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社会科学与知识生产：克劳德#183;阿克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社会科学论文,阿克论文,贡献论文,克劳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1939-1996)是非洲政治哲学的先驱之一，广泛耕耘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并很早就对非洲民主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众所周知的独特贡献。此外，他还是一位重要的行动标兵。透过他的作品，这个大陆的真实世界得以更好地被外人理解。因此，其作品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切入点，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非洲，而且对于重新思考全球化、现代性以及其他可以同全世界后殖民主义理论者分享的重大理论焦点都是如此。不断成为时事话题及其对非洲政治思想所作的重要贡献无疑使他和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一起跻身于非洲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列。考虑到他对阐释“非洲情况”的激进理论的成功应用并成为政治行动的向导，阿克的作品尤其具有教育意义。他的贡献毫无疑问极具洞察力，这一点尽管在过去并不受欢迎，但在今天极具教育意义。因此，其作品关注的焦点注定会引起广泛的知识兴趣和关注。
阿克对非洲知识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克在其核心著作《作为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发展的理论》中提出了重构和创造“非洲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阐述非洲大陆社会现实问题的知识体系的条件。阿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对非洲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的贡献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目的是建立我们对阿克的贡献及其在“后殖民主义”辩论中的洞察力的认识。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后殖民性”概念并阐述“后殖民研究”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讨论了阿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及其对非洲知识生产的贡献。第三部分是阿克对非洲知识生产的“内生性”需要的倡议；第四部分是结语。
“后殖民性”的概念化
何谓“后殖民性”？它与理解阿克的著作有何关系？这一概念与阿克对非洲情况的描述又有何关联？这一部分将回答以上问题并重点关注阿克的部分贡献及其在参加“后殖民性”辩论时的深邃思想。后殖民性研究在过去30年间针对一系列的问题和辩论而进行的知识论战，表现为全世界尤其是在宗主国研究中心以外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等机构间的三角形的相互论战，并跨越多个学科领域①。由于其具有地域广、发生地点多等特点，这场辩论谱系庞杂，包括了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化与种族主义的复杂心理”；阿尔贝特·梅米(Albert Memmi)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非去殖民化的戏剧”；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引发了数载关于东方在西方的代表权问题讨论的作品《东方学》(Orientalism)中对法农的论点“欧洲的确是第三世界的缔造者”所作的详尽阐述；此外，还有地中海沿岸的众多学者如C·L·R·詹姆斯(C.L.R.James)、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和威尔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他们早期分别生活在特立尼达拉岛和圭亚那，在移民到英国后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所持的不同观点；从格劳瑞·亚桑德拉(Gloria Anzaldua)到乔西·戴维·萨尔迪瓦尔(Jose David Saldivar)等拉丁裔美国理论家的作品以及以印度的拉纳吉·古哈(ran aiit guha)为首的庶民研究团体②(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贡献，其创始成员包括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人。这场辩论的兴起源于上述学者认识到欧洲史料的后启蒙运动传统导致了对南方(the South)历史的长期忽视，而且学科实践已经难以描述他们所研究时代的历史变革复杂性。这场辩论也是一次、尤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激起的、处理启蒙思想传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知识-政治的(intellectual-political)对话。因此，“后殖民性”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观点，无法垄断“后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的状况”所阐释的知识领域。
当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曾被某些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路易斯·爱尔萨瑟(Louis Althuss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文化或政治评论所影响时，阿克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知识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等人作品的影响。在阿克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出，除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划中提及的历史主义作品外，马克思不仅在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方面，而且在历史作品的任何“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计划中均有影响。正如凯利·哈里斯(Kelly Harris)所说：“不发达理论清晰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哲学之中，阿克亦不例外”；“马克思的发达理论与阿克的发达观念似乎非常接近”。
