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条件恶化_贸易条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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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贸易利益(Gains from Trade)问题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家关注和重视的理论课题。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消费可能性曲线位于世界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外,从而使世界财富和各国社会福利提高。按照这个理论,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由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而缺少资本,所以适合于它们的贸易战略政策是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会显著提高,其结果只是转换了贸易的内容,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

二、中国现实贸易情况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现实状况

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过去20多年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持续快速的高度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的变化。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从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3年的7.94%,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应地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3年的92.06%。2003年,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比达92∶8。这一比重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0∶40的平均值,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或OECD成员国的80∶20的平均值。二是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的变化,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在逐年下降,以化学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到2003年达到51.4%,大大改变了以往主要倚重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的局面。

表1 中国出口品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重

(%)

年份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初级产品比重

50.3  45.02 45.66 36.43 25.59 22.47 20.02 16.29 14.52 11.15 10.23 10.22

9.9

8.75  7.94

工业制成品比重 49.7  54.98 54.34 63.57 74.41 77.53 79.98 83.71 85.48 88.85 89.77 89.78  90.1  91.25 92.06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2 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变化表

年份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1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工业制成品出口额

90.05 196.7 262.06 331.1 374.6 556.98 679.36 1012.98 1291.23 1632.2 2237.43 2398.02 2970.8 4036

(亿美元)

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  21.8 14.37  15.17 17.11 18.89  19.69  25.86

27.77

34.22  37.09

42.32

45.15

47.9 51.4

注:用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与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相应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又如何呢?我们用表3来说明。表3表明1980~2001年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总体呈恶化趋势,其变动轨迹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规律并无根本性差异,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并且是在制成品出口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同那种由于初级产品的国际需求疲软而导致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是有区别的。同时,尽管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但其收入贸易条件却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而引起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已经具备了贸易大国的一些特征,进出口贸易量的变化可以直接对本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同时,这似乎也意味着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对出口收入所带来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出口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出口收入增加来弥补。

表3 1980~2001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以1980年为基期)

 价格贸易条件指数

出口贸易量指数  收入贸易条件指数

年份

NBTT=(P[,s]/P[,m])

Q[,s]

  ITT=(P[,x]/P[,m])×(Q[,x]/100)

1980  100 100100

1981 99.6

  110.5

 110.1

1982  106

  123.2

 130.6

1983  103

  122.7

 126.4

1984  112

  144.3

 161.6

1985  111

  150.9

 167.5

1986

98

  170.8

 167.4

1987  105

  217.7

 228.6

1988

91

  262.3

 238.7

1989

82

  290.0

 237.8

1990

97

  342.7

 332.4

1991

97

  396.4

 384.5

1992

86

  468.8

 403.2

1993

88

  506.3

 445.5

1994

91

  667.8

 607.7

1995 93.1

  821.1

 764.4

1996 96.3

  833.6

 802.8

1997 98.9

 1008.8

  97.7

1998 96.9

 1013.9

 982.5

1999 95.5

 1075.8

1027.4

2000 90.9

 1375.8

1250.6

2001 92.3

 1468.5

1355.4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二)中国的贸易条件与商品出口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对中国的现实贸易状况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经验研究的基本待检假设: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是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函数。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与价格贸易条件成正向相关的关系,即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与价格贸易条件成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与价格贸易条件成正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1980-2001年年度数据作为分析的数据集(原始数据资料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以NBTT代表中国的总体的价格贸易条件(以1980年为基期),EXP代表中国初级产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EXM代表中国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以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回归方程为:LNBTT=C(1)+C(2)×LEXP+C(3)×LEXM;根据1980-2001年的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为:

LNBTT=7.770965-0.152123×LEXP-0.637647×LEXM

6.413597[*] -1.874740[*] -2.833898[***]

 R[2]=0.499284 R[2]=0.446577

 D.W=1.578932

F=9.472831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来看,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和制成品所占比重都与价格贸易条件成负相关关系。当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上升1%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152123%,这种影响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是显著的。当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1%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637647%,这种影响当显著性水平是1%时是显著的。R[2]只有0.499,校正R[2]的也只接近0.447(其中原因是因为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很多,如: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情况、以及汇率等等。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贸易条件与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性问题,在此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赘述)。回归结果表明,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是符合理论假设的,而制成品所占比重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乍看起来似乎与我们的预期不相符合,但若对其作进一步剖析,结果不难得到解释,我们在本文的第三节将对此进行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的超快速度与贸易条件的逐步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我国的贸易条件都将持续恶化。虽然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趋势较慢,而且收入贸易条件还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这种模式不符合以往的理论逻辑。

尽管关于贸易条件的贸易理论已经发现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同样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完整地表述这种现象的缘由,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现实的贸易模式和状况,即为什么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出现了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双重现象”(Dual Phenomenon)。

