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其对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5期0021-13
一、引言：文化的影响
文化对外交决策有影响吗？有些人会说文化无足轻重，因为国家追求的是利益，尤其理性主义学者认为“利己”是人性本质，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关键。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在追求相同利益或实现相同目标时却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美国和中国在处理人质营救问题时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979年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发生后，卡特政府制定了大胆的营救计划：将8架军用直升飞机突降到人质被囚禁地区，试图以武力解救人质。但此次行动却以3架直升飞机发生故障、1架坠毁、8名美国军人丧生告终，卡特政府为此名誉扫地，52名人质直到1981年1月才获得释放。①
2004年7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中国却采取了不同的营救措施。中国的外交人员不仅与该国临时政府官员保持接触，还联系“各方人士”帮助营救，②以期找到恰当的渠道、合适的人选实施救援。营救行动最后大获成功，7名人质在2天后即获释放。③
比较这两起人质营救事件，我们发现决策者在追求相同的目标，即解救被绑架人质的时候，想法和行为却大相径庭，那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文化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表现了一个文化体系中成员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从而塑造他们的行为；文化是共同的价值观，并非限于意识形态和利益考量；文化与历史相关、与实践相关、与话语相关，因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它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
本文试图探寻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并从中推导出相关的假定，通过具体案例来解释这些元素及假定影响中国外交决策过程。
二、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元素，即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这四“性”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的行为及外交决策。
1.环境性
环境性指宏观的环境，或者说整体形势及关系情景。做决策过程中，西方人习惯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而中国人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后者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行为体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于环境，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以中医或者中国画为例，中医认为好的医生是“治未病而非已病”(同理，好的政治家也应防患于未然，而非仅仅处理暴露的问题)，也就是说，将整个身体系统调理好，疾病也就不会发生了。好的医生把人体当作整体的系统来医治，关键在于调理整个系统而不是孤立地治疗出问题的病灶。传统的中国画也遵循相似的逻辑：整个画面是一个大的环境，需要首先关注。画中人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体，这与重视个体人物的西方画作有所不同。在西方，人物经常是画作的焦点并被加以细致的描绘。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画中，人物只是被简单勾勒的轮廓，与山、水、船、树等共同组成整幅画卷，他们的相对位置、与整体环境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这些中国文化的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在决策过程中对大的环境、对整体形势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从环境性要素中可以得出“势”的假定。简单来说，“势”就是大趋势，它强调环境、行为体在环境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判断与评价的重要性。因此，对决策者来说，“势”就是大局的发展趋向，就是时代的大趋势。“势”可以由多种因素塑造，如权力推动、利益驱使、道德引领。权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教材中经常认为权力为行为体的个体所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指标。对中国人来说，“势”亦为权力的一部分，只有与“势”相结合，具体的权力因素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想象，一块岩石从山顶滚落，则拥有惊人的力量，而如果它想从山脚移到山顶，则无能为力。中国人认为，人或物只有顺应时势才能获得力量，逆势而行则会衰败。
2.互系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键元素为互系性，意思是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东西是孤立的。互系性有四个主要内涵，即关系、过程、面子情结和关系假定。
互系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关系”。理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西方思维方式及现代自然及人文科学的基础。理性主义基于个体本位，认为人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界定决策情景、收集相关信息、权衡自我利益、分析成本效益，然后做出恰当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目睹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仍然保有关系性思维而非理性或个体性思维。关系性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联系且相互关联，任何理性的决定都需要考虑这种关联性，也都是在关联性之中做出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美国心理学家内斯贝特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狗、一头牛和一块草地，然后让一组美国孩子画一条线把其中的两种东西连接起来，随后他找来一组中国孩子做同样的事。大多数美国孩子把狗和牛连起来，而大部分中国孩子把牛和草连接起来。这项实验表明，美国孩子习惯于类属思维方式，他们会把相同种类的东西归为一类(狗和牛都是动物)，而中国孩子则用关系性思维方式把相关联的事物归为一类(牛吃草)。由此可见，关系性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内斯贝特教授又让一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孩子做上述测试，这些孩子的表现则与美国孩子相近。内斯贝特最后做出结论说，美国学生惯于根据类别组合事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根据关系组合事物。④与此同时，社会化与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会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这就是内斯贝特将书命名为《思维的版图》的原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地缘文化在塑造人类思维模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文化或社会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综上所述，分类方法是西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的根基，而关系性思维则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些根本不同。他把西方社会比作一块田地，个人则如同竖立在田间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规章制度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他将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团体格局”，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更依赖于契约秩序。而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差序格局，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条河，当你向河中丢入一颗石子，河面泛起的波纹就是人们相互关联和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能被分割。波纹离中心越远，社会关系就越远且淡薄。⑤这两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当然，人类社会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和共同理念，但我们不能否认差异的存在。层层波纹似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系统，其中的盘根错节、连绵不绝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
