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传统商业街区的空间形态及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街区论文,中国论文,封建论文,形态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写 1003—739X（2006 ）02—0078—06
我国很多城市中心区的商业街区是在传统商业街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如：苏州的观前街，沈阳的中街，北京的前门大栅栏，黄山的屯溪老街等等。传统商业街的商业活动至少可追溯到清代，在民国时期（1920年～1930年）得到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由于历史悠久，这类商业街区往往是大店、名店、老店集中的地方，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规模经营。时至今日，在这些传统商业街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街区、既是外地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文化中心，也是当地居民日常购物的商业中心。本文试图对这类商业街区的历史成因、肌理形态、空间特征等方面因素进行探讨，以供相关理论研究及更新规划工作的参考。
1 线性发展的用地布局
虽然传统商业街的形成是一个自发的动态过程，但依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即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要依托一些“生长点”，如城门外、寺观前、鼓楼大街等（图1）。这些地段区位重要，具有便捷的陆路或水陆交通，人流密集， 容易促成商业活动的繁荣。例如苏州西北的阊门商业区、北京的前门商业街是从城门口向外发展起来的；苏州的观前街（玄妙观）、南京的夫子庙商业区、上海的豫园商业区（城隍庙）、天津的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是寺庙型商市，即从庙会的摊贩集市逐步演变成繁华的商业中心；西安古城的东西商业大街、沈阳的中街、北京的鼓楼商业街、南京的鼓楼大街则是以鼓楼为起点，向一个或几个方向的主干大街扩展延伸而形成。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原传统商业街所处的旧城中心、核心地段或原城门口处，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商品经济日益突出的今天，更是城市更新或再开发的黄金地段。
图1 不同类型的封建商业中心的区位示意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规模较小。它们积聚构成的商业街以带状线型的布局为主，即以一条主要的街道为轴线，沿街两侧的店铺密集排列，呈现出水平延伸的生长趋势，很容易形成沿街“一层皮”的布局特点。如北京的王府井商业街，黄山的屯溪老街，沈阳的中街，苏州的观前街等。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汴梁的商业街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图2）。经过发展至今，这种类型商业街的长度一般不超过1000m。大型省会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道多在500m以上， 省会城市的次要商业街和中小城镇的商业街多在500m以下。如清末民初时期的沈阳中街长950m，苏州观前街为760m，北京的前门大街为600m，王府井商业街为800m，琉璃厂街长500m，天津的宫南宫北大街长580m，四川乐山的罗城古商业街长200m等①。
图2 封建传统商业街的带状线性发展特征（清明上河图）
在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区开始沿着与商业干道垂直的街巷，向纵深方向蔓延；部分商业活动也沿着与带形街道平行的街巷扩散，形成“鱼骨”或“格栅”状布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商业街区的形态基本保持了“一层皮”的线性生长特征，只是在局部出现了集中的区片。此外，在个别街巷里，店铺往往按着个别行业类别聚集，形成规模效应（图3）。 例如：在民国时期的沈阳中街地区，其商业扩张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沿井字干道延伸，另一个是沿中街上的胡同向内发展。中街中部有一条南北向胡同，名为“铜行胡同”，聚集着大量的铜器作坊和店铺。铜行胡同以西有“出颖胡同”，汇集了珠宝店、古玩、书籍等店铺。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前门地区，沿着与前门大街平行的街道发展而成的商业街区有粮食店、果子市、布巷街、煤市街等，与前门大街垂直发展的商业街有戏园剧场集中的大栅栏，金融业为主的钱市胡同、廊房头条、廊房二条等胡同，以及成片状发展的八大胡同妓院区。同时，这些胡同街区的名称，也清楚地表明了各行业门类与胡同位置的对应关系。
