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和城市化中党的基层组织转型的大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党的基层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市场驱动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们工作和居住的方式在空间上进行了重新的组合，或者说城市的社会生态发生了转型。而其中最为显著的表征是社区的迅速出现，尤其那些向外膨胀的城区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的城市社区是一个类似于农村行政村的行政区域，因为它名义上实行自我管理，但实际上却处在党国行政体制的整体控制之下。与农村不同的是，城市社区试图在一群陌生人中建构起一种共同体意识，因此在某些方面，它又类似于美国的镇(town)。 在一种完全不同于单位的组织原则的支配下，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正在这些社区中形成和演化。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一个大众社会正在不同程度地取代一个由党国形塑的社会。这个转型正在急剧改变社会的动机结构或机会成本结构。产生于单位时代并一直沿用的党建模式在此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党在组织结构和运转模式两个方面的调适正在推动中国城市基层的党组织向一个崭新方向演化，这一过程既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又充满政治风险。这不亚于党在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身份上的一次全面转型。 一、城市社会地貌的变迁 中国城市社会的转型首先表现为个人自我认知的改变，而非阶级的重新出现和固化。中国的阶级结构仍旧在变动中，但由单位所形塑并完全服从于单位的个人正在不可逆转地发生转型。他或她正在从一个“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转变为市场上的一个自由能动者。 (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市场的力量造成了单位的衰落，这个过程肇端于市场从单位手中逐渐接手越来越多的、曾经由单位向其成员提供的服务，结束于单位和成员之间确立起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通过这种契约关系，原来的单位人转变成了企业雇员。同样，单位也市场化了，并适时地转变为商业企业或非盈利性组织。市场带来的契约主义的机制原则不仅向经济领域扩散，而且逐渐向国家内部的某些领域(如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甚至家庭等领域扩展。 这个过程最初不是从单位内部而是在单位与国家之间开始的。分权化，或者更具体说，基于契约关系形成的责任制(一种准市场机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策略——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财政对单位的支持，迫使单位采用通常称之为“创收”的方式在市场上寻求机会来弥补财政预算的削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整个国家都热衷于“下海”。无数的单位转变成商业企业，更多的商业企业是由单位或从单位下海的人创办。正如每年涌向东部沿海城市的2000万身体强壮的农民工一样，新的企业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仅20世纪90年代城市地区每年就有1100万)从一开始就是势不可挡的市场博弈者。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早期的私有化浪潮和政府机构改革也造成了单位的大量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支撑单位体制的诸多观念。 一旦单位主要从市场上获取收益，它们和国家之间的纽带联系要么变得极度松弛，要么完全中断。一旦单位必须在市场上求生存，竞争就迫使它讲求成本的最低化。单位没有能力、同时也不愿再为其成员提供工作上的安全保障和全方位的福利，因为这样做将会为其生存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单位也随之倾向于切断它同其成员的纽带联系或取消对其成员的许诺，从而把其成员变成为了稳定的工作不得不和陌生人在劳务市场上竞争的雇员。伴随着单位和国家之间以及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纽带的中断，党建工作的动力机制也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单位转型为企业、“单位人”转型为“半单位人”或“社会人”的故事中的主要情节。此处的“社会人”仅仅是指个人不再为单位所有并且成为大众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一旦个人脱离由党国体制通过单位制构造的组织结构，他们的个人空间就远远超出其工作场所而扩展到范围更大的社区，而他们的利益关注也从以前的单位转向了社区。整个社会变成了流动的，并且正是这种流动性重新塑造了城市的社会地貌。 (二)从居委会到社区 在改革年代，中国城市所发生的最具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物质变化，不是最先映入旅游者眼帘的那些迅速涌现的光彩夺目的后现代高楼大厦和熠熠生辉的大街，而是环绕着单位的高墙的消失——单位是共产主义大厦基本的建筑单元。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市景观到处遵循着一种整齐划一的图式：把道路和建筑隔开的高墙到处林立。这些建筑属于这个或那个单位所有，而高墙是区分两个单位或单位与有限的公共领地的界标。在高墙之内，单位的成员组成了许多特色各异的微型社会，而这些微型社会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都由单位提供。 位于单位高墙之外或两个相邻单位的高墙之间的公共领地非常有限。只有社会上的边缘群体——通常是没有单位的人群——才属于这些公共领地管辖。在基层，负责管理这种公共领地的机构是居委会。居委会工作与大多数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关联，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居委会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通常由退休人员或年纪大的大妈充任，其工作内容通常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如维护街道卫生，监视那些不在单位大院居住的人员的活动，或检查那些户口不在当地派出所的“陌生人”。