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个体论文,人类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述历史出身于历史学门下，名称中又有“历史”二字，作为一个尚未真正成型的新学科，大多数人将口述历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小小分支，专司采集口碑史料，只怕在所难免。但，口述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更近，还是与社会学的关系更近?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口述历史是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个人生平讲述。每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个人生平讲述中能够提供丰富的社会信息；口述历史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从社会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它未尝不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手段。口述历史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能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因此，口述历史与社会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社会学家帕克说：“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的、更负责的和更科学的记者。”①或许，口述历史学家比记者更加接近社会学家。对此，本文将加以论证，具体内容包括：口述历史暨人类个体记忆库与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关联。首先讨论口述历史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中的获益情况；其次讨论社会学研究、尤其是个体化社会学研究从口述历史信息资源中的获益情况；继而讨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人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严重匮乏及“对无知的无知”；继而讨论口述历史概念的重新思考和重新界定：个人面向如何包含历史面向、社会面向，口述历史与社会学如何建立更为深刻的相互关联；最后讨论口述历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即如何为当下制度改革、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提供国情信息，又通过咨询个人的回忆和反思而激发全社会的精神活力。
口述历史与社会学的关联，主要考察线索是：首先，类似于口述历史的访谈方式原本就是社会学家，包括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看家本领，早在现代口述历史被正式命名之前，社会学家们就已经采用访谈方式获得社会学的信息和证据了②。其次，在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家也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欧洲，“为了探究工人们的集体记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通力合作。而在集体记忆的其他领域，历史学家又和人类学家们站到了一起”③。由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密切合作，口述历史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的价值及在人类知识界的影响也因此而倍增。
口述历史要摆脱历史学附庸地位而在知识领域自立门户，从它与社会学的关联中，能够获得非常重要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人是社会生物，须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人的成长即社会化过程。亦即：“我们的生存有赖他人，我们学会如何通过观察和学习他人来生存，我们注意通过与他人的社会化来发展我们的个体特质。人类的第四个特质——我们的人性则证实了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所变成的样子中的多数方面，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因此我们的个体特质在这一意义上确实是社会特质。社会学家重点强调社会化会怎样影响我们的选择、能力、兴趣、价值观、想法和视角。简而言之，我们的生活目标。”④如此看来，口述历史的个人生平讲述的内容，大部分是讲述人社会化成长信息，从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证据。
下面讨论口述历史与社会学的具体关联。第一种关联方式，是口述历史必须学习社会学的知识及其社会调查和访问的方法、技巧。在口述历史的实际工作中，尤其是要组织大规模的口述历史采访，需要借助社会学的观念与方法。
首先，口述历史无论是要采访记录公共生活的历史，还是要采访记录个人生活的经历，总是要牢记的一点，人是社会中人。只要我们不把受访人当做信息工具，而把他们当做历史及个人生活的主体，那就更要学习社会学的认知和思维方法，为受访人找到准确的社会/历史定位。进而，口述历史研究者不能不看到：“访问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工具”，而且“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问技巧被证明是对历史学家有帮助的”。⑤社会学在其社会调查即田野作业中创造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的口述历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及样板，如社会学调查中的访问法，尤其是深度访问法，通过对一般人的个人生活史访问调查，研究个人行为、动机、态度。如美国社会学家W·托马斯和F·兹那尼茨基所做关于欧洲和美洲的波兰农民的研究，我国社会学家陈达1946年对上海二百多位工人的采访、记录和研究。社会学中的其他调查方法，如客观陈述法、座谈会、无结构式访问等，对口述历史也有启发意义。而社会学调查访问的程序与技巧，如访问的准备、进入访问、访问的控制、访问记录以及访问员的挑选与培训等等，都是口述历史工作者应该学习并借鉴的⑥。
