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农业发展思想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农业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20年来，学术界对周恩来的农业发展思想研究，经过了一个逐渐展开和深入的过程，出版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研究论著。从研究的动态观察，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对周恩来生平事迹的回忆文章中，有许多反映周恩来农业发展思想的资料。如《周总理无限关怀我国农业的发展》，《缅怀周总理对农业展览工作的亲切关怀》，《敬爱的周总理三次视察我们大寨》，《周总理为祖国水利事业呕心沥血》，《周总理十分关心长江的治理》，《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治黄事业》，《周总理关怀绿化祖国的宏伟事业》，《周恩来与水利建设》，等等。
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至今，由回忆进入专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有论文数十篇，还有专著出版。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论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论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戒慎恐惧对待林业》，《周恩来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周恩来防灾救灾思想》，等等；专著有《周恩来与治水》等。
二
学术界对周恩来的农业发展思想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有的论者对周恩来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论述。例如，《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 期刊载的《论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一文，就从“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一些论者认为，农业是基础，这是周恩来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1949年12月，他就概括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重要论点。在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的以农业为基础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认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二是巩固国家财政的基础；三是搞活流通的基础；四是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以后周恩来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定条件，不断深化和拓宽了这一思想。例如，在“一五”时期，周恩来一是在国家开始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时，提出要预防轻视农业的倾向。二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三是从我国人多地少的条件出发，分析了我国发展农业的困难与艰巨性。四是初步分析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指出我国“一五”建设对农业重视和安排不够的缺点。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一是把农业为基础思想上升为规律。认为若背离这一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只有自觉调整不适应农业基础的工业规模，才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积极办法。二是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是基础的内容的认识。认为农业是基础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在决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时，必须考虑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三是明确地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四是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改变了过去重、轻、农安排计划的顺序。五是明确地提出把一切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行各业、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以农业为基础，积极支援农业。有的论者还指出，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在“大跃进”时期受到冲击，并作为“反冒进”的代表受到批判，但他仍坚持这一观点，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仍把恢复和发展农业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抓。后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仍然强调不能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放松了农业生产，指出：“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1〕
有的论者论述了周恩来围绕“农业是基础”这个科学论断，还曾提出过一些重要观点：一是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他总结“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经验之谈，可惜，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冲击，没能得到贯彻实施。二是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原料、劳动力、购买力和资金积累等。因此，只有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才能保证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周恩来曾形象地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发展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四是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2.林业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周恩来一贯重视林业的发展和保护，不少论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回忆和研究文章，其中有的有独到见解。例如，《中国林业》1989年第2期发表的《戒慎恐惧对待林业》一文，对周恩来的林业思想从9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一是认为古老文化破坏了森林资源。周恩来指出，文化发展较晚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原因之一。西北欧文化发展晚些，保住了较多的森林。美国发展最晚，森林最多。中国几千年来林木一直是人们住、行、用的主要资源，伐林多于育林，森林覆盖面积呈不断下降趋势。二是精辟地分析了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强调了保护森林、植树造林对于协调生态平衡、美化环境的重大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界、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强调林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林业，不能不顾森林资源短缺而盲目发展。四是认为我国林业既要解决森林覆盖率低与生态环境差的问题，又要解决木材资源有限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木材的问题。针对这一矛盾，周恩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采伐不能多于育林的林业发展方针。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地进行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的建设。六是重视森林中的防火工作，以保护森林不受损失。在他任国务院总理的27年期间，国务院几乎每年都要发布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并要求有负责干部专管，以研究特殊情况，检查护林防火机构是否健全等。七是多次强调林权处理要恰当，只有分清楚归谁所有，才谈得上管理好林木。 早在1951年7月他就表扬了中南土地改革时把小片的森林分给农民自己管理、不宜分的可变为国有林的做法，认为这种办法很好。自此以后，我国林业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与农民私有三种所有制形式。然而，在“大跃进”时期因刮“共产风”，到处乱砍滥伐树木，破坏了原有的所有制形式，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1962年1 月周恩来向党中央和刘少奇建议，在“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基本经验教训部分，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以恢复原来的所有制形式。接着，他签署发布的《森林保护条例》明确规定，要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所有权，森林和林木归谁所有，其产品和收入就归谁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从此，我国把林权纳入法制轨道。八是强调加强管理，依法治林。认为要保护林木所有权、保护生态平衡，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在林业管理体制上，周恩来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提出像东北、内蒙这样的大林区应直属国务院林业部统一管理，一些小的林区由地方管理，群众性造林要交给地方去做，林业部起指导作用即可。九是一直以“戒慎恐惧”的思想对待林业工作。周恩来说，再不能把破坏自然做慷慨，咱们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又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有些论者还论证了周恩来引进和优选经济林木的思想，如主张引进油橄榄树、优选柑桔树、发展橡胶林等，以增强林业的经济价值。