它也调解一些不大的冲突、纠纷或者离婚案件，有时也开办一些小型街道企业，为未就业的人员提供工作。 在改革时代，单位的高墙不是由突如其来的启蒙观念推倒的，而是由市场的力量推倒的——或者仅仅就是由人的贪欲推倒的。这些单位的墙为一排排的零售商店或其他企业所取代，而后者要么是由高墙后面的单位开办，要么是由那些单位之外的企业家通过租借场地自行建立。这些企业反过来逐渐把过去由单位向其成员提供的服务接收过来，在此过程中把单位提供服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理念也扫荡殆尽，从而把党国体制下的单位人转变成了市场上自由的能动者。随着那些把相邻的单位分开的高墙的倒塌，这些高墙之间的公共领地范围也急剧扩大。同时，伴随着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机制的单位体制的萎缩，单位的许多功能落到了地方政府肩上。旧的街坊消失或发生了转变。新型社区在城市改造和扩建过程中大量涌现，人口的迁徙急剧改变了城市街坊的特征，国外投资大量进入，企业重新布局，不同社会阶层在地理上的分离和聚集赋予了房地产市场以典型的、与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类似的动力机制，由此造成了城市新的居住模式的产生，凡此种种，为城市的行政管理带来了无数的新问题。诸如停车、公共卫生、流动人口、下岗工人、贩毒和卖淫等犯罪和不法活动的飙升、环境污染、家庭迁移、土地和产权纠纷等新老问题同时出现，其重要程度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老居委会的能力所能掌控的地步。城市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三)中国城市社区的新特征 取代居委会的是社区，中国的社区兼有地理单元和公共管理双重特征，这一点类似于美国的自治镇(incorporated town)。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社区或多或少是自足自立的，因为居民最基本的日常需要是通过本地满足的。这个地理区域有自己的特征、独立的身份，并且通常有自己的名字。通常分布于美国郊区的所谓住宅区社区目前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它们一端是富人聚集地，一端是农民工聚集地。目前可以识别出三类社区：在原来居委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城郊或乡村转居社区，由开发商规划的全新小区组成的社区。 作为城市生态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些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力量创造的，它们可能与原来的居委会管辖范围重合，也可能不重合。中国的社区主要由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单位或组织构成。党和国家在这些社区的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减弱，因为与传统农村的有机社会以及它们在新传统中的化身——依靠政治力量建立和运行的单位——不同，这些社区是新出现的“大众社会”的一部分，这一“大众社会”使得建立在单位基础上的传统党建模式变得不起作用。与单位体制下的情况不同的是，大众社会里的人在生活和工作的轨迹上完全不同，并且很少有交叉。我们可以在两层意义上称这些社区为混合型社区：第一，它们是来自不同的生活轨迹和背景并且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一群陌生人的混合；第二，它们是常住居民和临时的个人和家庭的混合，也是居民、企业和其他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混合。 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个人和组织出现于党国体制传统的命令和控制结构的外围。社区是民间组织、NGO和其他类型的组织自发成长的肥沃土壤，这些组织的出现旨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和抱负。社区所具有的匿名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特征为党国渗透、监视、控制这些社区的努力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不过，就列宁主义政党的本性而言，它必然要通过扩大组织在社区的覆盖范围和保持对组织资源的垄断来寻求对社区的控制，并提前封杀可能从社区中产生的政治组织。因此，社区都会存在一个至少部分由党国建立并与党国联系的管理机构。 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社区是一个提供特定公共物品(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道路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自来水和电力供应、公园、操场和其他公用设施)的单位。社区委员会一边联系着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一边联系着代表党的街道工委，由此与党国体制连接起来。街道办事处和街道工委则受区级或市级的党委和政府领导。通常一个街道管理几个或十几个社区。 至1999年，城市转型已使得从毛泽东时代继承而来的管理体制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政部在城市地区启动了社区建设试点计划。在民政部的领导下，20多个省同步在100多个试点地区开展了社区建设。在大部分城市，社区界线划分的根据是企业分布和居民居住模式的自然组合。一个典型的社区包含1000—2000住户，社区下面可以进一步分为片区。例如，辽宁省鞍山市将原来的1064个居委会重组为409个社区，同时选举产生1928个社区委员会成员。沈阳市把2700多个居委会合并为1277个社区，后者还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土地、产权(包括房产、集体企业、办公用房及其他设施)以及税收。截至2007年末，中国共有655个城市(4个省级城市、283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865个区、6434个街道办和超过11.5万个城市社区。 