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借用：必要性、可行性及其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可行性论文,过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06-0016-06
一、概念的澄清：教育“借鉴”抑或教育“借用”？
在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中，人们在谈及一国教育向另一国教育学习的时候，通常使用“借鉴”这一概念来表述。借鉴既意味着“参考”，同时又与“照搬”划清了界限，因而它带给使用者一种论述上的安全感。然而，在英语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文献中，与我们所用的“借鉴”这一术语相对应的却是“borrowing”一词，“borrowing”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解释是：“(a)take and use(sth) as one′s own；copy (sth)将别人的(某物)当作自己的来使用；抄袭(某事物)。(b)(of a language) adopt(a word or phrase)from another language(指某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语)。”[1]根据这一解释，笔者认为，“borrowing”一词最贴切的中文译法是“借用”。“借用”与“借鉴”均有借取之意，然而“借鉴”侧重于“借取以做参考”，“借用”则侧重于“借取为我所用”，二者在借取的目的与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普斯(Phillips，D.)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教育政策借用：历史的观点》(Educational Policy Borrowing：Historical Perspectives)一书中将教育政策借用解释为“有意识地采用在另一情境中得来的教育政策，它意味着通过跟踪国外既存的教育模式来推动本国的教育改革”。[2]在另一篇论文中，菲利普斯又列举了一些与借用相近的概念，如拷贝(copying)、占用(appropriation)、吸收(assimilation)、移植(transfer)和输入(importation)等。[3]本文认为，教育政策借用是指一国对他国已有教育政策的引入，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横向的相互采用、学习和吸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输出教育经验的国家称为借出者(lender)，把输入教育经验的国家称为借入者(borrower)。
二、教育政策借用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政策借用？教育政策能够借用吗？怎样进行教育政策借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探讨教育政策借用时无法回避的。长期以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人们往往把教育政策借用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例如，贝雷迪(Bereday，G.)将比较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借用阶段(period of borrowing)、预测阶段(period of prediction)和分析阶段(period of analysis)，在借用阶段，朱利安、库森和霍拉斯·曼等比较教育的先驱“都明白地或含蓄地假定他们的国家应该谨慎地借用国外最好的教育经验”。[4]将教育政策借用列为早期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特征的观点极易使今天的人们相信，教育政策借用属于比较教育研究中业已过时的议题。教育政策借用难道真的没有必要吗？当我们放眼现实就会发现，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教育政策借用并没有中止，不仅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借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经验，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政策借用也异常活跃，这种情形正如特宾(Jill Turbin)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教育政策借用与转移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最近几十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它们认为有效的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模式。”[5]
追溯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教育政策借用从未停止过，法国《基佐教育法》的出台，美国大学模式的创立，日本近代学制的形成，无不是教育政策借用的结果。就我国而言，自清末“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定，到20世纪20年代道尔顿制在中国的推行以及六三三学制(壬戌学制)的采用，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全面学习苏联”，直到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标准化考试、学分制、学位制度、教育券等，可以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教育政策借用的历史。就中国而言，教育政策借用的必要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实际是一个不断吸纳欧风美雨进而改造自己的教育传统的过程，在这种“压缩型的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政策借用使我们能够以较短的时间、较少的代价来实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演进，如果没有教育政策借用，以现代学校取代传统私塾，以声光电化取代四书五经等恐怕尚遥遥无期。可以说，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资源取向上走的是外部借用与内部创生并重的路线。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教育仍存在着落差，我国教育传统中具备的现代性因素还不太充分，我国的教育创新能力还不足，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仍然要通过教育政策借用来获取先行者成熟的经验，减少独自摸索和试误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教育现代化的成本。
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本土化的冲突日益加剧。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趋同化或“麦当劳化”，而本土化则力图维护“差异的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固然会引发“文化殖民主义”的担忧，然而，如果对全球化视而不见，把自己封闭起来自说自话，又会使自己陷入与主流世界格格不入的“文化部落主义”的窘境。[6]在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异质化与同质化所形成的张力作用下，采取一种抗拒与妥协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维护自己“差异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充分借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再次，文化人类学认为，导致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有两个——本国内部的发明创新是内部原因，与异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外部原因，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必须在与异质教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获得发展。[7]“中国近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中向前推进的，作为异质文化，西学实际上充当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8]教育政策借用是教育文化之间的采借和输入，它是避免我国教育文化陷入停滞、单一化局面的必要措施。