互系性的第二个内涵为“过程”。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实体。它是由动态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结果，但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各种事物之间动态的关系构成“过程”，这种过程建构了环境，并使环境充满活力和动力。
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被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意义。维持一个过程意味着保持关系流动，促成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正因为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本身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中心。
过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它们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这里不存在时间先后顺序问题，也无法将过程与行为体分离开来，因此过程和行为体的关系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发展的和整体的组成。第二，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定义为一系列使互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行为。国际系统的规范结构和观念结构是在实践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⑥第三，过程具有自在性，不以结果或为结果而界定。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其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因为具备这些特征，过程通过主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塑造国家利益，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并因此催生集体认同。⑦
互系性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子情结”。简单来说，就是渴求别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可。“面子”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可时才能获得“面子”。“面子情节”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可的组合，包含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没有社会认可就没有“面子”可言。
“面子”对中国人及社会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还意味着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甚至关系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保留面子对建立和维持自尊极为重要。⑧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他的自尊也会受损，感情上甚至生活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中国人不仅被动地保留面子，还主动地努力提升面子。此外，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社会，基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交易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交易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面子。社会认可度越高，所拥有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就越多，在社会交易中就更具优势。
互系性最后一个重要内涵为“关系假定”，也就是“关系本位”。关系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关系。它强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和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也强调面子的重要性。自孔孟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家就一直讨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维系关系进行有效治理和良治。大部分探讨治理问题的国际关系著述，尤其是西方理论，主要强调对个体的治理，研究如何通过契约、政权、规章和制度对个体以及以个体组成的社会进行治理。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所有活动都是由规则进行治理的，而制度也并非无所不能。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关系治理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关注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公司及其经济行为的分析。研究发现，以契约及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并不完善，关系治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研究仅仅局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⑨本身不足以充分说明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其功能不仅仅是降低交易成本。规则很重要，但关系同样重要，这两者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任意替代。
关系治理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群体内通过协商式政治社会性安排来处理复杂关系的过程，由此产生秩序，使群体成员互惠合作，并通过形成对社会规范和人性道德的共同理解建立互信。关系治理不以控制为治理的实质，它认为治理是通过作出适当安排来表现其活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静止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个体是治理的对象。换句话说，分析单位是关系本身而不是个体行动者。此外，关系治理把信任作为一个支柱性要素。⑩在此背景下，社会被视为一个关系网的综合体，网络上的每个交点都是一个结节，在休眠期，结节是不运作的，但当被激活时就能发挥巨大作用，这个关系网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而不是线性的。在中国社会，良好的关系是有效治理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调解、协调与努力达成和谐关系是关系治理的主要方式。
