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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政治经济学，学界有历史责任
拙作《重写政治经济学，滋润民族凝聚力》在《上海经济研究》面世，并且得到讨论，笔者十分荣幸。编者在发表拙作的时候，把题目改为《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给人以更加鲜明的感觉，看来也有道理。
有效率地生产和较公平地分配，是经济学面对的基本问题。价格机制，是经济学讨论的出发点。拙文的主要意思，是指出在价格机制这个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许多朋友囿于扭曲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信守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决定论”，拒绝接受以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上升、供大于求的商品价格下降为主要内容的“供求决定论”，把这种符合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和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并且人民大众在“物以稀为贵”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也很容易形成的正确见解，贴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标签。这是我们的课本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我们的理论大大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时甚至成为束缚手脚的教条的重要根源。
有效率地生产的前提，就是资源在“物以稀为贵”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之下的社会配置。如果价格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如果价格不反映商品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无从谈起。至于分配制度，我们在对比经济理论的“苏俄版”和“现代版”两个不同体系后指出，按劳分配作为基本的激励机制，主要应当在市场实现之后和按要素分配之后企业内部的劳动工资制度中得到体现。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在分配制度方面误导的结果，是使很大一部分群众，听信按劳分配是社会的分配原则，但是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因而影响了他们的信念。这是思想教育方面不利于安定团结和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经济学与别的一些学科不同，关系着我们党的纲领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每一个人的信念和感情。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把科学的真实的分析摆在群众面前，理论才有力量，教育才有说服力。因此，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学界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哪一种价格现象，供求论无法说明？
束金中同志的商榷文章（《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说，拙文罗列的经济现象，都可以用劳动决定论说明。拙文谈到，“粤菜风行，遂使鸡爪的价格倍增，难道养鸡的劳动现在才转而凝聚在爪子里？”读了束文关于鸡爪价格的长段文字，笔者仍然不明白，这如何“可以运用劳动价值论作出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束文未能把鸡爪作为单独的一种商品来讨论，而总是把它和别的商品扯在一起。其实，鸡爪早已是单独的一种商品。那年人民币对主要外币一下子贬值五分之一，在广东的市场上，整鸡的价格一时没有变化，但是鸡爪的价格硬是马上上涨了接近五分之一。因为市场的偏爱，早已使得鸡爪成为我国著名的进口商品。
至于错版邮票的价格，束文讲了半天，结论是这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这里写得明白，价格与（劳动）价值无关，要由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束文的这个分析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重要的是已经自己否定了“都可以运用劳动价值论作出说明”。
束文把一些价格现象归结为“垄断价格”，提出“对那些不能再生产或不能大量再生产的商品”，“只能按高于其（劳动）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同样已经自己否定了（劳动）价值作为商品价格轴心的地位。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笔者谈到土地和商场铺位的价格，说到未开发的土地并不包含什么劳动价值，但是有需求就可以卖出好的价钱；说到位置不同的铺位对生意影响很大，对位置好的铺位的需求要大得多，因此铺位的价格不应该因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相同而拉平，而应该按供求关系的不同而拉开。这时，维护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的会议主持者就说，土地以及铺位的价格，应当按照“级差地租”的理论来另外加以说明。
自苏俄版政治经济学问世以来，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保护性经营，价格理论的劳动决定论已经发展成一部庞大的机器。哪里出了漏洞，就在哪里增添附加的限制。在这种情形劳动决定论应如何体现，在那种情形劳动决定论应如何理解，往往都有“曲折迂回”（劳动决定论著作自己的用词）的出路。例如，为了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不致于太容易被动摇，一些著作就说，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直接决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围绕商品价值这个中心浮动。如果你紧跟劳动决定论的庞大体系，一个“可以浮动”，似乎就足以吸纳你对它的任何怀疑。但是我们要问，不是20%或者30%，也不是1倍2倍的变动，而是千倍百倍的变动幅度（例如错版邮票），“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浮动”的框架还能容纳得了吗？中心何在？实在是牵强得很。在此之外，又出现什么“两个层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划分。
就是这样左填右补之后，面对一些劳动决定论绕来绕去仍然束手无策的社会经济现象，居然还可以把它们归入“例外情形”的另册，以便理论在高挂免战牌的情况下仍能奏起凯歌得胜回朝。上引束文关于垄断价格应该如何确定的说明、会议主持人关于土地和铺位的价格应该如何分析的说教，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样的理论，怪不得无法在群众中生根。
相反，粗略概括为“物以稀为贵”的供求决定论，却普遍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价格现象。拙文提出许多劳动决定论无法说明的价格现象，包括束文在内的商榷文章，往往说了半天，最后仍像上面指出的那样，回避如何由劳动价值量来确定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问题。还有一些商榷文章，无力就有关的价格现象展开分析，却似乎不屑于具体的讨论，只是高喊“感性的认识决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高喊“现象的描述并不等于理论的升华”，不把自己关于所论价格现象的“理性思考”示人。面对这样高深的理论，笔者倒是要问一下，谁能提出供求决定论无法说明的价格现象的，哪怕一个例子？
理论属于全人类，不存在东西之分