与农村的行政村一样，社区不是正式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而是被理解为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实体。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依据法律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尽管选举法的执行一直颇成问题。现阶段的社区建设强调以服务为主；它正集中精力建设社区服务项目和设施。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其原因并不主要是选举的实行，而是社区委员会控制社区居民的能力已经无法和单位相提并论了。社区委员会可资利用的大棒的效力大幅减弱，它不得不用胡萝卜来诱导居民服从。这种强调服务的倾向同时深刻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 二、溃散的基层组织 城市的主要生活空间从单位向社区转移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社会领域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后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权力的重新配置 表1勾画了单位和新型社区之间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拿橘子同苹果比较，因为社区是一个区域行政管理的概念，而单位则是一个组织概念。但是，就二者与个人的关系而言，这种比较是切题的，同时也是合适的，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一个党建单位。这张表描述了两类非常不同的党建环境；与社区那种松散的、流动的、匿名的以及相对自由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单位呈现出一种非常结构化的环境类型，在这种环境中，统治者对个人(即被统治者)拥有更多的控制力。社区的权力分配与单位相比更有利于个人，两者受相当不同的机制原则约束，并且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导向。这些差异对党扮演的角色、党建的路径以及党组织如何在这两种环境中运转具有重要的意义。
造成二者差异的是市场，市场打破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提高了监视和控制个人的物质成本，把个人从组织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进程，制造了一个为个人提供很多选择但没有保障的大众社会。 单位逐渐被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社区取代，使得政治重心向个人和家庭倾斜。而个人和家庭关注的事务与单位所关注的大不相同。党建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以获得新的力量。当充当党控制社会的传统中介的单位正在解体时，党不得不培育新的、能够影响到个人的手臂或触角。单位不再是党获取支持和其他政治资源的主要载体，社区正在快速成为连接党与群众的中介。党现在必须学会在不具备单位体制下那种压倒性权力和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成功地和居民个体包括党员打交道。很明显，单纯的命令将不会凑奏效，因为居民和个体党员可以很容易地避开党，躲到城市的高楼后面或者“用脚投票”。必须用胡萝卜代替大棒，这意味着党要靠提供所需的服务来吸引其成员。在基层，党的角色、党行使权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及其联系群众的方式都需要发生改变。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位体制下的党建相对容易，因为它的基础在于党员的稳定性，以及单位领导对资源、机会、奖励的垄断和高度的结构化权力。另一方面，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的结构化权力的支持，也没有党国对资源、机会和奖励的垄断，但是却背负着由获取信息、监控、联系党员或潜在党员带来的高昂成本。在政府机构和单位，党的权力和领导通过行政性组织得以实施，并通过这些组织本身的功能得以合法化。社区党组织不能像政府和单位内的书记一样发号施令，因为它对个体没有那么多的控制资本。 前面提到的在成本和信息方面的限制为社区中权力的再分配带来了一种新的平衡。与单位体制下书记说了算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社区中的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不在社区管理机构和党组织手中，而在公民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手中。党国对组织资源的垄断权力一直在遭受严重的削弱，并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经济权力转移造成的结果在只能对社区管理进行低水平的财政资助的做法中暴露无遗：社区委员会成员工资收入低、办公设施缺乏、组织社区活动和维持日常工作运转的经费短缺等等。这些问题反过来使得社区缺少能人来承担社区的公共工作。 (二)对党组织的影响 社会地貌变迁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既明显又深刻。中国城市社区的流动性与美国的“住宅区社区”相比是非常高的，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仍旧偏低，部分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企业中，党组织至少还有一个暂时的载体——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组织的稳定性(尽管绝不可与单位时代相提并论)。在农村，村民要么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要么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相互间已经有即使不是数代也是数十年的交往。换句话说，农村是有不同程度稳定性的“有机社会”。社区党建则没有这两者的优势。至少就现阶段的发展水平而言，社区仍然是一个匿名化的大众社会，这为一个寻求重建其微观统治的列宁主义政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并提出了许多现实的难题。既有的发展党员模式在社区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组织基础，但是党仍旧继续坚持不打折扣地执行发展党员的程序。