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遐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子监论文,遐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还记得自己初入大学时那种朦胧的快意，被高考折磨得酸疼肿胀的内心，一下子释去了千斤重负，轻松下来。
当时我最愿意去的是两个地方：一处是未名湖，湖畔的草树和透明的湖水共同合成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味道使得呼吸成为一种快意的享受，而空气中的每一粒分子，都会成为我身体里的营养；另一处是国子监，又称“太学”，在安定门与雍和宫之间，如果城墙没拆，它就在城内的东北角，是元代以来，传统中国的最高学府。
国子监的彝伦堂至今还充当着图书馆，而且，国子监好像还是一处青少年活动中心，所以走进国子监，可以不用买票。这是“古为今用”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国子监里面很大，琉璃牌坊、深红的廊柱、玉砌雕栏，在苍幽的柏树和成丛的灌木后面，述说着年代的久远，等待着书生的走近。已经凸凹不平的石板路上匆匆闪逝的牛仔服，在这里总显得有几分刺眼。也许我太挑剔了，我想，在这种环境中走过的读书人，应当一律是长衫飘逸，手心里握着微黄的经卷，年轻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情，仿佛今古圣贤、天下江山，尽在手中了。
他们比我早几百年考上“大学”，而且绝对是“国立大学”，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四年学成，他们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由中央六部直接授官。在辟雍，他们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聆听他们“临雍”讲学。亦君亦师的乾隆或者嘉庆端坐在龙椅上，背靠龙屏，表情肃穆得近于死板。这种模拟的朝廷气氛会使他们产生担当王朝重任的庄严感，尽管这种庄严感与他们稚嫩的面庞显得不大协调，尽管他们还不可能明白，所谓官场，实际上是绞杀人性的大机器。我喜欢独自站在辟雍前面，在无人的静寂中，捕捉那些消弥于时间之海的古老声息。这座重檐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的方形殿宇，如今早已大门紧锁，空无一人，里面那飞金流银的穹窿彩绘天花顶，想必也结满了蛛丝与尘灰，成为燕雀的别墅了，但整座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依然显示着庙堂的诱惑力和征服力。
与我们相对松散的校园比起来，国子监的监生们的日子应当说是清寂艰辛的。当我们还在凝冷的凌晨昏睡，他们已经在彝伦堂前面的灵台上列班点名了。我们时常拉着窗帘，让一堂公共课从我们的美梦旁边溜走，而对于他们，任何微小的过失都可能使他们遭受蓖打，甚至锁跪于太学门前数日，直到开除。这样也好，皮肉之苦也算得上是一门必修课，是他们对于未来仕宦生活的一种预习，使他们提早知道收敛锋芒、循规蹈矩的必要性，并学会保护自己的技巧。
清风把夕阳寂静的光辉均匀地抹在古旧的建筑上，东西六堂里燃亮的灯光，提醒着学子们，该抓紧时间读圣贤书了。
二
有一段时间，我对古代书生命运的想象是极为浪漫的。也许是因为古典文化的基本元素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所以那青灯黄卷、书画尺牍，在我的想象里都充满了神韵，而为赶考而辞家远行，又无疑是一次旅游的机会，让那在寒窗内囚成了一颗干核桃的内心，被水泽泡软，在山林间舒展，况且又有多少浪漫奇缘，在赶考途中的某一个客栈或者荒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们——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戏曲和话本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似乎书生们交桃花运的几率远远高于金榜题名。
考试通常在初春进行，称“春闱”。于是，人的欲望，便在这个季节里适时地萌发。一旦金榜题名，新科进士们则正好在春天越来越浓郁的芳香里，沉醉于美酒名花的狂欢和放荡之中：“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最有名的是唐代长安城南的曲江宴，那里的名花美景似乎就是科举制度的广告，让每一个寒窗下的书生能够依稀看到自己的前景。然后，英俊的状元郎照例被招为驸马，才子、佳人、财富、权力，全都汇聚在一起，不知这样的概率有多少，但似乎这就是中国人想象力的极致。
