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逻辑蕴涵及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逻辑论文,思想论文,农村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4-0019-07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效。但目前我国的农村扶贫形势仍不容乐观。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尚有绝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在683元以下）2148万，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在958元以下）3550万。而不论是绝对贫困人口还是低收入人口，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农村。因此，农村扶贫开发仍是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对农村扶贫工作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并在领导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中对农村扶贫对象、扶贫主体和扶贫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理论阐释。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江泽民的农村扶贫思想，对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形成背景
消除贫困，实现国富民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始终是中国反贫困的主要战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5年，我国实行的是制度型扶贫战略，即通过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改革和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等政策措施，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取得了明显的缓贫效果。在此7年间，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降至1985年的1.25亿，降幅为50％，年均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降至14.8％。虽然如此，在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残缺、人力资本匮乏的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民族地区，贫困状况仍很严重。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的统计，上述三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1.7％、21.3％、13.1％，贫困人口总计占全国的74.8％。鉴于此，从1986年到1993年，我国转而实行区域型扶贫战略，旨在通过改善区域经济状况以缓解区域贫困，并为此开展了有组织的扶贫开发。这一时期，贫困人口由1.25亿降至8000万，降幅为36％，年均减少64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4.8％降至8.8％。1993年底，中央又提出了到2000年彻底消除8000万贫困人口的目标，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正式公布和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扶贫形势，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成效显著，前景光明；另一方面，问题不少，难度增大。在此形势下，很多人产生了疑惑：为什么扶贫战略实施十多年之久，仍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我国能否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消除这些贫困人口，以如期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农村扶贫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些疑惑，在就任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看来，是迫切需要给予澄清和解答的。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在我国，由于客观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消除贫困人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便《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以后，扶贫的任务也不可能结束，而是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摒弃急于求成的心理，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必须认识到，组织农村扶贫开发，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①。正是在此背景下，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逐渐生成，并在理论上自成体系。概而言之，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产生适应了如下“五大需要”：
（一）适应了践行共产党根本宗旨之需要
江泽民认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② 如果部分群众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何以实现共产党的宗旨？他曾严肃指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当前，农村贫困人口最盼望最着急的就是吃饱穿暖，进而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这个愿望，是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实际的体现。”③ 换言之，能否认真做好农村扶贫工作，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真正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试金石；农村扶贫工作的实践，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的大课堂。
（二）适应了贯彻邓小平农村反贫困思想之需要
邓小平的农村反贫困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关于农村反贫困的战略价值。他认为农村反贫困不仅直接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着农村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曾再三强调：“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④“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⑤“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⑥ 其二，关于农村反贫困的基本路径。在邓小平看来，大力发展农业是农村反贫困的基本依托，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是农村反贫困的必由之路。他多次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⑦“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⑧“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⑨ 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体现，又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发展。显然，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
（三）适应了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之需要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决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⑩ 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键是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1）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首要的是搞好扶贫开发，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历史经验证明，贫困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失范的重要根源。正如江泽民所讲：“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12） 开展农村扶贫，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战略基石。
（四）适应了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之需要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终极归宿，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起码要求。如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14） 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开展扶贫开发，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15） 江泽民曾指出：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解决了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个事实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
（五）适应了应对国际人权斗争之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国际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打压中国的野心日渐膨胀，我国面临的国际人权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对中国这样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权的首要内容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我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就是解决了最大的人权问题。江泽民明确指出：“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的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16） 而组织扶贫开发，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说明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不论东西方在人权观上存有多深的鸿沟，也不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持何种目的、抱何种偏见，中国在发展本国的人权事业特别是在扶助贫困人口方面的重大成就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抹煞不了的。“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开展国际人权斗争、反对西方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创造了有利条件。”（17）