除此之外，那些为党所青睐的发展对象(年轻、高学历、事业成功的人士)往往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无法把入党排上自己的日程。上述现象造成了党在社区的发展相对落后。 单位的解体同时也是一个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瓦解党的垂直整合的过程，社区党建通常代表了一种向水平整合的过渡，这种水平整合依据的乃是市场的契约机制原则。一个以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目前正在由一个受规则支配的社会替代；一个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正在向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演化。公民之中正在逐渐觉醒的权利意识同时也正在创造一个更加自信的社会，而这正在重新塑造党和政府在这一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及其联系大众的方式。一个大众社会更多地依赖法律体制或非人格的规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法律当做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仲裁者，很容易导向对权利意识的强调，因为执行法律的前提是对个人的权利和责任进行清晰的界定。 除了退回到国家主义的本源，社区党组织剩下的唯一选择是以提供服务来换回党员的忠诚及其对群众的影响。现在，社区党组织已经不可能对党员提出从前单位体制下经常提出的那些要求了。这个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具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和基层组织迟早要回归社区的话。党组织必须在社区找到合适的存在形式以确保它的生存。这反过来又有赖于党要在社区中找到适合自身扮演的角色。 (三)社区党建面临的挑战 有关社区党建面临困难的各种报告一直不绝于耳。例如，南京红山区党委在其网站列出了社区党建面临的下述困难。首先是党建队伍力量薄弱：一些社区党支部书记来源于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这两类人缺乏精力和领导才能。第二个困难是社区党员成分多样化：这些党员在不同的行业工作，日常生活轨迹差异巨大，很难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党的活动，即使是在一起开会，也很难找到共同语言，因为大家的生活背景千差万别。第三个困难是缺乏党建经费和办公设施。第四个困难是党员对参加社区活动缺乏兴趣。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工委也列出了四个类似的困扰社区党建的难题：(1)设施——没有开展党建活动的场所，通常要借会议室开会；(2)经费短缺；(3)与党员打交道困难多——这些党员在教育程度、思想认识上差别太大，并且流动性也非常大；(4)选举难度大，因为把党员召集在一起投票非常不容易。 武汉市委党校的张虹也引证了社区退休党员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缺乏兴趣的例子。对这部分人来说，“参加组织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张同时指出，党组织在私企的覆盖留有很多空白，并且私企员工(大部分是城市里的年轻人、下岗职工以及农民工)普遍缺乏入党的兴趣。另外一位来自北京社科院的党建专家刘冀瑗分析了社区党建中存在的其他困难，包括社区的党组织与党员联系比较松散：党员个人的主要利益一般不在社区，因此他们对社区党组织也关注较少——“大多数党员和社区党组织之间没有组织关系”。他同时抱怨“社区党建资源(主要指党员和党组织)整合不够，驻区单位(企业、政府机关、非盈利性组织等等)的党组织像‘一块块飞地’——与社区党组织很少发生关系”。江西省委组织部的一项研究同样列举了社区党建中存在的类似问题：(1)社区中原有的党组织设置不能有效应对流动党员的管理；(2)全职的党务工作者太少；(3)新流入社区的党员不能融入社区党组织；(4)非公企业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现有的组织结构不能有效衔接。笔者根据收集的多份由党建研究者撰写的调研报告，将社区党建面临的挑战总结为下述五个方面。 1.社区的流动性和匿名性 对社区党建最直接的挑战是社区的流动性和匿名性。如果社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周围的人，发展党员的活动就无法开展；如果他们不清楚社区成员中谁是党员，那么他们也无法组织党员开展党的活动。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党委组织部的一份报告，在20世纪的前5年，该区流动党员的净流入量是40680人(平均每年流入8136人)；但是在同一时间段，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只增加了211个——一个党支部有192.8个流动党员；而全国范围平均一个党支部只有23个党员。 2.老龄化 老龄化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其对党的影响已经开始在社区缺乏有能力的党务工作者这件事情上显现出来了。社区中最稳定的党员是那些退休人员，并且这些人也比每天上班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朝阳区委组织部的调查表明，57％的社区党员是退休人员，只有8.27％的党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全国范围党员老龄化情况也一样。图1的数据表明，2008年，77％的党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上，19％的党员是离退休人员，而且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党员(25％)多于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党员(23％)。