其次，若要口述历史不仅仅是采访历史要人和历史名人，而是像欧洲口述历史学家那样将口述历史推向民间，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建立包括历史名人和要人及普通人口述历史在内的人类个体记忆库，那就更要借社会学之门而入。因为所有受访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人，口述历史需在特定的社会区域中进行，因而多数的口述历史计划常常要按照社会单位即具体社区分片进行。社区成员口述历史自不必说，无论是农村社区成员口述历史，还是城市社区成员口述历史，都是以特定社区作为口述历史计划的基本规划单位。另一种口述历史计划的常规模式，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口述历史计划，也同样符合社会学的基本区划，因为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位，而家族则是家庭这一社会单位的血缘网络。超越地理社区的行业口述历史，也是要从社会分工的知识入手，每个行业都有其特有的行业认同和行业文化，其认同感、归属感及其行业文化，与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及其社区文化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新中国，由于实行过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国有单位制度”，每个行业及其具体单位成员不仅工作在一起，往往还居住和生活在一起，大多数单位都建有单位宿舍楼或更大规模的单位宿舍区，如此，职业单位宿舍区也就成了生活居民社区。当然，全国性的行业肯定是跨地区的，甲地与乙地的行业单位常有社区/行业的双重性。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行业社区”在不断变化，社区多行业、行业跨社区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无论是以行业之名还是以社区之名，在具体的口述历史计划中，都必须具备社区知识、重视社区结构及社区文化特征⑦。
再次，人类个体记忆库只是一个框架性理论概念，目前只是作为口述历史的理想或长远目标提出。在口述历史大规模展开并成为一种普遍性记忆/档案文化运动之前，由于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财力、人力及物力资源都相对有限，无论是行业成员口述历史还是社区居民口述历史，都只能做有限度的采访计划，这就必须限制采访人数，也就意味着要选择受访人。例如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中，不可能每个单位的每个成员都采访到，存在如何选择受访人问题，这需要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中借鉴。由张锦研究员负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人采访，其选择方法是尽可能按照社会的科学抽样原则去做，即：“出于档案客观中立角色的考虑，这种选择往往需要更多科学化的处理……很多口述史家都提到这种选择的原则应该引入社会的科学抽样原则，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实现，但尽可能地靠近这一科学方法则是必要的。”⑧这一理念及其具体的操作模式，相信对其他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有限的社区、行业口述历史工作有所启示。
又次，大型口述历史计划，有时候会事先设计口述历史的“问题库”。在口述历史的“问题库”中，即使只提出纯粹个人生平问题，也会涉及社会信息，从而具有社会学价值。而有社会学知识的设计者，更会尽量在其“问题库”中主动设计有针对性的社会学调查系列问题。如此，大型的口述历史计划，也就相当于一次综合性的社会学调查。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就明确地将社会经历作为一个专门维度，与电影专业史、个人心灵史形成三维⑨。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工作形成的《常规问题200问》之中⑩，诸如就受访人的家世背景、受教育经历、恋爱对象及经历、婚姻仪式及日常生活、工资待遇及其变化、住房情况及其变化、职称评聘情况及其经历、社交圈生活、离退休情况、旅游经历、出国经历、个人爱好及投入、健康计划、与子女的关系等一系列看似与电影专业无关的问题，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关系、个性特点及其交互能动性，而这些其实是了解和理解电影人的关键线索。
又次，口述历史访谈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访谈以及交谈是一种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违背了这种关系就会破坏访谈本身。重要的是，访谈员要表示对被访者非常感兴趣，保证他或她在不常受打扰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说话……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种互相合作、尊重和信任的观念。”(11)这意味着，采访人在其采访活动中要遵从社会礼仪规则，要尽可能多地搜集了解受访人的身份信息，如了解年龄、性别、籍贯、出生地、家庭情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工作岗位、社会身份、社会荣誉、社会交往等，以便在预访中创造相互交流的亲和语境，并在正式采访过程中能够进行深入而有效的对话交流。进而，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得到启发，理解口述历史访谈活动所蕴含的“表演性”，即“个体处在一批特定的观众面前那段特定时间内，所进行的并对观众具有某种影响的全部活动”。(12)这对理解口述历史活动，理解受访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非常重要，且能为访谈成果的评估提供一种参考思路。总之，拥有较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较好的社会学知识素养的人，工作起来肯定更为顺遂。换一个角度看，从事口述历史采访工作，又是丰富社会经验和学习或运用社会学知识的大好机会，用心的学习者必定会从中收获良多。
又次，把口述历史(档案)阐释研究当做历史学的一个补充或分支，这种学术界说与假定，未免小瞧了口述历史的价值潜质及其未来资源开发的广阔前景。口述历史档案的阐释、研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社会学家、传播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专业人士在此领域都可以大有作为。口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传统历史学的视野中，口述历史很可能只是少数政要名人的专利；而欧洲社会史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将口述历史范围扩展到社会底层，为口述历史档案的理解和阐释别开生面，即首先是社会学横截面上，其次才是历史学纵轴。中国口述历史专家钟少华先生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表述：“当利用口述史料的人，将之利用到对历史的考证或说明记录，就属于口述史学；将之运用到对社会上人际群体间的描述，就属于口述社会学……”(13)