图3 1920年胡同商业分布示意
2 大街廓树型的道路体系
中国绝大多数封建城市的形态格局是从坊里制演化而来的，而坊里城市的结构肌理是规划粗放的大街廓网格与自由生长的小街巷的双重叠加。其主要干道布局稀疏、相距较远，街巷胡同弯曲狭窄，不便穿行，如大同、南通、平遥、太古、宁夏、保定、南汇、奉贤等（图4）。以清代的沈阳城（奉天）为例，其东西长约1300m，南北长约1200m；平面方正，每边开二门，宫城居中，中轴对称，规划严整。城内各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干道2条，呈“井”字型相交，把全城划分成9个超大街廓。而每个超大街廓是由许多不规则的、自发生长的、自由弯曲的小巷构成。经过对一系列明清时期中小城镇的分析统计，笔者发现这些超大街廓的短边均在300～1000m之间，多数在500～800m之间。
图4 封建城市的大街廓树型道路体系
在街区的尺度上，绝大多数明清城市的道路系统均分为二级。一级是经过规划的城市性干道或次干道，一般不超过15m；另一级是居住区的生活性小巷，大多数在2m上下。传统城市内的主要商业街区通常位于相对宽直的干道或次干道上；而次级商业街区则是在相对狭窄弯曲的小巷上，经适当拓宽而形成。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商业街区的实例有：沈阳城的中街（宽度约12m），苏州的观前街（约10m），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约15m）等；次级商业街区的实例有：北京的琉璃厂街（4～8m），前门大栅栏（约7m），天津的宫南宫北大街（约7～9m），黄山的屯溪老街（约5～6m），祁县古城十字大街（6～7m），南通市南大街（约4～7m）等（图5）②。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时期的大型商业街道宽度多在10～15m，小型商业街道宽度均小于10m，一般在4～8m之间③。
图5 同一比例尺下部分传统商业街道的形态示意（除屯溪老街为90年代现状以外，其他均为80年代现状图）
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商户密度的增高，商业街区面临着很大的交通压力。基于封建城市形态的大街廓格局特征的限制，通常只对城市性干道或次干道进行拓宽，同时将原有的夯土路面改为石子或柏油铺装路，并划分了人行道，进行了人车分流的设计。以沈阳中街为例：清代末年中街的中央是约两丈（6.9m）宽的三合土砸成路面。两旁各有一尺（0.35m）宽的流水明沟，没有人行道，整个街道宽三丈五尺（11.7m）。1927年，拥挤的交通促使市政当局作出了拓宽中街马路的决定，把1906年将路面拓宽为四丈四尺（约15m）的石子路，其中划出一丈一尺（约3.8m）作人行路，中街第一次做到了人车分流。1929年拆除了钟、鼓二楼，1930年中街铺设了柏油马路。这种改造是封建模式下的城市街道对近代商品经济和机动交通的一种被动的适应，但是却更加强化了原有封建商业街区的“一层皮”的线性生长特征。
由于传统商业区呈线性生长，因此形成了以商业街为主干，以垂直小巷为支路的树形交通体系（图6）。店铺的主要入口常设置在商业干道以及垂直街巷上。 主干道路空间畅通尺度宽阔，交通比较拥挤，干道的两个端头，交通压力更大。垂直街巷空间狭窄，弯曲复杂，不便穿行，使用率相对较低。传统商业街路面多为夯土路面，“晴天一路土、雨天一路泥”，没有明确的使用划分，客货不分，人车不分，流线混杂，景象纷乱。其景况在《清明上河图》中便可以得到生动的反映（图7），其中所涉及的交通方式有步行、马车、牛车、驴子、骆驼、轿子、手推车等等。在明末清初沈阳城中街的历史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步行、自行车、人力车、独轮车、三轮车、马车在街道上间杂并行的场面。
图6 封建传统商业街的树型交通系统（王府井）
图7 宋代商业街各种交通方式混行的传统（清明上河图）
树型的交通体系有利于明清政府进行严格的宵禁管理，即在街道和胡同的两端设置铁制或木制栅栏门，夜间关闭，有专人看守巡查。北京的前门大栅栏胡同，其命名即来源于此④；清末上海的南京路也同样实行宵禁管理⑤。明清在商业街道两端设置栅栏的监管措施，是对坊里制城市传统的一种承袭和延续，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抑制商业发展、监控弹压平民的政治性目的⑥。
封建城市缺乏严格的建筑和道路红线管制，道路两侧的建设活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街道两侧建筑界面参差不齐，侵街现象非常严重。粗放式规划也造成城市干道稀疏，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匮乏。所以，商业街区中道路用地比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普遍偏低。以苏州为例，其道路用地比率在从1958到1982年的24年间，保持在3.5％以下，而其清末民初的道路面积只会低于这个水平，不会更高。
