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联姻”及其可能
——新世纪以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态势及理论评价
顾梦婷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有相当影响的一股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理论方向多次发生异动，但仍坚持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资源和启迪，在此基础上探寻新的理论支撑与政治实践的可能性。进入21世纪，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的倾向更加强烈，其在承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同时，尝试通过考察全球化进程对女性的深刻影响、反思多元化理论中的本质失位、回溯女权主义理论历史等方式作出回应。尽管其理论视野加以拓宽，方法论得到创新，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日益式微的窘境。
[关键词]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男女平等；女性解放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féminisme)作为19世纪的产物在1837年第一次出现，身为同时代人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就女权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但他们有关人类解放的思想无疑为科学解释和处理女权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部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探索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及其解放的新解释路径和新实践可能性的过程中，逐渐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时代内涵，同时也为女性寻求地位平等及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虽发生多次变动，但始终坚守从马克思的思想中获取资源和启迪的“初心”。进入21世纪，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思考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体制、彻底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回到马克思”成为最值得浓墨重彩描述的华章。但这种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的回归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日益式微。近20年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态势如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流派、新观点，本文对此力图给出批判性的总体回答。
一、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态势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势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激进思想图景上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一些理论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为伸张女权主义的理论武器，打破了既往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女权主义运动及理论生产，开辟了一条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女权主义解释路径。究其成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更多女性作为廉价劳动力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社会分工结构的改变促使女性重新考量自身的社会地位、经济权利；与此同时，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大规模兴起，客观上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再次蓬勃展开提供了现实借鉴；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难以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层面对女性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明确释义，部分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批判。在此后20年，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启迪并经历多次转变。最初，女权主义者旨在以马克思的生产再生产理论及劳动价值论等为基础，阐明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根源；70年代中后期，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进一步吸收了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作出回应；80年代早期是多元发展的过渡阶段，更加多元的因素被纳入研究范围，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得以深化；80年代中后期以后是分化发展阶段，对复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要求、理论的政治学转向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都提出自己的解释并逐一加以完善。总的来说，理论的分化发展使得本就处于边缘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激进思想图景的中心退却，且总体边缘化趋势至今没有改变。
进入新世纪，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虽已严重衰退，但还是顽强地幸存下来，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回归马克思的倾向。一方面，1998年全球经济的剧烈震荡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矛盾，马克思几乎以“救世主”的形象再次回到西方激进理论的视野；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女性意识到了压迫、剥削程度的加深，马克思主义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状况、寻求妇女解放新可能性的重要理论及方法论依据。因此，“复兴的女权主义理论……将继续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运动将继续缓慢而稳步地向前发展”(1) [美]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纵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煤矿的产煤处会有大量的裂缝和空隙出现，因为地质原因，这样会使煤层之间的空隙发生变化，严重影响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而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可改变这种情况。利用含有沙子的高压水流或者其他的一些液体进行水力压裂，高压水通过煤层之间的空隙逐渐渗透，随着高压水的水压不断增强，煤层与煤层之间就会产生高压，使煤层的弱面进行延伸和扩展，同时，高压水中的沙子会填充新出现的空隙，这样，煤层与煤层之间的缝隙就会形成空隙网络，提高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进而使煤层产生的瓦斯可以轻松转移消散，这样，有利于大面积瓦斯的抽采。合理利用水力压裂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煤层通气性，提高瓦斯抽取效率。