社会学影响了现代历史学，同时影响了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及其理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再做如下推论：1.任何个人记忆都是有价值的。进而，2.个人记忆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社会学、心理学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因而，3.保存口述历史即个人记忆档案，并树立人类个体记忆库的远大目标，让各个专业的口述访谈档案汇聚成“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具有巨大价值。4.若人类个体记忆库能初具规模，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假如人类所有个体记忆都有其口述历史档案，那将会使人类的自我认知发生革命性的进步，甚而可以预测到历史学、社会学等将会在个体记忆的大数据基础之上重新构建其思维、研究和书写模式。如此，5.所有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档案人和传媒人，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尽可能收集并保藏个体记忆，努力使之入库，以便与同代及后代人分享。以及6.在保持口述历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前提下，努力探讨口述历史的基本规范(14)。而口述历史即个人记忆采访的规范，需要口述历史工作者在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和法律学的公共领域中做出，最好是由档案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传播学家和法学家共同会商。上述推理，应已包含了口述历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一方面，口述历史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查，因而需要社会学的观念及知识引导；而另一方面，口述历史能为社会学家的档案利用提供丰富的资源与能源，能够回馈社会学，并推动社会学的发展与进步。
上述结论确切与否，需要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论证。讨论社会学与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个人记忆库的关系，要面临的第一个难点，是社会学的口述访谈有其专业传统、方法与规则，而这种专业方法规则与档案学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即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方法要求并不完全相同。社会学的口述访谈，在访谈理念、访谈重点、访谈方法、问题设计乃至访谈时间长度等方面，有其专业常规，即就某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对特定地域的特定人员进行特定内容的访谈。也即，社会学家并非对每一个受访人的生平讲述都有学术兴趣，受访人的主体信息不一定是访谈的目标，在通常的社会学访谈中，所需要的是回答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而受访人常被当做提供所需情报的信息源。例如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采访人就说：“其实(受访人的)姓名并非那么重要，关键是这些人的访谈内容。”(15)在这样的访谈中，无论事先准备好怎样的访谈提纲，一个访谈进行下来所需时间通常不过一两个小时，有些采访的时间可能更短。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始终是相互陌生的：采访前是陌生人，采访后可能仍是陌生人。这样的采访，与常规口述历史采访即生平讲述，区别非常明显。从口述历史角度看，“在社会科学调查的‘主流传统’中，意义的相互交换不仅在访谈的层面上被压制住了，也在编码过程中被压制住了”。(16)这观点，社会学家恐怕未必认同。
社会学家重视访谈所得口述资料，并因此而取得可喜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外，有《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及《重访尼萨》等(17)；在国内，则有《当代国民心态访谈录丛书》、《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重要著作(18)。这些著作虽然采用口述访谈形式，甚至冠以“口述史”之名，实际上是按照社会学或人类学或民俗学采访路径、整理理念和研究方法完成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按照自己的学术目标选择访谈方法及重点，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这里要强调的是，社会学的口述访谈与通常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访谈，不完全是一回事；而建立以个人生平讲述为核心的人类个体记忆库，与此前及当下社会学研究的侧重点有更大的不同(19)。这种不同可以用一句话解释：个人记忆库式口述历史注重的是个人；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社会整体，而对具体个人信息兴趣较小。涂尔干想要理解社会作为整体运转的所有方式，因而声言可以不通过观察个体，而是可以通过考察他们所处的社会去理解人(20)。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说：“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在于它不触及单个的人。”(21)涂尔干、马克思等社会学先驱的思考方法模型，已成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即社会学家并不注重具体的个人，只注重抽象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学意义上，“‘社员’是任何社会团体或社会之单位……社会学中调查的单位就是‘社员’”。(22)如此，也就可以理解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作为个人来讲，他体现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到，其中的任何一种描述都是指一种社会关系，或者指社会结构的某个结点。还可以看到，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社会特性会随之变化。”因此：“我们既不能依照社会结构研究个人，也不能依照构成社会结构的个人研究社会结构。”(23)这些社会学家说不能从个人角度去研究社会结构，似可得出推论，个人生平讲述对社会学而言有太多信息冗余，人类个体记忆库对于社会学似无直接使用价值。
