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辽夏金元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夏金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的辽夏金元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元史领域，就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数量、质量上看，本年度可谓元史研究的“大年”。
一、辽夏金史研究
周远廉主编、李锡厚撰写的《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本年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统治集团的活动为线索，展现出一幅生动的辽金两朝兴盛衰亡的历史画卷。在西夏学方面，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8月在银川召开。 本次大会有不少论文涉及到了西夏史，主要集中于西夏人的哲学思想、西夏的官牧制度、西夏与宋朝及周围各族的关系、西夏的印刷术等几个方面。除这些以外， 据年终不完全统计， 本年度辽夏金史研究论文还有120余篇，涉及三朝的政治、民族、对外关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方面。
1、政治史研究
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政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年度杨茂盛、李敬武等学者均从权力继承这个角度着手剖析了辽代契丹上层贵族间的矛盾倾轧。杨茂盛《试论契丹的宗族——家族斗争及其世选制》（《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 契丹社会不是氏族部落社会而是宗族部族社会，与此相适应形成权力继承上的宗族——家族世选制。随着宗族本位逐步让位于家族本位和家庭本位，世选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而权力的作用则越来越大，对权力的争夺也越来越深入。李敬武、董剑虹《辽代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新探》 （ 《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 辽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都是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的，而建国初的皇位继承实际是建国前契丹族部落联盟之大汗产生形式的延续；契丹建国前的汗位主要靠斗争获得，这种斗争有些比较明显，而更多的则被“推选”的假象所掩盖。作者据此进而分析了剌葛叛乱和阿保机之后的皇位更迭。和希格《从皇统党狱始末看金朝政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2 期）以皇统六年田珏党狱冤案历四朝、长达半个多世纪才昭雪的事实为线索，分析了金朝从熙宗初年历海陵王、世宗到章宗初年间官吏制度的弊病和统治集团的腐败。
李晓《西夏的和亲政策》（《文史哲》1996年第3 期）通过考察西夏对辽、吐蕃、蒙古的六次和亲，分析了西夏和亲政策的目的、实质、内在动力和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进而总结了西夏和亲活动的几个特点。
此外，张含棠、张国庆分析了辽朝军事制度的一些特色（《略论辽朝军事机构及军事制度的特色》，载《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 期）。关树东《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探讨了辽朝部族军的屯戍制度，考证了五院、六院、 乙室和奚四大部族军的屯戍区，并对辽朝部族军屯戍的结果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吴凤霞则在《辽金元省制特点刍论》（《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 期）中概括了三朝汉官官制中省制的三个特点：承袭前代加以变革，其变革方向为一省制；设置官吏具实用性；多民族性和种族统治相结合。
2、民族和对外关系
民族和对外关系是辽夏金等非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中两项富有特色的内容，可以说，不了解民族史和对外关系史将无法深入研究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杨雨舒《辽代耶律羽之“墓志”所记东丹国史事考》（《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期）一文， 对墓志中所涉及的东丹国中台省与大内相、耶律羽之治理东丹国的政绩、东丹国南迁等几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魏志江近来着力于辽金元与高丽关系史研究，本年度发表了 《论辽与高丽关系的分期及其发展》 （《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和《〈辽史·高丽传〉考证》（《文献》1996年第2期）。前文探讨了辽与高丽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后文则对《辽史·高丽传》中有关辽与高丽关系事的疏略和舛误之处作了详细的考证。
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1 期）一文通过对党项发祥地、党项人祖先的传说、风俗习惯的例证以及现存党项姓氏与鲜卑及其族系的姓氏对音分析，得出结论：从党项族的原始意义而言，党项是鲜卑而非羌。杜建录《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及其特点》（《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 将西夏及其建国前的夏州拓跋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党项（羌）、西夏对外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并探讨了其原因所在。
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历史研究》1996 年第3期）认为，金代前期的民族歧视主要表现为女真、渤海、契丹（奚）、汉人、南人五个民族等级的不平等地位；海陵王至世宗时期，南人地位的上升与汉人、契丹及奚人地位的下降，使得各个被统治民族的等级界限不如过去那么鲜明。然而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贯性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藏文史籍记载的木雅（西夏）王史料陆续公诸世上，然而几个木雅王号的具体所指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5 期）结合汉文和西夏文史料，指出其中的se hvu为西夏太祖继迁，gai hu为太宗德明，gairtsu和dus pa ngo nu为景宗元昊，rg yal rgod 为桓宗纯祐，rdo rje dpal为末帝祐。
3、社会经济
本年度有关辽夏金时期社会经济的论文不是很多，且大多为金史研究之作。而杜建录《西夏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则就西夏农田水利的基本情况、 管理系统及机制等问题作了探讨。