3.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一些论者指出，周恩来早在1950年就鼓励我国的科学家，要创造出比大禹更伟大的功绩。周恩来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个要求，在任总理的27年间，自始至终以极大的力量关注和领导水利工作。《周恩来与治水》一书就以大量的史料说明了他如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水利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水利建设的崭新局面。作者以“禹的传人”开篇，叙述了周恩来“治理淮河”、“治理长江”、“治理黄河”、“治理海河”、“关心广东、浙江水利建设”、“关心少数民族地区水利建设”、“超越国界的事业”、“水利专家的知己”、“未尽的心愿”以及“周恩来治水思想”、“周恩来治水大事记”等思想内容。关于周恩来的治水思想，作者归纳为十个方面，对当前仍有指导意义。主要内容为：
一是百废待举，治水为先。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治水为先？周恩来认为，（1 ）兴修水利对配合土地改革有重要意义。（2）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直接关系着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3）水利是影响土地生产率的重要因素。（4）兴修水利对恢复和发展工业、 交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也是个基本工作。
二是分清缓急，标本兼治。建国初期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河流失修是普遍现象。周恩来指出，要分清缓急，首先治理淮河和兴修官厅水库。因为淮河水患严重，亟待救治，且淮河流域是盛产粮棉之地。在北方首先修建官厅水库，主要是为了治理威胁首都安全的永定河。在治理过程中周恩来主张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既反对只治标而不治本的狭隘做法，也反对不讲治标只图治本的急躁行为。
三是蓄泄兼筹，瞻前顾后。中国治水自古就有蓄泄之争。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来具体过问淮河之事。在周恩来主持的治淮会议上也发生了蓄泄之争。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顾的治水原则。这一问题解决以后，又出现另一种情况：大工程搞多了，就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了小的农田水利建设，甚至影响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如果压缩大工程太多，又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于是周恩来又提出了瞻前顾后的原则，这就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整体发展。
四是综合利用，除害兴利。治水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眼前的经济效益，也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有主有从，不能抓一点不及其余；要处理好利和害的关系，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考虑。
五是分工合作，同福同难。治水还要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国民党时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闹地方主义为戒，反复强调水利工作不能以邻为壑，要反对地方主义。他在过问治淮河、治长江、治黄河时都强调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顾全大局的原则。
六是依靠群众，尊重专家。治水既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又要发挥水利专家的作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出，水利工作要依靠群众，要自力更生。他又说，在科学限度内，再加上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因此，只有尊重专家，运用科学技术，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保护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
七是统一规划，集中领导。治水要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综合利用；要协调上中下游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整体利益；要协调专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治水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协调救灾和治水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指出，必须统一规划，集中领导。但只有统一性若无积极性也做不好。要以统一性和计划性反对盲目性，却不能以统一性妨碍积极性。
八是百家争鸣，博采众长。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因此，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兴趣出发，必然有不同的主张和看法。对此，周恩来提出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原则。
九是审时度势，积极慎重。治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水利建设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对此，周恩来采取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淮河、汉水、黄河、长江、海河等治理工程的胜利完成。
十是反对极端，实事求是。周恩来总是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在治水工作中也表现出这一特点。他杰出地处理了缓急、标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难、统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众与专家、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等矛盾，这充分体现出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运用自如，不愧是一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
4.自然灾害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是个多灾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没有发生过灾害，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一直把防灾救灾工作看成是治国安邦、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中国民政》1992年第1至3期连续发表的《周恩来防灾救灾思想》一文，就全面地概括了周恩来的防灾救灾思想。主要内容为：
一是细察灾情。建国初期，周恩来多次参加生产救灾会议、治水会议。在他的主持下起草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和《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等文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恩来又多次亲临现场，细察灾情，寻求救灾、抗旱的对策。在60年代中期，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方8省、市、 区抗旱会议，亲自部署抗旱工作。还亲临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灾民。
二是分析灾情。周恩来在阐述灾害发生的原因时，既分析了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因素，也分析了人为的社会因素，而他特别重视人为的社会因素。在他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过去山林长期遭受破坏和无计划地陡坡开荒，使很多山区失去涵蓄雨水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但是河道淤塞和洪水为灾的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严重的土壤冲刷及沟壕的增加，使山陵高原地带土壤日益瘠薄，耕地日益减少，生产日益衰退。这些论述至今有指导意义。
三是预防为主。周恩来既重视救灾，更重视防灾，主张防救结合，以预防为主，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几乎年年都强调防旱防涝问题，即使在他病情恶化的1973年，仍然关心全国抗旱防涝工作，提醒各地不要有丝毫松懈思想。
四是加强预防。周恩来的防灾救灾思想是：从近期的因素看，要加强预报；从年度之间看，要丰不忘灾，储粮备荒；从长时期的因素看，要治水造林保持水土。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要加强预防工作。1954年1月，在他主持讨论并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灾害天气的预报、 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中就强调，今后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重视对大范围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的报道，以便做好各项预防工作。
五是储粮备荒。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储粮备荒的思想。他说，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它意外，所以储备一定的粮食是必要的。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要储备粮食。