然而，社会学还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及其推理方法。社会学另一大宗师韦伯，就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入手而分析和研究社会，与涂尔干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韦伯看来：“社会学对这些组织的理解性说明，仅仅把它们视为个别人的特定活动的过程和综合，因为只有这些个人，才是社会学所理解的有意向的活动的承担者。”(24)韦伯社会学的分析构架，是个人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包括各种群体和组织)，从“最小的社会单位”即个人在社会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举止行为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25)。在这一思路上，“社会学家通常把关于社会关系的讨论同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概念联系起来。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结构意味着约束人类行为，个人能动性意味着独立行动”。如此，每一种社会关系“都体现出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张力”。(26)这不难理解，不仅人类社会与蚂蚁社会、蜜蜂社会及其他动物社会有根本性不同，且人类的原始社会、中古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也有极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不仅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及共同体公共符号文化，且人类个体具有各自主观能动性，且越是现代社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强，社会就越复杂且越具有不确定性。单纯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整体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它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深度原因，找不到社会气象学上“蝴蝶效应”的真正源头。美国社会学家F·H·Giddings的研究思路的重要性值得重估，他以为改进人生、保存变种，与个性化三者，较之社会化，有同等的重要性。个性化乃变异性与社会化之总和，其目的在于充分发展各个人的特性，以养成有思想、勇敢的、刚决的人格。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关系甚为密切；最完全的人格，是社会化的，同时亦是个性化的。亦即，社会化与个性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27)。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化的模式中推断出这一社会中个性化的分布结构；也可以从某一社会的个性化情况推断出社会化的程度及其社会性质。
进而，如今西方已有社会学家会以个体化为研究课题，从制度化个体主义角度对发达的“个体化社会”进行社会学思考和研究，鉴于“在高度现代性下，共同体和相互关系的维持，不再依赖稳固的传统，而是靠一种吊诡的互致个体化的集体”，认为“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28)这意味着，进入个体化社会，从个体或个人角度研究社会不仅可行，而且必须。这就进一步表明，从社会化的角度研究个人及个性化是可能和必须的。同理，从个人或个性化角度研究社会化，也是可能和必须的。个体的概念，包含三个相关的层面，一是指生物意义上的个体，即个人身体的独立形态；二是指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即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结点的独立形态；三是指人的精神特征，即个人心理人格及精神意志的独立形态。个体化，即让人成为生物性、社会性及精神性三位一体，作为社会化的宗旨和社会变迁的目标。因此它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个体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不仅涉及社会层面，更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论哪个社会群体，最先总是因独立精神个体出现而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进入现代化阶段则是以个体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知”。各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中都有受到“先知”启示或指引的故事，这些“先知”，其实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独立精神个体。人类历史的这一“神话原型”，也正是个人主观能动性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从个人化角度研究社会化进程，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1.偶然性或偶发性个体存在的时代，即非制度化的个体出现的时代，包括从人类文明史开端到西方中世纪结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即古典时期。其最大特点是，社会性与精神性独立的个人数量极少，大部分人是社会集体如家庭、城邦、帝国的群众，没有独立社会身份和自主精神的独立，“个人化”更是闻所未闻。2.制度化个体化时代，即“人成了精神性的个体，并且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29)人类社会开始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制度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即逐渐进入制度化的个体化时代。制度化的个体化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阶段，即个人“作为个体”(being-individual)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从工业化时代至今，发达国家进入制度化的个体化时代，亦即个人“成为个体”(becoming-individual)时代(30)。
