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与唐人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小说论文,剪灯新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如果说唐传奇和《聊斋志异》是两座创作高峰的话，那么明初出现的《剪灯新话》则是这两座高峰中间过渡性的桥梁。它上承唐人小说（注：本文所提到的唐传奇和唐代小说，其内涵与外延大致相当。），下启《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相当重要价值的文言小说集。
作者瞿佑（1341－1427），字宗吉，一字存斋，浙江钱塘人，“学博才赡，风致俊朗”（注：万历《钱塘县志·纪献》。）。有诗名，洪武中，由贡士荐授仁和训导，后历任浙江临安教谕、河南宜阳训导、周王府史长诸职，因永乐诗祸被谪戍保安。瞿佑的著作很多，除《剪灯新话》外，尚有《存斋诗集》、《归田诗话》、《存斋遗稿》等二十余种（注：参张增元《瞿佑事迹考略》一文，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
《剪灯新话》与唐人小说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托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研究者基本上沿用此说。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的观点过于笼统、简略，且不尽全面。《剪灯新话》一方面从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借鉴唐人小说，另一方面，它与宋代文言小说的单纯拟古又有所不同，作者将借鉴与创新两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现实成份，反映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日本学者近藤春雄《剪灯新话と唐代小说》一文认为（注：原载《爱知县立大学说林》第二十三号，收入《唐代小说の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笠间书院，页四二五至四四○。），《剪灯新话》受唐人小说影响而创作的篇目大致如下：
《水宫庆会录》——《柳毅传》、《秦梦记》
《金凤钗记》——《离魂记》、《枕中记》
《联芳楼记》——《本事诗·乐昌》
《天台访隐录》——《枕中记》、《东城老父传》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周秦行纪》、《三水小牍·步飞烟》、《李章武传》
《牡丹灯记》——《灵鬼志·王元之》、《霍小玉传》、《任氏传》
《渭塘奇遇记》——《莺莺传》、《本事诗·崔护》、《三梦记》
《爱卿传》——《柳氏传》、《李娃传》、《杜子春传》、《无双传》、《李章武传》
《申阳洞记》——《补江总白猿传》
《翠翠传》——《柳氏传》、《本事诗·乐昌》、《虬髯客传》、《无双传》
《龙堂灵会录》——《柳毅传》
《太虚司法传》——《虬髯客传》
《修文舍人传》——《人虎传》
《鉴湖夜泛记》——《李章武传》、《传奇·封陟》、《传奇·裴航》
《绿衣人传》——《灵鬼志·王元之》、《无双传》
《秋香亭记》——《莺莺传》、《续玄怪录·定婚店》、《传奇·裴航》、《传奇·昆仑奴》、《柳氏传》、《无双传》
实际上，近藤氏过于夸大了唐人小说对《新话》的影响，有些篇目他仅从某些字句、语言的相同或相似、唐人小说在《新话》中作为典故而出现等方面便断定《新话》深受唐人小说的影响，如《太虚司法传》——《虬髯客传》、《联芳楼记》提及“乐昌之镜”等等，这种论断未免有些夸大其辞（注：参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在字句、典故方面，唐人小说对《新话》的影响确实存在，笔者在后文将作详细论述，但如果仅从这些方面下结论，说《新话》中某些篇章从内容到艺术的创作都深受唐人的影响，就显得有些勉强，因为小说创作除语言以外，还包括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众多因素。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人物、情节的相同或相似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经过比较、鉴别，发现《新话》中至少有八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诸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唐人小说的影响，试列如下：
①《水宫庆会录》——《柳毅传》
②《三山福地志》——《会昌解颐录·史无畏》（俱讲负心人受恶报，变为畜牲事）
③《金凤钗记》——《离魂记》
④《渭塘奇遇记》——《本事诗·崔护》、《离魂记》（文中王生之魂变为鹦鹉，梦入肆翁之家的情节与倩女离魂相类）
⑤《申阳洞记》——《补江总白猿传》
⑥《爱卿传》——《柳氏传》、《长恨歌传》（赵子与妻爱卿之魂相聚的情节，类《长恨歌传》后半部分）
⑦《翠翠传》——《柳氏传》、《无双传》
⑧《秋香亭记》——《莺莺传》（《新话》凌云翰序言亦提及“至于《秋香亭记》之作，则犹元稹之《莺莺传》也。”）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新话》与唐人小说之间的关系：