刘浦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 金代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土地争端是同女真人向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女真人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分不开的，土地争端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直接导致了红袄军起义。郭正忠《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 主要讨论了史籍和实物资料中有关金代盐使司及其分司的创置、变迁、使司职掌、盐吏赏罚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并对《金史·食货志》中的部分载述作了补正。曾代伟《金代金融立法述论》（《民族研究》1996年第5 期）对金朝货币金融律令的颁布、修订、施行及其得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评价。
4、文化和人物
黄震云的长文《辽代的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第2 期和第3期）对辽代的原始宗教、诸帝王对佛教的态度、 僧民的来源和社会地位、寺院的规模与社会影响、佛教的宗派及其斗争、经幢与佛经雕印、佛教和文学、辽代的儒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及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 期）一文考述了金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和沿革过程以及史官职责与成就，并概括出了金代史官的一些特点。白滨《西夏雕版印刷初探》（《文献》1996年第4期）描绘了西夏雕版印刷的面貌； 张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民族研究》1996年第4 期）一文则从印刷材料、规模、版式及装帧形制等方面探讨了西夏书籍的状况及印刷术的发展。此外，有关辽夏金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张国庆《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范寿琨《论辽代儒学的兴起及其作用》（《北方民族》1996年第2期）、 刘兴全《论西夏的文化教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尚世东《佛教与西夏文化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 期）等。
关于辽夏金时期历史人物研究，本年度也有几篇论文面世。何天明对萧孝穆进行了研究（《辽朝中期治国安邦的卓识者萧孝穆》，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李蔚《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元昊建国的必然性、 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元昊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行动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禹宏、徐蓓文《金代黑龙江的女真状元徒单镒》（《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2期）从徒单镒的姓氏、故乡、金代的科举制度、 状元的称号、考试的等级和场所以及徒单镒考试的成绩等方面证明徒单镒是金代黑龙江当之无愧的女真进士第一名。
二、元史研究专著和论文集
由于起步晚，加上史料的匮乏，元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取得多大进展，从而成为元史研究中特别需要加以深入的一个领域。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史卫民30万字的《元代社会生活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元代社会生活的大部头著作。全书对公元13—14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各层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重点揭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交融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书中内容包括元代的行政区划、生态环境、人口和民族分布、婚姻家庭状况和婚礼习俗、衣食住行各方面情况、医疗卫生条件和丧葬习俗、伦理道德、社会禁约、礼节、岁时风俗和娱乐等。全书图文并茂，脉络清晰，不乏真知灼见，是一部颇具功力的历史专著。
元朝统治境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是前所未有的，但对元时期各少数民族的研究，长期以来除对蒙古族、回回族研究比较充分外，对其他民族的研究还很不够。近几年来，元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力度不断深入，边疆民族研究不足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年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罗贤佑著《元代民族史》，对元时期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历史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全书纵横相济，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元史研究中的重头戏，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元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成就也表现在政治史领域。本年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高华、史卫民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元代》突破传统的官制史叙述模式，借鉴政治学、法学、民族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洞察和把握历史的真相。全书着力揭示元朝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投下分封制以及军事、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各项政治制度中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二元混合的特色，深入分析了元朝为有效管理和统治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政治制度中进行的多方面改革和运行机制上形成的许多适应性变化。
