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9)04-0001-(10)
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找到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使中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的模式，或者说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本文着重论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形成、本质特征及其创新发展问题。
一、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形成
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模式是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确切地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1，渐进式改革：以“基本实现小康生活”为特征的民族复兴路径与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将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①1984年邓小平接见撒切尔夫人时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次，没有现成的经验来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之所以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去模仿，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只能比资本主义更富裕。在改革的初期，在没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与原有理论相抵触的情况下，遇到重重的阻力。为了突破各种障碍，但又要稳妥有效，必须既要大胆尝试，又要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采用“渐进式改革”的代名词。“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找民族复兴路径的一种探索。探索的目标明确：如何使改革开放前的农村3.5亿贫困人口（占1978年农村总人口数的39%），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脱贫，并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多数人富裕，进而实现小康生活。
从1979年到1989年，改革开放政策使得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消灭贫困的效果十分显著。农民人均收入从160元增加到602元，上涨了2.76倍，年均增长率14.7%；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从0.677稳步下降到0.548，城乡收入比例从2.50下降到2.16，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990年，农村的贫困人口降至97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1.0%下降到11.5%，同期城市的贫困人口降到13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0.4%。[1](P163)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贫困主要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满足基本生活最低需求的物质基础（如衣、食、住、行）极为匮乏，其水平之低，甚至低于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标准。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对贫困得到了极大缓解，但贫困并没有被消除，贫困问题开始向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发展，体现于以后阶段的社会发展中。结构性贫困是指由经济结构、社会政策、分配制度、二元结构、双轨制等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区域性贫困是与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经济基础、社会服务等因素相关的贫困。阶层性贫困包括农村与城市的贫困、特定人群的贫困等，被分为少数民族、移民、流动人口和富裕地区的贫困人口四类。
从具体致贫原因的结构性问题来看，最主要的就是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模式以及与贫困有关的社会文化特性。其中，分配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没有经验可循，表现得较混乱。在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奔向小康的过程中，由于分配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没有起到明确的政策导向作用，高科技人才流失严重，大中小学老师队伍不稳定、社会地位不高，社会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建立起合乎现代社会职业结构的收入分配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积极消灭贫困现象、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又为制造和扩大收入差距留下了隐患。
在改革30周年之际反思“渐进式改革”在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和特点，我们把它定位于“以脱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基本实现小康生活”为特征的民族复兴的路径与模式。
2.跨越式发展：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民族复兴路径与模式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后，面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经济全面整顿之后，1990年GDP增幅从年均12.2%跌至3.8%等问题，改革如何深入？改革与民族复兴之路是否仍然循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路径走？这是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在思考的重大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现代化能不能搞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理论解决了人们对发展理念的最大疑问。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至此，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路径已经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自1991年开始出现回升，到2001年为止，GDP年均增长达到8.9%。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得到较好控制，呈下降趋势甚至为负。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从谷底（人均3.8%）到年均8.9%，标志着改革开始摆脱“渐进式”，转向“跨越式”发展；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给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带来了喜人的局面。从1990年到2001年：(1)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9%，占GDP的平均比重为34.0%；(2)外贸年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4.9%，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9.5%，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高额的顺差形势（1993年除外）；(3)全年实际使用外资年均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其每年使用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的记录一直保持至今。[1](P171，P184)从2001年到2006年，人均GDP每年都保持9%以上的增幅，这是“跨越式”发展的标志，也是改革进入到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为目标，进而实现民族复兴阶段的标志。
3.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为特征的民族复兴之路与模式
2002年我国GDP首次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比上年增长8%，随后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至2005年年均GDP增长9%以上。从2002年至2005年的4年中：(1)固定资产投资仍呈高速增长趋势，其年均增幅为25%左右，2005年达到88604亿元，占GDP的48.6%。2006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36368亿元，同比增长31.3%。(2)进出口总额仍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幅为29.2%，其中年均出口额增幅为30.2%，2005年绝对额达到7620亿美元。(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年均增幅为11.8%，2005年绝对额达到67177亿元。[1](P186,P190)
但是“跨越式”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在2004年开始凸显，并日益尖锐：(1)粗放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片面的发展观念，难以为继。2004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4%，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耗，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6%、25%、40%。消耗成本如此之高，往往只能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来取得平衡，而这样就又必然导致内需不足，低就业更激化了这一矛盾。[1](P186,P190)(2)内需消费不足，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粗放式经济增长、资源消耗过度、劳动力附加值过低、进出口长期顺差、国际贸易盈余累积过大等问题日益凸现，迫使政府对经济增长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在不再以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后，启动内需消费自然进入政府的视野之中。
然而，启动内需并不容易，关键是还存在以下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首先，贫困人口比重相对仍旧较大，无法有效增加全社会的支出。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材料，到2004年底，我国共有生活困难的人口1.2亿人。其次，从1998年开始，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第三，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尽管当时14万亿的储蓄平摊到13亿人身上每个人的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在生活负担沉重背景下发生的高储蓄，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的高物价。第四，由于经济结构失衡，运行风险不容忽视。如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保持在50%以上，而且投资增量中相当多是由出口带动的。这说明我国经济投资与外需驱动的特点十分明显，如果投资与外需下滑双碰头，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急速下滑。第五，资产价格持续上扬，实质上已形成通货膨胀。2006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2%，其中北京、福州、深圳等城市涨幅在10%以上。[1](P186,P190)