三、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和贸易条件恶化之“悖论”的模型解释

(一)一个数理模型的解析

我们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N)和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S),两国的利率、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工资率和非技术工人(Unskilled Workers)的工资率分别为:

r[,n]、w[,n][s]、w[,n][u]和r[,s]、w[,s][s]、w[,s][u],设定r[,n]<r[,s];w[,n][s]>w[,s][s],w[,n][u]>[,s][u];r[,i]>w[,i][s]>w[,i][u](i=n,s)(注:现实生活中,资本的报酬明显大于劳动的报酬。但是,一些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种要素具有相同的增值性能,所以认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在本质上不存在差别。我们在这里为了体现价值增值概念和定义价值链不同部位,引入了这一假设。);(w[,n][s]/w[,n][u])>(w[,s][s]/w[,s][u])。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设定任何产品的单位成本函数为[1]:

rK+sw[s]L+(1-s)w[u]L

(1)

其中r表示一国的利率,w[w]、w[u]分别表示一国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K和L表示生产单位该产品所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其中s表示生产该产品所用劳动力中技术工人的权数。如果该产品是初级产品(Primary Products),我们有K<L,s<(1/2);如果该产品是工业制成品(Manufacturing Products),我们有K>L,s>(1/2)。

(二)没有产品内分工状况下的两国贸易条件

假设在初始状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两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产品M(工业制成品),其单位成本函数为r[,n]K[,m]+s[,m]w[,n][w]L[,m]+(1-s[,m])W[,n][u]L[,m](K>fL[,p],s[,p]<(1/2));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产品P(初级产品),其单位成本函数为r[,s]K[,p]+s[,p]w[,s][s]L[,p]+(1-s[,p])w[,s][u]L[,p](K[,p]<L[,p],s[,p]<(1/2))。同时,我们可以得到:K[,m]>K[,p],L[,m]<L[,p]。我们假设厂商没有利润,即产品价格等于成本,根据(1)式和以上假设,我们有两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比指数为:

(P[,n]/P[,s])=(r[,n]K[,m]+s[,m]w[,n][s]L[,m]+(1-s[,m])w[,n][u]L[,m]/r[,s]K[,p]+s[,p]w[,s][s]L[,p]+(1-s[,p])w[,s][u]L[,p])  (2)

由假设可得(P[,n]/P[,s])>1,即初始条件下,两国自由贸易中的贸易条件对南方国家不利。

(三)引入产品内国际分工概念的两国贸易条件的变动

下面,我们假设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分为两道工序[2],则工业制成品的单位生产函数变为:

rK[,m]+s[,m]w[s]L[,m]+(1-s[,m])w[u]Lm=[rk[,m1]+s[,m1]w[s]L[,m1]+(1-s[,m1])w[u]L[,m1]]+[rk[,m2]+s[,m2]w[s]L[,m2]+(1-s[,m2])w[u]L[,m2]]  (3)

其中1为高附加值工序阶段,2为低附加值工序阶段。显然有K[,m1]>K[,m]>K[,m2],L[,m1]<L[,m]<L[,m2],s[,m1]>s[,m]>s[,m2]。如果,北方国家将工业制成品中的低附加值工序阶段转移至南方国家,而专业化生产工业制成品中高附加值工序阶段的产品。这时,南方国家将同时生产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中的低附加值工序阶段的产品。[3]由(2)式和(3)式,我们可以得到,此时两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比指数为:

(P[,n][*]/P[,s][*])=(r[,n]K[,m1]+s[,m1]w[,n][s]L[,m1]+(1-s[,m1])w[,n][u]L[,m1]/ψ[r[,s]K[,p]+s[,p]w[,s][s]L[,p]+(1-s[,p])w[,s][u]L[,p]]+(1-ψ)[r[,s]K[,m2]+s[,m2]w[,s][s]L[,m2]+(1-s[,m2])w[,s][u]L[,m2]])  (4)

ψ表示南方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在其生产的所有产品(在本模型内,南方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即初级产品和产品2)中所占的份额。

在北方国家将工业制成品中的低附加值阶段转移至南方国家之后,两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似乎很难从(4)式本身得出。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现实经济现象对(4)式进行解析的话,我们将会比较容易得出答案。

首先,由于K[,m1]>K[,m]>K[,m2],L[,m1]<L[,m]<L[,m2],s[,m1]>s[,m]>s[,m2],在将一部分附加值低的工序外包给南方国家企业之后,北方国家开始专业化生产产品1,由(4)式和(2)式我们可以得到

r[,n]K[,m1]+s[,m1]w[,n][s]L[,m1]+(1-s[,m1])w[,n][u]L[,m1]>r[,n]K[,m]+s[,m]w[,n][s]L[,m]+(1-s[,m])w[,n][u]L[,m]  (5)

