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差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6)02～0063～08 媒介尤其是现代大众媒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并不限于重新缔结人们的社会关系，也不限于赋予浸淫于传统之中的芸芸众生以现代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究其根本而言，它将直接促进一个社会的开放。事实上，正是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才有可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或张扬本土文化中的能动因素，使原本固结的社会关系在不同代际之间发生断裂，使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发生新的变化，并最终使一个社会脱胎换骨产生新的活力。 一、媒介与开放社会的建构 近代以来，当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说，“社会具有了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1](P145)。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必然导致来自西方的种种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及两性观念的蜂拥而至，而无论这些新观念的“东进”，还是在中国社会中的普及，都与杂志、报纸、书籍、戏剧(文明戏)、广播这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推广休戚相关，大众媒介在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朝向现代的转变中厥功至伟。 中日甲午战争后，1896年由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是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中国社会开放起到重要助推作用的一个典范。这个由梁启超主笔的政论性杂志，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连载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在清末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虽然《时务报》仅存两年，出刊不过69期，但除了在政治上推动了维新运动外，还孕育了整个社会的开放和文化变革。比如，《时务报》猛烈抨击了社会现实和传统的价值取向，使官绅的价值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士子不再视举业为唯一出路，国人也不再将结社立会视为政治禁忌。甚至《时务报》制造的社会舆论，也促进了现代女学的兴起和缠足习俗的废除。 当时，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尤其是大都市上海，之所以常常领风气之先，与那里的工商业发达、人口流动快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究其根本却是近代以来日益发达的传播媒介使然。以1926年伍联德在上海开办的《良友》画报为例，这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的、便宜的刊物”[2](P2)，不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关注时事、开启民智、弘扬文化，而且引领潮流、倡导时尚、左右风气，成为当时的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叶的那场变革尽管猛烈但毕竟囿于东南沿海而范围有限，那么1978年后开始的那场改革开放则不仅风头更健，席卷的范围也更广，其所形成的真正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之中，思想解放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一直命悬一线、惊心动魄，但每一次都借由传播媒介的推动而来，到全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而至。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例，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直指“两个凡是”。接着，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各主流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历时半年之久的理论争鸣中，各类报刊发表文章达650篇之多，影响远远超出了新闻界和理论界，涉及全国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3]而20世纪90年代初由媒介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同样进一步拓展了人们的改革开放意识，明确确立了后来流行开来的市场经济意识。 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惊心动魄，那么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次开放则更多地像一场场“静悄悄的革命”。从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国门洞开、西风渐进，那些我们原本认为独属资产阶级的歌曲、舞蹈、油画、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各种庞杂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潮，以及包括食品、餐饮、服装、电器、化妆品在内的整个物质生活方式，也都一股脑地涌入中国大陆，成为普通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追逐对象。在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明的引进过程中，本身也越来越繁荣和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大众传播媒介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亨利·柏格森或卡尔·波普尔都以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保证个人自由，允许来自民间的批评存在；乔治·索罗斯则进一步提出，开放社会除了要有一个“民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以及“把提倡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具普遍性的理念”外，它最重要的基础应该是，我们首先要承认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准备接受改善的不完善的社会”[4](P1，PP139～140)。