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60年行进态势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成因论文,中西论文,态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9)10-005-010
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世界是一个动荡和突变的世界，那么近60年的中西文艺理论发展则呈现为动荡中有相对稳定、突变里有轨迹可循的运行态势。透过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视域，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理论现象：过去60年的中西（外）文论呈现为“逆向行进终而合流”的历史走向。
一
回顾60年来的中西文论史就会发现，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主流始终坚守的是“社会本位”，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文论的中心范式则秉持“艺术本位”的学理建构路向，中国的“向内转”和西方的“向外转”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中西文论发展的基本格局。
新中国文艺的基本走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奠定发展基调的。1949年7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800多名文艺工作者云集北平，总结我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做了思想、观念和舆论的准备，其基本的观念支撑点是坚持延安文艺社会本位的文艺功能观，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大业服务。党中央为第一次文代会所发的贺电，就号召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P567)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致词说：“文艺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1](P567)文艺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体——以工农兵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主旋律。
事实上，在理论批评建设领域，从20世纪初叶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文学理论便开始突破叶燮、王国维等人的古典诗学传统，表现出“向外转”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目的正在于“开通民智”的社会启蒙；30年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大潮更是把文艺引向历史忧患的社会本位；40年代的延安文艺传统的社会本位功能指向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演绎为极左文艺思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的“文革”结束，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根本转机，开始为狭隘的文艺社会本位论实施修罅和纠偏，继而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为极左的文艺观画上句号。
而同时期的西方文艺美学在理论观念的指向上刚好走的是一条相反的发展思路。从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一直到70年代，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文论的主流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向内转”的艺术本位的路子。从布拉格学派到法国结构主义，从英美新批评、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诗学始终关注的是文学本身，关注文本，尤其是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张力、反讽、复义等“文学性”的技术问题，而把作者、社会、历史背景研究等视为“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俄国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雅各布森等人把文学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学语言、词语类型的组成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语言效果上。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如瑞恰兹、兰塞姆、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韦勒克等，都把文学作品当作与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主张从文学形式特别是语言形式入手，由内向外，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探究作品内部各部分的关系，而排斥对作品文本以外的社会因素、作者因素或阅读因素等作任何形式的解读。发端于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理论的结构主义文论，在罗兰·巴尔特、托多罗夫、拉康等人理论建构下，仍然秉持“作品本身”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立场，把艺术品当作一个符号结构系统看待，认为一个作品系统的个别成分只能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研究文学应该在特定结构模式内部根据文本上下文(context)关系产生的自组织功能来判定，不能借助于历史事件、生平传记、社会思潮等外部材料来确认作品价值，作品本位始终是他们文论研究的核心逻辑支点。这个时期在哲学和美学领域出现的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分析美学、符号学，以及60年代后源于康士坦兹学派而兴起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以及解构批评等，不仅与此前的文本研究渊源有自，而且它们事实上也成为西方文论从“作品本位”转向后来的“社会本位”的诱因和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中西文论研究的走向出现了新的逆转：当中国结束极左文艺思潮，文论研究沿着“拨乱反正”的路向重建理论自信、回归文艺研究本身、出现“向内转”的艺术本位和纯美倚重的时候，西方文论却出现“向外转”的理论趋向。大抵可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西方思想界开始关注罢工与人权、就业与工资、技术与生存、社会平等与移民权利、工人阶级、学生运动、性别政治、政府与保安队等等社会问题，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开始结盟并在这一“社会底板”上互为彰显和相互支撑。一时间，女权主义文论、黑人批评、后现代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少数话语、文化多元主义等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学术话语的热门话题。这时期西方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如英国的伊格尔顿、利维斯、威廉姆斯，法国的拉康、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美国的马尔库塞、杰姆逊、赛义德等，他们的思想聚焦常常是性别、种族、政治、权力、身体、性、媒体、消费、解构、后现代等问题。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曾概括过这种现象。这与我国在8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向内转”趋向是大相径庭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文革”结束和“四人帮”的被粉碎使中国人民从噩梦中挣脱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极左文艺得到清理，文学迎来了新的春天，文学界在价值重建中开始了文学复兴之梦。1979年4月，《上海文学》率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紧接着，关于“写真实”和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使文学创作突破了一个个艺术禁区，走向了自由和开放的新格局。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又使文学冲出封建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阴霾而开始了新的文学启蒙和人性复归。