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把个人作为个体，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精神个体，更不等于人类进入个体化社会。当今之世，一方面，有的发展中国家却还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尚不知道个体化社会为何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进入了个体化社会，其个人与社会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且更复杂。因“个体化社会的特点在于，它包含种种混合形式、冲突和矛盾(视政治、经济和家庭条件而定)，也在于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自主人生’。鉴于经济状况、教育素质、生活阶段、家庭状况和同事，‘自主人生’会变成‘破裂的人生’。失败和不可剥夺的自由紧密相邻，甚至相互缠结(比如选择‘单身’生活)”。(31)后工业化时代，个体化社会学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社会和个体都不会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个体化’的含义始终在变，不断呈现新的形态，因为它过去累加的后果不断设定新的规则，不断增加新的筹码”。(32)社会越发达，个体化程度就越高，社会化模式就越生动而复杂；不确定因素越多，社会问题也就越多。
社会学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在人类自我认知的道路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现有的社会学成果纵然汗牛充栋，也未必能完全解释人类社会的所有奥秘，因为人类对自身的科学认知仅仅只是开端。人与社会的奥秘，有很大的一部分尚存在于社会历史、人类精神、生物遗传的“百慕大三角”中。说人是社会生物，固然没错，但从既有的社会学一端却无法探测人类社会化与个体性的全部端的。如前所述，人类个体乃是生物个体、社会公民个体、心理精神个体的“三位一体”。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了人类个体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三者的内在关联；而社会学家虽已意识到人类精神心理的个体性差异，但若不顾及生物遗传之谜，就无法给出能够兼顾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者复杂函数关系的社会学公式。当然，社会学家不能单独给出这样的公式，心理学和生物遗传学更不能单独给出。没有一门综合性学科能够解释生物性个人、社会性个人和精神性个人三者的函数关系公式，不能解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集体影响的函数关系，所以也就不能完全解释人的社会生活及社会运动的全部真相。实际上，在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中，到底存在多少个变量，也没有人能够给出精准的回答。如是，有社会学明确指出，社会学中原有的“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称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渐渐被一种模糊逻辑，或换个比喻说，被一种海森堡式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确定性原则所取代”。(33)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有名作《社会学的想象力》，说社会学需要一种特殊的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如此才能涵盖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与最个人化两个方面，并观察二者之间的联系(34)。很明显，这是要弥补社会学实验观察与田野调查的不足。社会学与任何科学一样，都需要想象力；但最终，又都还是需要立足于具体的科学数据及其科学模型，口述历史在填补最间接的社会整体与个人化之间的裂隙方面，在搜集科学数据和新的社会科学模型的形成方面，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人曾经创造过伟大的文明并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国古人“知人论世”的观点，是思考人与社会问题的杰出范型。老子的“自知者智、知人者明”哲理箴言，更胜于古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因为它还兼顾到个体之间，且可推及社会之间、文化之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可怕的停滞，中国成了拿破仑所谓的“睡狮”，它是狮子，然而在蒙昧昏睡中，无论是知人，还是论世，中国人从此鲜有新思想和新智慧贡献于全人类，且在人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世界潮流是什么等重要问题上，也显知识不足。
说中国人在知人、知己、知世方面知识不足，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有下列实例为证：1.晚清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时所表现出的颟顸蒙昧，以文化优越自居，即表明既不知人，也不自知，完全没有办法应付眼前的国际关系大变局及人类文明大潮流。2.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曾学习西学且游历西方，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解读是：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其革命理想即实现民权(democracy，民主，民治)，目的竟是“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35)这表明，孙先生的民权理想是要把心智不成熟的阿Q、小D和王胡们当做沙砾，(36)以便形成万众一心的坚固石头；而不明白社会化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个体性、个人自由并促使其长大、成熟，以便提高社会化水准。