当然，从根本上说，教育政策借用的必要性取决于内在需求的扩张和内在供应的不足，也就是教育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原有的政策体系不足以应对现实的需要，在自我创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通过教育政策借用直接获取所需要的经验和智慧。
三、教育政策借用的可行性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比较教育学领域，对教育政策借用问题存在一种怀疑论(skepticism)的传统，“无论是全面的、选择性的或是折中性的借用，已经有很多文献对借用提出过警告，在某种程度上，借用意味着将教育独立于政治、经济与文化脉络之外”。[9]自萨德勒(Michael Sadler)以来，随着对形成教育的“无形的、不可捉摸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的探究不断深入，研究者对教育政策借用的可行性渐趋悲观。萨德勒最早警告我们说：“我们不应当忘记，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它们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棵有生命的植物。”[10]萨德勒的学生康德尔(I.L.Kandel)则强调教育制度的民族性，认为特定的教育制度或实践都是从特定的民族性和社会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在民族性和文化心理迥异的国家之间进行教育政策借用是不适当的。诺亚和埃克斯坦(H.J.Noah & M.A.Eckstein)也指出：“断言对外国教育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事业，与确信外国的经验和实例可以输入到国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11]特宾曾经对教育政策借用面临的阻力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国家之间教育政策借用的最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在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差异以及教育政策或实践自身的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也造成教育政策借用的困难。因此，“尽管别国教育的最好实践中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我们很难把它们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让它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产生同样的效果”。[12]
比较教育领域对待教育政策借用问题的怀疑论传统为我们揭示了教育政策借用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但是，如果从乐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同样也可以为教育政策借用的可行性找到理由。
首先，教育现象既有与社会诸要素紧密联系的一面，也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一面。社会系统内部虽然十分复杂，但其联系的紧密、精致程度并没有真正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水平，容存外来事物的空间比较大。教育的相对独立与社会的相对开放构成了教育政策借用的前提条件。
其次，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但是基于人性的统一性，人类社会存在着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普适性的教育价值准则和经验体系，这些普适性的价值准则和经验体系可以在国家之间传播，为人类社会所共享。
再次，教育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而文化是开放的，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一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历史，不同文化之间的借用与吸收、冲突与融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进化。可以说，每个国家的文化——包括教育文化在内——都是在人类文化炼丹炉里熔炼过的文化，否认教育政策的可借用性，就是否定了世界文明的可交流性。
当然，就中国而言，教育政策借用的可行性不仅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确证，而且教育政策借用本身也与当前国家发展的政策背景相一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教育政策借用的总体背景：1)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2)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以上三点的核心精神就是以开放的心态顺应世界的潮流，并愿意接受超出国内限度的全球规范，包括对世界先进教育经验的移植和借用。
四、教育政策借用的基本过程
目前，许多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就国家之间的政策借用/移植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美国学者莫斯伯格(Moseberger，K.)提出，跨国的政策借用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即察觉(awareness)阶段、评估(assessment)阶段和应用(application)阶段。[13]另一美国学者罗斯(Rose，R.)则将国家之间政策经验的借用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找似乎能为政策方案带来满意效果的政策经验；第二阶段是在搜集相关资料之后，建立政策方案处理特定问题时为何能产生效果的因果模式；第三阶段是基于对政策经验的借用，建立一个新的方案，其形式可以是复制(copy)、调整(adaptation)、异地混合(hybrid)、各地综合(synthesis)或者启发(inspiration)；第四阶段则是对政策方案进行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前瞻性评估。[14]
以上学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政策借用的过程的。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菲利普斯和奥克斯(Ochs，K.)是就教育政策的借用过程进行专门研究且取得丰富成果的学者。2002年以来，他们先后发表了《比较研究与教育中的跨国吸引》[15]、《教育政策借用过程：一些探究和分析工具》[16]、《研究政策借用：比较教育面临的一些方法论上的挑战》[17]等论文，并出版有专著《教育政策借用：历史的观点》[18]，就教育政策借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菲利普斯的论述，教育借用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跨国吸引(Cross-National Attraction)。跨国吸引的内驱力可能源于内部的不满、系统的崩溃、外部评价成绩不佳、经济的变迁或竞争、政治或其他的要求等多个方面。第二阶段，决策(Decision)。决策包含不同的类型，如理论性决策(基于一些宏观理念，如“市场选择”、“多元化”等做出的决策)、现实的决策(评估他地成功的政策而不考虑其脉络因素，评估的要点是其立即执行的可行性)、快速修补(Quick fix，是政治人物基于眼前的政治需要所做的决策)等。第三阶段，执行(Implementation)。执行需仰赖借用国的脉络条件，改变的速度则视关键行动者的态度而定。第四阶段，内化或本土化(Internalisation/Indigenisation)。教育政策被脉络化并且成为借用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本文参照菲利普斯的观点以及其他学者的论述，将教育政策借用的基本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产生动机
产生动机是教育政策借用的前提。罗斯曾从政治期望值(political desirability)与技术可行性(technical practicality)两个维度对政策借用的内驱力进行研究。[19]他认为，政策借用的动机强度可能存在四种情况(参见表1)。
