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户农药施用效率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浙江论文,农药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施用农药无疑有利于减少因病虫害和草害所引起的农作物产量的损失，然而，施用农药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尤其是对生态环境起到破坏作用。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相关措施，激励农户合理用药，无论是对于农户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还是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对农户的用药行为、农药企业的生产和农药的市场流通作了专项调查。调查以浙江省为对象，包括①浙江省嘉兴市新丰镇、义乌市佛堂镇与王宅乡、金华县付村镇与安地镇、东阳市横店镇、文成县黄坦镇等10个乡镇近100个农户的访谈与问卷调查；②嘉兴市、义乌市、金华市共计60家农药经销商（点）进行的访谈与问卷调查；③浙江省的有关农药生产企业。整个调查于2000年4月底完成。另外，本研究还利用了《浙江统计年鉴》相关年卷的统计资料，国家农调总队1995～1999年间，在浙江的10村500个固定观察点（农户）的样本数据并进行了综合分析。结论是：当前这些地区的农户用药缺乏效率，而导致这种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结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使得农户用药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的整体理性相协调，政策的着眼点应立足于改变农户用药行为的激励结构。
一、浙江省农药施用的总体状况
（一）农药施用量和支出金额不断上升
依据《浙江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1984～1998年的15年间，浙江省农药的总施用量由4.1万吨上升到6.59万吨，年均递增4.05%；同期单位面积的用药量从9.00公斤／公顷增加到16.81公斤／公顷，年均增幅5.79%，呈波动式增长趋势（图1）。
从浙江省农户固定观察点资料看，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及其支出额同样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农药在农户种植业总投资中所占份额呈显著上升趋势。农药支出占生产资料支出的份额已由1995年的近16%上升到1999年的24%以上（表1）。
从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农药支出占生产资料支出的份额的分组情况看，该上升趋势同样十分明显，其中，园地户的农药支出份额在1995～1999年的5年中上升了10.6个百分点，其增幅高于其它两组农户（表2）。
资料来源：同表1。
（二）农户缺乏合理用药的信息
问卷调查表明：从外部信息对农户用药行为的影响程度来看，广播对“什么时间用药”的影响最大，但在用药的次数、种类、数量等方面则更多地依赖于村干部与农技员。尽管如此，农户的用药决策仍主要依赖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调查发现，简单的广播（媒体）宣传虽然对农户作出用药时间的决策有较大作用，但并未对农户的用药种类和数量产生较大影响，由此看来，简单的媒体宣传对农户合理用药的作用是有限的，农户的用药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的影响（表3）。许多农户在施用杀虫剂时，用量都会超过说明书或推荐量的标准，超过的幅度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0%以上。
资料来源：本次问卷调查。
从对农药经销商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90%的经销商都会在农药销售过程中向农户介绍有关用药知识，并且有59%的经销商认为，这种介绍会对农户的购药和用药行为产生很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表4）。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销商受利益驱动会推荐和诱导农户多用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农药，甚至会向农户提供虚假的质量信息。在向农户推荐用药量时，近70%的经销商会高于农药的说明书标准（主要指杀虫剂）。
表4 被调查经销商对农户购药行为的影响程度 单位：%
决定作用很大作用有一定作用
几乎没有作用
11
48
35
6
资料来源：本次问卷调查。
相关调查还显示：农户对农药施用时（后），对人身安全和环境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仍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施用农药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施用农药不会污染环境。调查同时表明，农户对农药危害人体健康的认识明显高于农药污染环境的认识（表5）。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
二、对浙江省农户施用农药效率的分析
（一）农户用药是否符合个体理性
对于普遍存在的农药用药量增加和过量用药现象（注：国内外的其他学者通过对浙江和江苏的农户农药用药量的调查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参见David Widawsky,Scott Rozelle,Song qing Jim,Jikm Huang:"Pesticide productivity,host-plant resistance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Agricultural Economics》,19(1998),203-217.），人们自然会问：这是农户的理性选择吗？经过调查与分析后发现，农户增加用药量甚至过量用药，对其自身而言是理性选择，其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
1.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自然导致农户用药量的增加。对杀虫双的抗药性试验表明：在1977～1978年间，每亩施用0.15公斤，其效果大于90%。到了1999年，每亩需施用6.23公斤才达到同样的效果，稻虫的抗药性提高41.5倍。杀虫剂中的甲胺磷和杀菌剂中的井冈霉素也存在同样的现象。现在250～300毫升的井冈霉素与10年前的50毫升的药效相同。当然，在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农户认为，现在需要多用药的部分原因在于农药质量的下降。而从药检部门的检测表明，农药的有效成分含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2.高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浙江省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农村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并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6）。高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农户的用药成本中农药支出只占总成本的较小比重，农户在用药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省工省力，而不是省药，对于没有药害的农药品种，农户更多的是考虑把药用足，确保药效。特别是在非农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农业兼业化程度相应也较高，农户的这种行为倾向就显得更为突出。有的学者认为，农户过量用药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是风险厌恶者，即农户担心万一用药不够会带来大的产量损失。但是，本研究认为：农户规避的主要是再次用药的劳动力成本，而不是万一的产量损失。因为只要及时观察，大的产量损失是容易避免的。