在机动车交通出现以前，商业街区的人流都依靠步行或人力交通。商业主干道与垂直街巷内的店铺，方便程度亦即可达性方面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街廓内部的街巷胡同商业也能得以发展兴旺。但是，当机动车交通出现以后，由于宽度较窄的街巷内无法行车，其方便性和可达性便相对地急剧下降，商业活动也随之衰退。于是，商业店铺不得不回到商业干道上去争夺宝贵的门面⑦。也就是说，出现机动车交通后，树形的商业街巷格局中，主干道与次级街巷在可达性上的差别，以及相关地块在经济效益上的级差现象更加突出了。这种树形格局为商业街区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两个隐患：一方面，由于垂直于传统商业街的机动车干道间距过大且比较稀缺，现代商业活动很难向街区内部呈网络或片区扩展；另一方面，树形交通给商业街区内部机动车的分流疏散造成了很大困难和不便。总之，在现代商业街区的发展过程中，树形交通模式已经暴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性。
3 窄小紧凑、参差不齐的地块肌理
封建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因此，商业店铺大多是以原宅基地为建设单元，产权地块在尺度上与原宅基地相一致。随着临街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临街面用地供给紧张且价格昂贵的双重压力下，沿街商业店铺所在的地块大都只能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些地块呈狭长形、窄边向街，家家紧靠，沿街密集排列，呈现出“小、密、多”的特点。
在解放前上海的福州路地区，其经济活动的发达程度和商业地块的总量在全国均属领先地位。当时地籍的档案记录比较完善详实，为我们进行产权地块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资料。福州路地处租借区，由于受到殖民经济的强烈影响，局部出现了少量规模较大的新型开发用地（地块面积大于500m[2]）。但是不难发现，以封建小农经济为特点的商业地块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福州路中段（四马路）的地籍图为例，除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西大药房等几家大型商户以外，其余的地块均属典型的封建商业经济模式。这些地块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原型：
①小型地块（以东中路与济南中路之间、福州路南北两侧的地块为代表）。宽大都在3～6m（1～2开间）上下，进深多在20m以内，地块面积在40～120m[2]左右。很明显，这类小型地块均与住宅用地的尺度相当。从中华书局所在街廓商业地块的再来看，其用地与里弄位置的划定使得每个地块的进深都保持在20m以下。 在福州路两侧其他街廓的里弄划分上，大多数均遵从了地块进深不超过20m的原则，其中，以科学仪器馆所在街廓和会乐里街廓的土地再分最为典型。
②中型地块（以福建路东侧、福州路南侧之增寿堂药房、余昌钟表总行、杏花楼等店铺为代表）。宽大都在7～13m上下（3～4开间），进深多在25m以内， 地块面积在120～350m[2]左右。这些店家往往是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商家。
在黄山屯溪老街，大部分店铺的进深都在20m以内。 这一进深与福州路的小型地块完全吻合。从1930～1940年的前门大栅栏平面图中（图8）， 我们既可以看到紧贴街道两侧呈鱼骨状生长的、相对狭长细密、数量众多的小块用地，也能发现向后纵深发展的、相对完整宽阔的大块用地。后者是受近代殖民经济影响的大型开发用地，主要以戏园、剧场等娱乐业为主。前者则保持着封建小农经济的地块形态与特征。在同一比例尺下，如果将大栅栏与上海福州路地段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从福州路归纳出来的中、小两类地块尺度在前门大栅栏也是基本成立的，只不过它们的位置分布比较自由随机、相互间杂、犬牙交错，远不如福州路的规则齐整。实际上，大栅栏的地块肌理更具有封建典型性和本土特征。这一点从天津古文化街、北京琉璃厂街、苏州观前街、沈阳中街、黄山屯溪老街的建筑街道形态上也能得到印证。参差不齐的地块肌理反映了在封建经济发展模式下，城市的地块自发扩张兼并，缺乏整体规划和管制的特点。而上海租界之规则化、模数化的地块划分方法显然受到欧美规划及管理模式的外来影响。
在苏州80年代的观前街，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地块。它们虽历经改朝换代的巨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却顽强地保留了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尺度。比较而言，在许多小型地块上，大栅栏的要比福州路的略宽（6～8m），进深略短（小于15m）；而观前街的也比福州路的面宽要大一些（6～8m）。这可能是由于福州路经济发达活跃、土地价位相对较高、临街面的供求压力大所造成的。土地价格不仅影响了地块面宽的绝对长度，对其进深相对长度和比例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传统封建城市中，临街面需求越高的地段，其产权地块的纵深与面宽之比往往越大，形状越窄长。此类情况在南方城市更为多见⑧。