李治安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书本年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元代部分由主编撰写。作者以元代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统属关系为核心，逐一探讨了元朝在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等领域内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指出元代行省制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性质为“分工性地方分权”的中央集权方式。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集权制的利弊得失和在历史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前述《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的“元朝卷”由陈世松执笔。全书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从成吉思汗漠北立国到元顺帝北逃上都的元朝兴亡史，并对个中原因作了有益的探索。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作为《历史爱好者丛书·战争与军事系列》之一种本年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部12万字的小书叙述了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征服活动的历史，在有限的卷帙中充分展现了世界征服者的才智和个性，并对他们的是非功过作了客观的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八卷叙述的是元时期的历史，其编撰工作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参加本卷编写的各位作者，都是在蒙元史、科技史及相关领域内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历时十年的编撰过程中，各位作者多次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切磋，对自己撰写的内容反复修改和补充。年底，这部“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的断代史著作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20万字，分上下两册，即《中国通史》第十三、十四册。
这部断代史著作用新综合体体裁写成，分为“序说编”、“综述编”、“典志编”及“传记编”四个部分。在“序说编”中用近17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元史研究的国内外各种文字资料和自明朝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的文献材料中有不少为以往我国治元史者没能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够的。举凡1995年以前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考古发现、史料整理等，在本书中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于叙述中提出了作者的见解。在“综述编”中，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蒙古兴起、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作了系统的阐述；元朝十三帝在位时期的重大事件、制度因革和政治利弊等，均可一目了然。元朝最富特色的西北宗藩、民族分布、宗教兴盛、对外关系等几方面内容也在本编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本编是全书的主干，填补了元史研究领域内的不少空白，补充了许多前人的论述中不够深入的地方，如对元中期史的叙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典志编”中，利用丰富的史料考证了元朝的土地、户籍、赋役、漕运、钞法、职官、军事、投下分封、法律等制度，并对当时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礼俗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描述。该编不少章节在作者代表性论著基础上修订而成。尤其在元朝畜牧业、商业、市镇、户口数量等研究领域中难啃的骨头上，作者下了功夫，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传记编”中，除详细考察了元朝不同时期代表性重要人物一百余人外，还用七个章节的篇幅系统介绍了元朝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有些人在《元史》中没有立传，本编则给了他们应有的地位。介绍自然科学成就的章节，都由国内科技史专家执笔。全书四个部分承担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无疑，较之以往的各种史书体裁，这种新综合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具有更多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
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选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是本年度出版的一部学术水平甚高的元史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收有蔡美彪、杨志玖、萧启庆、植松正、柯立夫等中外学者论文31篇，涉及汉、蒙古、藏、回回等内亚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物、典制、民族关系等。杨志玖对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的人数问题在清人钱大昕、美国学者柯立夫、今人贾敬颜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据《元史》、《元朝秘史》及元人文集，提出参加“班朱尼誓约”的人数为19人，并对其中一直难以考证的3人的名姓作了推测。 刘迎胜的长文通过多种文字材料的分析对证，详尽考察了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的活动和下落。王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蒙古国探马赤军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对各家观点进行了评述。王晓欣分析了元代乾讨虏军的来源、行为及屡禁不止的原因。达力扎布考证了北元诸汗斡耳朵游牧地的范围。巴哈提·依加汉通过对乃蛮官职shal和乃蛮“帐前军”的考释，初步探讨了十三世纪前汗权观念之下的乃蛮统治制度。邱树森分析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涉及到的中国穆斯林的几个问题，包括社团组织、宗教活动、商人情况、心态、习俗和文化娱乐等。王尧对元廷所传秘法提出新的见解：藏秘本有许多合理的有利于修心养性、养生保元的道理，由于元廷帝、后、太子、宫妃及王宫大臣放纵享乐，置国事于不顾，密教因此蒙上尘埃；外界对密教之不全了解，是因为“受密教戒得入，余不得预”，所传秘法在很小范围的缘故。
蔡美彪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元代三体字园牌和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卷下收有的八思巴字“元国书牌”作了音释和分析。方龄贵对《通制条格》中出现的“伴读”、“按答奚”、“八匝儿”、“托”、“房亲”五词作了详细的释义。周良宵考证出《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存在的句读、人名、地名等七十余处错误，特别是本纪部分的句号使用“颇伤于滥”，以至有些句子“有乖原意”。丁国范利用新的史料和有关新发现的文物，更为明确地解决了元大龙翔集庆寺的旧址问题。