关系假定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关系选择”，即关系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而这种关系网内涵的改变导致行为体身份认同和行为举止的改变。关系假定有三层含义。第一，关系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关系性出现在关系网这个整体中。第二，关系定义身份。身份是关系身份，个人的身份由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脉络节点或位置界定，个人行为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体现。此外，关系身份表明身份的可变性。第三，关系孕化权力。权力是关系性权力表示，在关系网络中孕化和定义。其一，关系为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平台。如果没有关系，权力就无用武之地。其二，关系可以放大或制约权力。其三，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和关系网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生产者。(11)
3.互补性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性。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亦即《易经》的精髓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比较。两者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由两面或两极组成。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中，有正题和反题，两者通过冲突和对抗为合题的产生提供动力。正题和反题作为相反的力量完成向新的合题转变的过程。合题通过冲突产生并最终取代了正题和反题，宇宙也因此充满活力。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进步的，因为它肯定通过积极的互动可以产生变化和实现转型。同时，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冲突，冲突提供了进化和发展的动力，例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前者征服后者。我们认为这种辩证法以及这种冲突——征服关系值得商榷。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而不是冲突。在《易经》中出现的是正题和“共题”而非“反题”。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的启发，我杜撰了“共题”(co-thesis)一词，目的是说明这两极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丁肇中教授从太极图中得到了物质和反物质的灵感，(12)认为有物质必有反物质，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太极图中，阴和阳像两条鱼一样形成了和谐整体的圆圈，彼此互为补充，脱离了两个鱼形不成其圆，脱离了圆则阴阳无形，阴、阳、圆图像同体共存。因此，根据中国的辩证法，只要有物质的存在就应该有反物质的存在。如丁教授能证明反物质的存在，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我们说存在两种辩证法，尽管中文名字一样，内涵则不尽相同。第一种是冲突辩证法，论述正题、反题和合题。这种辩证法一个最根本的假定是冲突，通过冲突产生进化的动力，这种冲突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的本性。第二种是互补辩证法，论述正题、共题和合题。它最根本的假定来自互补，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双方的互补性互动，创造出新的生命。
这样我们得出第三个假定——和谐。和谐假定不是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冲突，而是认为宇宙的本质是和谐。冲突随处可见，但只是偏离“大道”而分出的歧途。冲突的作用实际是为了达成和谐、创新生命。事物有两面，任何一面都将会成为另一面，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经由这样一个过程达到合题，是自我和他者的结合和融合。自我和他者在中国人看来就是阴和阳：它们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新的生命。
4.可变性
可变性也来自《易经》。《易经》认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中国人认为世上万物都在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表面上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变、转化成彼此，从而变成联合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具有可转化性，如好运和厄运、强大和弱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这些事物看上去是相反的，但也可以通过改变而形成一个整体，厄运可以成为好运的先兆，市场经济中可以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或进化发生的前提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势”，并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元素结合到一起。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然后成功地结合了市场经济因素。目前中国经济既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而是两者的结合。
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是可以改变的，在改变的过程中可以互相转化，可以共同进化。西方人主张“非悖论”原则，即一样事物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不可能同时既此既彼、既对又错。但中国人采用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在特定条件下，对错可以相互转化。“变化”是万物最本质的特征，并成为关系中行为体身份的最基本特征。在过程的一个时空点上，身份被认为是定格的。实际上，一个行为体的身份中可以有A和非A两个属性，而不是非此即彼。这种转化发生在关系格局改变之际，人的能动性对制造和引导改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儒家思想着重论述了人的能动性——人可以做什么，怎样做。因此行动是促成改变的关键，人不能单纯地等待改变发生。
由此我们得到了“变”的假定。“通变”，可解释为“共时的变化”，指的是同时进化和同时生成的过程，相反的两个事物在共同生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需顺应大趋势，并且只有当人的能动作用发生作用时，改变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想让世界更加美好，就需要努力争取，而不是守株待兔。
三、以文化为基础的假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因素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逐一审视这些因素及得出假定，并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或国际行为的例子加以论证。
1.环境性与“势”假定
“势”是时空背景下大趋势的发展。“势”假定表明人们应该明白身处的环境发展的大“势”，顺“势”而为而非逆“势”而行；对“势”的误解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孙中山先生曾经谈到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认为对于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是反映了对整体环境的重视。进行外交决策时，中国人习惯先评估整体形势，理解“势”，而不是为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做出暂时的决定。当对“势”有了正确了解之后，顺“势”而为，思考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中国人努力避免的就是逆势而行。这也意味着，如果对“势”的理解有误，随之采取的行动必然存在问题甚至带来灾难。
对“势”的理解是进行外交决策必要的第一步。大的外交战略决策通常始于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势”的判断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当时，中国曾对时代趋势特征展开大讨论，其本质就是探讨当时的“大趋势”是什么。讨论集中于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尽管存在不同观点，但多数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定义了这个时代，(13)这就是对“势”的评估。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实际上描述了世界变化的方向，或者说整体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趋向。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文革”期间以“备战”为纲的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中国对于“势”做出的另外一个相关判断就是：合作已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根据互补辩证法的逻辑，合作和冲突是事物的两面，彼此互动。冷战结束以后，大国间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减小，而跨国威胁及全球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大国合作空间广阔。根据这种对“势”的判断，坚持与大国合作的政策成为中国外交的特征之一。