对农户喷药时是否混合用药的问卷调查表明，15%的农户回答“总是”，65%的农户回答“经常”，其行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省力”。高的劳动力成本还导致农户缺乏搜寻合理用药信息的激励。例如，用药技术和知识的培训即使是免费的，高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农户缺乏参加的积极性。农户更多地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对用药时间、用药次数、用药品种和用药量作出判断。自然，因此导致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浙江省10村500户跟踪观察。
3.农业生产经营的小规模和农村结构及收入结构的特点，使农户对农药的需求缺乏弹性。浙江省的陆域面积仅为全国的1.06%，人口密度为全国平均的3.4倍，人均耕地仅有0.56亩，户均不到6亩。1998年，全省一、二、三次产业的GDP结构为12.4%，54.6%和33%；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89；农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47.4%。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达到了80%～90%。农户的经济收入中非农收入的比重占67.8%。从种植业来看，若考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其净收益为负（表7）。农民种粮的主要动因不是增收，而是满足自身口粮的需要和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与农业税。虽然农药支出占生产资料支出的份额不小，但农户的小规模经营使总的生产支出额并不大，并且在农户家庭总支出中仅占较小比重。以上经济格局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户对农药的需求缺乏弹性，农药价格的波动对单位面积的农药施用量的影响较小。同样，对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的比较分析也表明，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节约用药成本的激励较大，单位面积的用药量相对较少。
注：种植净收入＝种植收入－种植投资－种植用工×平均雇工工价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浙江省10村500户跟踪观察。
4.农户总体文化素质较低是导致农药过量施用甚至滥用的深层原因。我国农村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为落后，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合理用药知识，在治虫时用药次数的多少主要看是否有效，若无效，就多喷。但大多数农户对“有效”的理解相当肤浅，许多农户甚至认为喷药时虫子当场死去才算“有效”，否则便为“无效”；大多数农户认为多用药，治虫的效果一定会更好。对农户用药量的分组数据也清楚表明，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单位面积的用药量较少（表8）。此外，随着文化程度提高，农户选择农药类型有明显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农户选择的是质高量小（当然价也高）的农药，而文化程度低的农户则相反。
以上的分析表明，农户对用药量的选择，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一种理性行为。自然条件的变化，农业生产函数的特性，农产品和不同生产投入的相对价格以及农户现有的知识结构，这些共同决定了农户对用药量的选择。
（二）农户用药是否符合集体理性
农户对用药量的选择虽然符合个体理性，但却偏离了集体理性的要求，从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而言，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其主要理由：
1.农户很少考虑施用农药对环境带来的负效应。施用农药虽在夺取农业丰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合理的施用已经引起一系列环境问题。一方面，农药在杀灭有害生物的同时，也杀伤了有害生物的天敌和蜜蜂等有益生物，降低了它们对有害生物的控制作用，使害虫的对抗性不断增加，害虫的发生频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药施用的有效利用率很低（农药中附着在作物上的粉剂不超过1%，液剂不超过20%～30%，约有5%～30%飘浮在空气中，约有40%～60%降落在地面），致使大量农药及其降解物进入自然环境，导致土壤、水体和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增多，影响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杀虫剂是农村地面水和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极易形成大面积的区域污染，过多过滥地施用杀虫剂，导致了大量非对象物种的死亡以及害虫抗性的增加。对农户的问卷调查表明，当问及：“是否考虑施用毒性强、残留高、环境污染严重，但杀虫，治虫效果好的农药”时，78%的农户回答“会”，仅有22%的农户回答“不会”。对农药经销商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认为农户的环境意识逐年增强的经销商仅占被调查数的10%。此外，相关的调查还表明，农户对于喷药后剩下的包装袋、瓶和残留随意丢弃在附近的田里、沟里和塘里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但严重污染环境，有的甚至造成了严重人身伤害事件。不少菜农在用药时对自家消费的菜和用于销售的菜分别用药，这种行为也证实，农户缺乏施用农药对外部负效应的考虑。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浙江省10村500户跟踪观察。
2.农药市场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农药经销商和农药市场的调查表明，随着国家放松对农药市场的控制和农药经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各种各样的农药新品种迅速增加。在过去一般的农药经销商只经营十几个、几十个品种，现在要经营上百个、几百个品种。一般的农户受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在购药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在经销商的劝导和推荐下过量购买和施用。当然，信息不对称的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就在于，小规模经营的现状使农户缺乏搜寻用药信息的激励。相对而言，农药经销商普遍认为，规模经营大户和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拥有较多的用药知识。