即P[,n][*]>P[,n]。这样一来,北方国家的专业化导致其产品均位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位,所以其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将上升。而此时,南方国家仍然生产初级产品,但是除此之外,它们也开始生产一些由北方国家外包的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按照联合国SITC分类法,南方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似乎高度化了。由假设我们可以得到:

ψ[r[,s]K[,p]+s[,p]w[,s][s]L[,p]+(1-s[,p])w[,s][u]L[,p]]+(1-ψ)[r[,s]K[,m2]+s[,m2]w[,s][s]L[,m2]+(1-s[,m2])w[,s][u]L[,m2]]>r[,s]K[,p]+s[,p]w[,s][s]L[,p]+(1-s[,p])w[,s][u]L[,p]  (6)

即P[,s][*]>P[,s]。这样,南方国家的出口价格指数似乎也上升了,从直觉中我们可以得出(P[,n][*]/P[,s][*])=(P[,n]/P[,s]),即通过产品内的国际分工,由于北方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指数提高了,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至少不会改善。

其次,产品内国际分工之后,北方国家是完全专业化生产产品1,而南方国家则在开始生产产品2的同时还生产初级产品。由假设条件可以得出,南方国家出口价格指数的上升程度将小于北方国家,由此可以得出:

(r[,n]K[,m]+s[,m]w[,n][s]L[,m]+(1-s[,m])w[,n][u]L[,m]/r[,s]K[,p]+s[,p]w[,s][s]L[,p]+(1-[,p])w[,s][u]L[,p])<

(r[,n]K[,m1]+s[,m1]w[,n][s]+L[,m1]+(1-s[,m1])w[,n][u]L[,m1]/ψ[r[,s]K[,p]+s[,p]w[,s][u]L[,p]+(1-s[,p])w[,s][u]L[,p]]+(1-ψ)[r[,s]K[,m2]+s[,m2]w[,s][s]L[,m2]+(1-s[,m2])w[,s][u]L[,m2]])  (7)

即(P[,n][*]/P[,s][*])>(P[,n]/P[,s]),南方国家贸易条件恶化。

最后,南方国家在参与工业制造品的全球制造的生产链之后,如果仍然没有积极寻求要素结构的变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使产品2在南方国家生产时发生了要素密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在(7)中表现为:K[,m2]≌K[,p]、L[,m2]≌L[,p]、s[,m2]≌s[,p],即这些变量双双无限接近,则(7)式变为

(r[,n]K[,m]+s[,m]w[,n][s]L[,m]+(1-s[,m])w[,n][u]L[,m]/r[,s]K[,p]+s[,p]w[,s][s]L[,p]+(1-[,p])w[,s][u]L[,p])<<<(r[,n]K[,m1]+s[,m1]w[,n][s]+L[,m1]+(1-s[,m1])w[,n][u]L[,m1]/r[,s]K[,p]+s[,p]w[,s][u]L[,p]+(1-s[,p])w[,s][u]L[,p])  (8)

由(8)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南方国家参与工业制成品的全球分工生产网络后,贸易条件急剧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产的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日渐盛行。[4]当一个产品不是仅仅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完成生产的时候,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来分析一国的贸易所得就有失准确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的结论是建立在传统的产品间贸易理论以及联合国传统的SITC分类法之基础上的,所以会产生之前我们提出的“悖论”。当引入产品内分工的理论概念和价值链的现实操作概念之后,我们很容易地打破了所谓的“悖论”。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我国的贸易所得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不是在缩小差距,而是有拉大的危险。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战略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以下几点:

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出发,以攀升价值链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出口结构来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虽然在8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的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落后的。同时,我国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附加值低,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都生产和出口这类产品,就会形成所谓的“合成谬误”,使这类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因此,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要继续巩固现有的比较优势,更应该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实现主要出口粗加工、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要做这一点,国家除了继续执行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之外,还应该从宏观上建立一种强化进出口贸易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

2.充分利用贸易大国的地位,争取有利的贸易条件。中国应该发挥本国工业部门齐全、人才和科技实力相对雄厚的优势,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逐步提高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其次,从进口的角度来看,中国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目前具备的贸易大国的地位,按照本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不违反规则下,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度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措施,这样既可以鼓励和激活本国进口替代产业发展,又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从而有效地改善本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3.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要努力消除外贸企业无序竞争的现象,提高我国外贸出口的整体效益,关键还在于继续完善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经济调节手段为核心的自有贸易间接宏观调控体系。同时,还要大力推进外贸规模经营,建立适应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进出口商会协调自律机制。只有形成了高效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有序的外贸服务体系,才能更好的激励出口部门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出口生产的竞争实力,最终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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