二、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逻辑蕴涵
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逻辑蕴涵主要表现为“三论”，即农村扶贫对象论、农村扶贫主体论和农村扶贫路径论。此“三论”分别回答了“扶谁”、“谁扶”、“怎么扶”等关于农村扶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农村扶贫对象论
明确扶贫对象，是增强农村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首要前提。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扶贫对象几经变更。1986年以前，农村扶贫目标是直接瞄准穷困农民的，即将救济物资或资金直接发放到穷困农民手中。1986年以后，政府变传统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以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对象，实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以县为扶贫对象，导致扶贫资金的有效性较差，扶贫资金往往被贫困县的各级政府挪作他用。鉴于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多次强调，扶贫不能不分贫富、平均扶持，必须进一步缩小扶贫对象规模，实现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的战略性转变，即要以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农户和贫困农户占绝大多数的自然村为基本扶贫对象。“能否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目标，取决于能否解决贫困村、贫困户的问题。……确保重点，不能把有限的资金到处撒胡椒面。要以贫困村为重点，以贫困户为对象，把扶贫任务分解到村，把扶贫措施落实到户，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8）“必须把扶贫资金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减少一切可能消耗扶贫资金的中间环节。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19） 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转为贫困人口，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之一，也是农村扶贫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巨大成效的重要保证。
（二）农村扶贫主体论
农村扶贫主体的多寡强弱，是影响农村扶贫实效的重要因素。在此问题上，江泽民认为应坚持“他扶”与“自扶”的有机统一。所谓“他扶”，即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参与农村扶贫，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外部扶持；所谓“自扶”，即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自立自强。
1.“他扶”：政府主导、社会动员。
农村贫困人口面临的许多困难，是单凭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得到足够的外部扶持特别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对政府而言，扶贫是一项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20） 各级政府在扶贫中的主要职责有三：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继续通过财政拨款、贴息贷款、以工代赈等渠道，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放，并强化对扶贫资金的营运管理，防止扶贫资金的无效使用和随意挪用；二要对贫困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如在重大建设项目和产业政策上予以倾斜、减免农业税、延长贷款使用期限等；三要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开发当地的主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用市场经济思维指导扶贫实践。
在农村扶贫中，政府的作用是主导性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忽视民间力量的作用。江泽民指出：“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穷，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1）“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是扶贫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坚持这条方针，不仅可以加快脱贫进度，而且有利于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22） 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扶贫呢？他认为应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各级党政机关率先垂范，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开发和建设；二是发达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对口帮扶贫困地区；三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社会其他各界的作用。
2.“自扶”：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固然需要外部扶持，但更有赖于当地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江泽民多次强调：“一个贫困的地方，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需要国家的扶持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帮助，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当地干部群众自身的努力，靠干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离开了这一条，再多的扶持也难以奏效，再优惠的政策也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已经脱贫地方的根本经验，也是一些地方虽经长期扶持仍然山河依旧的主要教训。”（23）“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有没有改天换地、战胜贫穷的艰苦奋斗的雄心壮志，有没有不等不靠、积极进取的自力更生的顽强意志，决定着脱贫致富的进程和成效。外部的支持帮助只有与内部的艰苦努力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国家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只要贫困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开动脑筋，实干苦干，脱贫的办法就会越想越多，致富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24） 江泽民认为，由于县是扶贫攻坚的基本指挥单位，所以，发动群众苦干实干，关键是要选拔和配备好贫困县的领导干部，尤其是要选配好书记和县长。
（三）农村扶贫路径论
确立行之有效的扶贫路径，是最终搞好农村扶贫的关键环节，也是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重点内容。
1.根本途径：坚持开发式扶贫。
所谓开发式扶贫，即立足发展，坚持开发，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江泽民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也要靠发展。”（25） 实践证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虽能解农民一时之困，但难以使之彻底脱贫。而“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才能稳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6）“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大改革，也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多年的实践证明，贯彻这个方针，把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的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27） 坚持开发式扶贫，就必须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水平。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2.根本动力：坚持科技先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而“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落后，生产经营粗放”（28）。扶贫先扶人，治贫先治愚。实施科技扶贫战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科技素质，无疑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根本动力之源泉。江泽民再三强调：“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9） 实施科技扶贫，须抓好三个基本环节：一是深化贫困地区的教育改革，实行“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并举，重点普及初等教育，并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以维护农村贫困户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科技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终身学习、全过程学习的观念，继续推进“绿色证书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实施；三是稳定和壮大农村科技人员队伍，强化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选择一些成熟可靠、容易掌握、增产增收效果显著的适用技术，认真加以推广。
3.根本保障：坚持可持续发展。