然而，话本里和戏台上同样还演绎另外一类故事：范进中举。广告未必虚假，但是春天，对于更多的人只能留下凄寒料峭的回忆，芳菲的花朵与他们的世界无关。那些在平原上和山谷里为了功名而焦急地前行的书生们，不论他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还是先投考国子监的监生，他们成功的希望可谓微乎其微。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算过一笔账——显然，他比我更加精通数学：“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约略的统计。以1850年的清代为例，当时全国人口为4.4亿。其中读书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将是440万。考虑到中国社会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的传统，这个数字也许偏低了，而这一年，通过各种考核，最后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224000人。在这224000人之中，选拔出了4000余名举人，200多个进士。中举的比例是2:100，而有幸金榜题名的几率是1:1000。也就是说，进入考场的人当中，98%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张敞《千年悖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他接下来的总结，令我后来觉得触目惊心，但他分明是道出了实情：“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从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同上）
这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实际的变数。更是无法预料。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会试头名（会元）殿试时因批评朝政，被降至三甲九十二名。明天顺四年（1460年）庚辰科状元祁顺，仅仅因名字与英宗祁镇相仿，传胪唱名不清会招致祸患，因而被考官取消了状元资格，贬为二甲二名。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则是因考卷上字不好看而被贬名，所谓“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甚至因为相貌不扬而被除名的，亦不在少数。当然，只要肯汲取教训，失败者还有机会，比如莫谈国是，更改姓名，练好书法，都未尝不可，惟有改变相貌，怕是来不及了。
如果这种偶然的事例还不足以令痴情的书生们怯步，那么他们必会遭遇更深重的惩罚。唐代奸相李林甫，对知识分子一向不怀好意，为了将他未来可能的政敌扼杀在摇篮中，便在天宝六年（747年）玩弄了一个手法，其结果是考生全部落第，他便兴高采烈地向老糊涂的玄宗上表恭贺：“野无遗贤”，天下的“逸才”都网罗尽了。落榜的人中，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杜甫。这次落第几乎断绝了杜甫的仕途，从此开始了他浪迹长安，继而江海寄余生的痛苦生涯。如果说李林甫多少还有些精明算计，那么清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科进士徐松，在湖南做学政官时，出考题随心所欲，以使考生不知所云和落榜为乐，就纯属吃饱撑的了。还未上场，就被淘汰出局，这种命运，或许是书生们未曾料到的罢。
从书斋的窗口，望不到遥远的庙堂。中间的距离，刚好可以耗尽一个读书人的一生。
写到这里，我自己似乎萌生了一点优越感，同时，对那些在烟尘古道上踽踽而行的书生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三
在彩票中投注的人，未必抱定了必得大奖的决心，因为中奖机会十分渺茫，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投注看成一种游戏，给平淡的生活平添几分乐趣。中了自是喜出望外，不中倒也无妨，只要随手掏出几文零钱，中奖的希望就会保持下去。这份平常心，使得摸彩远不会构成对原有生活秩序的破坏。
是什么赋予读书这般的魔力，使古代书生们即使抵押终生也要夹杂在千军万马的人流中，去冲击那道狭窄的瓶颈？是什么赋予科举制度以吸盘式的巨大力量，在宣传媒介并不发达的古代，调动起举国书生的热情？答案并不深奥，一曰利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具有不可估量的广告效应，不论身份，不论年龄，只要通过了科举这道闸门，精美的佳肴、雅致的衣饰、豪华的居所，都会排着队，跟随高贵的身份一起到来，所以才有一家几代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童子身上，眼巴巴地企盼着奇迹发生；二曰垄断，它是封闭的社会里为人们留下的惟一一个走向荣华富贵的缺口，如果说人生是一个沙场，每个人都必将参与一场残酷的竞争，那么主流社会只承认用诗书文字来参与这场不见血的肉搏，赢了，渡上彼岸，输了，堕入苦水，在冰冷颤栗中，喘息，挣扎，死亡。