一种理论庞大复杂仍漏洞百出，一种理论简明扼要却普遍有力。究竟哪一种比较科学，哪一种贴近客观事物的本质，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人说，“西方理论”中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停留在描述经济现象的浅层的认识，而现象的描述与本质的揭示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深刻还是肤浅，值得重新思考。例如面对一种商品，除了规格、价格、供货的时间、地点和数量以外，的确还可以探究是当家作主的工人生产的还是出自雇佣劳动的产物等非常深层的问题。但是，即使撇开这些问题是不是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的争辩，这样的探究必然导致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的局面，庞杂而凌乱。理论的境界讲究简明，讲究线索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关键，讲究是否可以观察，是否可以操作。拿这个标准看，劳动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既难以观察，更难以操作。正是由于这样，现代经济学直接从商品的价格出发，而不是从所谓“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出发。事实上，人民群众每天经验着的是价格，企业和政府要求咨询论证的是价格，因为价格是影响经济中消费和生产决策的可观察量和可操作量，而所谓价值却是难于观察和无法操作的抽象的概念，人民群众和企业政府都不会认真理会它。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正在向实际靠拢，认识到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的复杂多变的并且当然是来自社会深层的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活动中的价格信号才能被灵敏地反映出来。供求关系比起玄深的劳动价值来，恰巧抓住了价格形成的关键。
企图以外延的方式把现代市场经济的价格现象纳入劳动价值论的框架，这就是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内在的根本性矛盾。修修补补，将无济于事。相反，供求决定论则内涵地包括了劳动价值分析。对此，我们在《经济学科学重建，要从价格机制开始》中已有详尽的说明。那篇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虽然为表明刊物的立场，颇不寻常地以匿名批判文章同期紧随，但是比不许面世还是很大的进步。批判文章是针对《重建》的定稿写的，但是读者面对这两篇文章，仍然容易作出自己的判断。两相对比，我们特别欣赏《上海经济研究》真正允许探索和鼓励争鸣的办刊方针。
十四大以来，许多文章谈到要向国际惯例靠拢，按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办事。这是在操作的层次上说的，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我们也应当向现代经济学靠拢。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起飞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有声有色的贡献。但是要注意，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属于全人类。所以，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这并没有贬低我国经济学界的意思，相反，正展现了我国经济学家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也将作出不但国际称颂而且国际采用的贡献的前景。
劳动决定论的误导，产生众多经济恶果
如果商品价格的制定背离了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这种商品的价格的规定性，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的甚至政治的弊病。设想一幢公寓落成，如果以“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相等为由，不管朝南朝北靠山面海和层次高低，坚持拉平每套寓所的售价，只会鼓励一些人通过“走后门”等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理想套间。商场铺位的限价，也是这样。本来铺位的好坏对生意的影响很大，所以对好位置铺位的需求强烈得多，从而这些铺位的售价理应高许多才是。倘若象过去那样，因为各铺位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相等就实行同价，徒然激起名义价格以外的竞争。这种市场外竞争的背后，有多少肮脏东西！包括“票霸”、“黑市”在内。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当然有其社会学的和道德伦理学的原因，但是商品价格背离了市场供求关系对于它的规定性这一经济学的原因，才往往是症结之所在。
我国森林资源原来就很贫乏，建国40多年来又进一步萎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木材价格只以劳动成本为基准。是的，原始森林并不包含人类劳动。所以，在劳动决定论误导的价格政策之下，采自原始森林的木材，其价格只按表示劳动的采集成本加成。这就造成木材价格连年偏低。我们说过，只要是拿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交换而又确实有社会需求的东西，哪怕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也“可以”卖出很高的价钱。对于国家稀缺的自然资源，上面的“可以”必须改成“应该”才行。自然资源并非劳动创造，不包含劳动价值量，但是因此而只按采集成本加成定价，真是暴殄天物。我国的能源效率为什么至今仍比很不先进的印度还低很多，煤炭的价格只以煤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为基准，是价格政策方面的原因。这些都是劳动决定论误导的价格政策的恶果，怎不令人痛心！
在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方面更是这样。例如，前些年的房地产热，暴露了成本价加上8%利润的价格政策的不合理性。它完全是关于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误导的结果。外资企业可以按市场供求关系随行就市灵活决定价格，国有企业却困守成本加8%利润这一价格政策，那就无法去作市场竞争。最近，又对基础设施的私人或境外投资，作出回报率不得超过12%的规定（如见《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48页）。我们终将自吞这项政策的恶果。
马克思讲究辩证法，后人不该墨守陈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因为“姓资姓社”的顾虑而不敢直接运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但当后来好不容易自己总结出一两条时，却发现别人早已把类似的原理分析得很清楚，并且写入了课本里。现代经济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有趣的是，关于过度竞争、市场失灵、垄断的损失与限制、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等等，一句话，关于市场力量的弱点，人家比我们的批判更清醒。如果我们早一点放包袱、换脑筋，对现代经济学早有正确的认识，就可以少付许多学费。
价格机制的讨论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正因为价格机制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所以总有人担心供求决定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除了具体价格现象的认识以外，束文的另一个更鲜明的观点是：如果劳动价值论被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随之被否定了；用供求决定论取代劳动决定论写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这是万万干不得的。
笔者感谢束金中同志的好心。但是我们要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有不少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就是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在改造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一伟大成就，将永载人类史册。但是，马克思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商品的可实现价值的增加主要来自工人的劳动，并不排除我们观察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事实。只要我们发展自己的观察，进行自己的思考，就不难判断劳动决定论不是价格机制的科学学说，而供求决定论，才是价格机制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立论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劳动价值说，套用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那只是理论的误植。