尽管这些关于“开放社会”的表述有着多重政治和社会含义，但它起码向我们说明，在一个能够称之为“开放”的社会，任何个人都没有理由拒绝新的经验，或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尝试，因为这是改善社会或个人不完善的基本前提。就像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所言：一个堪称现代的人，应该“能够欣然接受在他周围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能够更自由地接受别人现在正享有的变化了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太固执，对别人以新的或非传统的方式行事不太焦虑”[5](P26)。 大众传播媒介所以能够导致一个社会的开放，引导人们接受新事物和社会变迁，在于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向人们显示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公开有关同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的观点和看法，呈现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的不完善性以及诸种改造的可能性，鼓励人们探讨和争论每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最终使人们接受或起码容忍他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些年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通过数十户家庭的访谈能够发现，正是因为能够方便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比他们的父母更为开放。 其实，一个社会的开放不仅表现在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能够接受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样表现在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使不认同，也能够给予较高程度的容忍。对自己所不认同或不愿采取的观念和行为的容忍度的高低，同样是一个社会开放度的标志，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来自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推动。显然，一个拥有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会为不同观念和行为的表达与交流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并因此会增加社会成员对各种观念与行为的理解与宽容。因此，面对全新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同年轻一代的大胆接受相比，年长一代的容忍或者说宽容有时同样是一种进步，甚至是更大的进步。 威廉·房龙在撰写名闻遐迩的《宽容》一书时，曾将“宽容”解释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在房龙笔下，现代社会的不宽容，常常源于三个方面：(1)出于懒惰，人们只是因为习惯，不愿改变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因此使得所有“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2)出于无知，因为无知，“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3)出于自私自利，这往往是嫉妒的一种表现。[6](PP140～143)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思考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理解为何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宽容。显然，大众传播媒介能够通过传播新颖知识或他种生活习惯，打破一个社会的习惯或常规，也能够使得无知者通过比较变得相对睿智起来。至于嫉妒，虽然单纯地靠大众传播媒介难以化解，人们也确信不存在完全没有嫉妒的社会，但是合理而有效的传播却能够通过公开事实、抑制差异、建立互信，帮助人们“适当地抑制嫉妒、疏导嫉妒”[7](P312)。 二、媒介影响与代际差异 2001年，当人类刚刚迈入新世纪之时，美国作家、教育学家和游戏设计师迈克·普伦斯基提出，近20年来电子媒介尤其是网络的高速发展，划分出了迥然相异的两代人：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前者是这几十年间与网络技术一起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视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为成长于其间的生活环境的必然组成部分，使用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自然。由此，“你可以称他们为‘网络(net)的一代’，也可以称他们为‘数字化(digital)的一代’，但我发现，他们最有用的标签却是‘数字化土著’。今天，我们的学生都是计算机、视频游戏和网络这些数字化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后者，如果单从年龄上而言，估计应该是岁数在30岁或40岁以上的成年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新的数字化环境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刚刚迁徙上岸的新大陆，与此相应，“作为数字化移民，像所有的移民一样(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好点)，他们必须去适应自己面临的新的环境，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保留着自己的‘口音’，也就是说，他们的足迹还留在过去”[8]。 作为当今世界同时在世的两代人，“数字化土著”和“数字化移民”不仅在信息的接受方式和接触时间上完全不同，他们的行事风格也迥然相异。普伦斯基在自己的短文中一一列举了“数字化移民”们的“口音”痕迹：包括他们常常将邮件打印出来阅读或保存，而那些让秘书帮忙才会打印的人显得更“土”；他们也常常将人拉入自己的办公室看一个有趣的网站，而不习惯于将网址发给别人。而与此相反，“数字化土著”们则习惯于十分迅速地接受信息，他们偏爱同时处理多种任务，他们偏爱图表而不是文本，他们偏爱随机访问(就像超文本那样)。他们一上线就神采奕奕，喜欢即时的肯定和频繁的奖励，喜欢游戏胜于喜欢“严肃的”工作。 