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漂移视域下的学术职业定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学术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8418（2008）02－0026－03
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学界，在西方语境下，对其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将学术职业界定为“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1]，马丁·芬克斯坦将其界定为“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易受新知识生产影响的、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波动的、遵循共同学术规则和学术伦理的自主性职业”[2]，都可以视为对学术职业广义上的理解；狭义的学术职业则专指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群体，这一职业群体的“主要精力和生活重心是教学和研究、出于知识自身的目的追求知识、通过国内和国际专业协会建立声誉，职业回报和职业流动性随着职业者持续不断的强化专业化程度而增加”[3]。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理解，学术职业总是围绕知识而展开的，这与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从学术的功能出发，将学术概括为“发现知识、传授知识、综合知识和应用知识”等四个方面的观念是契合的。学术职业本身作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虽有其物质性的一面，但马克斯·韦伯关于“以学术为志业”[4] 的表述，则表明精神诉求实为学术职业的根本追求。
从历史的向度看，西方学术职业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并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但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则是从事学术职业的学者，作为理智共同体跨越时空的学术品性，国内学者方文将其表述为“了解生存的世界，探询现象背后的真谛，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功用诉求，引领人类的发展；同时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秉持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境况不懈追求的信念”5]。
一、研究漂移现象对学术职业根基的动摇
对高深知识不懈探究的学术诉求是学术职业的本质特征，即使在发生现代转向后，研究与教学成为学术职业的两翼，但两者的结合也是要围绕学问而展开，意在使研究活动成为一种恰当的教学模式。为此，仅仅围绕学问开展研究，以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也就成为大学教师职业定向时的核心价值取向。按照波伊尔的观点，“学术水平并非一种奥秘的附属物，而是教师职业生涯的核心。所有的教师都应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把自己当作学生。作为学者，他们必须继续学习，并认真地、不断地为拓展知识而工作，这对本科学校的活力和生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教授们并非都是或应该是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但是他们都应该是一流的学者。这意味着，他们应当与本专业的发展并进，了解本学科的文献，并熟练地将信息传播给学生”[6]。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大学教师在自身学科领域内的学术造诣是决定其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并成为衡量其学术职业生涯能否取得成功的最终尺度，而研究的有效开展则是提升学术造诣的根基。
但是，近年来随着研究漂移现象的出现，传统上统整的学术职业价值取向已经出现危机，进而引发了大学教师职业定向时的焦虑与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学术职业的根基。哈罗德·珀金在描述现代大学时说到，“在现代社会，大学已从中世纪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成现代在以知识为基础、以科技为导向的技术型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大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7]。这是对作为学术职业主要栖息地的现代大学最广为人知的表述之一，高度概括了学术职业围绕知识而展开的学术品性及时代特征。但是，现今等级森严的科层化大学系统正在加速分化，日益明显的研究漂移现象是其基本表征。这一趋向的日渐深化，使得大学教师在进行学术职业定向时，不得不面临价值取向与现实境况之间出现的巨大沟壑，这不仅使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充满矛盾与不安，学术职业自身也开始充斥着紧张并日渐分裂，使得学术职业的未来走向变得更加捉摸不定。
伯顿·克拉克在对美、英、德、法、日等五国大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后，在其《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研究漂移（Research Drift）这一现象。“现代科研的需要，强行规定，越来越多的科研份额变得安排在承担教学系统的系之外，而且进一步安排在大学之外。这些地方，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它们自己的教学形式和科研学徒的参与，它们明确地把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的课程构架中分离出去。这个趋势叫做研究漂移”[8]。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研究漂移存在两种形式：其一是，学术研究虽仍在大学内进行，但是研究已与教学分离。具体可以表现为某所大学内研究系统与教学系统的分离，导致同一大学内学术职业的分化；或者是从整个大学系统来看，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研究型大学控制了研究资源，把握了学术话语权及学术走向，从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实质上的垄断地位。其二是，学术研究干脆不在大学内进行，而在大学系统之外另外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如法国在大学之外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科研系统，以及日本独立于大学之外的工业实验室——法国大学系统声誉远不及高等专科学校、日本大学研究生院被形容为“空洞洞的橱窗”[9]，都形象地反映了研究漂移对学术职业所造成的影响。