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那么明明有许多价格现象不能用劳动决定论说明，为什么一定要信守劳动决定论而拒绝接受准确得多的供求决定论呢？毋容讳言，担心劳动可能因此受贬，担心按劳分配将不再顺理成章，是一个因素。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共产党的旗帜就是“劳工神圣”。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我们只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而已。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对于资本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得从思想路线去找。
我们设想，由于经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许多朋友的善良愿望。问题在于，一些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长期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吗？马克思大概不会料到因为他曾经把与之论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庸俗经济学家。他的一些自称正统的门徒就把随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科学的主要发展，都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大概更不会同意凡是他没有说过的，他的后人也不能说。不会同意凡是他曾经说过的，他的后人都必须信守无移。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
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何必再兴八股风气
束金中同志的商榷文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论理。本来，学者当然应该用自己的语言写文章，可惜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科学领域却弥漫着相反的“八股”风气。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最近的几篇维护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批评供求决定论的文章，就大段大段地引述别人的文字。
或者有人会说，这些文章大段引述的，主要是马克思的文字。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是应该这样做。但是且慢。我们这些作者，有几个读过原文的马克思著作？从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几十年里，每当“理论”焦头烂额的时候，人们就论证过去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错了。这样为理论界开脱的例子，我们见过不少。“因为”是翻译带来的错误，理论家似乎就没有责任了。这样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家，不是太可怜了吗？你自己的判断在哪里？
即以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一篇文章为例，除宣称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别人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以外，在“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吗？”的标题之下，有这样一段十分精采的文字：“早在6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有两种含义的生产劳动，…但是，当时我对生产劳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尚持否定意见；到80年代…我逐步改变了以上的观点，肯定了生产劳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而且…在同样时间创造的价值要大于物质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随后，该文作者转而讨论“生产劳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在得到他的新结论以后，呼吁“现在应当正本清源，坚决纠正”他所说的一个“悖论”。
这段文章，活灵活现亮出了一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逻辑。捍卫文章作者当时当地对经典著作的有关句子的理解，就是他要捍卫的马克思主义。他今天的理解是60，那么50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的观点”，而70是“庸俗”的理论；等到明天他的理解是70，那么他原来捍卫过的60成了“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的观点”，而别人的80还是“庸俗”的理论。在这样的永远自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捍卫者面前，那些善良的老是担心自己还未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子，真是无所适从。
不过这还算好的，至少明白地说出自己过去的观点应当修正。还有一些一再在重要报刊上批判市场经济“庸俗”理论的大家，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发言人，不仅不必对过去的批判作任何交待，而且似乎在今天赞成市场经济的学者当中，也仍然只有他们才有正确的出发点和正确的方法论，不容别人有说话的余地。
一定要把一种理论和某个祖师爷联系在一起，是我们一些朋友的习惯手法。这种手法的好处，首先是文章可以写得很长，因为抄写和体会就占去许多格子。篇幅越大，引用越多，就越象力作或巨著。最大的好处则是：一旦联系程序完成，那么谁是谁非就只看祖师爷，文章写得既长又臭也不要紧。这样下来，劳动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供求决定论则出自马歇尔，于是可以高唱得胜令，因为按照他们的分类，马歇尔属于庸俗资产阶级文人。
的确，就有论者说笔者是企图引进马歇尔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的理论。如果这样，那还有什么切磋探讨可言？在这样的论战策略面前，笔者感到非常惭愧的只是，迄今未能认识到需要读一本马歇尔的书。但是，面对这样的策略和逻辑，我们必须指出，我国民众关于“物以稀为贵”的说法，比马歇尔的降生，早了好一阵子。如果一定要找供求决定论的祖师爷，人民大众将当之无愧。“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那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除了索引、文献以外，用自己的语言写作，也是我们的社会科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翻开论述牛顿力学或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著作，读者很难找到原句抄写的牛顿的或爱因斯坦的话，因为作者必能融汇贯通他所相信的理论，得心应手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西方”似乎没有多少专门论述价格机制的著作，因为人们身处的环境早已使他们认为供求决定论天经地义。但是在牵涉一点供求决定的论述里，也没有人搬出马歇尔来为自己的论述打旗。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离了“马克思”的语句就寸步难行？写到这里，笔者倒想破例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啊，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今天，并且看到这一切的话！
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我们的观察，发展我们的思考，建设无愧于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这才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愿以以上各点，再次向专家和读者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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