六是治水造林。周恩来认为，治水、造林、保持水土是预防气象灾害最积极、最根本、长期起作用的措施。他说，中国农村要避免灾荒，就必需避免洪水泛滥。而要避免洪水泛滥，首先要修水利，其次要植树造林和保持水土。
七是以工代赈。周恩来不赞成单纯依靠救济的消极救灾观点，而主张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辅之以各方援助的积极的救灾方略。关于以工代赈方略，早在1946年黄河堵口归故斗争中，周恩来就提出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抢修浩大的复堤工程。建国以后，他仍然坚持这一方略，并丰富和发展了其内容，主张：（1）将救灾工作与治水工程结合起来， 既解决大量灾民的饥饿问题，也解决大规模治水所需要的民工问题。 （2）工赈结合，重点在于工，在于治水。（3 ）将劳动义务与劳动报酬结合起来。
八是生产自救。周恩来一直把生产自救作为整个救灾工作的中心来抓，原因在于：（1）避免单纯救灾的做法，克服依赖救济的思想， 使国家救济真正发挥作用。（2）减少国家财政对救灾的支出， 以便集中财力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3 ）单纯救济只能解决眼前的和部分人的困难，杯水车薪，救济有限。组织灾民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提高自救能力，既可以尽快度过眼前的困难，还可以为克服来年的困难打下基础。
九是各方援助。周恩来提出，在组织灾民生产自救的同时，要辅之以各方面的援助。不仅国家、地方和各个行业要支援，而且还可以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帮助灾区生产自救。
十是加强领导。周恩来在救灾工作中不仅亲自过问，亲临灾区直接部署，而且还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他还提出，把防灾救灾工作的好坏作为领导干部的考核条件之一，并强调向焦裕禄学习。
十一是长期坚持。周恩来指导防灾救灾，主张把理想和现实、战略和战术、当前和未来、目标和步骤紧密地结合起来，循序渐进，长期坚持。他批评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认为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5.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有的论者指出，周恩来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极为丰富，且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还有的论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如1995年3月3日《经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一文，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周恩来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早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60年代初又把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来对待，并把农业现代化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首位。周恩来还提出，农业现代化包括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等四项内容，这就丰富了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二是为什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周恩来从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这就深化和拓宽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三是中国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 ）通过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教训，提出农业所有制和经营方式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2 ）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以保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水平的不断提高。（3）发展多种农业经济， 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和集约经营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些探索对于我国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
从以上综述情况来看，对周恩来农业发展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拓宽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应把周恩来的农业发展思想同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出有益的经验，以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认为，今后的研究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三农”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
周恩来在任总理27年的期间，每当提出农业问题时，总是把农业、农村、农民融合为一体来考虑，即为“三农”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关于农业问题前面已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关于农村工作，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就指出：“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2〕他还提出， 要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农村工作。关于农民问题。周恩来也早就指出：“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3〕建国以后的各个时期， 周恩来都十分关心农民。在这方面，过去的研究中似乎还是一个空白。
2.以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发展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指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是要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4〕周恩来不仅重视以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的发展， 而且十分重视农业科技队伍和农业研究机构的建设，以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介绍到农业实际应用中去。1963年周恩来又提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5 〕过去在这方面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
3.合作化、规模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分散的小生产者是很难形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只有把大批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实行规模经营才能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是周恩来发展农业的一贯思想。1956年他指出：“不难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升高级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升社的各项主要条件都具备了，农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要求改变这种生产资料的半私有制，以便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生产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6〕1964年他进一步强调：“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7〕这方面也需要深入研究。
4.实行多种经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要加快农业发展，不能单靠种植业，必须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周恩来早在1952年关于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和副业生产。1956年他又强调发展多种农业经济问题，指出：“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因此，各地方以至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划自己生产的时候，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等，对农业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8〕过去在这方面也研究不多，今后需要深入研究，引出经验，以指导当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工作，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周总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2〕〔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8—29、30页，16页。
〔4〕〔5〕〔6〕〔7〕〔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05、305 —306页，503页，243—244页，564页，306—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