◎益生菌 金双歧、培菲康、妈咪爱都可以。培菲康，胶囊的便宜，和袋装的剂量一样。妈咪爱，相对来说有点怪味道，宝宝不反对的话也可以用。
第三，认识论层面的转变成为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女性状况的先决条件。哈索克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 首先，“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6)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其次，资本积累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过程，女性劳动力在其中往往遭受着比男性更严重的剥削与伤害。再次，资本积累是一个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同时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而且同样存在于包括家务劳动等由女性参与的诸多非市场领域，“女性的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之外”(7) Nancy Hartsock,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vid Harvey’s Dialectical Marxism”, in Noel Castree & Derek Gregory (eds. ),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 New York: Blackwell, 2006, p. 177.。埃森斯坦认为，在21世纪，女权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共谋者”，是一种“文化的溶剂”，其在瓦解父权制传统的同时，实际上更为广泛地将女性吸纳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全球性扩张进程中。因此，女性解放的关键在于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及父权制，并再次将社会主义传统引入女性解放议程，从而建立“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同时，“左派”男性应当充分认识到，忽略了妇女需求、经验及智慧的社会变革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有关抽象的辩证理解、对历史特殊结构、关系的考察，及有关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的运用成为共识。希门尼斯指出，以往女权主义理论“无关紧要的建构”(discursively constructed)割裂了马克思与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解放的联系，故而得出了非历史的答案。马克思的方法论则要求我们对可见的、不可见的社会现实加以区分，认识到诸如家庭、性别等“虚构的具体概念”实际上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而阐明作为表象的男女不平等背后深刻的社会条件。艾伯特则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困境：女权主义将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看作当代性别理论的中心，将社会斗争及对其所作的唯物主义理解划入了认识论范畴，从而以观念而非劳动对历史作出理解；后现代主义假设资本主义已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断裂”(break)需要我们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对文化、社会的影响。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只是改变了其现象及剥削方式，根源问题仍是生产方式；就历史主体来说，若将代理人置于实用主义或局部框架中，这种凭借自发经验进行变革的主体只能是脱离历史的假想的主体。种族、性别、性等维度能够作为社会斗争形式，但是在根本上仍是劳动与财产关系(阶级)的分离所致，因此要以阶级代替生活方式对性别问题加以理解以寻求女性解放。
种族、性别、阶级是多元文化中的核心理论范畴，对三者关系的理解差异源于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不同认识。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班内基作为“边缘”女权主义知识分子，旨在“为我所用”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指导解决“身份”问题。对于女性“被建构”的本质力量，其仍在阶级、种族、性别等交叉范畴中加以批判，虽见多元而未究一脉。希门尼斯则更为彻底地承袭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基本思想、观点的继承，明确了女性问题的阶级本质。
二、理论形态之一：捍卫“真正的马克思”
对于多重压迫的困境，班内基将理论批判的重点聚焦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情境批判”(9) “情境批判”是班内基在编辑《深思熟虑：关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反种族主义的文集》(Thinking Through :Essays on Feminism ,Marxism ,and Anti -Racism )(1995)一书时提出的概念。。其要求我们摈弃对抽象概念的片面理解，认识到“对不同形式意识的理解与社会历史进程中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密切关联”(10) Himani Bannerji, “Ideology”, in Shahrzad Mojab (ed. ). Marxism and Feminism , London: Zed Books, 2015, p. 164.。就多元文化语境下被广泛讨论的身份政治而言，应当明确包括女性、边缘群体等在内的“身份”都是被建构的，这一过程自具有话语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在于男权主导下的性别建构。因此，“女性”(women)概念源于真实存在的女性历史与社会关系，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实践。希门尼斯则强调阶级的根本性，她认为，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内，它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截然不同，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阶级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事”(bad thing)，“正是阶级斗争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11) Martha E. Gimenez, “Marxism, and Class, Gender, and Race: Rethinking the Trilogy”, Gender &Class , Vol. 8, No. 2, Marxism: Race, Gender, & Class, 2001, p. 30.，只是在今天，随着阶级的弱化与资本主义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改变，阶级成为了扩大并深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治的消极力量，但其仍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最后也最有力的斗争；另一方面，阶级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其既是剥削的场所又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因，工人阶级所分属的不同种族、民族与文化能够作为阶级斗争的助力。
