到根本改善，而且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在此供求状况下，农产品价格很难上涨，甚至出现了持续回落的势头。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为“低物价、高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增长方式的变化
此轮经济增长中，总投资与总消费的对比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投资率由40%以下升至40%以上，而总消费率则由60%以上降至60%以下，经济增长由消费和投资双重拉动变为更多地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变化导致了消费、投资作用的相应变化，有利于宏观运行保持“低物价、高增长”态势。
消费需求独立于经济波动而稳定在较高增长水平之上，对宏观运行影响表现为：（1）稳定的消费需求决定了平稳的消费品价格。与消费热点不断出现的排浪式消费不同，在温饱需求和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此轮城乡居民对食品、日用工业品的实际消费十分稳定，这是决定“低物价”的重要因素。（2）较高的消费需求拉动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温饱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以往商品零售实际增长率达到10%时，消费市场就会出现过度膨胀，消费需求不足常常是生产滑坡的重要原因。而此轮商品零售实际增长率已连续29个月保持在12%左右，市场仍趋于平淡。
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宏观调控因而可以灵活运用投资及信贷政策等经济杠杆，有效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在经历数次大的经济波动之后，中央政府认识经济规律和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已大大增强，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信贷、投资失控，宏观经济将有希望保持“低物价、高增长”的运行态势。
3.增长格局的变化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状况构成了经济增长格局。前几轮“低物价、高增长”主要在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此轮中，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在实施从紧政策时，其他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低物价、高增长”持续时间延长的重要原因。
此轮外资的影响作用已大大超过以往。首先表现为利用外资规模扩大。1994～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466亿美元，超过了在此以前所有年份的总和。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相当于全社会投资额的19.5%，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等的增长速度高出国有企业2倍以上；其次表现为利用外资方式变化。此轮经济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已取代了对外借款，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这使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融合，外资的影响已不局限于外贸经济，而是直接影响了国内各种资源要素。
4.融资方式的变化
前几轮中，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方式占垄断性的地位。此轮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增长较快，资本市场出现了过度膨胀的现象。融资方式变化对“物价——增长”至少产生两种影响：（1）高流动性资金由以往主要流向商品市场转为流入资本市场，造成了股份、债券等资本产品价格迅猛上涨，而消费品价格却逐步回落。由于资产价格并未纳入物价统计范畴，宏观运行的“低物价”特征更为突出。（2）融资方式变化使银行存款逐步向资本市场分流，两次降息和取消储蓄保值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这样，一方面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模式下，存款下降必然会缩减贷款投放规模；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投机倾向明显高于长期投资，一些资金并未真正投向实业。因此，支持经济增长资金并未随政府投入力度的增强而同比例增加，宏观运行虽保持了“高增长”态势，但增长并非在高位攀升，而是稳中略降。
以上四大变化是此轮“低物价、高增长”持续时间延长的根本原因，这些均是前几轮不曾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低物价、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就取决于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低物价、高增长”是新发展阶段的长期趋势
宏观运行的深刻变化实质上是工业化过程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八十年代末城镇家电普及和农村建房热之后，“轻化工业”发展阶段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重化工业”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也将是宏观运行的四大变化不断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低物价、高增长”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长期趋势：
（1）新阶段通胀特征将更多地表现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各国理论与实践证明，工业化过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由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传统模式已不能继续满足新阶段资金不断增密要求，相反由于农业发展相对迟缓，“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工农业的不协调发展大大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稳定和工业化进程，因而不得不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相对压缩工业投入的方式增加农业投入，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新发展阶段中通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不断满足重化工业阶段资金、技术增密要求同时，如果能正确把握工农业资源配置比例，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将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低通胀下的高增长。
（2）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投资拉动。重化工业阶段将基本实现我国的工业化，重化工业的发展客观要求长期、稳定、高密度的资金投入，由于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正处于高储蓄的“平台期”，不仅有利于物价稳定，而且为投资的快速度增长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经济增长将呈现出“低物价、高增长”波动特征。
