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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读书结
常常想起四十年代苏联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他在一九四六年整肃苏联文艺界的行动与言论举世震惊，似乎也对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颇有影响。在我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那些年代，一提起日丹诺夫来大家都十分崇敬，甚至于有人曾经把中国的某一位十分有威望的领导人称为“中国的日丹诺夫”。而如今，时过境迁，回顾日氏报告，仍是那样地惊心动魄而又亲切难忘。日氏的语言，典型的绝对型、权威型、干脆说是暴力型的语言，我辈是如此熟悉——我们与这种类型的语言可以说是周旋了一辈子！
一九四六年九月，联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积极分子和作家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猛烈地批判了小说家左琴科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
左琴科写了讽刺小说。日丹诺夫称之为“把苏联人描写成懒惰者和畸形者、愚蠢而又粗野的人”。按，第一，懒惰、畸形、愚蠢、粗野，这样的人大概哪个国家都有，苏联也不会没有。别的国家的作家对于懒惰、畸形……而且远远不仅是懒惰与畸形的人的表现大概不比左琴科温柔。何必这样紧张？第二，一本书里描写了懒惰的人就说明整个苏联的所有的人都懒惰，也就是说每一本书都代表整个苏联，这个大前提不知道是哪一位愚蠢和粗野的“穴居野人”（这个词是当时斯大林喜欢用的，当然是有的放矢的）规定的。有了这样的规定，文艺家还怎么活？
日丹诺夫进一步对于左琴科进行人身攻击。他称左琴科是“市侩和下流家伙”。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社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则干脆谩骂说，左琴科是“凶狠的下流胚和流氓”，日丹诺夫说左琴科”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主题，便是发掘生活的最卑劣和最琐碎的各个方面。”这里把卑劣与琐碎放在一起，未免武断得惊人。卑劣是道德判断，而且是很厉害的判决。而琐碎呢？基本上属于事物的数量至多还有一点质量的范畴。例如通常认为家务劳动是琐琐碎碎的，又常常认为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女性说起话会琐琐碎碎，这里包含的最大的贬意无非是说一个人说话做事质量不高、此人并非英雄豪杰VIP而已。琐碎又能给旁人给国家造成什么危害呢？与卑劣不卑劣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大奸大恶，野心家阴谋家，黑手党大哥大，希特勒、墨索里尼、林彪、“四人帮”……倒是不琐碎，不但不琐碎而且频频做“伟大”与“超人”状，这种“伟大”的人，不是比琐碎的人更卑劣万倍，更危险百万倍、更为害千万倍吗？
日丹诺夫指出：“左琴科……不能够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中找出任何一个正面的现象、任何一个正面的典型……左琴科惯于嘲笑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来掩盖着这种嘲笑。”多么振振有词！这种逻辑这种政治帽子我们当不陌生。究竟是谁在嘲笑苏维埃制度呢？是谁应该对于苏联的这一伟大社会主义实验的未能成功负责呢？如果容忍一点“空洞娱乐”与“无聊幽默”，如果进而听取一下不可能没有的各种“嘲笑”，如果多考虑一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中国古训，从而让人说一点话包括逆耳的忠言，说不定日丹诺夫们的业绩会辉煌得多，而不至于让历史嘲笑得这么惨烈呢！
还有一点本身就够幽默的。日丹诺夫说：“据说左琴科的小说风行于列宁格勒的娱乐场所……”看来“嘲笑苏联人”的作品却受到了苏联人的喜爱，莫非是苏联人丧失了自尊与对于褒贬的正常反应？为了使苏联人捍卫自己的尊严必需靠日丹诺夫式的保护人的声嘶力竭的批判？
然后谩骂到“文学的渣滓”“野兽式地仇恨苏维埃制度”“可憎的教训”“诽谤”“卑劣的灵魂”“彻底腐朽和堕落”“不知羞耻”“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等等。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个年代受到这样地以权力乃至暴力为背景的大批判的滋味。也可以设想一下用这种语言谈一个作家一篇小说的“领导人”的文明程度与嘴脸。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五十年代我辈碰到的第一次文艺批判：批判电影《武训传》。当时，我的一个同事，一个绝非过于幼稚的前程看好的共青团干部看完了全部批判文章后认真地对我说：“我看这部片子的编导应该枪毙。”真是语言的暴力激发了行动的暴力冲动呀！
之后，日丹诺夫向“无思想的反动文学泥坑的代表”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猛轰，批她是“贵族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是古老文化世界的“残渣”。“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一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一位高官竟然用这样的语言谩骂一个女诗人，令人叹为观止。并不完全是霸道，并不完全是疯狂，说得确切一些，是混合着专横与变态心理的霸道与疯狂。