研究漂移现象对大学教师的职业定向及学术职业的未来走向影响极其深远。学术职业的演进历史已清晰地表明其一以贯之的对知识无限探究的高远精神境域，“以学术为志业”，蕴涵了学者阶层献身于学术，以反省观照人类自身和促进社会和谐共进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大学教师必然要栖身于某所大学之中，才能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当前大学系统的急剧膨胀，使得学术职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包括管理主义、问责制、大众化、公共投入的削减、职业阶梯的冗长，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大学教师对所在大学的忠诚度，大学教师对学科的忠诚度高于对学院的忠诚度这一传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研究漂移现象使得学术研究集中于极少数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或是一所大学内部的某一“上层”部分，甚至是游离于大学系统之外，这与学术职业传统上统整的精神内核相悖离。学术研究自身已从大学系统的大部分漂移出去，“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诉求对众多大学教师而言，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现实制度根基，已成飘忽不定的空中楼阁，这进一步导致学术职业日渐走向分裂，并加剧了学术职业自身的紧张与不安。
二、学术职业定向冲突的成因与理性反思
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职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学术职业受到了全球大学系统出现的一些显著而重要的趋势的影响，其中诸多因素对学术职业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研究漂移现象对学术职业根基的动摇并不是孤立存在。菲利普·G·阿特巴赫是这样描述学术职业所发生的变化的，“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的中心事件就是扩张。一个又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由曾经固守的精英教育转变成了大众教育，到现在几乎实现了普及化。这一大众化过程导致高校行政机构日益多样化且拥有了更大的权威，而教授群体的共同体色彩却随之淡化。学者更多的是在一个大型组织中工作，为官僚化的程序所制约，学术也不再固守精英化模式；传统上，问责极少与学术工作相联系，现在，问责日益成为学术生活词语的一部分；许多国家高等教育面临的财政限制给教授职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大多数地方，学者的就业市场并不乐观”[10]。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职业面临的内外压力是深重的，研究漂移现象只是诸多内外压力积聚下的焦点汇集。
尽管导致现实困境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本质上与以下两方面的冲突高度相关：一方面是以急剧扩张为主线的大学系统的迅速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是大学系统需要对外部关于学术生产力持续下降的质疑作出积极回应。前者使得大学系统变得拥挤不堪，克拉克·克尔用“多元综集大学”[11]（Multiversity）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了大学系统急剧膨胀这一状况。当大学系统疲于应对潮水般涌入的庞大学生群体、陷入日常教学事务无暇他顾时，整个大学系统学术生产力的下降将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后一方面的需求促进了大学系统自身的迅速分化，学术研究漂移到金字塔尖从而与大学系统的很大一部分相分离，进而导致了学术职业的持续紧张与分裂。事实上，大学系统在传统上是与学术职业的精英主义情结密切相关的，学术职业的价值取向也是基于将大学教师群体视为学术精英为前提，认为这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职业群体，准入门槛很高，从业者常常与较高的天资与禀赋相联系，并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学术训练。但是目前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中学后教育”这一更为适切的用语来取代高等教育的提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漂移现象的发生，已导致大学系统的相当一部分逐渐与学术分离，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在以知识为中介的工作过程中，层次上不再存在高与低的明显分野。
理性审视研究漂移现象对学术职业定向的影响，对于学术职业的未来走向的展望与引导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漂移现象的发生，使得传统以学术作为本质属性的学术职业价值取向与现实境况出现沟壑，进而导致大学教师在进行学术职业定向时的焦虑、矛盾与冲突。其实，试图去填充业已出现的沟壑并不切合实际。或许，对大众化甚至普及化背景下的学术职业的实际定位进行重新反思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例如，清华大学的叶赋桂和罗燕两位学者，从职业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基于声望、权力和财富三个维度，对学术职业的现实境况进行了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很富启示。他们认为，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比，大学教师在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的掌握上被边缘化了，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教师一般都被视为中产阶级，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较稳定的收入，但经济地位并不高，生活很紧张，社会和政治权力有限。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处在中等偏上的位置，但声望、财富和权力不平衡，而且总体上处在下降中”[12]；菲利普·G·阿特巴赫也认为，“近年来大学教授的精英特征在慢慢地被打破，有更多的社会阶级进入学术职业”[13]。这些论述是对学术职业当下真实境况的客观描述。
三、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摒弃一度固守的精英传统，让学术职业向真实的境况回归，是对研究漂移视域下学术职业定向的理性反思。学术性固然是学术职业的经典价值内核，但在现代境域下，对学术自身的理解需要重新厘定。传统将学术等同对高深学问进行探究的认识已显褊狭，欧内斯特·博耶将学术概括为“发现知识、传授知识、综合知识和应用知识”等四个方面的观点，可以为我们重新思考学术职业定向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学术研究进入“大科学”与“小科学”并存的阶段，既需要大规模多学科协作开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也需要在有限知识领域内运用理智进行冥静思辨，学术职业声望的取得不能过于狭隘地依赖于既往统整的学术价值准则。尤其我国整个大学系统轻视教学的情况还很普遍，勉为其难的研究泛化现象大行其道，这会进一步加剧学术职业内部业已存在的紧张与冲突。必须看到，大学教师对学术职业的选择，多是源于兴趣和个性特质，而不是出于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学术职业未来走向的明朗化，有赖于大学系统不同部分顺畅的流动渠道，以及大学系统内外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为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学人选择契合自身的学术职业道路开启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