三、提高农户用药效率的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激励结构直接决定农户用药的行为选择，缺乏有效的激励结构是导致农户施用农药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要想改变农户的用药行为并降低农药施用量，政策措施的着眼点在于改变农户用药所面对的激励结构。
（一）强化对农产品安全的宣传和监督管理
终端消费者的食物安全意识的强弱，是影响农户农药施用激励结构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终端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除了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外，也与政府的宣传和倡导直接相关。积极引导终端消费者提高对农产品的安全意识，尽快修正、完善和有效实施农产品安全标准，并努力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强化对农产品安全的执法力度，进而让农产品安全作为农产品定价的重要考虑因素，真正体现“按质论价”。活生生的市场是对农户最好、最直观的教育。如浙江一些地区的实践显示，只要政府对农产品安全进行积极倡导，终端消费者就会增加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并促成“绿色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之间的明显差价，进而诱使农户合理用药（注：在调查时，某地的农技站长介绍了该农技站在当地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内组织农户栽培“绿色”西瓜的事例。通过严格用药管理，西瓜采收后以1.6元／公斤的价格供应市场还供不应求，同期其它西瓜的市场价仅为0.4～0.6元／公斤。）。
（二）有针对性地改善对农药生产和市场流通的管制
当前的农药生产主要是实行“三证”管理制度，这对于规范农药企业的生产行为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这些年一直在实行的“临时准产证”制度，其政策目标是鼓励企业产品创新，推进农药新品种的及时试用与推广。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政策偏差，结果演变成为主管部门的寻租行为，并使“正式许可证”的门槛被人为抬高。同时，由于整个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一些正规国营大厂较难取得“临时准产证”，而有些经营机制较为灵活的厂家就极易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农药市场“新品种”多而且乱的现象。因此，政府应改善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管制，此为其一。
根据国家规定，农药属专营农资商品，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许可证”转让现象或“特许经营”现象较为普遍，即出现从名义上来讲仍为国营或集体经营，但本质上已完全由个体经营，经营者按双方约定的标准向主管部门缴纳一定的“许可证”使用费或“特许经营”费。农药厂也从过去单一的生资系统销售渠道转变成为可以自由选择经销商。这使得农药购销渠道已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渠道、直线式转变成目前的多渠道、网络式。农药市场呈现出生产厂家多、品种杂、“新品种”推出速度快、竞争激烈的鲜明特点。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农药流通的市场化进程，并及时制定公正、公平、有效的市场规则。在当前的农药市场流通中，对浙江省不同地区的农药市场调查显示，农药流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农药经销商的批零差价相对较小。农药主管部门往往集管理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由此导致的行政执法不公现象也就不足为怪。政府涉农部门每年都会指定几个好农药品种加以推广，甚至会以文件的形式向下传达，并作为对其下属推广部门年终考核的依据与标准。这种做法，虽有利于新农药的迅速推广。但由于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部门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其科学性、公正性显然会大打折扣。因此，政府应改变对农药市场流通的管制方向，从对市场准入的管制转变到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上来，此为其二。
总之，通过改善农药生产和市场流通的管制，能使农户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高效、优质、低残留的农药；并且，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诱使经销商向广大农户提供合理的用药信息和优质的服务。
（三）增加农户合理用药的知识和技术
降低农户获取合理用药的知识和技术的成本将有助于改变农户的用药行为。调查发现，只要相关的信息和技术比较容易获得，农户还是愿意搜寻和学习的。运用先进传媒，及时、广泛和形象地进行用药信息和技术的传播，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尽管通过媒体进行用药信息和技术的广泛传播起到的作用有个渐进的过程，但只要持续进行，必将显现其积极的作用。如金华市定时通过第38电视频道及时向广大农户传播用药信息和技术，这种方法深受广大农户的欢迎，使他们从中得到了所需要的农药信息和技术。
（四）积极鼓励农户规模经营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经营使农户在施用农药时主要关心药效，较少关心用药成本。每次相对较少的施用量，又使得农户对用药量的控制只怕少，不怕多（以不出现药害为限）。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将诱使农户更多地关注用药成本，进而降低单位面积的用药水平。此外，从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农药支出额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种菜户和园地户的户均支出额要比种稻户高，相对而言，其节约用药成本的激励就大（表9）。积极推进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同样会使农户更关心用药成本，促使其更有效地施用农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浙江省10村500户跟踪观察。
在当前，积极倡导以村或以镇为单位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统一防治，将直接减少农药施用量，提高农药的施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