其社会理想，显然不是基于个人化的社会化。也不明白：“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乃是彻底整合的前提，而无私的奉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也是一个去人化(dehumanizatiom)的过程。”(37)3.据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证实，国民党政权“对于国家的百年大计，固然不易集中才智、集中意志，将世界潮流、现世各国历史，特别是本国诸般社会经济条件及人民诸般动态，从长予以客观、冷静考察，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亦似不曾作过很合理、很贤明的打算”。(38)即，民国官僚集团及其当局不了解世界潮流，不了解中国国情，甚至不确切了解其政权自身。4.孙中山先生变一盘散沙为一块巨石的革命理想，同时影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每个人的充分发展即充分个体化基础上的社会化，而是万众一心、众志诚城，让个体的人变成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让每个人都像蚂蚁那样适应环境，自我约束、自我放弃和自我退让，对集体利益具有献身精神。这实际上就是蚂蚁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支柱——每个人都去掉一切自私的念头，理想中的社会就离我们不会太遥远了。当然，这意味着历经漫长岁月而形成的人的本性必须被舍弃。”(39)日本学者说得更直接：“……幻想也好，幻灭也罢，作为他们认识对象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产生自西方的历史理论中的观念性知识。他们并未从现实情况出发探讨过‘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更未尝思考过‘近代化在中国是什么样的过程’，或从中国出发去论证‘中国是什么’的问题。”(40)5.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发动改革开放，将这一改革运动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表明改革领导人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即承认并且承担改革将会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正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也明白无误地承认，我们的社会改革存在知识不足。6.百余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都热衷于现代化，但仅热衷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却少论及社会的现代化即政治体制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文化观念及生活方式现代化，及(与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人的现代化。(41)所以如此，是因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知识不足，也因对个人、社会及其关联的知识不足。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但相应的副作用也逐渐出现，应了托克维尔的预言：“不计代价发家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偏执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不懈追求，反而成为最容易被接受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在所有阶级中散布传递，乃至于深入到一向与之没有关系的阶级中，如果不使用人力对它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堕落消沉，沉沦在物质与个人的深沟里。”(42)同时，以集体主义及国家本位作为思想出发点的人们，没想到中国经济的充沛活力及其高速发展，奥妙不过是国家给个人松绑，证明了西方政治学家的一条假说：“每一个人自己去做的事情一定做得很好，由别人或国家替他做的事情一定做得不好。”(43)若要长期稳定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资源和环境的平衡，更要有个人化与社会化的积极互动。否则，改革就会有瓶颈，甚至有难以为继的危险。如经济学家所言：“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44)
接下来的问题是：领导人大多属民族知识精英，怎么会对中国、中国人及当代世界的了解不足，对人性和人类发展方向知识不足?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第一流的聪明人，且大多拥有丰富的社会见识和生活经验，且具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怎么可能对自己所在的人和社会没有充分知识?对此，马克思早有洞见：“马克思在19世纪相信，在理解事物真相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信任我们个人经验的程度超出了我们应该信任的地步。他提醒我们，从我们的个人经验中得出的看法，可能无法概括推论到其他人身上；而且一个人很容易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即，将从我们身边世界中得出的东西，视作是所有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证据。”(45)马克思的这一洞见也被心理学家所证实：“我们显然无法了解自己的无知程度，无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当我们回顾以往时，由于后见之明，对有些事会产生虚幻的确定感，因此我们变得过于自信。”(46)换一种说法或许较容易接受，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中国经验，每一个中国人都根据自己的感知去进行直接判断，然而“习惯于依据感觉进行判断的人，对于推理的东西毫不理解，因为他们想一眼就能钻透而不习惯于探索种种原则”。(47)要之，再丰富的个人经验都是有局限的。人人都有经验和知识的局限，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无知的无知，那就会自以为是地把个人经验当做普遍知识，甚至把个人的想当然当做社会的普遍法则。