当“后殖民性”的概念使得继承的权力关系传统及其对现代全球文化和政治产生的不断影响日益清晰时，其解说者寻求通过完成对过去的建构来取代历史建构中的解释学方法。这种精神在突尼斯历史学家希沙姆·贾伊特(Hiehem Djait)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指责欧洲帝国主义者否认非洲拥有自己的人文视角。这种精神同样可以在法农对“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诠释中可以看到，它支持了人类平等的启蒙观念。与欧洲思想的交火反而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知识传统如果不是在当今所有大学，那也是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支配地位。如同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看到的那样，尽管退缩到古希腊的欧洲知识传统观念仅仅是新近欧洲史的一个部分，但它是一个全球思想者都置身其中的思想谱系。假如存在对历史的反对意见，而其相关的社会科学谱系可以确立，则历史学派的评论将因此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永无休止故事的一部分。
阿克并未使用本文的核心概念“后殖民性”。相反，在他去世前不久，其作品还被贴上“马克思主义原创品牌”的标签，而不是“后殖民性”的标签。尽管如此，他的真知灼见还是同“后殖民性”的辩论有关。通过对“后殖民性”中的前缀“后”的使用进行质疑，阿克致力于一场持续关注非洲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辩论：这与非洲“殖民主义过去”对“后殖民主义现在”所施加影响的程度有关。尽管很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独立并经历了众多事件之后，新议程的出现改变了人民对社会的印象，重新解释了非洲大陆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活动，但阿克认为非洲“殖民主义过去”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显著地影响着“后殖民主义时刻”，这绝不是含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说法。在证明这些论断时，阿克注意到尽管资本主义下国家的统治形式已经自主，国家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亦得以发展，但在非洲占重要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别形式不仅已陷入欧洲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成为次要的形式。他回顾了下述两方面非洲国家的历史：一是殖民主义及各区域资本主义的渗透；二是资本主义给非洲大陆留下的最终的政治遗产。阿克质疑，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将非洲社会的形成视为“独立的国家”是否合适。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大陆的国家形成的过程深深陷入了各种矛盾的泥潭之中，这又顽固地阻止了超越过去的可能性。”阿克认为“有限自治”是“非洲国家的独特之处”；作为一个“后殖民政府”，非洲国家自治性的缺乏加深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多元化体系中的依赖性和边缘化地位。在此，他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角色上，认为随着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和身份附属性的加深，政府成为世界多元化资本体系的核心。从政治方面看，阿克看到，除独立性外，殖民政府的“中央集权制”、“任意性”和“绝对性”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其“后殖民主义继承人”身上，并且仍然表现出独裁性和排外性的特征，这使得人民在经济和政治决策过程中渐渐疏远。从经济方面看，阿克认为殖民主义经济的一些特征如“依赖性”、“脱节”和“自相矛盾”在后殖民时期仍然明显地体现出来。
使用“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阿克认为非洲国家的独立性是“空白的和有限的”，而“殖民主义过去”对“后殖民主义现在”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他作品的这些方面在超越中立的立场上与“后殖民性”的辩论联系在一起。阿克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提醒我们，除地域的扩张之外，非洲国家的基本的制度安排——法律和行政治理、法院体系、官僚机构、警察系统、军队和国家的各种技术部门等并未出现根本性转变。他还着重指出了殖民政府的双重角色，不仅是作为带给殖民地现代政府雏形的媒介，也是作为其在后殖民政府中起阻碍作用的媒介。
克劳德·阿克的贡献
阿克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非洲人在其历史经验基础上发展和借用的知识是如何在追求民主和发展过程中为国家授权的问题。他在1979年出版的《作为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一书，以殖民和后殖民主义世界的视角从根本上质疑了“理论的出现”可能带来的深刻的认识论变革。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西方政治科学、特别是政治发展文献时，阿克与“帝国主义的最微妙、最有害的形式——科学知识伪装下的帝国主义”交战，并建立其实用意义。在另一篇文章中，阿克提到：
我的论点是除马克思主义传统外，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西方社会科学相当于帝国主义。在下列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西方社会科学是帝国主义的：(1)它强加或者至少企图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加于发展中国家；(2)它关注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如何更像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3)它宣传使人困惑的事物、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思想模式和行为。
阿克的目的不是要重建“现代非洲的革新派”。相反，他的任务是帮助重建统一的非洲大陆的“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阿克认为，它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地位并非偶然。他将意识形态特征的出现追溯到在冷战的氛围中殖民地取得形式上独立的时期，一种让某些人感觉将要危及殖民地权力的重要利益。在此情况下，阿克认为，西方列强的利益驱使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培养的羽翼未丰的资本主义国家免受苏联的渗透。与世界各地需要维护的西方霸权相对应，政治发展的理论在不断改变的条件中作为维持现有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根据而出现。阿克认为，考虑到其历史背景和党派性质、政治发展以及更广泛的问题，西方社会科学“适用于后殖民主义世界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它没有科学的地位”；“它既不适用于南方也不利于理解它”。阿克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充其量只是培育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制度，为巩固国际资本主义的同盟——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提供合法的依据。考虑到其定位和价值假定，阿克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按照“北方”的情景研究非洲，这说明非洲大陆必须克服长期存在的差距和漏洞，最终成为民主和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乐土”。阿克声称，这种方式从“缺少”方面的非洲大陆的历史来构建非洲的历史，它减少了很多民主工作需要做的：现代化、制度化、工业化或市民社会、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以及其他方法，即在政治领域寻求复制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方法。阿克在1979年的著作中写道：