图1：党员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中组部《党内数据公报》，载《人民日报》2008年7月7日。 许多退休党员对党的组织生活不再感兴趣；愿意出力的党员通常很难适应社区党建工作，因为社区党建与他们过去熟悉的单位体制下的党建工作已经极为不同。由于后勤保障上的困难，社区党建的工作要更加劳累或费力。除此之外，社区党建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而退休党员充任的党务工作者并不能很好地与这些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两者在价值观、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代沟。社区党务工作既不能通过提供很高的工资，也不能通过提供长期的工作愿景来吸引年轻人(尽管在就业形势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整体的结果是社区党建的人才力量很薄弱。 3.操作困难 与单位体制下的情况不同(那里的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上下班，在工作中大家互动密切，在日常生活中又相邻而居)，现在的党员工作和居住的地点都高度分散，生活轨迹完全不同，要安排这些党员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困难重重，这种事情屡见报道。缺少场地和经费的现象也很普遍。监管流动党员和挖掘“地下党员”也很困难。在大城市，很多流动人口不再只限于农民工，而且还包括白领，后者中党员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前者，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是来自国有部门，或是新近毕业的大学生。这使得他们比那些农民工更受党的青睐。这部分人在工作形式和休闲方式上比农民工更复杂。社区党建工作也是复杂的，它要在那些通常互不相干的陌生人之间和不同的党组织之间开展很多协调工作，这是一件苦差事。 4.碎片化 理顺社区党组织与驻社区的各种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许多国企或其他隶属于政府的机构在传统党国体制内的重要性排位要远高于社区党建，因此它们通常仍旧把社区党组织理解为居委会的管家，整天忙于无足轻重的小事。在私企，由于许多私企老板不支持在其企业里建立党组织，所以很多流动党员不愿暴露其党员身份。与在国营单位里党组织井然有序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区党组织处于失序中。 5.在社区中找到一个角色 或许社区党建中最根本的挑战是为党在社区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或位置。为了与社区发生联系，社区党组织必须使其自身变得对社区有用。这绝非易事，因为社区党组织要面对许多来自市场和正在浮现的公民社会的竞争者。在公共领域，这些竞争者包括环保组织、维权组织、宗教组织、体育组织、休闲和兴趣组织、专业协会、慈善组织、社工、文艺团体等等。在私人领域，有物业管理公司、保安公司、业主协会、网吧、休闲俱乐部、诊所、律师事务所、职业代理公司等等。在这个层面，政党的天然角色是竞选。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角色，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的竞争性选举并未充分实施。作为一个一般性(general purpose)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竞争不过这些在各自领域内都是专门性(special purpose)的组织。处理党组织与这些组织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社区党组织干预这些组织的事务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并且会在社区中制造矛盾。 (四)保持先进性 作为一个执政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于，在任何地方都要坚持其领导地位。这给党组织和党员带来了许多问题。党员时常会被提醒他们是体现党性的模范人物；他们理应多贡献、少索取，帮助有需要的群众。党员对这种已经定型的角色期待正在感到厌烦，并且这种角色期待在当今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也显得不切实际。退休党员在本应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里却不能享受生活的安宁。对年轻和中年党员来说，他们被期待着在8小时的工作之余为党去义务工作，而他们本应在这段时间去休闲或娱乐。对于社区党组织来说，在没有行政权力支撑和社会对其几乎没有组织依赖的情况下，它们却被要求要在社区中坚持其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些，就必然要求党在其自我定位、角色、组织结构和行为模式上做出深刻的改变。这些改变最终会使党呈现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可能会在同一个政党中出现两种并存的组织模式，一种是掌握行政权力情况下的组织模式，另一种是不掌握行政权力情况下的组织模式。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执政党的绝大多数组织将不再具有行政权力。 三、调适性策略 在一篇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关于社区党建的文章中，党的理论家吴永年强调，党在社区建设发展中要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他提出要构建社区党建的五大体系。第一是构建组织体系，形成统筹协调的四个层次的组织框架：县区党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及其下属支部；第二是构建党员教育管理体系，包括发展新党员，做好宣传工作，召开组织生活会和学习会；第三是构建包括社区服务中心在内的服务体系；第四是构建共建体系，社区党组织联合其他组织力量共同推进社区建设；最后是构建考核体系，对基层党组织的表现提供反馈。社区党务工作者担负着联系、服务党和群众以及向党和群众反馈信息的双重任务。 社区党建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即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以及重新塑造党在社区中的角色。2005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强调了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党建对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所具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件强调，要强化党的服务功能、注重协调不同的利益、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创新组织体系等等。