对“势”的第三个重要判断为经济发展。冷战时的对抗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任务。(14)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对“势”的基本判断使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的成就。
所以，和平、发展、合作定义了当代国际社会整体的大“势”。顺应时势而不是反向而行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可以设想，如果继续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中国就会坚持国际斗争并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导的政策；而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则和平、发展、合作就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导向。国际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顺“势”而行，是与全球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2.互系性与“关系”假定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同样重要。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基本上遵循西方制定的规则和制度。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该理论认为制度起决定作用，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主导的国内或国际制度所决定。(15)然而，考量东亚地区的合作，就会发现与欧洲地区治理存在许多不同，例如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有学者发现，在商界，关系治理是一个重要的治理方法，其与规则治理相结合可以更有效率。经济学家通常从成本—收益角度看问题，认为运用关系会降低成本，但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观察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对话和谈判中的不同行为方式非常有趣。中国习惯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管理关系网络，比如建立某种关系；而西方国家倾向于关注具体和实质的问题，例如自由航行、军事透明、领土争端等。但西方国家也逐渐表现出对关系治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这种理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官员对处理好高层互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共识就是明显的例子。
关系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外交。中国希望借此发展并处理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从而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战略伙伴外交是中国的创举，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同39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囊括了大部分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16)为什么同这么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大多没有明显的即时利益？西方的结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归于对抗某种现实威胁，所以对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困惑，因为这些伙伴关系很多都没有他们定义的那种实质内容，与这么多国家都成为战略伙伴就表示伙伴关系已经泛化，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中国看来，建立更友好的总体气氛和更有利的整体环境，关系很重要，伙伴也很必要。战略伙伴外交强调了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也表示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建立和处理好这些伙伴关系对营造环境、发展友谊、甚至建立面子都非常有益。由于中国战略伙伴外交的应用和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更严肃地对待战略伙伴关系，一些欧洲学者开始肯定战略伙伴外交的意义，并且提出欧洲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这样的伙伴关系。
3.互补性与“和”假定
中国人认为和谐是自然状态，也是世界万物的本质。A和非A在一个生成过程中共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在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中，没有什么事物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矛盾、抵触或对抗，而是说矛盾、冲突和对抗可以通过努力被调和处理，调和处理的失败则归咎于人类动因能量和能力的不足。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17)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坚持“不设定敌人”，往往采取一种“中庸”方式，以求解决矛盾，调和冲突，即使在危机出现时，也多是如此。(18)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社会中的社群意识和关系意识更加明显，也表现出更多关系治理元素，“和”假定或者说和谐理念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西方学者或许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像一碗意大利面，层次众多、过程复杂、规模多样、机制繁复，以至于各国领导没有时间参加所有会议。他们还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化程度非常低，在地区化进程中明显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东亚确实缺乏强大的制度，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但回顾过去的30年，东亚基本上处于稳定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目前存在南海问题争端，但仍有望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会继续保持。此外，该地区仍将继续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有这些层面、平台、规模和机制都用来解决分歧，建立共识，培养关系。我们需要规则，同时也需要良好关系发挥作用。
中美和中日的双边关系也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爆发的1995-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大陆的导弹试射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EP-3撞机事件也引起双方高度关注。(19)历经上述波折甚至严重危机，中美之间既没有出现军事冲突也没有出现冷战。在世纪之交中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及2007年的缓和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将世界大势判断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互补辩证法，以及“不设定敌人”的论断使中国相信矛盾可以解决，和解方法也可以找到。(20)