周清澍就忽必烈“潜藩”时期的“新政”进行评价，认为忽必烈在汉地“新政”的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姚大力、陈高华两位的论文是有关中元政治史研究的新成果。姚文认为仁、英二朝的儒治虽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积极成果，而无论仁宗还是英宗，“都没有亲劳鞍马的业绩”，又不屑讲求“惟和”来加强自身及其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以及上层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因此，儒家政治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资源，就很难在改塑蒙古内部关系方面取得多少实效。陈文考述了泰定元年（甲子，1324年）的进士姓名及其政治流向，认为元朝推行科举后，尽管为官僚制度输入了新的血液，但元朝讲究“根脚”，由进士进入政治上层者只是少数，因此“科举制对元代政治生活的影响，应有适当的估计”。陈得芝就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一事，分析了忽必烈求贤的原因，考察了程钜夫所荐南士的行踪，进一步探讨了江南士人对新朝态度的演变。李治安的论文认为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为太宗窝阔台六年之甲午岁（1234年），并分析了修端正统观的特色和价值。高荣盛从元代行商条件的改善、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经营的内容和方式、商业活动的影响等多方面研究了元代的商人情况。杨国宜利用多种文献资料，考证了元人孔齐的家世、宗族、姻族、行实等。
此外，在本论文集中，黄时鉴、华涛、卢明辉、沈卫荣以及海外学者萧启庆、柯立夫、古田顺一、松田孝一、植松正、若松宽、原山煌等都有精彩的考证或论述，由于涉及面超出元史范围或非国内研究情况，本文不再介绍。
三、其他刊物上的元史研究论文
本年度发表于其他刊物上的元史研究论文约100余篇， 研究领域涉及元朝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边疆民族、历史人物、政治制度等。其中前三项为以往元史研究中的薄弱之处，近来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本年度在这些领域内的论文也较多。
1、社会经济
高树林近年来着力于元朝诸色户计的研究，本年度发表了《元朝盐户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 期）和《元朝茶户酒醋户研究》（《河北学刊》1996年第1期）两文。 在前文中作者分析了元朝官府对盐户的严密控制，并对元朝各盐区的盐户数、盐产量和工本钱、官府剥削率等项目作了测算。后文利用现有的文献记载，逐一分析了元朝茶户、酒户和醋户的一些相关情况。修晓波《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指出， 西域商人从政现象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该文分析了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并就大蒙古国及元初在中央担任要职且给元朝政治带来一定影响的牙老瓦赤、田镇海、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几位西域商人作了一番考察。陈伟明《元代城镇饮食业的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 期）探讨了元代城镇饮食市场的产销、管理、消费对象以及城镇饮食行业的商业经营方式，指出元代城镇饮食业总体上呈发展趋势，但并没有能够普遍提高商业文化水平。陈贤春《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原因探讨》（《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 元代农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创新、农耕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获得了较大的提高。该文进而分析了元代农业发展较快的原因，一是元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二是大力开荒屯田；三是两宋留下了丰富的农业遗产。此外，有关元朝社会经济的重要论文还有：姚恩全《论元代江南田户管理人的职能及其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王立军《元代地方官学生员及其学习生活》（《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冉苒《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等。
2、思想文化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2期是元代文化专辑， 该期收有查洪德《耶律楚材与北京》、邓瑞全《元代活字印刷漫谈》、周少川《元代的私家藏书》、单国《元代的大都城》、闻漱《成吉思汗祖孙的西征与柏朗嘉宾教士鲁布鲁克的东游》等近20篇论文和介绍性文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1 期曾发表鲁同群《〈心史〉是一部伪书》， 1996年第2期则发表了陈福康《〈心史〉决不是伪书》。 陈文从《心史》内容本身、沉井保藏经过、初版刊刻情况以及其他明末人士的记述等四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期发表鲁同群《就〈心史〉真伪问题答陈福康先生》，认为陈文未提出任何足以证明《心史》不是伪书的有力证据。
“国亡史作”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李华瑞《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 期）分析了其中的原委。 江湄《元代“正统”之辩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则从《纲目》（《资治通鉴纲目》）之学、史书义例、 修史传统等元代史学思潮方面考察了元代的“正统”之辩，剖析了当时各种论点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实质，并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上的价值。王培华在《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中认为，胡三省的成就不仅仅是对《通鉴》在记事、 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更重要的是他对“道”即历史发展法则有独特的认识，因而在史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方龄贵继专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之后，本年度在《学术集林》卷七上又发表了《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补》一文。该文在审音和对勘的基础上，辅以大量的文献佐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元明戏曲中的“都麻”、“曲律”、“五者”、“厮麻”、“哈刺”、“沙八赤”、“茶迭儿”等蒙古语词汇作了对音和诠释。
此外，有关元朝思想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方建新、金达胜《元代私家藏书考析》（《文献》1996年第4期）， 该文考察了元朝藏书家的区域分布、基本成份、藏书主要来源以及藏书家对图书的收藏、保管、利用等方面内容；杨昶在《元代“四书”类典籍述略》（《文献》1996年第1期）中从元朝研治“四书”的典籍入手， 初步探讨了理学在当时的传承状况；王诗昌《试论北杂剧搬演形式》（《上海师大学报》1996年第3 期）则分析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极少的北杂剧舞台演出形式；等等。
