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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眸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不足百年的岁月却已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第一，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5世纪的中华帝国曾经在国力方面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然而几百年间总是徘徊在现代化的门外。终于在20世纪初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中国之前，已经有人引入过各种西方思想，企图以此救中国。这就是所谓“新学”。新学救不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人民找到了旧中国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怎样结合？任何国家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变都必须经过生产社会化，而实现后者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把市场经济排斥在社会主义之外。经济体制改革不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解决这个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解决这一系列难题中产生出来的。邓小平敢于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对立的东西，资本主义需要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近2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短缺经济在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很快就变为过剩经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从贫穷走向温饱和小康。否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既是解放思想，又是实事求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市场为导向就是实事求是。
第二，影响了近百年的中国学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意识形态，又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作为文化，它为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增添新的瑰宝。这后一点，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所给予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巨大影响。这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论说。
在中国共产党未成为执政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为旧中国的一支文化力量对现存的学术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来自它（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崭新的思维范式，在旧中国，诸多学术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受此思维范式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当数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轨迹是从接受唯物史观思维范式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满于旧史学的种种弊端，追求史学的革新。而引导中国史学进行全面革新，吸收一切有益的新史学成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即以唯物史观为思维范式的史学。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概论》便是第一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1930）则是第一部应用唯物史观写出，并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崭新面貌的史著。当旧史学还在一治一乱中转圈子，新史学还找不到社会发展的走向时，郭氏的著作以全新的思路展示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应用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尝试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种社会形态（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社会主义）和与此相应的几次社会革命（奴隶制革命、封建制革命、资本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他还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旧史料，并从新出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发掘出很少为人注意的社会史料。把唯物史观作为导向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还有其他历史学，如范文澜、翦伯赞等。
新旧文学之争早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中一些成员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这就有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资本论》的出版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旧中国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它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运用。所以它的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它的关于剩余价值剥削的理论，对于左翼知识界剖析中国官僚资本（四大家族）的反动本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对旧中国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也或多或少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关于什么是“社会”、“国家”这一类基本概念，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大大不同于上述源自西方的诸学科的理解。
当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变了，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要接受它的指导。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思维范式上又同原先从西方引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思维范式有较大差别。再加上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就导致以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去大砍其它学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的指导下，在学术百花园里，马克思的学说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第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它的主流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此论难以成立。相反，二者之间“磨擦”倒是常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它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和评价儒学大有帮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注意从儒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但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时代性的差异。文化总有其时代性与民族性。在民族性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磨擦主要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时代性差异上。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价值观念。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价值主体意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的儒家文化，价值主体意识属于最高领导者，个人无此意识。作为现代文化产物的马克思的哲学在价值主体意识上恰与儒学相左。马克思在整体与个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历来反对把二者抽象对立起来。他反对斯密的利己主义，理由是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只把个人视为实现整体目标的手段。他主张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这个原则只有在具备了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个性”的社会）才能实现。在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作为阶级一分子有时需要为整体利益而自我牺牲。但领导者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来调节二者关系中的着重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磨擦的根源是它们作为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如果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视角看，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个人成为主体。所以儒家的单一价值主体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价值主体意识的冲突更是不可避免的。
本世纪以来，人们或是无视这两种文化的时代性，过分强调儒学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或是把这种时代性差异视为绝对障碍，拒绝与儒学认同——这都是片面的。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
在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将以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为此，哲学就必须反思自身。
反思之一：2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有一定业绩，但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禁锢在具有浓厚旧唯物主义色彩的前苏联哲学模式中。这些年，我们在哲学原理上的每一次开拓，都与对此模式的突破相关。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价值、交往、文化等都是如此。为了创建新形态的哲学，继续清理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是必要的。
反思之二：在一段时间里，天才论、顶峰论、现代迷信被公然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鼓吹。马克思生前借用海涅的话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中国，跳蚤冒充龙种是由于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宗法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有人时刻警惕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却极少对封建性因素的渗透有足够注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对此种现象的一次挑战）。
反思之三：在新世纪面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临一个学术素质提高的问题。目前状况是：哲学原理不能与自然科学沟通；哲学原理与哲学史不能沟通；哲学原理与西方哲学不能沟通。沟通不了的原因在一方或双方的学术素质欠佳。其结果是成果内容空洞，乏创新之见。
总之，创造哲学新形态，迎接新世纪是有希望的，但任务也是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