中国共产党试图在为社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角色，从而与社区发生关系，这些服务包括帮扶下岗失业人员、扶贫、替流动人口维权、提供社会福利以及协调社区中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调解这些群体和组织之间日益增多的利益冲突。 (一)完善党的自身建设 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使党的日常工作常态化，比如登记在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党员，把他们编入社区党组织中，征收党费，发展新党员，召开党员学习会和开展社会活动。完善党的自身建设还包括创新党的组织设置以适应新的、非单位制的环境；党试图以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把由市场打碎的“碎片化党员(党组织)”重新整合起来。在社区中，这些被打碎的“碎片化党员(党组织)”包括流动党员、党组织(驻社区的各种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性组织内的活跃的或不活跃的党组织)、离退休和下岗失业的党员和干部以及当地政府机关内的党组织。社区党建试图把这些党员和组织重新整合进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网络中，以便使党能够扩大其组织覆盖面，并重新获得对未来大部分中国人都要居住于其中的社区的影响力。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党员只有有限的控制力。在一个陌生的社区中，党员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参加社区党组织开展的活动。社区党建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排查社区中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动员了很多行政资源(包括户籍警察)来对流动人口中的党员人数进行摸底调查。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一套流动党员登记制度，要求党员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与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并且要把党员参加当地党组织生活的情况记录在案。 由于社区党组织对党员控制力小，这些党员通常会躲在陌生人中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因此必须找到能够吸引这些党员加入社区党组织的方法。由此导致了党员服务中心的建立。2007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组部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一项调研表明，73.9％的社区、92.6％的街道、71.2％的区(或县级市)已经建立了党员服务中心，为党员提供商业洽谈、技能培训、职业介绍、法律援助等服务；全国已经建立8031个电话热线，对流动党员提供咨询服务。一些城市还对贫困党员提供小额的财政扶持。 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党员服务网络的效果和可持续性仍旧很难评估。社区党员生活步调不一致，相互间缺乏有机联系，社区也不能提供像过去单位体制所能提供的那种坚固的组织基础，这些特点正在腐蚀所有社区党建已经取得的成果。似乎任何一种解决方案取得成功的关键都是形成一支相对年轻、充满活力、能够跟上社区发展和国家形势的党务工作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有关社区党务的工作岗位已在社区中设立。它们的实际名称可能不一样，但却履行着类似的职责。党建指导员负责社区党建的全面工作，他们通常是由市或区党委下派的全职干部。组织员负责建设、改造和维护社区的党组织。除此之外，社区党建联络员(通常由退休的干部或党员担任)协助管理私企、NGO和其他社会的或专业性组织中的党员。上海市青浦区杨浦街道进一步把这些党务工作者分为：宣传员、维稳监控员、廉洁政府监督员、环保协调员和冲突调解员。 社区党务工作者有的是全职，有的是兼职，他们的经济补助标准在全国各地差别也较大。在发达城市比如深圳，社区党务工作者一般都是全职的，其工资由国家财政发放。 (二)“大党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当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从以垂直性整合为特征的单位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彼此互动的更加多元的组织时，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构就破裂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和资源被抽干了；危机的出现迫使基层党组织寻求新的组织设置模式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大党建”这个词来指代非单位的党建或以网络模式为基础的党建。“大”用来与单位的有限范围形成对照，并且强调新的党建模式以地域为基础。大党建通过在社区层面采用共联共建、资源整合等方式更加有效地集约利用分散在社区的各种党建资源。 表面上，建立党组织所要求的党员人数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原则上一个社区只要党员人数超过100人，就应该建立社区党委；党员人数不超过100人的社区应建立党总支或党支部。例如，天津市共有1396个行政性社区，125个社区党委，782个社区党总支，489个社区党支部，2432个“楼宇党支部”(即以楼栋为基础建立党支部)，10636个党小组。安稳地存在于单位之中的党组织不会再有了，它们要被移植到由市场力量所造就的社会中去，并且还必须为自己找到存在的理由。社区党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同时也是多样的且不稳定的。例如，一栋公寓可能会以居住其中的党员为基础建立一个党支部或党小组，但是当同一栋楼的住户一直互不认识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党组织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由于不再是行政权力的中心，社区党组织必须调整其在社区中的存在形式和运转方式，为高度分散且生活轨迹不同的党员提供便利。社区党组织的设置要考虑召集党员的便利性以及党员在地域、交往和工作地点上的接近性等，一旦党员离开或死亡，这些党组织就随之消失。 这是党在基层的根本性转型。