不要以为两代人的电子或数字使用差异仅仅发生在普伦斯基所在的世界科技大国美国，电子世界里的巨人(子代)与侏儒(亲代)并行于世的现象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代际景观，而且这巨人与侏儒的划分不仅与生理性的身高无关，甚至与精神的伟岸或猥琐无涉，它只与年龄的长幼有关。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数字化的一代”为例，尽管在中国对这些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评论各异，但几乎所有“80前”都认为，他们确实和我们不是一个“物种”，而造成这一“新物种”出现的最主要因素是互联网的出现及由此而来的信息时代的突飞猛进。 事实上，网络及由此而来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像尼葛洛庞帝所言，使得“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比如，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比特，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再比如，当工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互联网络也不断壮大时，完全数字化的办公室也将出现；还比如，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甚至当“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价值观”[9](PP15～16)。 其实，像普伦斯基一样，在尼葛洛庞帝眼中网络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两代人地位的“颠覆”。因为深信“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这位新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也就毫不怀疑：“这种控制数字化未来的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青一代的手中。”[9](P272)作为一种引证，雷尼·李在《数字土著侵入工场》一文中，借一位22岁的大学生之口，出色地表达了面对数字世界两代人之间的云泥之别：“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10]由此，尼葛洛庞帝和普伦斯基这些数字化社会的鼓吹者，自然也都认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面临巨大的断裂(discontinuity)——两代人之间的断裂：年轻一代或数字化土著们的大脑或思维方式已经与我们或数字化移民们迥然不同；而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则与此相关：我们这一代说着过时语言的数字化移民，却在教育着那些掌握了全新语言的数字化土著! 普伦斯基为人类走出困境做出了各种设想，尽管这些设想未必真能解决问题，但起码普伦斯基的两个思考前提颇具价值：(1)我们必须承认，年轻一代即数字化土著们的大脑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承认对他们所处的新世界不甚了解，从而虚心地利用他们的帮助去学习和融入这一新世界；(2)我们必须努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和方式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加快学习速度、减少按部就班、增加共时并行的学习，能够随机转入其他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巨大的断裂之后，人类的学习内容已经一分为二：其一，传统的内容，包括读、写、算、逻辑思维、了解过去的作品和思想，等等；其二，未来的内容，它们大部分与数字化和技术相关，包括软件、硬件、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也包括与此相伴随的新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等。显然，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我们就需要设法学习运用数字化的土著语言去教授上述传统和未来的内容。 一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第三部第四章的标题，普伦斯基开出的网络时代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最佳结合路径也是：“从游戏中学习”。无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尼葛洛庞帝，还是网络游戏设计师普伦斯基，他们都一再宣扬，我们可以将技能学习嵌入游戏之中。如此，就像普伦斯基以为“‘教育游戏’并不是奇思妙想，是理性而不是幻觉”[8]一样，尼葛洛庞帝也深信：“大多数成年人都搞不懂小孩是怎样从电子游戏中学习的。大家通常都认为这些诱人的游戏比电视还糟糕，孩子们会沉溺其中变得焦躁不安。但毫无疑问，许多电子游戏，也教孩子们如何制定策略、培养他们的规划能力，这种能力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大有用处。”[9](PP238～239) 当然，如果换个思路，网络社会或信息技术带来的或许真像一般人的忧虑那样，并非都是莺歌燕舞，同样也有危机四伏的隐患。其中包括日益普及的大众媒介和网络信息技术，使得虚拟环境有可能代替人们尤其是儿童们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孩子们可能丧失纯真本性；儿童以及青少年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电视、电脑或视屏游戏上，这使他们的阅读时间大量减少，思维变得平面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兴趣日渐丧失，成了“宅男”、“宅女”甚至“宅婴”；因为人类的交往越来越多地通过虚拟世界或赛博空间进行，这导致“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11]；进一步，因为网络技术的推进，低龄儿童提前涌入虚拟世界或赛博空间，像ipad或iphone这样的智能化电子设备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技术异化通过控制“地球村”的低龄人口将他们改造成了网络社会中的“玩工”(play labor)——即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为乔布斯或微软那样的信息制造商提供了一种免费劳动，并成为信息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12] 网络社会或信息技术带来的隐患，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012年，传播学家曹晋根据对复旦大学所在地上海杨浦区的近百户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极易受到技术迷思的影响，从而使得中产阶级的家长们更易将计算机技能作为培养孩子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此，随着以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儿童的闲暇时间日渐为各种新媒体设备所占据。