一、《新话》对于唐传奇的继承与模仿。这种继承与模仿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情节结构的沿袭，而且涉及到作品的体制、语言乃至细节。凌云翰序称：“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老父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及观牛僧孺之《幽怪录》、刘斧之《青琐集》，则又述奇纪异，其事之有无不必论，而其制作之体，则亦工矣。乡友瞿宗吉氏著《剪灯新话》，无乃类是乎？”（注：《剪灯新话》凌云翰序言，周楞伽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唐人小说重“史才、诗笔、议论”，诗词穿插、兼发议论的“制作之体”在《新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以《爱卿传》为例，这篇作品以元末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作为背景，通过带有适当虚构的、曲折动人的情节、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既再现了元末动乱的史实，又歌颂了罗爱爱的“贞烈”之行。小说先后穿插了爱卿与季夏所赋之诗及《齐天乐》、《沁园春》二词，表现了爱卿的才华，说明了赵子与爱卿夫妇之间深厚的感情，在体制上深得唐人小说的精髓。
《新话》在语言、细节方面与唐传奇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试举数例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剪灯新话唐人小说
广利洋海之神,善文尘世之士, 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
幽显路殊,安得相及?(永宫庆
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
会录)
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柳毅
传)
一夕,风雨晦冥,失女所在,门
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天,寂然
窗户闼,扁鐍如故,莫 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
知所从往.(申阳洞记) 寤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
知所出.(补江总白猿传)
生于月下视之,韶颜稚齿,真国 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
色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乃
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
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后之.((柳氏传)
牡丹灯记》
数日之内,蔡州有一奇事,是我 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
得理之时也,可沥酒而贺我矣. ,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郎可沥
(太虚司法传)酒东南相贺.(虬髯客传)
从上述四例可知，《新话》模仿唐传奇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明代吴植在《新话》序言中所说：“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注：《剪灯新话》吴植序言。）唐传奇凝练、含蓄的语言风格使瞿佑大受启发，小说创作中间适当地进行摹拟和改造，这种语言的沿袭体现明代文坛的复古倾向（注：详见拙文《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探讨》，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
《新话》将唐传奇作为典故而提到的地方也不少，经过统计，主要有以下篇目（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联芳楼记》：“香魂玉骨归何处？不及真娘葬虎丘。”（《云溪友议·真娘》）“则乐昌之镜，或恐从此而遂分。”（《本事诗·杨素》）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不必使少翁之奇术，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离魂记》）
《渭塘奇遇记》：“遂效元稹体，赋会真诗三十韵以记其事。”（《莺莺传》）
《爱卿传》：“算除非画里，重见崔徽。”（《崔徽传》）、“既据李崧之居，又夺韩翃之妇。”（《柳氏传》）
《翠翠传》：“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章台之柳，虽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殆同玉箫女两世姻缘，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本事诗·杨素》、《柳氏传》、《本事诗·刘禹锡》、《云溪友议·韦皋》、《虬髯客传》）“不能效窦氏女之烈，乃致为沙吒利之驱。”（《窦氏女》、《柳氏传》）
《鉴湖夜泛记》：“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会，后土灵佑之事。”（《异闻集·韦安道》）“非若上元之降封陟，云英之遇裴航，兰香之嫁张硕，彩鸾之配文箫。”（《传奇·封陟》、《传奇·裴航》、《传奇·文箫》）“后土之传，唐人不敢明斥则天之恶，故假此以讽之耳。”（《异闻集·韦安道》）
《秋香亭记》：“两世玉箫犹再合，何时金镜得重圆？……安得神灵如倩女，芳魂容易到君边！”（《云溪友议·韦皋》、《本事诗·杨素》、《离魂记》）“月老难凭，星期易阻，御沟红叶堪烧。……蓝桥虽不远，世无磨勒，，谁盗红绡？”（《续玄怪录·定婚店》、《本事诗·顾况》、《传奇·裴航》、《传奇·昆仑奴》），“仗多情者闻之，则章台柳折，佳人之恨无穷；仗义者闻之，则茅山药成，侠士之心有在。”（《柳氏传》、《无双传》）