3、边疆民族
除了前面介绍的专著《元代民族史》外，本年度研究元朝境内民族的主要论文有：彭建英《元代民族政策的类型、特点及其主要指导思想》（《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 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高慧《略论元朝在云南的经济法制措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5 期）、 杜若《元明之际金齿百夷服饰礼俗发式的变革》 （《思想战线》1996年第5期）、 肖迎《元明清时期怒江地区民族生活概说》（同上）、张云《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马冀《西藏蒙古早期关系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尚衍斌《元代畏兀儿人史事杂考》（同上，第2期）、司俊《略述元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及特征》（《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陈国光《蒙元统治者与西域穆斯林》（《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该文探讨了蒙元统治者在对待和处理与西域各民族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和实施情况。）等等。研究元与西北宗藩关系的论文主要有：徐黎丽《论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许晓光《论1260年后蒙古大汗与伊儿汗的宗藩关系》（《民族研究》1996年第5 期）、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等。
4、人物研究
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江西省乐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洪皓、马端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于1996年10月在乐平召开，会议围绕“洪公气节、马氏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专家们还对《文献通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胡克均在《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1 期上撰文分析胡三省“蒙昧草野”的原因（《胡三省为何“蒙昧草野”六百余年》）。黄卉《马致远生平籍贯考》（《文献》1996年第3期）一文认为，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为大都人，生年在1250年左右，卒于成宗至治年间。该文还初步探讨了马氏生平经历的大致脉络。蒲向明则对另一位元曲大家关汉卿作了研究（《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中的地位》，载《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有关元代各族文人的主要论文还有：萨兆为《元人萨都剌客籍大都说》（《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陈世松《元代契丹“诗书名将”述律杰事迹》（《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等。
李治安《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 期）通过考辨元明时期若干部藏文史籍，增强了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说的确实性与科学性。瞿大风则对术赤生平的一些事实进行了考证与分析（《术赤生平事略考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马世禅《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儿思兰汗》（《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也是一篇研究元朝政治人物的重要论文。
元朝知识分子心态的研究是近年来新拓展的一个领域，本年度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欧阳光的《诗社与书会——元代两类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分野》（《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该文认为， 元代前期出现了诗社与书会两类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时代巨变，前者无所适从，他们心头笼罩着巨大的失落和幻灭的情绪；后者却能从以为官为政为核心的狭小生存空间脱壳而出，迈步更广阔的生活。价值取向的分野亦导致了不同的创作局面，前者的创作仍不脱孤芳自赏的窠臼，而后者则与民间艺人相结合创造出元曲创作的辉煌局面。
5、政治制度
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近30篇，现择其要简述如下。刘晓《元代大宗正府专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2 期）以元代大宗正府这一特殊机构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设立背景、设置过程、官吏构成，着重分析了大宗正府的特殊性及管辖范围的变化情况。任崇岳《从两通元代碑文看“海都之乱”的性质》（《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一文， 通过分析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两通与海都有关的元代碑文并考察了各种资料，认为窝阔台之孙海都曾在忽里勒台上定为汗位继承人，他起兵对抗中央政府不是叛乱，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廖大珂《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 通过对元朝三种主要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即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的分析，指出它们尽管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 期）就驿站对元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作了简要论述。白拉都格其《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4期）、 钱伯泉《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毛瑞明《忽必烈伐日及其败因》（《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蒋远柏《元代宗教政策宽容性成因浅析》（《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1 期）等文章也都很有新意。
以上所述，仅是作者个人见闻所及范围内接触到的1996年辽夏金元史研究成果，难免挂一漏万，评论也难免有失公允，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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