但是，当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孩子学习成为最为日常的理由，使得儿童大量暴露在新媒体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他们也成了信息社会“合格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其原本花样般的童年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12] 三、文化反哺：数字鸿沟抑或代际鸿沟 尽管网络社会或信息技术是把利弊相兼的“双刃剑”，但却没有人会否认由此而来的信息革命或许“只需要几十年就会为我们的生活和职业带来无所不在的改变”[13](P262)。正因为信息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而现代社会的信息又如此之多①，面临信息爆炸，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们都会强调与信息获取相关的技术能力。曼纽尔·卡斯特就相信：“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14](P403)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几乎所有的服务业尤其是那些技术为王的高端服务业，说到底都是与信息打交道的职业。比如，航空调度通过航班、机场和天气数据决定飞机的起降；投行从业者根据金融市场的交易信息，决定公司的融资、并购，股票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销售和交易，以及资产管理和风险投资业务；保险公司使用风险信息评估保单；医生使用身体检查信息(如心脑电图、影像数据、血液生化指标)制订治疗方案；教师从浩如烟海的相关信息中选择合适的内容训导不同年龄的学生；甚至超市的售货员每天处理的也是客户的交易信息，巴士或uber司机一样必须使用信息选择通畅的行车路线或合适的客户。 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各类软件的开发，为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集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对计算机普及率高的发达国家来说，如上所述，通过电子计算机收集信息和处理数据自然便利多多。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3G或4G技术越来越向个人掌上电脑和移动终端发展的手机，则为普通白领甚至草根阶层方便地获取日常信息提供了可能。比如，手机的使用，使坦桑尼亚渔民能够方便地收集天气信息、加强捕鱼时的合作、处理紧急情况，以及对海产品的议价能力；手机的使用，使印度、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外出打工的工人能够应对紧急情况、维护家庭关系并节约生活开支；手机的使用，也使卢旺达的小商人能够更好地开拓自己的商业眼界、调节工作地点和工作程序；手机的使用，还使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能够顺利地获得朋友、先前的工友和雇主所发送的用工信息，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而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手机或移动电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沟通工具，更是一种谋生手段。[15]比如，即使重庆那些现在已鲜见的为他人当搬运脚夫的“棒棒们”，也要靠手机来承接“业务”。如果你没有手机，就只能跟着一个有手机的“棒棒”，靠他来安排自己一天的活计。[16] 虽然无论是航空调度员或风投经理，还是坦桑尼亚渔民或重庆“棒棒们”都从信息革命中获益良多，但是无可争议的现实是，被信息革命浪潮裹挟到漩涡之中的成千上万的人口在信息获取的方式、多寡和质量上依然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将这种信息获取上的巨大差异称之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那么能够发现，几乎在一切信息沟通技术(ICTs)的普及过程中，在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络和宽带等各个领域，在不同的使用主体间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有人认为可以将这种差异视为“技术鸿沟”，它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草根大众之间在ICTs的应用方面的技术差异造成的[17]；也有人认为这种差异是“经济鸿沟”，也就是说数字鸿沟本质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电信报告》就证实：“在ICTs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关联，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一关系越来越明显。”[18] 我们承认，无论是技术鸿沟还是经济鸿沟，甚或是由信息社会的阶层分化导致的社会鸿沟，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数字鸿沟”的深刻意义。但问题在于，现有的概念都未能解释，何以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文化程度、职业、阶层和收入相同的社会群体中，再或在同一个家庭之中，亲代和子代之间或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都存在鲜明的数字鸿沟。尽管诸如国际电信联盟(ITU)都意识到，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和城乡在内的人口学特征都与“数字鸿沟”有关，但尚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干脆将数字鸿沟称之为代际鸿沟(generational divide)。[19] 我们说数字鸿沟是一种代际鸿沟，并不是一种主观想象。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底，在中国现有的6.49亿网民中，30岁以下的达到56％，而30岁以上的网民人数却急速递减：30～39岁年龄组为23.8％，40～49岁年龄组为12.3％，50～59岁年龄组为5.5％，60岁以上年龄组更是只有2.4％。