这样一来，读书无疑成了一场没有刑期的苦役，考试也成了一门投其所好的技术，又有谁能从先贤的典籍里搜索心智的舍利，于文化的釉光下抚摸词语的润滑？至于自己那鲜嫩光洁的生命，更成了一笔不菲的赌资，抛向那巨大阴森的赌盘。赌盘永无休止地转动着，这种转动好像代表了星月间的一切真理，有着超越万物的权威感和盛气凌人的架势。与它相比，个体生命的赌资是渺小的，投进去就不见了踪影，像它的食物，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营养。
这就难怪贾宝玉总是不求上进，而只顾在脂粉堆儿里打滚儿了。从仕途经济的角度看，这位“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的逛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见第三十七回）的公子哥，无疑是这个整齐划一的一统世界上一粒多余的渣滓，然而，《红楼梦》就象一块温润的通灵宝玉，只有放在封建长夜幽黑的背景上，才能闪耀出启蒙的光亮，否则，它那华丽的流水账，充其量只是一锅文火慢熬的油腻的老汤。宝二爷一面是一读圣贤书就头皮发胀，一面却让诗的艺术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休说在海棠社凑份热闹，连一封信、一张便笺，在他手下也无不成诗。在他那里，诗已不再是诗，不是搜肠刮肚挤出来的所谓“作品”，不是取悦于异性或者封建家长的手段，更不是科场上求得功名的敲门砖（唐代科举曾经“以诗赋取士”，但真正的好诗，从来都不出现在科举的考卷上），而仅仅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诗点化了生命的灵性，让他从翻飞的笔墨和清越的诵读中感受到鲜血在脉管里的颤动。文化本身不是一门手艺，更不是一种工具，而首先是心灵的舞鞋、情感的胞衣，它的每一个节拍每一缕皱褶无不与生命的节奏与纹路相吻合。贾宝玉远离孔孟是因为他天性里拒绝那具华贵的棺材，就像蛾子本能地与火焰保持着距离，这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只能从《西厢记》这样的“另类文学”中，证实自己的籍贯，谛听别人所不懂的语言。
四
《西厢记》让我联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同时与戏剧和国子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意思的是他还同时处在儒家正统和隐逸传统的交叉点上，他就是孔夫子的第六十四代孙、清代戏剧家、《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
作为儒门传人，孔尚任年轻时却沉迷于高山流水。或许，在科举制度愈发板结成一块僵死的模具，企图令每一颗鲜活的心灵都被它挤压成规矩的形状的时候，天地自然，让他看到了人生本应具有的丰富的原色。这时正是八股文盛行的时候，手段已经从目的中剥离出来，八股文本身就成了目的，四书五经倒被书生们弃置一旁。清代江西学政汪廷珍惊讶地发现：“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古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也就是说，八股文操练得得心应手的小作家们，竟然一个个腹中空空，没读过几本名著。而在知识界，先圣孔夫子开创的儒学，已经神学化、谶纬化，由一门鲜活的学说，变成祭坛上的供品，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教条。任何思想，一旦以正统形式凝固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它距离自己的末路就不地遥远了。
每当这时，深山绝谷、古寺茅亭就会对文人构成深刻的诱惑。在那里，无拘的溪流消解了典章制度的意义，林丛中那些在风中晃动跳跃的树叶述说着生命的欢愉，绸缎似的阳光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它让尘世间的富贵变得寒酸可怜。所幸，在香烟缭绕、人声喧哗的曲阜孔庙旁边，恰好有一座石门山。在这个注重功名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关注过这座山，于是，它几乎成了专为孔尚任安排的场所。孔尚任钻进去，就像一个穷光蛋一下子变成家财万贯的土财主，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这一去，就是4年光景。