顺便说一下，阿赫玛托娃现在还活着，日丹诺夫则早已经成了极左文艺政策的代名词——叫做身与名俱灭了。外国文学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高莽译的阿氏的天才的诗作的中译本，看到她的坎坷历程，令人欷嘘不已。近年，她与著名老汉学家费德林合作，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可惜我不懂俄语，否则真应该更多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这位被封杀几十年的天才俄罗斯女诗人。
女诗人的罪名是：写了“渺小狭隘的个人生活、微不足道的体验和宗教神秘的色情”，从而是“完全脱离人民的”，日丹诺夫说：“这种离弃和歧视人民的文化残渣，当做某种奇迹保存到了我们的时代，除了闭门深居和生活在空想中之外，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甚至从这样的批判当中，你都会感到诗人的独特风格与魅力。这究竟是胡乱扣一些什么样的帽子呀！当然写叱咤风云的重大题材而又能写得好是珍贵的，是应该受到执政党的特殊重视的；但是有什么理由去怒斥“个人生活”与“微不足道”的什么什么呢？说写了这些就脱离了人民，等于是说人民就没有个人生活与微不足道，大概人民关心的只有世界革命与五年计划。这是在糊弄谁呢？这还需要讨论么？人民呀，多少人以你的名义来封杀有才能的个人呀！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去扼杀一个个具体的活人，这种作法，不论以什么样的神圣的名义，怎么能不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国而不国呢？
神秘与宗教云云，也绝对不能像日丹诺夫这样一笔抹杀。如今，艺术的某种神秘的魅力的可贵，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了。如果以神秘的风格描写了情欲，不是也比粗俗的性描写或对人的情欲讳莫如深更高明一些么？至于宗教问题，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非常细致复杂的方面，以为宗教云云可以以粗暴的一两句话判处死刑，至少是左派幼稚病。何况，艺术的宗教感与世俗的教会或寺院活动是属于完全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聪明与博学如日丹诺夫是不会不知道的，只是他太陶醉在自己的文艺大法官文艺大教主又是文艺行刑刽子手的角色里了，他热衷于颐指气使大杀大砍威风凛凛淋漓酣畅的表演——估计这种游戏也是能令人上瘾的——搞得完全不顾常识了。
“贵族沙龙颓废主义和神秘主义”、“用诗歌的腐朽精神毒害青年的意识”“与苏联文学绝缘的孤独和绝望意识”“使人们意气消沉、精神颓丧，产生悲观主义”，所有这些罪名都扣到了阿赫玛托娃身上。日丹诺夫吓人地却又是驴唇不对马嘴地说：“假使我们以消沉和对我们事业无信心的精神教育青年……结果就会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中得不到胜利。”瞧，阿赫玛托娃快成了法西斯的帮凶了。这可真是政治讹诈了。
这里，第一，不可能以共青团教材的标准来要求一切诗人与诗歌；第二，人的情绪不可能是单线的，乐观的人并非每天快乐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大笑六十分钟；第三，如果事业的信念取决于发表什么样的诗，这个事业的前途与依仗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战争的前途取决于该国人民读什么写什么诗，大可以将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战争转变成赛诗会特别是赛颂诗大会；第四，苏联的事业没有成功，请问是应该让掌握苏联国家与苏联各族人民命运的日丹诺夫们负责呢，还是让被批成了过街老鼠被封住了口的沉默已久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负责呢？
日丹诺夫猛烈地批评了发表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的诗作的文学杂志，说这些杂志“失掉了方向”“帮助敌人瓦解我们的青年”，这种语言与我们的棍子们是何等地如出一辙！
我有时候想，为什么日丹诺夫竟是这样穷凶极恶地对待一些文学作品与作家？左琴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太多，他也可能并不是多么优秀的作家；然而他至少不应该这样地被谩骂和扣上政治帽子，不应该被剥夺写作权利。至于阿赫玛托娃，即使她的诗歌不可能直接鼓舞苏联人民的斗志，她的存在与文学活动仍然是俄罗斯的光荣和骄傲，是俄罗斯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光荣与骄傲。她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实在是有百利而很难说有什么认真的害处。为什么用那样粗野的，应该说是完全不符合起码文明礼仪的语言去辱骂之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主义专制主义逻辑。其实极端主义是极其虚弱的，任何幽默或者人情味都令他们恐惧和丧失信心。他们只准说那么几句空话套话，出了圈就如临大敌，大事不好。呜乎！
读一读日氏的讲话，真可以称作是义正词严，浩然正气，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了治了。他坚信自己代表的是真理正义光明，而自己所否定的是反动腐朽黑暗。这种绝对化思维模式实在是危害太大了。它越是自以为伟大正确就越是会下毒手做出旁人做不出来的可怕的荒谬的事。因此上述日氏伟大风格的另一面，人们看到的是专横跋扈，以势压人，杀气腾腾，讹诈恫吓，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实在要不得！