由此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ICTs的使用者确实在不断减少。 最近10年来，长辈在电子计算机使用方面的劣势，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以及计算机硬件的结构复杂化和软件的功能复杂化而日益明显。现在的家用计算机无论在处理速度还是硬盘容量上都远远超过前20年，尤其是各种操作和编辑软件应有尽有，你可以用来处理文字、在不同语言间进行翻译、编辑排版、绘图或制作表格、处理数字或定量甚至定性资料、制作放映文件(PPT)，也可以用来下载文字或图片、综合管理照片(制作相片夹)、观看电影电视、查找地图或天气预报，还可以用来发送电子邮件、参与电子公告牌(BBS)和论坛(Forum)的讨论、撰写网络日志(博客或微博)、通过发送音频或视频文件而传播自己的广播或电视节目。显然，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功能开发越多，父母们的劣势就越明显。单单一个操作电脑和“上网”，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来说就不太轻松，它需要操作能力、专业知识甚至良好的英文基础，这使得大多数父母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无可争议的是，由于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其实，亲代与子代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的技能上，而且也存在于信息获取的内容方面。尽管从理论上说父母也一样可以看电视、收听广播或者上网、发微博，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工作和家务事的干扰、兴趣单一，以及前述信息获取能力较差，无论从电视还是网络再或其他大众媒介上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大不如自己的子女。但是，对于孩子们而言，他们几乎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信息。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感兴趣歌手的MTV，搜索或下载感兴趣的电影视频，查找家庭作业的资料，为姚明进入NBA全明星赛而拉票——而这些信息往往是父母所没有接触到的。如此，孩子们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变得如鱼得水。 进一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近十年来在塞勒所称之为信息革命的“引爆点”的移动技术的推动下，凭借着移动电话和iPad的普及更是如火如荼。众所周知，在信息革命的进程中，20世纪60年代商务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是关键性的一步。如果说蒸汽机的使用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出现，那么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就是信息革命的“蒸汽机”。不过，如同电力的发现对工业革命的“引爆”意义一样，接下来的一步，即移动计算技术的出现才更为重要。因为正是“移动性使得之前所有的应用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它有以下优点：永恒存在(24小时×7天)，随时上网(无线网络)，方便适用(各种应用)，以及便于普及(成本更低)”[13](P254)。 如果说互联网络技术推动的媒介和信息革命带来了信息获取内容和方式上的革命，那么借助与移动计算技术的结合，这场信息革命才真正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麦克卢汉说过，“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媒介不仅仅是信息，它同时也是“人的一切文化”[20](P422，P8]。就此而言，我们所讨论的媒介和信息革命不仅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它同时就是社会变迁本身。与此相应，我们所论述的亲代与子代在信息获取内容、能力和方式上的不同，事实上就是人类生活方式变革的一部分。比如，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如果父母为提防孩子们的“不良交往”控制着未成年孩子使用家庭电话的话，那么父母就几乎是这些独生子女们在校外时间里唯一的“社会存在”或交往对象。但是，2000年后，网络尤其是iPhone或iPad这类移动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孩子们突破了父母的控制，他们通过QQ、人人网、微博尤其是快速发展的微信，从迈进家门的那一刻一直到上床睡觉前都可以与自己的伙伴保持着即时性的密切沟通与交流。这种同辈群体交流的时空延展，不仅代替了传统的亲子问自上而下的交流方式，而且使孩子们形成了全新的交往与生活方式。 事实上，随着大众传媒和电脑、互联网的发展，孩子们不仅有可能脱离父母，甚至也有可能脱离老师、课堂和课本，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即使对父母、老师及其他成年人来说也常常是闻所未闻的。这也成为他们在与父母、教师乃至整个成人世界互动时获得“文化反哺”能力或“话语权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们的研究已经多方面地呈现了孩子们或年轻一代在与父母或年长一代的交往中，是如何凭借出色的信息获取能力赢得“话语权力”的。[21]进一步，如果随着移动计算技术的未来发展，阅读电子晨报、排队办理银行业务、在酒店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去商场购物、在图书馆中学习、使用办公室内的复印机以及等候他人清理卡纸的复印机，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塞勒所说自动化将要消灭的陈旧习惯之时，对凭借移动技术运作的手机软件天然具有亲和力的年轻一代，面对在移动世界中举步维艰的年长一代，或许会形成更为鲜明的生活引导力或“行动霸权”。由此看来，“信息就是力量”，在移动技术不断普及的未来，年轻一代将会为此写出更为详尽的历史注脚。 注释： ①2011年，单单一个沃尔玛每小时要处理超过100万笔客户交易，像易趣、美国银行、戴尔这样的大公司各自都要管理着以“拍字节”(1000万亿字节，或者10[14])计的海量数据，而全球数据量已经达到了“泽字节”(10万亿亿字节，或者10[21])水平；其实，社交网络也为数据量的增加贡献不小：2011年，Facebook网上存放了500亿张以上的照片，相当于全球人均7张照片，而每个月人们分享300亿条内容。2006年Twitter在美国现身，仅仅6年，它发展到每天传播1.55亿条微博。2009年8月28日新浪微博在中国开通，第二年的7月一个月，一个新浪微博产生的总微博数就超过9000万，每天产生的微博数超过300万，平均每秒会有近40条微博产生(新浪网，2010)；而2010年10月创设的微信业务到2015年6月活跃用户数已达6.5亿，每天产生的微信数更是无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