由于没有了日常生活的参照，时间在山中突然改变了它的节奏，枝叶的舒展、花朵的开谢，甚至风的行走，都放慢了速度，慢得你无法察觉变化的过程。在山中，他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可以无限期地延长，而死亡，则是永远抵达不了的终点。山石林泉让他懂得了对待生命的态度同时也给他造成了永恒的错觉。等到他从山里出来，才发现，山中岁月是那样短暂，短得就像天堂里的一声鸟鸣，你刚刚被它吸引，它却永远地消失了。
明清两代的专制围剿着东晋的桃源。皇权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尘世里的铡刀，等待着尘世外的隐者，因为不合作，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清初帝王们一致公认的逻辑。到康熙时代，形势略有松懈，但隐逸，依旧是条死路。况且，文人书生们自出生那天起，骨子里就遣传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基因，所以，真正六根清净的隐士，历史上并不多见，大多则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说：“身在江湖，心怀魏阙。”鲁迅先生亦对隐士有着深刻的描述：“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隐士》），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身边开始有朋友经由科举闯过龙门。先是亲家颜光敏考中进士，族兄孔尚位中了举人，衍圣公孔毓圻受到朝廷前所未有的眷顾，这一切，终于动摇了孔尚任遁迹山林的决心。科举制固然残酷，但它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敏锐地瞄准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缺点”，那就是对功名的欲望。毕竟，石门山离名利场太近了。封建专制精密的网络不会单单将一个孔尚任遗漏，尘世的诱惑则令孔尚任最终将山林中晓歌夜饮的日月，随着酒盏落地的脆响，抛在了身后。他，下山了。
然而，他的命运却和绝大多数书生一样，屡试不中。34岁了，他离登科越来越远，无奈中，竟然卖尽靠近城边的良田，捐了个国子监的“例监生”。毕竟，京城的国子监，离庙堂的路近些。尽管他这个自费生，按大清的制度，未经保举不能升转正途。
竟也是一条死路。
康熙二十三年（1654年），孔尚任办完衍圣公夫人张氏的丧事，正要归山，谁知出了一件他自己根本意想不到的事。是年，圣上驾临曲阜祭孔，衍圣人将孔尚任推举为御前讲经人。仿佛圣上千里迢迢而来，是专为用仕途的光亮引诱这个年轻人。这样，孔尚任的人生和康熙的生命有了一天的交叉。这一天中，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孔尚任先是在诗礼堂为圣上讲经，又随圣上观看孔林，他的才学机智，深讨康熙喜爱。连内阁大学士也称赞他的才学，说他诸臣莫比，前途无限。此等殊遇，在国子监监生中，绝无仅有。这令这个年轻人无法抑制他的兴奋，是夜，孔尚任先是熏沐焚香，激动地向先祖报喜，接着便跪在母亲膝下述说这梦幻般的经历，母子抱头痛哭。孔尚任离神秘高贵的官场，似乎仅一步之遥了。
果然，康熙车马离去的尘烟还未消散，吏部的文件就快马送至曲阜。孔尚任被授国子监博士。由自费生转为教授，这个转变不小不大，对于例监生来说，已是奇迹，但对于仕途，还无济于事。彝伦堂的讲坛上，孔尚任踌躇满志，不知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是否会闪过布衣孔子奔波列国却未求得一官的命运呢？
10年之后，踌躇满志的表情从他已明显衰老的面庞上退去，他还是个国子监博士。这期间他只做过一任无足轻重的小官。命运一手引诱着他对于成功的渴望，一手却在磨平他的欲望，这是现实中多么荒诞的悖论。是这个悖论，劫持了他们本应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成为一具多他不多、少他不少的活木乃伊。在这种选官制度的公式里，他充其量充当着分母的角色，正是这数字庞大却命运可怜的分母，保障着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代赵嘏诗，见《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此时，当年那个在康熙面前仪表堂堂、声透屋瓦的讲经人，正栖居在北京宣武门外海波寺巷里一间破屋里，寒冷和饥饿没有给这个旷世奇才留一点情面，他冻得手足皴裂，食不果腹，就要活不下去了，那首《国子监博士厅》，是他对国子监记忆的真切记录：
雀噪新槐吏散衙，
十年毡破二毛加。
不知城外春深浅，
博士厅前老荠花。