党建研究者李朝阳和任亮用“四个转向”来描述这个转型的特征：从国家向党的转向、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向、从强制服从到义务服从的转向、从领导到服务的转向。在单位体制下那种强制性的权力结构缺席的情况下，社区党组织已经在朝着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方向演进。中国共产党仍旧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它的很多基层组织已不再发挥统治作用。 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社区党建这一问题，目前最全面的论述来自中组部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发布于2005年6月22日，其中为社区党组织规定了雄心勃勃的角色：它是开展私企党建工作和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平台；它是党努力扩大社会基础的前沿阵地；它是党用来扩大对涌入社区的大量退休人员、农民工、失业人员进行组织覆盖的组织化网络。中组部认识到：“迫切需要在调节和协调社区中各方不同利益的过程中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除此之外，社区党组织也应该积极参与社区规划和建设，领导社区中的自治组织，讨论和决定社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以无偿或低偿原则为社区提供服务。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成为社区志愿者队伍的骨干。为了增强党控制社会的能力，社区党组织应该与负责私企和社会组织注册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建立联系，适时向他们通报这些私企和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工作。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将这些组织的注册登记和年度检查情况及时通报其所在街道党(工)委。 (三)一个服务型政党？ 与单位相比，社区极端多样和复杂。这使得党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不那么容易。作为一个有着很长微观统治历史的单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本能是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通常由国家提供权力和资源来支撑其基层党组织的支配地位。不过，社会地貌的转型使这种传统的权力运行模式在可行性和效果上都大打折扣。这是伴随着市场力量驱动的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权力转移的典型表现之一，这种转型迫使基层党组织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社区党建的指导方针确定为“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格局”。前面提到的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意图对这一观点在现实中予以落实。 失去了国家行政权力和资源的依托，社区党组织不得不通过为社区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讨好社区。许多地方的社区党组织都建立了面向党员和更多社区居民的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例如，江西省宜春市的社区党组织建立了许多服务性组织，如社区志愿者协会、公益事业服务站、环境卫生监督站、文体活动联系站、邻里互助站、民间纠纷调解站、致富信息传递站等等。前面提到的上海青浦区也建有类似的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党组织面临着一个问题和一个困境。这个问题是：这些服务或角色是否能够由其他专业性的组织或市场予以提供？如果可以，那么社区党组织就面临着一个困境：党组织应该无偿提供这些服务吗？为了做到无偿服务，社区党组织除了要靠党费支出之外，还得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才能有足够的经费来提供服务。如果社区党组织要对其提供的服务收费，那么它就将与NGO和其他专业性组织、私企处于竞争的地位，从而损害了社区党组织的政党身份，破坏了其公共形象。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为NGO和私企提供社区服务设置准入门槛，在出售各种服务时制造不同程度的垄断，正如今日中国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这将加重社会对党的腐败的指责，而党遭遇的这种指责目前已经够多了。中国共产党未必比其他政权更腐败，但是如果它过多地遭受社会的指责，无疑会使其看起来似乎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供这些服务和履行这些角色，社区党组织有效地提前扼杀了这些领域的社会组织的自发成长，因此扰乱、延缓和窒息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四、评述 基层党组织一旦脱离它们已市场化了的“载体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一旦脱离“真实的行动”——管理公众、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它们以前的存在形式就不具可持续性。等价交换、契约关系，尤其是最重要的个人意志自由等市场原则的渗透，已经侵蚀到党的组织整合，并重新构建了党员的身份认同。当党员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和非党员一样在市场上谋生时，党组织就不再拥有对党员的同等控制能力了。对普通党员来说，党员身份可以是一项政治资本，但同样也可能是一个负担。散落在社区中的隐藏身份的党员和蛰伏的党组织证明了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市场化已经为党员带来了这样的预期：党必须为党员的忠诚和服从提供相应的回报。党已经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包括建立党员服务网络、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党员提供扶贫资金、建立党员帮扶机制以及为党员提供其他服务或照顾等等。