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贫困问题、失业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成了影响改革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面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现代化推进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使进一步深化改革面临种种在较长时间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至于大家都公认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改革在攻坚阶段出现的问题，实质上也是改革由促进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社会现代化阶段，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来解决我国经济现代化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然而，要使科学发展观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纲领、民族可持续复兴的指导，关键还在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即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使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得到妥善处理与解决。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我们把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作为民族复兴第三阶段的重要特征。
二、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
以上，阐释了在中国改革30年中形成的民族复兴中国模式在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但是确立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还必须对近年来学界有关“模式”或“中国模式”等论争有一基本的分析，进而阐释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本质。
1.若干“中国模式”观点解读
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探讨甚多。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有几种不同的理解。这里大致有以下6种主要的观点。
(1)有的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落后民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它率先在实践领域展现自身的基本轮廓，继而显示在内容方面的客观性质，进而派生出在理论上的逻辑要求。[2]
(2)有的学者指出：“一般而言，社会发展模式，既可指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又可以指人类社会由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遵循的设计和规范。换言之，社会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较低状态向高级状态转化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及结果。”[3]社会发展实践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客观来源，无论各种具体发展模式的性质和水平有多大差异，都可以说是对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总结和实践经验概括。[4]
(3)又有学者将“中国模式”的概念界定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既积极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渐进式的、和平的改革与发展道路。[5]
(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6]
(5)还有学者从现代化战略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7]
(6)另有学者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北京共识”②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也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8]
以上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点，大致是从五个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出的论证：一是从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的改革与发展道路论证“中国模式”；二是从中国成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论证“中国发展模式”；三是从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论证“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四是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论证“中国模式”；五是从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论证“社会发展模式”。
显然，上述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点，都强调了中国发展的理念、发展的经验、发展的道路，但是共同的缺憾有三：一是“模式”本身缺乏界定，即“模式”是什么？模式是“理念”、“经验”或“共识”吗？显然都不能简单等同；二是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缺乏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逻辑分析，即缺乏对“中国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揭示，缺乏对“中国模式”现实与未来定位与走势的分析；三是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分析也不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成功实践，一旦上升到“模式”的层面，如同“范式”一样，它必然带有普遍的意义。不少研究者缺乏从“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上去揭示，主要担心由此会产生“发展模式”向世界上一切国家输出的嫌疑，结果使研究者又因此放弃对其普遍意义的揭示。
2.理解“模式”的基本要素
为了揭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特征，这里有必要对“模式”的基本要素先作些分析研究。作为“模式”(model)，在英文中还有“模型”、“原型”、“样式”和“典型”的含义。在《辞海》中，把“模式”亦称为“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在社会学中，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9](P3748)在发展层面研究“模式”一般应有以下3个基本要素：(1)独创的“模式”“原型”；(2)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中文里的“样式”和“范本”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类似），当然，“范式”的普遍程度也具有相对性；(3)又是一种理论图式，或者说是一种内蕴着理念、方法、概念和基本观点的理论体系。
3.民族复兴中国模式及其特征
我们以对“模式”要素的分析为基础，进一步阐释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及其特征。
(1)何为“民族复兴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之所以会提出“中国模式”、“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最根本的是对“中国模式”缺乏内在的限定，即缺乏内洽或内蕴于“中国模式”特征及其时空边界的定位；而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由于在“中国模式”词语之前有了“民族复兴”的限定，该限定又是内蕴于“中国模式”——即强调了中华民族在改革实践中实现复兴的理念、方法、路径和经验，所以该模式边界的限定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该模式的取向也是明确的、清晰的，即是“民族复兴”或者说“中国发展”的模式；因而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有着内在的相融、相洽性。
按照上述理解，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不会取向不明，一会儿说是“中国社会模式”，一会儿又说是“中国发展经验和道路”，一会儿又说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等。
(2)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定位
为了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我进一步对它作如下定位。
——从时间坐标看，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是指改革开放引导中华民族真正走上复兴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念、方法、路径与经验。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只有30年的历史，不宜将其推演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甚至近代中国。诚然，我们有过“中体西用”的理论与实践，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有过大跃进、三面红旗、工业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但严格地讲，它们都不是我们所阐释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内容，而仅仅是考察该模式的历史背景。
——从其理论内涵来看，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是什么社会发展模式，而是与民族复兴的使命和任务相关，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整个民族复兴过程中又密切相关，进而在整体上显示“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模式。
因此，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是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民族复兴”的模式，只是由于不同阶段民族复兴面对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要实现民族复兴的重点任务不同，因而会表现出不同阶段的民族复兴模式的特征。如果把“民族复兴”放在民族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又可得出民族复兴三个阶段的特征：即工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综合三个阶段的现代化，又可以说，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是中华民族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既有阶段性现代化特征、又有社会主义整体性价值取向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