每一次预言都表明西方社会科学在使我们处于服从和不发达状况上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一直组织我们对自身世界的问题的了解，以提供我们有害的价值观和错误的希望，使我们制定削弱竞争力并且保证我们的长期欠发达和依赖性的政策。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除非我们去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性质，并驱除它灌输的思想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不发达和依赖性。
为表明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普遍性的局限性，阿克写了一篇围绕“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认识论”论战的文章。在他评论“普林斯顿政治发展系列”的部分著作时，阿克主要针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即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最合法的形式在创建积极的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公民权和平等权——并且使其跨越文化和历史的界限得以接受和适用。根据其理论，尽管现代民族国家承认国家是唯一合法和同质的社会形式，世界各地的实际政治活动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不一定符合民族国家要求的组织形态。
需要重申的是，阿克指出殖民地的影响在了解非洲历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继瓦尔特·罗德尼之后，他把殖民主义界定为是一个对当地时间、空间和自治模式观念进行有效干预和接管的实例，一个新传统被创造并提供给神圣的殖民地人民的实例。这样，通过下列论证他详述了后殖民地这个熟悉的命题的困境：(1)异质性甚至混合性被写入后殖民地经验中；(2)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一种历史连续性，但又有间接的和不确定性的关系。阿克认为，尽管形式上独立了，西方国家在西方社会科学和思想体系方面对非洲盛气凌人的推动仍很明显，欧洲思想体系导致了非洲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的欠发达和依赖性。阿克的这些论证同样也加强了有关后殖民地的辩论。因此，他倡导通过内生化知识生产的完美策略使南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去殖民化。
非洲知识生产的内生性
阿克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大力提倡非洲知识生产的“内生性”需要，提出知识生产的这种内生性是非洲大陆对西方知识领域依赖的替代物。阿克指出，非洲并不是通过打赢战争来控制其发展议程的。他认为这场斗争“主要”是范例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可以起到核心作用。阿克曾写到：除非我们努力争取科学和知识发展的内生性，否则我们将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应明确为什么这种发展必须是内生的，因为这不是狭隘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问题。尽管科学的原则是普遍的，其增长点、适用性和它的特殊问题的解决视科学被产生的社会历史周期的情况而定。
阿克提倡内生性是取决于消除帝国主义教育的外向性需要的。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非洲就是在冒险重新引入正在努力推翻的霸权；这种失败，必须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和对职业的信奉问题而被抵制。关于非洲社会科学家的方向性作用，阿克主张，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研究人类和社会，试图确定她们是什么，她们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以及将要成为什么状态。因此，社会科学知识是现在的社会生活实际和发展的可能性的总和。其本质之一是，社会科学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因为其工作以重要的方式阐释了进步的可能性。
阿克认为，这种认知失败的出路，在于发展一种学术形式，认真吸取当地知识、政治和现存环境，同时也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他坚信所有的理论、范式、思想和社会行动模式应该具有一致的方式。他认为欧洲历史意识的发明仅仅是其自己的想象，还远远未达到普适的状况。
阿克主张基于对世界各地因不同的历史而产生的多样化知识的尊重而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知识生产体系。这是一个在现代世界超越知识生产的限制性环境的标准。正是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阿克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非洲社会科学界的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对阿克而言，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普遍性仅仅是一个策略，应在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经验所确定的框架中将其分解成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成分加以探讨。换言之，寻找模糊的“真理”或“知识”定义的普遍性要从一个人的背景、经验和历史中获取。
阿克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学术的发展。他在1979年的著作揭露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目的论分析视角的倾向性，进一步确认西方社会科学及思想的本质和特性，而不是盲目地将其判定为“合法的”或“普遍的”。他建议通过持久的批评，从其他认识背景中批判地继承和利用知识的“内生性”。