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封建传统商业街区的典型形态与基本特征，至今它们也依然很深地影响着我国许多城市中心商业区的空间格局。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而连续变化的过程。某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生活等客观要求，具有相对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作为一个持续更新的有机体，作为历史文化的有形载体和长期演变的环境实体，城市在空间形态上总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其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空间特征和规划模式。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从传统商业街区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区，经过民国时期、解放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改造，虽然建筑肌理已基本脱离了封建传统的形态模式，但是其道路骨架和空间格局还有封建传统的残余影响。实际上，许多城市的传统中心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现象。它既是城市中心更新过程中的优势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处理的好，可以突出传统商业街区的空间及文化特色；处理的不好，就会更加暴露与突出传统城市空间肌理与现代商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不适应性，导致城市环境的混乱与破坏，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图8 同一比例尺下封建商业中心地块形态示意
收稿曰期 2005 09 20
注释：
① 所有商业街长度为近似值。其中，苏州和沈阳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编．商业区与步行街，2000第31与101页。北京相关数据为笔者根据地图测算。天津见肖连望，天津市古文化街规划设计．城市规划，1987(2):18～22。 四川罗城见应金华等，山顶一只船云中一把梭——布局奇巧的罗城古商业街．城市规划，1987(3):30～33。
② 北京琉璃厂街见张光恺， 枯木逢春郁郁葱葱——北京琉璃厂街改建规划设计．城市规划，1985(3):10～15。北京前门大栅栏为笔者根据地图测算。天津宫南宫北大街见肖连望，天津市古文化街规划设计．城市规划，1987(2):18～22。黄山屯溪老街见朱自煊．屯溪老街保护整治规划．建筑学报，1996(9):10～12。祁县古城十字大街见孟聪龄，城镇街坊——山西传统民居群体空间组合之一．山西建筑，2002(12):1～2。南通市南大街见陈沧杰等，南通市南大街南段改建的思索．城市规划．1988(2):44～47。
③ 该段落中所指的街道宽度为红线宽度。
④ 见翁立．北京的胡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第64页提到北京的栅栏是明朝弘治元年开始为防贼盗而置立在胡同口的，或铁或木制成的栅栏；第69～70页提到。清政府为加强防范，在北京城内外设巡查兵岗（堆拨房）1461个，城内胡同处处树立栅栏，共1746个，每处栅栏有出入门，起更后即行关闭，禁止行走，步军校等分定街道，轮班值宿巡逻，全城宵禁。以至现今还有叫大栅栏、双栅栏、三道栅栏等名称的胡同。
⑤ 见徐景猷等，上海南京东路综合整建规划设想，城市规划，1984(1):5～10。第6页提到南京路东西两端设有木栅栏门，每晚关闭，有更夫守夜。至1860年（清同治5年）方才撤除。
⑥ 在中国古代坊里制城市中，各坊里四周设坊墙，其坊门于早晚定时启闭，夜间严禁出行，并有军士在四周巡逻。坊里制在唐中叶后逐步走向解体，至宋代消失。
⑦ 例如在民国时期，沈阳中街的金店多聚集在胡同中。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店逐渐做大，从胡同中迁出，把主店开设在中街上。从整体布局来看，规模大、效益好的行业当时均设立在中街上，而低成本、低利润的行业则被挤到胡同里。
⑧ 见邬芃，从堤中商业区看江门近代建筑．建筑学报1998(7):38～39。江门堤中商业区有不少单开间、大进深的筒子式、带天井的店铺，进深从几十米到78m不等。封建模式下一般的商业地块，长宽比大多在3∶1上下，而江门堤中的中华旅店，其地块的长宽比达到了6∶1，可谓窄长型地块中比较极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