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进程论文,代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张艳国同志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的？》分四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程中代价问题的看法：一、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条件下肯定“代价”的？二、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条件下否定“代价”的？三、马克思主义是否认为社会进步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四、几点看法。本刊摘其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予以发表。
一、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条件下否定“代价”的？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纳入了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范畴。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获得了新的生长点，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他们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类型，从而认为：第一，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古以来就走着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方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东方社会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第二，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而东方社会的发展也并不处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它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开始的。第三，世界历史进程分列为东西方两条线索，它们的各自进程，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不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都适合其历史进程，是他们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结点。由于7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理论上的转折，他们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与代价问题的论述，就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东方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换言之，以消灭农村公社、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作为进入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即代价，是不值得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对于俄国农村公社来说，是灾难。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在1881年2～3 月间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政府消灭公社所有制，推进资本主义的做法，是“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2〕。1893年10月，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 俄国由农村公社经历资本主义所遭受的苦难，将要比西欧资本主义化所遭受的苦难大得多：“毫无疑问，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变革，没有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转变为另一些阶级，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虽然是在较小的规模上。”〔3〕既然资本主义对于俄国农村公社是灾难，那么， 就可以考虑其它发展道路。
第二，由于农村公社所有制是共产主义的支点，因此，俄国进入共产主义可以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换言之，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可以不必付出经过资本主义的巨大代价。
马克思把俄国农村公社放置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看，认为它是新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支点：“‘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4 〕资本主义化是将一种私有制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在俄国农村公社中进行资本主义化，则是将农民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从农村公社的存在条件和存在形式上看，它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支点。马克思分析道，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地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并且在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5〕马克思认为，正因为如此， 所以俄国“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用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6〕。
1882年1月，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他们关于“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在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7〕
第三，马克思明确申明，他们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分析，只适合于西方。这种分析，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因此，他认为俄国由农村公社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而不经过资本主义，是由其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而俄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不必付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的代价，正是由其历史特性决定的。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说，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他反对把这种理论变成一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
在时隔24年之后，马克思表述了与他在讨论印度村社制社会发展的不同思想：先前他认为，古代印度由区域史、民族史转入世界历史、进入共产主义的历程中，必将伴随资本主义化的巨大灾难性代价；此时他认为，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付出巨大的苦难的历史代价。应该看到，此时与他在24年前讨论问题所确立的理论前提是全然不同的。先前他是从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的，即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通向共产主义。而此时他则认为农村公社的公共所有制也通向共产主义，由于它同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东西，可以直接借用其文明成果，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历史的发展道路，由其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不能用普遍的历史法则去要求它。
二、马克思主义是否认为社会进步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进程中代价问题的论述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社会进步与道德水平的关系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社会进步与道德水平二律背反”论的；有论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同步”论者。我认为，在不同的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即在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历史角度，马克思主义反对“二律背反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自身的道德进步是高度一致的；单单考察私有制社会，即从阶级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马克思主义承认“二律背反论”的客观合理性，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道德损害的代价。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道德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时认为：在原始社会，古代氏族社会纯朴的道德达到了高峰，人们的公正友爱、互助合作、集体主义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正是未来共产主义新道德的原型和基础。未来共产主义是对人类阶级社会的战胜，是人类在高级的公有制上的复归，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程度，是社会文明的最高阶段。只有当社会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人类的道德才能全面得到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是人类道德全面完善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共产主义，才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9〕，“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这就意味着，只有到共产主义历史阶段，才能建立“真正人的道德”——共产主义新道德。恩格斯断言：“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1〕因此，从人类社会由原始氏族制到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考察，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从原始公有制到共产主义高级公有制，其间经历了漫长的阶级和国家社会。从原始社会胎胞里分裂出来的阶级和国家，正是对原始公有制道德的背叛，是以牺牲原始公有氏族制社会纯朴的道德为代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12〕正是在这个角度（两千五百余年间的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赞同黑格尔的说法，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取得巨大发展，而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直接奠定了物质基础，可是，正是在阶级社会，它仍然在背叛原始社会纯朴的道德的轨道上前进，最后又经历自我扬弃，实现向共产主义新道德的复归。因此，从阶级社会的发展来说，社会发展同道德进步往往是背反的。向共产主义新道德的必然扬弃与演进，只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不平等的和自私的，因而其道德本质是排他的和自私化的。马克思主义承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是二律背反的，其理论依据是：“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13〕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在讨论社会发展与道德水平的关系时，并不是僵化地、凝固地进行评估的，而是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的，他们总是在唯物史观的范畴内讨论这一问题的。他们既没有规律性地认定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存在社会进步与道德水平的二律背反论，也没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道德水平总是同步的，而是主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作不同观。
三、马克思主义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围绕社会发展进程中代价问题的讨论的粗略考察，可以形成几点看法：
1、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哲学的范畴内， 辩证地历史地讨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的。在代价问题上，他们的着眼点不是规律论（如认为和主张社会历史进程的“代价论”，即是把马克思主义肯定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代价现象的合理性，当成铁定的历史规律了；而“同步论”，其思维方式与方法，亦是如此。），而总是充满历史的辩证法智慧的。以上所述关于印度古代历史向近代化转折的分析，关于俄国村社制向共产主义转化的论述，关于社会发展与道德水平的阐释，就是如此。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具有能动的选择机制。而“代价”只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可以选择它作为历史进步的加速器，也可以避开它以另外的形式为自己的加速发展开辟道路。因而历史代价与历史进程只可能是相对地存在，而不是绝对地、普遍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对范畴。譬如战争，人们可以选择它作为历史进步的工具；也可以避开它，选择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加快历史进程。当然，历史的选择过程要比主体的想象无限丰富和精彩得多。
2、在讨论问题时，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代价论”者， 要么归结为“同步论”者，都失于全面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论述，疏于估价马克思主义分析此问题时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理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归结为“代价论”，就是把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代价现象规律化，认为历史进程中付出代价是普遍的、永恒的。这是一种误解，这只是讨论者先入为主的个人意见，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所谓的“同步论”，亦应作如是观。同步论者的认识方法是机械主义的，以偏概全的。其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范畴。
3、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进程中代价问题的研究， 对于社会科学工作的启示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主义的方法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述作规律化的理解，更不能等同于分析一切历史问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社会界同自然界的规律存在千差万别，不能用理解自然界规律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界。他们提醒道：“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4〕各国家，各民族历史的具体发展道路、发展状况、发展趋势，“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5〕。因此，我们分析和研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则精神、科学方法为指导，“从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的科学的研究。
注释：
〔1〕〔2〕〔4〕〔5〕〔6〕〔7〕〔8〕〔14〕〔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441页，439页，435-436页，437页， 326页，130页，131页，4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4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
〔1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第4卷， 94页。
〔11〕〔13〕：恩格斯：《反杜林论》，72页，91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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