根据罗斯的分析，在政治期望值与技术可行性均高的情况下，政策借用最有可能；但如果二者均低，则政策借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而在“危险的诱惑”与“不想要的技术性解决办法”两种情况中，政策借用与否则可能受许多因素所影响。
菲利普斯认为，教育政策借用的动机来自于以下方面：内部产生不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管理者等对现行教育政策或模式的不满)；体制性崩溃(教育政策的某些方面不足或失效)；负面的外部评价(例如，由学术机构或国际组织发表的有广泛影响力的评估报告等)；经济改革或政治改革；知识或技能的革新等。必须指出的是，在教育政策借用的推动力量中，政治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决策者通过借用国外的经验来使自己制定的教育政策获得合法性。[20]美国学者哈尔平(Halpin，D.)等人也指出，教育政策借用的决定并不一定是理性评估的过程，政治人物的动机及借用政策的形式与象征意义，才是决定借用与否的关键。[21]美国教育学者罗伯逊(Robertson，D.)则认为，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教育改革的争论越大，改革政策实施的前景越不确定，则决策者越倾向于通过教育政策借用来推动改革。[22]
(二)第二阶段：作出决策
在决策阶段，政府以及其他职能部门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尝试着开始了改革进程。菲利普斯认为，在这一阶段，有两种决策方式必须加以避免：一种是虚假决策(phoney decision)，即教育官员到国外走马观花考察一番，没有经过严格的可行性分析，回国以后制订出一些不适合自己体制的政策；另一种是快速决策(quick fix decision)，这是借用国外模式时最为危险的一种决策方法，1989年政治变革以后的东欧国家一股脑地引进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政策，就是快速决策的一个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决策过程中的决策者倾向于从“我”的角度，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教育，他原有的视域或认知图式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或教育的解释、评判和选择。由于决策主体总是戴着本文化的眼镜去审视异域的教育，发生曲解乃至误读都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上帝的视角”并不存在，所以决策者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视界：一种视界是将所欲借用的教育经验置于其原先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考察影响其形成、发展的各种关联因素；另一种视界则是基于对本土的文化与社会实际的深入理解，预测教育借用可能的后果，并确定教育借用是否可行。
(三)第三阶段：实施
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个体知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决策阶段的选择和判断都是一种头脑作业，带有强烈的社会设计色彩，其在实施阶段经常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变异，出现逻辑是一回事，期望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的局面。因此，在实施阶段，任何借用的教育经验都必须经过一定的调整，从而使其适应借用者自身的社会体制与文化背景。有学者指出，在实施阶段，借用的教育经验所要调整的幅度与外来教育经验和本土制度背景的差异程度成正比。[23]菲利普斯则认为，借用的教育经验的实施会受到“重要行动者”(significant actors)的影响，“重要行动者”可能是当地的教育官员、政府首脑及校长等。
必须指出的是，教育借用的实施阶段也是成本最大、风险最高的阶段，因为这一过程常常面临各种抵制和阻力，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一旦论及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用“适应性教育”(adapted education)的案例来进行说明。[24-25]1890年前后，美国南部出现了一种为生活于种族隔离地区的非裔美国人提供的职业教育模式——汉普顿—塔斯基模式(Hampton-Tuskegee pattern)，这一模式于1900年被借用到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被重新贴上了“适应性教育”的标签。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强调学术性，而注重对本地黑人的农业和手工业技能训练，意在使黑人适应当地的乡村环境以及部落习惯而不是欧洲的城市或者现代文化。但是这一教育政策借用引起强烈的抵制，许多当地人对适应性教育鼓吹的“非洲化”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接受与欧洲人同样的教育，适应性教育产生的是一种低级的、乡村式的、非学术化的教育形态，其背后隐含着种族主义、鼓吹非学术化以及对非洲人实施隔离的教育等倾向。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抵制适应性教育的活动。[26]
(四)第四阶段：本土化
美国教育学者布斯(M.Z.Booth)在论及教育借用问题时提出了“借用并非复制”(borrowing is not copying)的观点。[27]借用超越复制之处在于，借用包含了一个本土化或者内在化的过程，亦即外国教育模式被本国接受和吸纳，继而成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这也是借用主体对借取之物进行选择、调适、融合、再创的过程。因为教育借用往往意味着一个“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教育模式、实践和论述被从原发地的背景中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只有通过“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或者“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过程才能融入到当地的体制，获得生命和活力。[28]
菲利普斯论述了教育政策借用的本土化阶段所包括的四个环节：1)所借用的教育政策或实践对现有的体制或惯常做法产生冲击和影响(impact)；2)对所借用的教育政策或实践的吸收(absorption)；3)通过融汇(synthesis)使借入的教育政策和实践融入到现有教育体制中；4)通过评价(evaluation)来反思和评估教育政策借用的预期是否实现，对所借用的教育政策和实践进行深入考察，并纠正借用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启动新一轮的教育政策借用循环。
在将借用的国外教育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方面，陶行知先生无疑是一个典范。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改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使美国的理论适应中国的实际，这一点甚至被国外的学者所称道，成为他们的研究论文中将借用的教育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典型事例。[29]
本土化是教育政策借用的高级阶段，教育政策借用的最终目的是以所借用的政策经验为催化剂促成自身教育的创造性发展，本土化最终要实现教育的创新，形成本国教育的特色。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所借用的教育经验与其在原发地的形态已有一定的不同，正因为如此，菲利普斯指出：“教育政策借用只是临时的借贷，在将来的某一阶段还必然要归还。”[30]
五、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广泛借用国际教育经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一过程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对异教育文化的选择、过滤、吸收、融合、创造的过程。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教育政策借用的现象更加普遍，并成为政策过程与政策研究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比较教育学领域对于教育政策借用的研究尚不深入，教育政策借用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值得相关研究者持续发展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