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与调和——简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验主义论文,理性主义论文,认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一直有两条主线贯穿整个经济学说史，一条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和调和；另一条是社会福利取向与伦理观的演变，而这种伦理观也就是新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凸显过程。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主要在于它们研究问题的前提和目标上，理性派的前提是先验的，先验的前提得出的模型是可以预测的；经验派则认为前提应当来自现实，从现实衍生的模型才具有预测的功能。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实际上是哲学认识论在经济学中的体现。
一、经验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在早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是经验主义的代表。斯密是经济学家，也是道德哲学家，他在1776年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还有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他们从1776年到19世纪末期统治着西方的经济思想。这个时期恰恰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因此，早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或经济思想受经验主义影响很深，主要是从经验得出的，注重归纳，很少预测，使用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休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分别于1748年、1751年出版，受休谟影响，斯密认为人的思维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客观世界的未来是无法预测和捉摸不定的。因此他采取一种对经验感觉的抽象和描述法来估测“永远达不到的真理”。由于对于理性的不确定，他的思想有悲观主义的倾向，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增长的起点，又是导致人类异化，最终使经济无法发展的根源。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在斯密后在经济学研究中大量使用抽象法，并使这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方法。
哲学理性派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不是很大，这和那个时期科学主义还没有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但微积分工具开始引入经济学中并运用到预测的模型中，这是理性主义进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18世纪上半叶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们已经开始用现代数学进行经济学研究了。边际效用概念的最初发现者是瑞士数学家伯努里(1700-1782)，他在1738年的《测定风险新理论之解说》一文中提出了边际效用和效用递减的思想。之后，意大利的斐迪南多·加利阿尼(1728-1787)明确指出“价值是一种比例，它由‘效用’和‘稀缺性’的比例构成。”18世纪诸多经济学家把边际分析理论从流通领域引入生产领域。但由于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名气都不够大，因而他们的贡献在经验派的经济学家们的光环中并不那么耀眼，边际学说一直到19世纪才发扬光大。（注：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20-21页。）
二、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占主导和经济学的数学化
理性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学家在18世纪起引入经济学的研究中，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力图使经济学更科学化，科学化导致经济学文章中大量数学函数和模型。理性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建立经济模型，大部分经济学家试图用简单或复杂的模型来进行经济活动的预测。经济学的数学化使得经济学与现实越来越远。
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边际革命在家庭、公司的决策以及市场价格决定上的应用，使它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注：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8页。）边际革命的著名代表有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门格尔认为演绎法是研究理论的基本方法，他极力反对历史学派的归纳法，并和历史学派的施穆勒进行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战，认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采取经验的实用的方法，而只有采用严密的抽象演绎法才能得出超出直接经验上的认识和普遍适用的原理。瓦尔拉斯则认为纯粹经济学分析方法整个都是数学的，他甚至说经济学是一门如同力学和水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的科学，他提出的“稀少性”、“最后欲望强度”等概念都是直接从理性思考得来的。
边际革命之后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马歇尔主要以主观心理分析方法进行经济学分析，这种认识论有经验主义的成分，但由于它的根基和数学分析工具，所以仍具有较强的理性主义色彩。他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点是局部均衡分析，主要是借用了物理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力达到均衡的观念来说明经济力量的均衡。所谓“均衡”，在他看来，就是指相反力量在某一点时的相对静止状态，这自然是对复杂、无序、混沌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理性假想。他曾说：“人类行为规律实际上并不像万有引力规律那样简单、明确或具有清晰的可辨认性；但是它们中的很多是可以与那些处理复杂的主观问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相媲美的。”（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这个时期由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先进技术的不断出现，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可以像物理学解释世界一样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均衡”的思想就是一个标志。但由于事实上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太复杂了，经济现象的背后也太复杂了，因而经济社会从来没有达到过经济学家听说的均衡点，或者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捕捉到这个点。然而均衡思想一直影响到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追求均衡和和谐甚至成为经济学家终生的目标。
尽管这个时期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理性主义所主导，但经验主义仍然沿着它的轨迹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论，如马尔萨斯、萨伊、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等。马尔萨斯认为，经济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对这门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对这门科学的实际规律，却并不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另一类是与实际的联系较紧密的，对它们作这样或那样的决定都必然会影响到个人或国家的行为。萨伊则十分赞同斯密不抽象地寻找原则，而是从经济观察事实追溯支配这些事实的一般规律的方法；他也赞同演绎法，但他的认识论基础是经验的。李斯特(1789-1846)认为，应当把某一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角度对其经济发展进行归纳，再确定其发展水平，并据此提出有关的经济政策。罗雪尔更认为数学的方法只是哲学方法的一种延续或变形，不能成为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他说许多经济学派曾经努力使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套上代数公式的外衣。新历史学派的代表施穆勒(1838-1917)直接把他的研究方法称作历史归纳法，实际是一种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历史归纳法应先进行观察和表述，而这种观察应当建立在对同一现象反复多次的观察上。