⑮⑲帕特里克·H．赫顿:《记忆:见证、经验、集体记忆》，载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3、494页。
首先，在理论层面，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观点出发审视以往的理论缺憾，客观考察当下女性生活状况。希门尼斯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仍是生产方式，要突破这一限制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将男性、女性的不平等尤其是女性受压迫问题历史化。必须明确“没有生产一般，同样的，也没有人类的再生产一般；……没有一般的生产或再生产，生产和再生产都是特殊的”(2) Martha E. Gimenez, “Capitalism and Oppression of Women: Marx Revisited”, Science and Society , vol. 69, no. 1, p. 18.的论点，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男性、女性的不平等关系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所致，其进一步决定了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从而认识到“家庭”形式背后，资本主义特定的结构性限制对男性、女性谋生方式、结合方式的影响，明确女性受压迫是这一宏观进程中复杂网络的结构性后果。艾伯特则认为，阶级、劳动、生产等问题仍是当前女权主义理论面临的根本问题，女权主义在追随差异性文化政治的同时抛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实践及变革性政治，成为了一种“痛苦的寓言式语言游戏”(a painfully parodic linguistic game)(3) Teresa L. Ebert. Epilogue, “Gender after class”, in Shahrzad Mojab (ed. ) . Marxism and Feminism , London: Zed Books, 2015, p. 347.，对此她强调，文化从来不与其物质基础相分离，文化抵抗本身亦无法改变社会整体，恰恰是阶级斗争通过重组劳资关系、社会阶级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因此，女权主义深刻认识到要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通过对阶级、历史及劳动等概念来重新理解女性状况的重要性。
第二，作品数量增长相对滞后，社会关注点散乱多元。利物浦大学吉莲·豪伊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重访》试图阐明多元繁复的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发展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矛盾。哈索克通过《全球化与原始积累：大卫·哈维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等作品，对经济全球化研究中性别视域的缺失展开批判。海森特·埃森斯坦在《危险的联络？女权主义与总体的全球化》、《女权主义的诱惑：全球化和性别的使用》等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探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生存境况与解放问题。希门尼斯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性别与种族：对三部曲的反思》、《资本主义与女性受压迫：重访马克思》等文章，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及资本主义结构性条件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分析。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关注女权主义多元化分析视角的思想。特瑞莎·L.艾伯特就认为，当下的女权主义剔除了包括剥削、阶级等问题在内的根本性范畴，已丧失对本质问题的考察能力；在作为移民聚居地之一的加拿大，赫玛尼·班内基在多元文化、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探讨。总之，除了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女性，不同肤色、种族、地区、阶层的边缘群体亦逐渐走入学术场，催生了理论主体的多元化，并直接推动了理论视域的拓展与更新。
最后，在现实可能性层面，她们主张通过提出并落实新的女性解放策略来实现女性权力获得与地位改变。希门尼斯指出，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改变，男性和女性满足自身的需求及日常、代际之间再生产能力仍将服从于不断变化的资本积累的需求，也就遑论男性、女性的地位平等及女性解放。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女性之间阶级区分的重要性”，女权主义本身能否突破阶级局限而与绝大多数女性保持政治上的联系同样是关键问题。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发现与再认识将有助于女权主义超越碎片化呼声，对女性自身困境尤其是作为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女性投以关注。艾伯特则通过反思女权主义的“文化转向”，认为真正的任务在于建立新的(红色)女权主义(4) Teresa L. Ebert. Epilogue, “Gender after class”, in Shahrzad Mojab (ed. ). Marxism and Feminism , London: Zed Books, 2015, p. 347.，从而建构“妇女问题”—阶级与劳动问题(the ‘woman question’- the issues of class and labor)，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妇女问题”。红色女权主义主张，性别不平等归根到底是阶级因素即劳动的不平等所致，文化仅仅是一种“斗争方式”，文化转向背后的本质仍是社会关系，我们要把握的必须是有关社会总体性的知识。将性别问题理解为阶级问题，使得女权主义理论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被清晰阐明。
总体而言，希门尼斯、艾伯特都主张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为理论基础考察女权主义问题，并明确区分作为表象的具体概念和导致女性状况的本质原因，强调理解生产方式、阶级等范畴对于女性解放的根本意义，从而鲜明地确立起“真正的马克思”。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二者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对当下资本主义状况作出的分析与批判，提出的开放女权主义政治可能性的尝试。但遗憾的是，她们的工作皆止步于理论对抗和政治设想，在实践层面并未能给出有效的替代性选择方案。