直到53岁，他才熬到一个六品户部广东清司员外郎，两个月后，被罢官。
试图置身世外的他，还是按捺不住对于发达的渴望，投入了一场注定不会取胜的赌博。有人说：“科举（仕途）作为一种被人们的视觉误差放大了的机会，在人们的视觉天空永远熠熠含光。”（张敞：《千年悖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即使荒废了大半生的年华，他那浑浊的视线里仍旧残留着一丝近乎残忍的固执，像是赌徒，双手颤抖着捧出输掉了的押金的同时，目光始终盯牢那转动不止的赌盘，露出别人不能理解的目光。终于，他差不多输掉了一切。卖掉良田换来的国子监生涯并未如他所愿，给他带来奇迹，尽管他曾在片刻的幻觉中感到自己到达了胜利的临界点。钱钟书先生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论快乐》，见《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句话像是为孔尚任量身定做，刚好合适他的经历。现在，他的口袋里寒酸得只剩下几个可怜的大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时光，他不愿，也不敢再押上去了——他终于罢手。于是，他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京师，回到他的起点，带着他困顿中完成的《桃花扇》，重归石门山。在走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怪圈之后，他又忆念起当年乐以忘忧的山中岁月，像在无边的沙漠中，回忆一汪遥远的泉水，清晰，又不真实。他步履艰难地由京华重返民间，靠近石门山时，他又听见山风从林树中涌来，发出意味深长的呼唤。
五
幸运儿总还是易于寻找的，因为他们毕竟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点上，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那更加众多的不幸者，却被消隐在黑暗处，无边的沉默湮没着他们的伤痛。在与太学比邻的孔庙（当时的建制是“左庙右学”）里，伫立着元、明、清三代的进士题名碑。从13世纪初到1904年的所有科举幸运儿，都在这里列队。总共是51624人。700年，5万人，平均每年70人（不妨与如今每年大学招生人数进行比较），对于这个泱泱大国来说，命运已经足够吝啬。况且，他们的“成功”（在帝王一人的天下里，哪里有书生的“成功”！），远非他们一人之力，他们背负的是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他们还没有出生，他们的先祖就开始了这项愚公移山的事业，而他不过是正巧挖空了最后一锹土而已。在这些幸运儿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墉、林则徐、魏源、翁同龢、曾国藩、李鸿章这些熟知的名字，却无法揣度他们家族的历史。仅以李鸿章而论，他的登科，功劳决不在于他自己在考场上的一搏，实际上，这场考试，自他祖父李殿华那里就开始了，中经他的父亲李文安，其间是难以计算的落第的过程，他们的成功，仰赖的是时间的缓慢进程。
在科举史上，几代人同赴考场的悲壮场面并不罕见，颇有点前赴后继的味道。宋代苏象先在《苏魏公家训》中记载了他们家族的苍凉历史。他的先祖苏仲昌屡试不中，在京城困兽犹斗30余年，与家乡音讯阻隔。天禧三年（1019年），他的儿了苏绅从老家赶到京师应试，碰巧和父亲同住一家旅舍，朝夕相处，却互不相识，仍在每一个夜晚各自忍受着思念的煎熬。很久以后，才知道真情，挥泪相认。
题名碑的字迹早已模糊得无法辨识了，多少悲欢连同那些古老的姓名一道被消弥于无涯的时空。然而我却依稀感觉得到当年镌刻它们时钎凿的力度，那铿锵作响的金属下渐渐呈现的细小沟槽里载负的人生的重量。
狂热的年代终于过去了，在长达1317年的漫长岁月中，差不多每一名知识分子都被催眠，像患了一场不治的大病。几乎没有哪名知识分子能够从枯燥的考卷中抬起头来，抵挡住灵性的沙化、意志的放逐和创造力的枯萎，好在致力于深远的思想建设和精神启蒙的身影，在明清两季已经依稀可见，踉跄的书生，快要走到千年坎坷路的尽头了。
碑林记录了王朝的气数罄尽前的最后一抖——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朝廷连立碑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由进士们集资自立。就在这批进士里，出现了“变法派”（刘光第、杨深秀）和开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终有一天，那过时的机芯无法带动繁复而沉重的齿轮，在经过了长久的锈蚀之后，机芯随同整个机械，一起停止了转动。
钟表停止的时间，是公元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