在创作领域，以伤痕文学为滥觞，催发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等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浪潮，从而让“文学本位”的创作立场和“关注艺术本身”的研究范式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标识。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西方文论却出现“关注外部研究、共趋社会本位”的合流趋向。这时期，西方文论研究以“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为核心呈现出复杂和多元的面貌，但围绕“社会本位”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格局没有太大的调整和改变。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显学的西方理论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德里达的“解构论”、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论”等，无不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病灶而提出，或者以特定的社会问题为对象的。西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思潮，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新技术与新媒体的重构美学、信息方式与消费文化、数字化生存与认同的空间，以及后现代语境中的各种美学与文化理论，诸如鲍德里亚、利奥塔的后现代文化理论，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巴特勒的后现代性别政治理论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本位”的学术立场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理论回声。
中国文论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本位转向是渐进的，却也是十分明显的，并有着历史的必然性。90年代以降不断对外开放的国际视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使得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显露出重现“外部研究”的端倪，一批文艺学研究的学术中坚用令人瞩目的成果推进了从艺术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理论转型①，使得中西文论一道出现“向外转”的合流趋势，即中西文论共同趋向社会本位。这在中国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上表现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并试图与肇始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相衔接或相应和。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再一次打破了原有的文学格局，经济发展的“升温”与文学的“降温”形成鲜明的反差，文学由“滑坡”、“疲软”到“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时候的文学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价值失范的阵痛：文学作品的商品化趋向不仅使文学愈来愈趋于世俗化、大众化、快餐化和时尚消费化，而且评判文学的价值标准也由昔日的人文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朝着物质功利价值和兴趣消遣价值转向。作家媚俗、文坛作秀、作品炒作、追逐卖点，造成了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与他的生存境遇的矛盾、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评价作品的价值标准的矛盾，以及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矛盾。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的迅速普及，让技术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携手打造出新型的文化形态，文学艺术的传媒化、数字技术化成为艺术审美与“社会本位”接轨的契机和引擎，文学走出“文学”，艺术突破“艺术”，文化走向“扩容”和“越界”，文艺学研究“向外转”已经不是文艺学研究本身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成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于是，文学理论批评出现诸如“人民文学”、“底层书写”的大讨论，还有生态文艺学的出现，“80后”新生代的崛起与争鸣，文学市场化和艺术产业化的风生水起等，都可以看作是近年来文艺学社会本位转向的具体表现。
二
历史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史。过去60年的中西文论呈现的“逆向行进终而合流”的历史走向，是中西文论发展客观存在的历史形态，也是60年世界社会史变迁在文艺学领域的理论回声，其理论逻辑的必然其实是源于历史逻辑的依存性关联。文学是时代妈妈的儿子，任何一种理论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轨迹都折射出物质社会现实的影子，任何思想观念的“翡翠球”都只能在历史延伸出的“玉带”上滚动，并最终落入被社会生产关系限定了的现实“槽模”，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无时不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2](p30)
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审视上述理论现象，我们可以对60年来中西文论逆向行进，终而殊途同归于社会本位的渊源与成因作出两种基本的判断：
一是社会历史主轴的文化撬动。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文论出现倚重作品本身研究的“艺术本位”潮动，与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主轴是休戚相关的。回顾历史可知，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联红色政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之灾，让数以千万计鲜活的生命葬身于战争与仇杀的火海，极大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理性的信仰，给许多人心头笼罩了一层恐惧和悲观的阴影，随之带来理想火花的寂灭和生存必然性信念的消褪；还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扩张和霸权，它在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中带来的显著变化是：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完善定型，一方面使职业分工细密严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生活环境逐渐人造化，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工业社会生产的一体化、系统化与个人生活自由之间的矛盾，以及财富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物”对于人的压迫，人与自然初始关系的破坏等；最后还有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所形成的大国对峙和军备竞赛，此间所研制的各种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足以把人类毁灭若干次，而期间意识形态对峙所形成的“冷战思维”把人性的温暖和人伦的温情推向阴冷的冰河，几至让人类的精神家园花果飘零……这时候，社会动荡给西方人带来的生命挫败感让许多有识之士从社会失望中收回目光，反观人类自身并审视人类的精神寄生体——艺术，以求揭示人的精神奥秘来重塑生命的自信，这在现代主义戏剧、小说、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俄国形式主义者在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后，把他们的理论阵地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布拉格，形成布拉格学派，缘于这一学术血脉，后来又衍生出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评，这些学派对作品文本的特殊关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社会的失望和对社会问题的回避，其背后的真正蕴含，应该是对人、对人类精神可能性的关注——因为艺术正是人类精神可能性的审美表征，而艺术精神的可能性恰是社会现实必然性的天然载体。可以说，是社会历史主轴所制衡的文化杠杆，支撑和生发出了20世纪前半期西方文论主流的艺术本位范式，是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西方文论思想界聚焦于人，聚焦于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也聚焦于人的精神表征的艺术本位世界。