三、理论形态之二：全球化历史境遇中向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回归
关注与探究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女性状况，是西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表现。哈索克、埃森斯坦是坚持这一方法的代表人物。
第一，女权主义不可避免地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关联，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二者在何种意义上产生了关联。哈索克认为：“资本的全球化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带有明显社会性别烙印的原始积累，它会给男性、女性带来不同的影响，会对他/她们的经济、政治参与带来不同的发展潜力。”(5) Nancy Hartsock,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vid Harvey’s Dialectical Marxism”, in Noel Castree & Derek Gregory (eds. ).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Blackwell, 2006, p. 170.当代资本积累本身就依赖于对女性的剥削，全球化进程中女性往往比男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剥削与压迫。埃森斯坦指出，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全球经济重组，实际上有选择地塑造了包括美国白人及诸多第三世界的新无产阶级女性形象，使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了全球化的助力。女性劳动力作为“‘灵活而廉价’的手指”大规模参与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直接导致了各行业中较之男性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的增加。更为严峻的形势是，类似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得到重复、升级和扩张，作为个体的女性在获得某些权利与利益的同时，劳动妇女(特别是有色人种)实际上成为了新的“无产阶级”。
案例2：金坛区长荡湖清淤工程。长荡湖是集防洪调蓄、水资源、生态环境、渔业养殖、气候调节及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浅水型湖泊，其供水水质和水量对太湖至关重要。根据2012年5月监测，长荡湖水质属于V-劣V类水质，长荡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生态危害非常严重，进行底泥疏浚将其清除，迫在眉睫。
第一，理论群体保持相对稳定，新的代际尚未形成。近20年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虽在后现代转向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应对时代发展并进行理论创新，但理论主体并未出现明显的代际更替，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是上世纪40年代出生，成长于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时期，且往往在80年代就相继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理论观点。这在一方面导致了她们更擅长从事对既有问题的解构而非新的理论向度的挖掘和建构；另一方面，新一代领军人物的缺乏使代际传承明显弱化，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后劲不足。
资本主义全球化是21世纪以来女权主义遭遇的最严酷的窘境之一，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导引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哈索克与埃森斯坦充分认识到女性遭受沉重压迫和剥削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的重要性，为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哈索克提出的“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通过女性团结政治来获得解放。埃森斯坦则再次强调女性解放与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密切联系。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及可能性问题二者皆未作出探讨，且仍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纠缠不清。总的来说，这一范式下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未能就女性受压迫的最根本原因达成共识，女性解放策略更是倾向于意识形态范畴，并未触及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本质。
四、理论形态之三：女性问题的多元文化主义建构与批判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与全球化历史性进程的同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女权主义的理论聚焦及其走向，多元化转向开辟了一条包容种族问题、身份政治等更多可能性在内的女性解放道路。班内基、希门尼斯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他者”，在多元文化视角下对女权主义理论作出的反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二，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仍是我们辩证地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哈索克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将全球化理解为19世纪中期就已存在的社会现象了”。她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立的剥夺性机制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基于这一点，哈索克建构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原始积累”概念，认为“原始积累”不仅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其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当中，并进一步引入了性别范畴，强调当下原始积累的“高度性别化”特征。其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强调资本是一种流动的关系，并有选择地继承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讨论社会生产总过程时所涉及的“要素”概念，认为当下资本主义全球化扮演着由多种关系建构且不断流动的要素角色，性别范畴作为这一复杂关系链上的一节，对人们认识全球化原始积累中的性别关系与女性状况大有裨益。马克思曾指出，虚假的意识形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并与经济关系“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相颠倒。新自由主义同样建构了这种颠倒性的意识形态，并在全球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成为了统治女性个人意识的新型意识形态工具。埃森斯坦则更强调背离马克思主义指示的方向所导致的女权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缺场带来的影响。过去的主流女权主义往往将“目标放在高层”漠视更加广泛的“底层”致使其难以触及全球化本质。例如在美国，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劳动阶层女性之间的“断层”由来已久，就业中的阶级分化成为重要矛盾。同时，女权主义诉求也由以往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转向了对种族、性别等范畴的讨论，并争取通过政府立法而非工会组织实现女性的就业公平。女权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加速了基于共同目标的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实质上建构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囹圄并加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