由此可见，唐代小说作为典故在《新话》中得到广泛运用，《翠翠传》不少于六篇，《秋香亭记》则达九篇之多。我们虽然不能根据这些典故的出现断定小说作品深受唐传奇的影响，但至少说明作者瞿佑对于唐代小说的人物、情节十分熟悉。
二、《新话》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元明时代的社会风貌。《新话》作者瞿佑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注：万斯同《明史列传》卷三八七、清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姜亮夫据此考订瞿佑生卒年，见其所著《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亲身经历了元末战火连绵的社会现实，所以作者在继承唐传奇的体制、语言、创作方法之际，内容构成上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多写元末时事，如“至正末，山东大乱，（元）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三山福地志》）“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十七年，达丞相檄苗军师杨完者为江浙参政，拒之于嘉兴。不戢军士，大掠居民。”（《爱卿传》）《新话》中的很多作品深刻揭示了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与此同时，《新话》也真实地反映出在元代科举长期废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士子贫困潦倒、心志挫折的生活境遇，如：“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为贫
所迫，不能聊生。”（《富贵发迹司志》）“身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岂有田宅之足竞！”（《永州野庙记》）
不过，我们还要指出，由于明初统治阶级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新话》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政策的浸透。我们将《新话》与唐传奇中的相关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唐传奇相比，《新话》更加注重社会教化功能。以《金凤钗记》——《离魂记》这组作品为例，两者都讲的是青年女子因恋慕心上人，灵魂私奔，终与心上人结为夫妇的故事，不过在具体描写上却有很大的差异，试作比较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离魂记》：“（婚事不成）女闻而郁抑；（王）宙亦深恚恨……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
《金凤钗记》：“（崔兴哥）自念婚事不成，只身孤苦，寄迹人门，亦非久计，长叹数声。方欲就枕，忽闻剥啄扣门声，问之不答，斯须复扣，如是者三度。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姝立于门外，见户开，遽搴裙而入。生大惊。……（女）即挽生就寝。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生惧，不得已而从焉。”
我们将男性主人公的态度进行对比，一个是“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一个则是“大惊”、“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不得已而从焉”。相比之下，在爱情问题上，唐代小说中的男性要积极、主动得多，敢于同封建家长、封建礼教进行抗争（如“宙亦恚恨”），表达不满之情；《新话》中男性则要软弱、被动得多，面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的阻挠、约束，只有低头叹息、束手待毙的份儿（如“长叹数声”），在大胆、泼辣、敢于追求幸福爱情的女性面前，他们缩手缩脚、讲求风化，可见瞿佑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另外，我们再以《爱卿传》——《柳氏传》这组作品为例进行对比，两者同样叙述战乱岁月、夫妻离散，女主人公被军将所掠夺，强占为妻，在强暴面前，柳氏忍辱吞声，无言屈就；而爱卿则刚烈异常，不肯失身于他人，以其“贞烈”闻名于世，“从一而终”的观念很强，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唐、明两代对于女性贞节的要求也是大相迥异的。
瞿佑在《新话》的“自序”中声称：“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注：参见《剪灯新话》瞿氏自序。）凌云翰序称：“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注：参见《剪灯新话》瞿氏自序。）作者本着“劝善惩恶、动存鉴戒”的创作主旨，在《新话》中以大量篇幅描写忠孝节义，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与唐传奇作家“作意好奇”，注重小说创作的娱乐功能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剪灯新话》在语言、体制、创作方法方面对唐人小说有所借鉴、继承，而在内容构成上则注重描写时事，注重现实；唐人小说重视小说创作的娱乐功能，而《剪灯新话》则追求小说创作的社会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