农村贫困地区之所以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是与农村人口规模膨胀、生态环境恶劣、生活资源短缺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扶贫纳入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既保证贫困人口的脱贫，又保证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的彻底脱贫。如果因为贫困地区人口暂时脱贫就盲目开发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脱贫人口就极有可能饱而复饥，温而复寒。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30） 他认为，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三个结合”：一是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尽快改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状态；二是扶贫开发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围绕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发动农民治水、改土、种树、植草，以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努力开创和谐发展之路。
4.根本方针：坚持因地制宜。
贫困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情况千差万别，致贫原因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农村扶贫开发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根本方针。江泽民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扬长避短，找到能够发挥当地优势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以利把优势和潜力迅速地转化为经济效益，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31） 具体而言，对有耕地资源、但单产很低的地区，要狠抓基本农田建设，发展粮食生产，首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对缺乏耕地，但荒山、荒滩、荒坡等非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要大力发展林果业、畜牧业；耕地资源、非耕地资源都不丰富且人口数量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地区，除搞好种养业外，要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资源极其短缺、生态极端恶劣、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少数特困地区，要有计划地实行移民搬迁、异地开发。总之，要“坚持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发展途径和办法，不能盲目照搬别的地方的做法。符合当地实际的正确发展途径一经确定，就要扭住不放，坚持抓下去，不断抓出成效来。”（32）
5.根本前提：坚持正确领导。
江泽民指出：“能否打胜扶贫攻坚战，关键是把扶贫工作放在什么位置，投入多大力度，党政一把手是不是真抓实干，能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33） 坚持正确领导，必须抓好两个基本环节：一是要层层实行责任制。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是贫困地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组织指挥本地区的扶贫攻坚战，同时，各级党政机关要组织大批干部，到贫困村具体帮助。这不仅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需要，也是培养锻炼干部、改进机关工作的需要。二是加强贫困地区的党组织建设。扶贫攻坚最终要靠基层组织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大量事实证明，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才能把群众充分地动员起来，有效地改变贫困面貌。故而，“要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村级组织建设。一个贫困村要改变面貌，关键是要有好的带头人。抓扶贫要同抓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给钱给物，更要帮助建一个好支部。’这是解决贫困村问题的治本之策。”（34）
三、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江泽民的农村扶贫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时代价值。限于篇幅，仅从以下两个层面做一简析：
（一）从理论层面看，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农民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主体部分，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尤其要特别关心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众。江泽民的农村扶贫思想，是我党在实现、维护、发展农村贫困群众利益的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和理论升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统领农村扶贫工作的全局。具体而言：第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努力探索贫困地区的科学发展思路。为此，必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为生产力的发展夯实基础；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倾力打造扶贫支柱产业；必须努力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尤其要加大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遗余力地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第二，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重视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用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现代的科学技术武装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为此，必须在抓好扫盲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办多形式、多层次的成人教育，大力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必须在农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特别是要加强科技培训，积极抓好农村实用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必须大力发展村级社区文化，建立公共文化娱乐设施，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公众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三，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坚持爱民、为民、富民、安民，时刻把农村贫困人口的苦乐冷暖放在心上，尽快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为此，在思想上必须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加深对贫困群众的深厚感情；在行动上必须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特别是要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在作风上必须切实遵循群众路线，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从实践层面看，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全国农村的中心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进一步突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防止扶贫工作被淡化、被边缘化的倾向。因为新农村建设与扶贫开发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二者在对象、内容、目标和手段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和包容性。一方面，建设新农村，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奋斗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扶贫开发推进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诚然，建设新农村不是单单指向部分区域，而是应覆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所有区域。但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但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而迫切需要“送炭”的，显然是农村贫困地区。贫困地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没有建设好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就很难全面实现全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扶贫开发应重点抓好六大建设：一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事业建设；三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产业建设；四是树立文明新风的精神文明建设；五是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建设；六是以村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这六个方面与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内容和目标是一致的。对贫困农村而言，搞好了扶贫开发，就是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对全国而言，抓牢了贫困农村的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就抓牢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农村扶贫思想显然是全国农村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共同的理论指南。
注释：
①②⑩（11）（12）（17）（21）（23）（25）（26）（29）（30）（3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14、211、217、138、139、137、137、140、136、230、279、230页。
③（16）江泽民：《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人民日报》，1999年6月10日。
④⑤⑥⑦⑧⑨（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77～78、117、23、214、213～214、364、255页。
（15）（2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555页。
（18）（27）（28）（33）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97年1月6日。
（19）（20）（24）（31）（32）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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