在理论范畴上，性别、种族和阶级是多元文化视域下女权主义理论的关键词。多元文化与身份政治、差异政治及认同政治等密切关联，其中，处理文化差异的方式与受歧视群体的主题紧密相关，尤以种族、女性问题最为棘手。作为从南亚移民至加拿大的女性代表，性别、种族与阶级三重压迫及由此导致的“身份”转变使得班内基深感作为“他者”(other)的“创伤性”境遇，现实困境及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遭逢，使其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方法论基础，尝试构建“情境批判”(situated critique)的、回归历史境遇的解读模式。希门尼斯则指出，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衰颓，种族、性别、阶级等范畴从现实政治走向学术场域，种族、性别、阶级观(简称“RGC”) 是代表性观点之一。然而这种描述方法带来的直接问题是：直接消除了阶级与种族、性别等其他不平等、压迫来源之间的差异。对此，希门尼斯引述柯林斯(Collins)的观点：我们并不能够“将三者相加而产生一个所谓的大压迫”(8) M. B. Barnett, R. Brewer & M. Bahati Kuumba, “New Directions in Race, Gender & Class Studies: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s”, Race ,Gender &Class , 1999, 6(2), p. 15.，同时强调阶级应当被确定为较之种族、性别更为根本的一种压迫形式。
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承继作为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理论主线而展开，女权主义者们以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劳动、阶级等范畴的阐述为基础，深入探讨女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处境况及解放的可能性。
就介入方式来说，班内基指出，马克思反向思考意识形态的方法挑战了约定俗成的关于男性、女性的社会本体论及其“自然属性”的建构范式，推翻了概念中有关男性、女性的二元论范式编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将父权制作为某种具有历史具体性的社会形式加以揭露，这对于在父权制统治下理解“女性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斗争路径。班内基深刻指出女性“被建构”的本质，并明确意识形态之争所蕴含的危机，从认识论层面为当下女权主义斗争提供有益的指导。希门尼斯强调阶级是根本，并不是简单地将性别、种族压迫还原为阶级压迫，而是说“RGC”所谓的“交叉性”，在社会层面的基础与“无名”权力仍然是阶级力量。因而，马克思主义虽不是“RGC”在宏观层面上能够用于探索“统治的基本结构”的唯一理论，但却是实现其解放的政治目标的最恰当选择。
商务英语翻译作为贸易时代发展的产物，在传递商务信息的过程中有相应流程，每个流程按序进行才能确保整个翻译活动的正常运行，促进贸易双方交易的顺利开展。
第三，回归马克思成为基调。首先，部分女权主义者继承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要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根本表述与优先指向，从生产方式、剥削、阶级等问题出发剖析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希门尼斯、艾伯特等人是坚持这一回归途径的代表人物；其次，全球化进程对女性的深刻影响得到了哈索克、埃森斯坦等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成为理论分析中介而被频繁引证。后现代思潮的蓬勃发展令女权主义者深感对其作出有力回应的迫切性，于是在现实层面，她们力求解决当下境况中女性的平等、解放等问题，理论上则希望突破后现代思潮构筑的壁垒而有所建树。阶级、种族、身份政治、性别及意识形态等范畴被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作为多元图景中的重要“一元”再次被拉回“聚光灯”下；最后，女权主义自身的理论反思再次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认真看待女性受压迫和妇女解放等问题，进一步为构建“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依据。
五、理论形态之四：思想史的反思与建构理论的新可能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式微促使部分学者开始梳理与反思其中的根源，并尝试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方法论启迪以寻求新的政治可能性，这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建构本身之外的重要范式之一。
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当下女权主义理论注定无法回避且必须围绕后现代主义这一立场展开。作为主张对思想史进行反思的代表人物，豪伊指出的关键问题是：“文化理论(或后现代主义)是否掩盖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深层转型”(12) 参见Gillian Howie, “Breaking Waves: Feminism and Marxism Revisited ”, in Andrew Chitty and Martin Mclvor (eds. ). Karl Marx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后现代主义已被定义为一个历史时代，并与作为新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相符，但如果生产方式没有产生重大变化，人们能否与原有思维方式决裂？这里隐现的一个深刻矛盾是：如果后现代主义只是从某种分裂事实中获得了审美标准，那么，这种分裂事实何以成为“现代体验”的一部分并不断积聚？这种“被表达的内容”与“表达方式”、“隐性”与“显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同样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内部的重要矛盾。
3104铝合金中主要添加元素为锰，在提高合金力学性能的同时又不会降低合金的抗蚀性.但铝锰合金在半连续铸造时晶内偏析较为严重，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均匀化处理.温度、均匀化时间、枝晶尺寸、扩散时间都是影响均匀化效果的重要因素[11].3104铝合金在均匀化过程中会析出一定数量的Al12Mn3Si弥散相，而弥散相的尺寸和分布会影响热轧过程中再结晶晶粒的形核和长大，从而影响再结晶织构与冷轧织构的配比[12].