二是社会模板的“图—底”关系。如果要回答上个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文论为何会出现“社会本位”的焦点位移，并让世纪之交的中国有机会应和其“文化研究热”，同样需要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模板”上找到其深层依据——文论学术的思辨成果是“图”，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才是“底”——不仅是理论的底版，也是它的底色和底蕴。譬如，20世纪末叶以来急剧变迁的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是苏联解体使世界的主要矛盾由大国的军事对抗转型为不同民族间和平与发展的中心主题；其次，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强化了国际贸易规则，让资本的全球竞争和文化的世界博弈互为因果，从而把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对话同综合国力的重要性融合为一个争夺民族生存空间的整体，对话代替对抗，和平代替战争，多极世界代替一国霸权已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性大势；还有，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的和谐所约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历史主旋律的社会背景下，西方众多思想家趋向社会学研究，或者把社会的视角与内容引入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众多文论家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众多的持论话题专注于性别、种族、政治、权力、身体、性、媒体、消费、解构、后现代等问题，女权主义文论、黑人批评、后现代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少数话语、文化多元主义等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学术的“显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如致力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赛、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在60年代后的高峰时期，都致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所揭示的文化工业操控的意识形态本质，目的正在于反省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诞生于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主要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研究的焦点则是电视、广播、报纸、时尚杂志等大众媒介。被视为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的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曾经这样描述这一学派的当代意义：“我们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战争，人们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纷乱、冲突和恐慌，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应，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停留在‘这是什么’和‘去还是留’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给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应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用这一传统来继续思考在这样一个更加艰难和更加充满恐惧的现实处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从哪里寻找最基本的人权？哪里是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如何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对邻居放心？如何让我们不对每个长着拉登一样胡子的人心存戒备？这就是英国的大众文化。”[5]可见，是社会对理论的需要和理论对社会的介入成就了伯明翰学派，也激发和引领了文艺理论研究的“越界”和“扩容”而走向文化研究。
同样，中国文论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向内转”，悄然走向90年代后“向外转”的社会本位研究，出现文化研究的学科内涵拓新，也需要从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中探寻其终极原因。谈到文学和文论研究的日渐淡出主流话语的社会动因，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耀眼强光遮蔽了文学这片精神的绿叶，纯文学、高雅艺术连同作为经典赓续的人文传统，在强势的经济腾飞及其所引发的物质欲望面前，均显得绵软无力而光彩暗淡，通俗文学、流行艺术的需求突显和地位提升，实质上也是物质欲求刺激文化消费的必然结果。世纪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竞争加剧，也加速了中国在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让“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契机，公共生活空间连同其文化空间开始被过度化商业开发，审美因素大量进入日常生活空间，美容院、健身房、街心花园、购物中心、旅游胜地等的大量涌现，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如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剖析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而消费者“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6](P109)这样的“生活审美化”其实就是消费的时尚化和欲望的现实化，它是一种被社会经济力量激发出来的生活力量和文化力量。
另一个影响文论转型的社会动因是媒体的变革。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媒体得以强势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手机等数字技术媒体的迅速普及，大众传媒产业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图像与符号生产的膨胀，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垄断权不断削弱，原有的符号等级秩序逐渐解体，正如博德里拉与杰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所深刻分析的那样，传媒产业与消费文化的合谋所形成的影像主因文化，用符号与影像创造“能指的游戏”，将人们置身于一个仿真的与超现实的世界，而媒介符号生产又与社会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相伴相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媒介是符号生产的中介，媒体是符号传播的载体。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符号图像生产与传播都开始大幅度地借助以信息技术为尖兵的数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技术强势和传播优势，催生并拉动了技术社会的图像转型和视觉转向。图像作为一种由“注意力经济”走向“影响力经济”的符号中介，不仅成为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竞争力的竞争要素，而且它本身就是被生产的对象，并通过它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商品需求和消费欲望的对象。由图像符号表意所形成的“图像拜物教”已经成为当今文化工业生产重建仿象世界、追逐利润的有力手段。于是，由“技术传媒—符号生产—图像消费—文化产业—社会结构”所重建的审美社会学链条，就成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趋于社会本位的历史逻辑，学界所热议的文艺学边界拓展、文艺理论的文化转向即是缘于这一背景。同时，这也是中西文论60年历经逆向行进，终而又跨越学科界限、走向文化综合、共趋社会本位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我国文论研究近年出现的“向外转”与上个世纪建国后30年文论的“向外转”在性质和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可以从王岳川、陶东风、王宁、王一川、南帆、金元浦、周宪、陈晓明、盛宁、赵一凡、金惠敏等一批学者的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中窥见一斑。
标签：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文艺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