4.通变与“变”假定
“变”假定指顺势而变，向对立面转变，行为转变，以及身份转变。正如传统中医理论所言，身体的主次经络贯通调和，能量循环通畅可使人健康。换句话说，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行良好则会健康，出现问题则会生病。因此，通变、整合和协调对达到和谐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前后30年间，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关键总是出在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因之通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顺势而变，解决冲突和论争，从而改变行为甚至身份。过去30年里，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建立有利的环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由国际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革命性的国家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力量，不论在行为上还是身份上都是顺应形势的重大改变。
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21)世界没有看到另一场冷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改变，而且将变化带给了国际社会，也将自身融入国际社会并影响国际社会。西方学者频繁议论这种变化是战术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还是理念重塑的结果。这是个假问题，因为二者不可分割。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互相联系并且共同进化。从利益出发的计算使行为体进入到一个过程，而一旦进入其中，仅仅计算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程有自己的动力，各种复杂的关系会使行为体卷入无限的主体间互动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过程的密切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变”是理解这种过程的关键。通过改变达到的持续，以及通过主体间行为达到的改变，是以过程为导向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社会与身份的关键。(22)
四、结语
文化影响政策制定，也影响外交决策。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元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在今天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从这些元素中得出关于“势”、“关系”、“和”、“变”的假定，其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重要性并不等同于文化决定性。不同文化群体有不同的传统、经验和历史，采取不同的做法，因此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会不同。
文化重要不表明文化和外交决策间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个变量，以及国际实践中的一个变量，文化并不像权力和制度那样对行为造成明确、直接、即时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细微的、塑形的、积累的，它给人们一个生长的环境，为行为体提供通过社会化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对自身及他人的理解。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人们如何理解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何因之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这正是文化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注释：
①“伊朗人质危机”，http://www.encyclopedia.com/topic/Iran_hostage_crisis.aspx.
②“中国开始伊拉克人质营救工作”，新华网，2004年4月12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4/12/content_322636.htm.
③“七名中国人质在伊拉克获释放”，新华网，2004年4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4-04/13/content_1415939.htm.
④Richard E.Nesbi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s Differently and Why,New York:Free Press,2003,pp.139-147.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⑥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V.Kratochwil,"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16.
⑦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9-13页。
⑧Kwang-kuo Hwang,"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2,No.4,January 1987,pp.944-974.
⑨Jeffery H.Dyer,"Does Governance Matter:Keiretsu Alliances and Asset Specificity as Sources of Japanese Comparative Advantages",Organization Science,Vol.7,No.6,1996,pp.649-666; Jeffery H.Dyer and Harbir Sing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3,No.4,1998,pp.660-679.
⑩Qin Yaqing,"Rule,Rules and Relatio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pp.133.
(11)Qin Yaqing,"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30,No.4,August 2009,pp.14-18.
(12)丁肇中：“寻找宇宙中最基本的结构”(演讲)，外交学院“外交学院论坛”，2003年10月21日。
(13)Qin Yaqing,"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1,2011,pp.231-257.
(14)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2010,pp.148-149.
(15)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声明公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
(17)Joh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8)Qin Yaqing,"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Power,Interdependence,and Institutions" in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and Qin Yaqing,eds.,China's "New Diplomacy":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New York:Palgrave,2008,pp.33-54.
(19)张沱生、(美)史文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月。
(20)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Issue2,pp.147-148.
(21)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收录于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第5-34页。
(22)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2010,pp.149-150.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