其次，从认识论层面看，豪伊引述大卫·哈维的观点，即需要建构一种“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对于主客体的理解已滑入纯粹本质论(purely internal)和还原论经验主义的(reductively empirical)两个极端。她尝试重新理解这种辩证关系，提出历史或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最终形式，包括意识独立性(mind-independence)原则、情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以及科学调查原则(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enquiry)。所谓意识独立性，即“世界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意识、观念是从与世界积极交互的社会经验中呈现出来的，而生产本身的不断改变决定了我们的社会性经验也是不断变化的。所谓情境原则，即当我们理解一样事物时，要将其置于社会、政治与历史的多重情境下去考察，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关系的理论，个体身份则是现实社会过程的结果。“唯物主义”表达的是一种调查的科学方法，其将前二者相结合并引入这样一种信念：有一个外在于意识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事件应当在情境中被理解，而也正是情形或认知者的观点影响着知识的相关主张。只有真正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原则，方能洞察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首先，我们不能说校园文化脱离于社会文化，也不能说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因为这样说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必须清楚，校园文化于社会文化的形式就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校园文化是的载体是高校，是处在社会文化之中，是社会文化的分支。而社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多的，范围也是十分之广泛。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一定能够适用于校园文化，可能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情况〔2〕。
最后，详细考察理论困境，豪伊认为，主体的分散与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得后来的女权主义者几乎无法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科技创造对自身的塑造，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自身思想的塑造这两大背景中对理论加以合理阐述。实际上，1998年金融危机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相关争论已经确切表明，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某些讨论都被推到了较为边缘的位置。女权主义“第三波”浪潮看似拓展了理论视域，但是随之也出现了方法论上的缺失与背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忽视使得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片面拓展理论问题域、夸大“解释”功能，从而丧失了对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现实背景与物质条件的“结构性”把握。豪伊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审视与反思是以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考察性别问题的有效方式，其对后现代转向及新社会运动衰落中女权主义所遭遇困境的分析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
总之，新世纪以来，运用马克思的思想与方法论虽成为了部分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自觉，但这种“回归”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既缺乏政治介入能力，更缺乏社会大众的理解与回应。在现实层面难以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约束。主体并未超越阶级分化，难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真正联合。对马克思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始终缺乏统一定论。
可见，女权主义者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马克思的思想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但对如何在现实层面将其转变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却又变得畏首畏尾，坦率而言，就当下缺失理论内核及发展动力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缺乏具体行动，甚至缺乏统一的、行之有效的“行动纲领”。女权主义理论要想重拾马克思主义，仍需强化不同地域、种族、理论流派间的对话，从而构建理论焦点，布设活动场域，提出革命要求，解决现实问题。只有在此条件下，妇女问题才能真正突破局限，在更为长远的意义上获得解决进而顺利抵达“彼岸世界”。
收稿日期： 2018-12-26
作者简介： 顾梦婷，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26)、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069-06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