——从历史价值来看，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首先关注中华民族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路径和经验的总结、提炼，关注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同时，又着眼于发掘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世界影响。因为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模式”，越是具有世界性；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对世界上落后国家、后发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具有普遍的借鉴作用，对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有启迪和震撼：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短短30年进入世界上的大国行列，其发展与现代化的理论、道路与经验值得反思与总结。正是在这意义上，西方学者看中国30年改革，才会有“北京共识”。因此，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虽然表述的语言是中国的，做法也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但核心价值与取向却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给予更富学理性的分析与概括。
当然，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远未成型，也尚未得到世界公认，它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只有对这些质疑和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解答，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才能确立并得到发展。因此，准确地讲，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又是一种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完善的民族发展与现代化模式。世界对其寄予希望，中国对其寄予希望。
(3)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特征
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全面性。该模式的全面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复兴涉及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该模式在改革之初的提出，以及在改革过程中的深化，都依据历史的经验和当代中国、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二是该模式是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立足点与归宿的发展模式。它从抽象的人民、阶级扩展到具体、鲜活的个人，从整体的国家、民族扩展到个体的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改革与民族复兴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的价值取向。正因为该模式具有上述两个含义的“全面性”，所以，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显示出活力与生机，也使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更加人性化，更能反映人类文明的成果。
——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过程性。实际上，在本文第一部分已阐释了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从“基本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该过程的特点有三：一是民族复兴模式的一致性与过程性，即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基本小康”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既反映了邓小平对民族复兴蓝图的预言、民族复兴目标的一以贯之，又反映了民族复兴的目标及其模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性。二是民族复兴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与长期性，即该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还经历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就缺乏体制性基础。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它不仅酝酿于民族复兴的“基本小康”阶段，而且延续到民族复兴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并将伴随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完善而发展完善。三是民族复兴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民族复兴模式形成的艰难性不仅体现在该模式形成之初的“渐进式改革”，不断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探索“基本小康”之路，而且体现在“跨越式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同时，要向“科学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式、路径转折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该转折从理论上取得共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民族复兴模式来实践，其间更有种种艰难、种种反复和曲折。
——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开放性。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过程性，实质上也决定了该模式的开放性。一是它必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开放。实践是鲜活的、充满活动的，是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长青之树，它必须不断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发现民族复兴面对的新问题，在分析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充实和完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二是它必须向世界开放，在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汲取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发展与现代化的经验，在完善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同时，向世界传播民族复兴中国模式。民族复兴中国模式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也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互动、互补的过程，是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的过程。
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对后发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历史与现实又告诫我们，大千世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是大千世界中的一种模式，还存在众多的目标、价值、追求和模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多样性价值、文化、制度、社会中对话与合作，学会宽容与相互尊重，在共存竞争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创新
正因为民族复兴中国模式具有全面性、过程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所以，民族复兴中国模式还必须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
1.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需要
要在改革攻坚阶段解决种种矛盾、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其间会有种种艰难和曲折，因此，必须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当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面临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层面：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实践观，作为理论观念系统，其重大价值在于转变为发展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既在于它是以往发展实践的科学提炼和总结，体现并满足了发展实践的需求，具有实践的品质；又在于它能指导新的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与完善科学发展观。只有走出原有的发展理念，将新的发展理念转化成为实践“发展”理念的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性”价值。但是，不少地区、不少部门不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一种理论和观念，而且常常从本地区、本部门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对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或是把科学发展观看作仅仅是要认真学习领会的一种思想理论、一种发展观，或是把科学发展观停留在理论观念的层面，而不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层面：必须要解决好观念转换、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的问题。一是如何用正确的政绩观保障科学发展观得到落实，关键是要着眼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政绩的考评体系，靠机制和体制发挥作用；二是如何合理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从财政、税收、投资、分配等方面采取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三是如何加强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体制、制度、机制和法制建设。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层面：要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民族复兴模式的重要指导思想，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十个关系：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统筹兼顾与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关系、当代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观与政绩观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层面：还面临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困扰。譬如，社会贫富的分化、社会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