（3）外资对经济运行影响作用将越来越大。首先，新发展阶段中，我国将通过利用外资，提升产品结构，实现产业长级，加速工业化进程；其次，外资进入的目的由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转为利用新阶段带来的市场机遇。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项目以及资金、技术密集项目。在新形势下，如果能按照我国结构调整的方向合理利用外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为实现低通胀下的高增长奠定产业基础。（4）间接融资仍是我国主要融资方式，但改善过度单一的融资方式，直接融资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势头。转变融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优化融资结构和资产负债比例，在借助资本市场筹集急需资金的同时，还将通过股份制改造，提高企业现代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有助于分散银行风险，改善扭曲的银企关系，保持货币的长期稳定，因此，通过整顿秩序，规范行为等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育成长的措施，就可能为“低物价、高增长”提供要素配置基础。“低物价、高增长”的长期趋势已被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比如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亚洲四小”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出现了20年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GNP年均增长均在10%左右，而物价水平维持了相对平稳较低的水平。我国将在未来20年内完成工业化任务，在此阶段内，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将有可能呈现出“低物价、高增长”的特有波动规律。
四、缓解微观矛盾并不会根本影响“低物价、高增长”
“低物价、高增长”能持续多久？还取决于紧缩之后出现的经济矛盾以及相应的宏观对策，在强力度的紧缩之后，一方面会表现出“低物价、高增长”特有的宏观形势，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对紧缩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企业困难等微观矛盾往往也最为突出。
前几轮“低物价、高增长”持续时间较短，重要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急于通过注入资金的方式，改善企业“三角债”等支付性困难。虽然在短时期内可能缓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但也为物价的再度反弹和经济过热增长埋下了隐患。此轮微观矛盾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尽管此轮企业困难仍较突出，但企业困难主因已由短线和资金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企业困难呈现出市场竞争乏力的特征。（2）就业问题在前几轮GDP大幅下降时并不明显，而此轮GDP相对平稳时却较为突出。目前就业问题主要分布于某些行业和部门，表现为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特征的就业问题。
现在的微观问题是伴随整个发展阶段而长期存在的问题。从企业困难看，以竞争乏力为特征企业的困难，除体制性原因外，主要在于新发展阶段中，企业竞争面临许多新的变化。首先，经济发展客观需要更为雄厚的技术与资金支撑，“大而全、小而全”分散的企业经营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要求，出现了企业间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单纯维持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问题。其次，企业竞争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传统的轻型化产品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国际市场已由相互分割转为相互融合；另一方面重化工业阶段，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大资本和高技术的有力支持，国际跨国公司已成为国内企业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在此条件下，许多国内企业不仅在资本、技术和经营等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还不能从传统的市场竞争中解脱出来，企业竞争乏力，效益明显恶化。从就业问题看，我国工业化正面临着一个大的结构调整和广泛的产业技术升级过程，产业升级对现有就业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就业问题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对称引发结构性失业。同时，我国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的问题。由于资本积累先天不足，劳动力转移过程一直较为迟缓，而重化工业阶段投资增密结果，使劳动力转移更为困难，“阶段性失业”更为突出。
目前微观矛盾长期性、阶段性的特点决定了短期单纯的总量扩张已无法缓解这些矛盾。在此背景下，以往为缓解微观矛盾而对长期“从紧”政策的影响已明显减弱，此轮有可能在适度从紧的政策下，实现低物价下的高增长，这是“低物价、高增长”持续发展的政策保障。
五、保持“低物价、高增长”关键在于协调几大比例关系
1.协调工农发展关系
（1）保持对农业投入力度。1）受自身发展规律影响，农业将在重化阶段呈现“边际收益不断递减、边际成本逐步攀升”的特征。保持足够的农业投入水平成为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2）受农民收入水平制约，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之间没能形成有效的衔接，企业产品升级换代失去了广阔农村市场的依托。因此，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成为企业缓解经营性困难和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2）加大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1）并非“高精尖”产品才具有国际竞争力，在世界各类市场划分中，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仍据有相对优势及发展前景。2）我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快速增长，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避免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可以相应提高农民消费需求，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3）重化工业阶段资金增密的结果是高投入无法形成高就业，增加投资中乡镇工业的份额，可以有效缓解阶段性和结构性的就业困难。
2.调整利用外资战略
（1）实施“内外双重平衡”的宏观调控模式。由于“对内单一平衡”没能将国际收支平衡真正纳入到政府调控范围之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时，国际收支政策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出现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对于物价，“双顺差”造成了基础货币构成之一的外汇占款急速上升，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大大上升，物价短期反弹的风险不断强化；对于增长，由于内资与外资松紧度的差异，企业一些合理需求可能受到过度抑制，一些企业的“合资”变作简单的融资手段，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控制物价将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对内平衡与对外平衡的冲突将更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在对国内需求适度从紧时，应避免对外资实行过度的优惠政策，否则不仅大大抵销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用，而且将对民族产业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
（2）实现利用外资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战略转变。新时期利用外资战略重点应从数量转变到质量上来。在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原则下，应避免无选择、无限制地吸引外资，必须依据国内产业政策和实际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外资，切实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作为利用外资的首要条件。在利用外资方式上，应更多地依靠借举外债等间接投资方式，充分利用举债上的可控性和作用上的自主性，实现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保持“低物价、高增长”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