然而日丹诺夫自以为是崇高伟大的。在这一类问题上，日氏他们的杀手锏乃是崇高二字。《真理报》的杀气腾腾的社论的题目便是《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真是讽刺呀，可怜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显得是那样卑微而批判者是那样“崇高”！
顺便说一下，笔者所肯定的王朔的“躲避崇高”，当然指的是躲避这种吓人杀人的自封的崇高即伪崇高。笔者对于王朔的肯定并非全无保留——笔者称王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笔者指出如果仅仅是调侃，最终也会玩不下去。凡此种种，如果不是智障，当不会以为我是对他无条件认同，但是更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一笔抹杀。我的文章标题“躲避崇高”当然也是指的王朔的躲避和这种躲避的背景与意义，对于这一点应该理解应该发出会心的一笑而不是动不动做勃然大怒状。至于我自己，我可以理解王朔包容王朔支持王朔，正如我也理解赞扬有时候是欣赏或者激赏例如张承志、韩少功、张炜与例如完全不同的陈染与诗人伊蕾。当然不是半斤八两，但这里完全用不着排座次。认为肯定了这种类型的作家就必须否定另一种类型，那是别人，不是王蒙。但是我并不等于王朔，随便看几篇我的作品就会明白这一点，除非是另有城府，另有谋略。我也根本不可能无条件地提倡躲避，恰恰是在我的作品与言论中，表达了我对于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有独钟。我只是不像有些人要理想就必须抹杀王朔，要王朔就必须抹杀理想。以为文章有个什么标题就是在提出什么口号，这属于阅读常识问题。以为我在号召一起躲避，就等于以为我在把王朔树为人人必学的样板。树几个样板喊一声：“向左看齐！”那是江青而不是王蒙的习惯。连这样的废话都要写出来占用刊物的宝贵篇幅，我实在觉得对不起读者。不知道那些人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还是太求甚解，还是根本没有读我的文章，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还是花花肠子太多了。
日丹诺夫式的崇高意识与两极对立模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一骂了之。我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伟大的与神圣的。“不做铁锤，就做铁砧”，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辩护词里的这句名言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和有力量的——革命必须维护自己的势不可当的权威。革命的严峻性是有理的。我这里无意全盘否定苏联。但这不等于说一个人一参加了革命哪怕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就立刻化做了圣贤与超人，就不会有常人凡人的弱点，犯常人凡人会犯的错误。而日丹诺夫们，以为只要获得了革命的称号革命的名义革命的几个教条革命的某些资历与地位官职就可以君临一切裁判一切统制一切，有了对一切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以为可以不问对象不问时间与场合地依仗这种革命权威，即滥用革命的权威，以为用一个简单的两极对立模式就能解决一切复杂的问题，这就成了害人害己害国害民的自欺欺人的神话乃至疯狂幻想了。
日丹诺夫的讲话里还大谈特谈别、车、杜的现实主义传统，大谈不能搞纯艺术，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大谈艺术应该有高度的思想性，应该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话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真理过了头就变成了谬误，请看，即使是别、车、杜的极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如果搞成了排他的教条，如果被夸大成为唯一的价值判断准则，也很容易变成扼杀文艺生机的哭丧棒。
我在重读日氏讲话的时候还常常想到用日氏的逻辑与语言怎么样批判我国的当代作家。例如以批判左琴科的词儿去批判王朔，或者用批判阿赫玛托娃的词儿去批判一批我国当代的女诗人。多么现成！多么适销对路！多么好使！用起来多么方便妥贴，得心应手！原来在那儿等着他和她们呢！实际上这些逻辑与语言远远不是死的过去，而是活的，到处可以见到它们的出现或者影子或者变形的。日丹诺夫的影响不能低估。
据一本《萧斯塔阔维奇回忆录》说，日丹诺夫是艺术的内行，他在做批判报告的时候讲台上放置着一架钢琴。他一边大批特批，一边随时弹奏示范——他认为是好的与他认为是不能容忍的——曲目，第一是真棒！佩服佩服！第二是，一位联共（当时还没有叫苏共）中央书记，竟然这样耳提面命地教授包括萧斯塔阔维奇这样的大师在内的苏联作曲家作曲，真是不可思议，盖了帽儿啦！
这就又印证了我早就说过的一句话：关于好人、坏人、外行、内行、领导关系的排列组合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好人内行领导内行。这是最佳搭配，但并不是总能做得到。
坏人外行领导外行。一块起一大哄，彼此彼此，闹剧而已，焉能成什么气候？
好人外行领导内行，领导不到哪里去，但也彼此愉快，偶有误会，说说很容易相通。此外好人当有志于学习，变外行为内行，这样的可喜的事例在我国也不少。
好人内行领导外行，不好，但也不难解决，加强培训，或调换一下人选也就是了。
好人外行领导外行，不好，但也没有太大难处，一起请调请求换班就是了。
坏人外行领导内行。当然不好，但也太坏不到哪里去。他外行，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常举例子，如果一个品质不佳的翻译局长不懂外语，众翻译的日子不是不会坏到哪里去吗？工作还不是照样作吗？
一切排列中最糟最糟的是坏人内行领导内行。怎么个糟糕法，读者大概不需笔者的提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