为说明其观点，阿克精心选择了两个例子。这些例子涉及到保兰·洪通吉(Paulin J.Hountondji)在1997年时将“外生性”称为“合法的”的观点，以及从全球的记忆中不友善地抹掉了非洲的独特性。第一，安东尼·吉登斯将社会学定义为“概括了现代所有问题本身的一种学科”，“具有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和动力”。随后，他又试图将该学科的出现追朔到19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丁·孔德，并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作为其创始人。这种方法简单地否认了非洲的贡献，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一样。例如，伊本·赫勒敦撰写了于1378年出版的三卷本马格努斯巨著。在第一册《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敦列出了基于竞争性数据之间的裁决的概念框架和方法，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学的自觉意识。正如赛义德·法里·阿拉塔斯等人所说，伊本·哈勒敦受到了西方化的外向性的排斥。据阿德西纳的估计，这发生在孔德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册出版之前(约452年)。在同一著作中，伊本·哈勒敦在解释集体内聚性、构成和重构的规范性基础上完整阐释了部落主义概念，它证明了不同的群体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生活机构层次上而存在。同样按照阿德西纳的估计，这一观点比埃米尔·涂尔干1893年的《社会分工论》的社会规范的观点早515年。然而，尽管存在非洲人的这些启发性和开拓性的努力，但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非洲学生和大学见到的“现代社会学”教科书提及伊本·哈勒敦或者讨论他的作品。当然，客观地讲，伊本·哈勒敦的作品的价值被否定的理由是因为受到过多的宗教思想的支配，且未集中在“现代社会学”领域。第二，除了从全球的知识生产系统中武断地抹掉了非洲的贡献外，还跟随黑格尔的逻辑和传统否认非洲的系统知识。问题的关键是要突出内在的族裔中心和种族主义倾向，一方面创造知识与愚昧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与科学和魔法一样。在这种结构中，一切科学知识的“源头”都是西方的特权，愚昧和令人生疑的魔法则作为“其他东方的”的象征。这些观点来自阿克1979年有关西方社会科学的外向性的著作。他说，正如非洲成为原材料生产基地、欧洲专注于资本商品和成品生产一样，非洲大陆的思想体系也没落到为欧洲先进知识领域提供数据等原材料的地步，因此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系统中理论被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引进到非洲。
抛出“内生性”和“本体论”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外向性”和“个案特征研究法”之间的矛盾，阿克引导我们将非洲学术实践替换为“外向性”和“移植”。然而作为“移植”的学术实践，包括了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的知识链接、其“重新衔接”、“重新定义”和“重新系统化”，对此阿克提倡遵循非洲独特的评价和解释对现有学科领域和职业的“重构”和“重组”，通过对“内生性”和“本体论”作为根植于对了解现有知识领域和现存知识生产前沿的制度史的“基于认识论的客体”和“哲学”的了解，从矫正“要求恢复历史和改写新殖民主义观点的无理安排”的观点中得到动力。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倡议，阿克的作品在非洲大陆也得到了本文中提到的其他作者的响应。总的来说，阿克的这些努力对非洲大陆自海外引进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挑战。
阿克的目的不是通过超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传统的以大学为基础的非洲马克思主义去重建“现代非洲的革新派”，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实现。相反，其任务是帮助重建“非洲社会科学”作为论及社会现实时的非洲大陆的统一的知识体系。这是他通过非洲知识生产的非殖民化获得的“社会科学家在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看法。应该明确的是，阿克并未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所有分科和方法提出批判，也未对欧洲形形色色的思想提出质疑。他质疑的是其帝国主义品质；强调它们在非洲应用中的意识形态的定位和价值取向，尤其是考虑到非洲大陆知识领域的依赖和从属角色。
虽然欧洲思想与非洲思想存在某些对立关系，但它对发展非洲社会科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社会科学间的关系。尽管西方社会科学在解释非洲社会科学的转变时仍有不足，非洲学者在发展他们的职业时不能没有源自西方的范例。这种依赖性是后启蒙运动思想遗留给后殖民社会的主要遗产。
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自觉地流露出自我矛盾的特征：倡导“本土知识”的特殊性、“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同时又希望实现欧洲文化中后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所界定的“现代性”。因此，民族主义者歌颂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为“民族”的“落后”深感痛苦。民族主义思想采用的自明之理和知识结构与殖民统治者毫无区别。因此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不知不觉地接受并采用了相同的、基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差别的本质主义概念，采用了卓越的研究主体创建的同样的类型学以及欧洲后思想启蒙运动时期构建的知识程序的具体化。在远未真正独立之时，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知识生产就需要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有限的和主导性的框架。这一困境是“东方”历史的产物，也是阿克的命运。
注释：
①如欲进一步了解有关“后殖民性”的辩论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知识谱系，See Michael M.J,"Fischer:Scientific Dialogue and Critical Hermeneutics",Cultural Anthropology,Vol.3,No.1,pp.3-15; Florencia E.Mallon,"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5,pp.1491-1515; Lloyd Kramer,"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8,No.3,pp.525-545; K.S.Brown,"Marginal Narratives and Shifty Natives:Ironic Ethnography as Antinationalist Discourse",Anthropology Today,Vol.15,No.1,pp.13-16; Bruce W.Holsinger,"Medieval Studies,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Genealogies of Critique",Speculum,Vol.77,No.4,pp.1195-1227; and Joseph Massad,"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ward Said",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33,No.3,pp.7-22.
②庶民研究团体(Subaltern Studies Group)又称南亚研究团体(South Asian Group)缘自于1970-1980年代的印度史研究，它首先由澳洲籍的印度学者兰纳吉·古哈(Ranajit Guha)领衔带出一个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史观。“Subahem”’一词也有人译为“贱民”，参见罗岗：《“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之再思》，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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