三、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认识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调和
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受到科学哲学的影响，并且是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个争论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演进的。（注：［爱尔兰］托马斯·A.博伊兰等，夏业良主译《经济学方法论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3页。）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发表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首次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此后，证伪主义逐渐被经济学界所认识，特别是布劳格1980年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本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证伪主义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据里德曼(Redman)的统计，70～80年代这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哈兹(Hands)在1991年总结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是直接相关的。（注：陈璋等《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页。）从证伪主义的角度看，那种过分强调现实与历史的方法是经验实证主义，其基本弱点是将自己的理论完全建立在局部的历史数据上，容易犯用局部的具体代替全局的抽象的错误，其实质是反理论的。而另一观点认为，极端的实证主义却是对传统西方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先验实证主义的过正矫枉。这种先验实证主义使得过去的许多模型检验陷于一种“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僵局。虽然强调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按他们主观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即研究中往往通过对实际数据的节选和处理，最终使理论假说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先验的假说相吻合，这也许正是“证伪主义”引导下的实证方法论可能造成的苦果。（注：陈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第96页。）
由于“证伪主义”思想自身的重大缺陷，实际研究中的经验实证往往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自然。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说都能够进行经验实证（或经验检验）的，其中不能检验的主要部分是有关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说部分。一般说来，往往不能进行经验实证的理论学说，都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重要或基本的部分，按“历史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部分主要是由研究者们的观念、信念等所决定的，是无法直接进行经验检验的。（注：陈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05页。）因此，在20世纪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都尽力在经验和理性中进行调和，一方面，经验的东西要变成模型才能为主流经济学接受，另一方面，先验的经济模型要想变成经济政策，就必须有经验的东西进行证实，尽管许多模型很少被证实过。我们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中可以看到这种调和。
现代货币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领袖人物是弗里德曼，可以归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现代货币主义根据经验事实建立理论假设体系，再根据理论假设的预测是否与预测的经济现象证据一致来判断理论假设的合理性。但它毕竟太依赖模型了，这还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在货币学派看来，经验经过理性化，它就可以进行预测，尽管它和经验有关，但它必然要抛弃经验而成为先验的东西。
理性预期假说最初出现在1961年，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等人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重大发展。它的核心假定是人们在看到经济即将发生变化时，就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人是理性的，这和理性主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则是实证分析方法，也就是经济学家对所观察的经济对象所作的是“如果……就……”这样的论述，是和物理学一样的。这种方法的认识论基础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其研究过程是，先进行观察事实和现象，并收集数据，接着建立模型，最后进行预测。对理性预期的首要的最基本的批评是：断言个人的预期“基本上和相应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这是不现实的。它要求个人不仅要了解所有相关变量过去的情况，而且要了解“真实的”经济模型的结构参数，还要通过心算处理大量的信息。实际上，个体的经济活动经常是按经验作出决策的。上面这些模型都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府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很快又出现了种种问题，于是政策就倾向于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20世纪经济理论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调和的一个例子是计量经济学。尽管计量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但它却是经验主义的。计量经济学的先驱人物是穆尔(Henry L.Moore)，他在1908年与瓦尔拉通信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运用近代统计方法，对一些纯经济理论的结论进行检验，以统计的归纳法来验证那些用演绎法得出的理论。1929年，他出版了《综合经济学》一书，以联立方程体系将生产、交换、资本化和分配加以数学综合，再将此综合加以动态化，然后以统计形式加以具体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的理性化倾向有所察觉，并提出经济学中理论与实证或是理性与经验的调和。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注：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总100期）。）至于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和历史学派有很深的渊源。经验主义的代表亚当，斯密和休谟被称作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先驱，（注：［德］柯武刚、史漫飞，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39页。）制度学派的理论前提是经验的，是典型的历史归纳主义的认识论。而随着20世纪数学博弈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公共选择等理论却又使用了大量纯理性的博弈论的方法。20世纪的经济学家，在有意无意中，都在理论中实现了理性与经验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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