上述问题，实际上进一步提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要求：(1)在发展的要求上，既要着眼于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更要着眼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单纯追求数量、速度是片面的也是不能持久的；(2)在发展的动力上，要转变以依赖土地等资源消耗为主的发展观念，牢固树立资源危机意识和环境生命意识，更加注重以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加强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发展；(3)在发展的成本上，要转变重“可算成本”轻“无形成本”的观念，充分认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高度重视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对群众健康的影响，高度重视劳动力增加、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管理的高昂代价；(4)在发展要素上，要转变重物质条件轻文化元素的现象，充分认识到先进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凝聚力，在任何时候都要既积极抢占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高点，又积极抢占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制高点，确保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5)在发展的宗旨上，要转变重“物”轻“人”的思想倾向，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始终把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更加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模式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落实到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的全过程。
2.实践科学发展现、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基础、路径与方法
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基础是群众，支撑是人才。发展观、人才观、群众观三者内在统一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
(1)群众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基础
实践科学发展观，创造业绩，人才强国，民族复兴，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也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生命力就在于谋国家之发展，谋民族之复兴，谋群众之利益。而国家的发展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给群众带来实惠，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践科学发展观与群众迫切需要的一致性越多，群众对发展观的信任度就越强；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模式与群众利益的关联度越密切，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就越高。只有把群众利益实现、维护、发展好了，人们的一切聪明才智才会调动出来，发挥出来。
第二，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模式所应自觉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特别处理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从现在的具体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起，努力把科学发展观不折不扣地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事业的各个方面，贯彻到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工作中去。
第三，实践是社会的实践，其主体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力军，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有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所以，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事实证明，改革30年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都是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民族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力量。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切为实践科学发展观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还是新的社会阶层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对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
第四，在21世纪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群众观的统一，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对待人民群众做到“三真”：其一，真正尊重，即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觉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同时，尊重群众要真心实意，不能虚情假意，切忌流于形式，力戒变成“作秀”，而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发展观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其二，真情交往，即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其前提是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始终同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应当把群众当亲人、当朋友，多走动、多交往，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把党的关怀带给群众，倾注深情帮助群众。其三，真诚服务，即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都要看成大事、要事、急事，以真诚的态度抓紧研究解决，竭尽全力地去办。服务群众，不是听言辞，而是看行动。关键是要抓住“谋利”和“解忧”这两个主要环节，真抓实干，使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人才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支撑点
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具备充足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资源事实上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日本和美国曾用不同的方法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作了分析，结果也表明，教育投资给它们带来的收益分别为25%和33%。相比之下，过去我国比较注重物力资源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太少。我们的人才总量不足，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才的专业、年龄结构和产业、区域分布不够合理，这是人才队伍的现状。人才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的主要“瓶颈”。
第二，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我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就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强国富民的重大战略，也是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必然要求。
第三，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不仅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才，也为千千万万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新的天地。中国21世纪的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每个人提供了日益广阔的活动空间，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择业自由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自主成才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谁勤于学习、勇于投身时代创业的伟大实践，谁就拥有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谁就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有用之才。
第四，科学发展观和人才观是须臾离开不得的，发展缺乏优秀人才为支撑点就会成为低层次、不合格，而优秀人才的诞生和成长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则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当前充分开发人才资源，把人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去认识、去开发、去管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内在要求。
(3)“五个统筹”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路径与方法
第一，社会实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路径；而“五个统筹”则是这一路径的展开与具体化。努力做到“五个统筹”，最大限度地兼顾到各个方面，其结果就必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五个统筹”的重要方针，使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有了明确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
第二，“五个统筹”又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根本方法。
从哲学方法论意义看，统筹兼顾的实质是：(1)发展实践的主体具有全局观念、长远观念、过程观念，因为发展实践中的种种问题的解决，需要站在全局、长远的立场上来认识与分析、协调，统筹兼顾又是一个“统”和“兼”的过程；(2)发展是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因此，“统筹兼顾”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统筹”和“兼顾”的方法协调发展实践中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关系；(3)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如何在发展实践中体现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基本特征，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根本；(4)统筹兼顾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它一般着眼于宏观的、整体的关系。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也正是在上述五个方面的“统筹”过程中实现与完善的。
收稿日期：2009-05-30
注释：
①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早在1951年陈云同志较早提出，他在谈到工作方法时指出，办法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糙糙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摸着石头过河”，包含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抓好典型、分类指导、胸中有数等诸种方法，但又不是这些方法的简单综合，而是质的飞跃。过河时摸着石头前进，就是脚踏实地，看准了的事，一抓到底，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停滞不前。它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对过去“左”的假大空工作方法的彻底否定，在改革过程中许多政策、措施的制定、完善和贯彻执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
②拉莫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