由此，列宁主义政党关于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关系的根本假设不知不觉间已经发生了改变。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业已遭到严重侵蚀的单位土壤中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其根系。它必须将其自身移植到正在快速涌现的社区中，而社区几乎在所有的存在形式上都与单位区别甚大。社区党建目前仍旧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我们尚不清楚党在未来是否会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模式出现在社区。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还在学习能够适应于中国新的社会环境的新的生存方式。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自己在概念上找到了一个角色，但是还没有为实现这一角色设计出具体的组织机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由不同的社区党组织推进的形式各异的调适性实验可能不仅有助于维持党的生存，而且有可能带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在这种以生存为目的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前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由组织化的等级体系所孕育的威权主义机制原则在党存在的任何地方都会产生作用。这一点在社区党组织倾向于回归其国家主义的根源并试图作为党国体制的一部分运转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社区党组织权威的唯一可靠的来源是党国体制，把其自身与党国体制捆绑在一起并依靠后者的资源和权力是社区党组织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社区党组织的这种国家主义倾向可能也受到了残存于社区成员身上的来自单位时代的文化传统的鼓励，因为那种政治文化下的规则和规范非常容易理解和遵从，至少对于那些在单位时代生活过的那几代人来说是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区居委会身上。事实上，大家已经普遍注意到“社区自治”的准政府性质，在国内许多地方，社区居委会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靠街道、区、市等层级的政府提供。政府也经常给社区居委会下达各种各样的任务，就如同后者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一样。这对基层党组织来说是简便的同时也是乐见的方式，因为它们都愿意手握实权去统治。 第二个前景是出现了和乡村政治类似的情形，也就是社区党组织会发现它同群众选举的居委会处于一种为争夺权威和控制社区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中。因为同村委会选举一样，社区居委会的直接选举得到了法律的授权，并且正在快速扩散。二者可能会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逻辑的支配下走向冲突：社区党组织干部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而社区居委会成员则由居民选举产生，这将制造一个类似于乡村治理中出现的双重政治结构以及类似的两者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这种情况可能会为社区党组织提供寻求人民授权的动机，而这有可能导致出现第三种前景——民主化。 社区党委和农村党支部一样，应该由社区党员依照党章选举产生。目前，社区党组织的选举和社区居委会的选举都受到了操纵，但是二者都有潜力成为真正竞争性的选举。两种选举也有可能进行事实上的合并。要求社区事务的决策更加民主化的自下而上的压力正在增大，并且将继续强化。例如，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在社区事务中有着越来越多的利害关系，因此它们在政治上的服从并不能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众维权的积极性也不断高涨。当社区党组织正在演化为一个“服务型政党”时，也就是说，为了与社区发生联系，社区党组织必然使自己努力做到对社区有用，此时，某种形式的“小镇民主”可能会从社区自治的趋势中成长起来。因为完全可以想象的是，社区党组织有可能被社区利益所俘获，尤其是当社区党员在社区中拥有自己的物业或其他既定利益时。在这种前景中，社区党组织有可能“常态化”，变成一个选举党，其主要使命是在竞选中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当市场、国家、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为党留下的生存空间所剩无几时，在定期选举中角逐就会成为社区党组织的自然角色；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社区党组织有可能会朝社会方向演化，甚至最终有可能疏离执政党。 不过，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与社区保持联系并且发挥积极作用，社区党组织不仅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身份、新的组织形式、新的角色，而且还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或更优秀的人才。如果它的干部队伍主要是由社区中那些边缘人物(老年人、退休人员、下岗人员、伤残病人和那些在专业上无法赢得尊重的人)构成，那么社区党组织也会被边缘化。这是中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努力避免的最坏局面。 *本文译自兰斯·戈尔教授所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rket,New York:Routledge,2011)第100—120页。文章各部分的标题为译者所加。感谢作者对笔者授权翻译此文。同时感谢作者对译文所作出的校正。
标签：党的基层组织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党组织论文; 时政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党的基层组织转变的总趋势_党的基层组织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