若没有对人类经验加以系统化，没有经过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实证，谁也不能真正地了解和理解丰富且复杂的人性及更为复杂的现实社会。“没有理论，我们谁也无法弄懂我们所处的世界或作出明智的决定。”(48)进而，中国古典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源和精神营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现代化视野，使得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始终隔膜。例如，中国人早就观察到个人的自私本能，但在“天下为公”的伦理想象中，这一普遍人性却被当做“人性恶”而遭压制和克制，甚而成为思想者不能面对的禁忌。很少有人理解，西方现代化正是以发现、承认并尊重个人的自私本能作为起点，即：“每个人的行为的目的都是为自己谋利的原则，但由于很多人的竞争行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全体而非个人。”(49)更少有人理解，自私自利心作为人性的基础、作为个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接受互惠互利的法则，并由此成为社会化变革的根本动力。虽然密尔(穆勒)《论自由》一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严复翻译介绍到中国，但很少有中国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讨论过下列命题：“从长远看来，一个国家的价值便是组成它的个人之价值”，且“进步之唯一可靠的恒久来源便是自由，因为通过自由，有多少个个人便有多少个独立的进步核心”。(50)在中国，个人和个人主义、自由和自由主义常常被我们不假思索地看作是道德沦丧之源、社会之病、国家之敌，至今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且愿意接受“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而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51)。当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法国《人权宣言》会成为现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目标、动力及立法基础，为什么民主“不仅国家基本制度而且是人类所处的每一个背景或环境都能够而且应该依此标准而被评判衡量”。(52)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保护个人自由、人人平等和社会民主的现代化法治即法律主治(rule of law)，与传统社会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之间，有本质区别(53)。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是否能解答知人、知世、知己?是否能够提供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需的充足知识?按理说，这应该是社会学及其社会科学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的中国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54)若从实际出发，则只能说，中国社会学虽然在诸如家庭研究、农村社区研究、民族社区研究、性别研究、传播及扩散研究、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古代社会研究等中国社会的局部研究方面贡献良多，硕果累累，且对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诸如人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目标是什么、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如何实现、会有哪些不确定因素等系列问题方面，则不如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的表现那么活跃和突出，显得沉寂，甚至失语(同时失语的还有政治科学)。沉寂或失语，非因中国的社会学家不聪明、不努力或没有专业创造力，而是因为社会学、政治学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大，研究和创新的困难也更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系科专业，社会学家只能在民族学名目下安身立命，直到197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在中国才重见天日。数十年中，社会学在中国被吊销学科“户籍”，谈什么发展与贡献?
中国取消社会学一事，实在需要深入研究和反思。当年取消社会学的决策，似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社会学的一派宗师，有了这样先进而实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何需其它的社会学?这一思路似很符合逻辑，但其中另有关窍。要点是：“关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并非总是清晰的，即使在社会科学家那里也是如此，而这一混乱已经限制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55)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托克维尔的警告：“令人惊诧的是，社会主义居然首先产生于国王专制制度。”(56)中国两千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古老帝国，如何能被硬贴上“封建社会”的标签?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居然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又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洽?这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强烈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不是科学的倾向”。(57)马克思主义被我们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甚至神圣化、教条化，不容讨论、不容质疑，更不容学术批评。为此，我们不得不忽略人类思想和知识传播过程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即不管他的观念如何正确，只要它未经充分地、频繁地和无畏地讨论，那么它就是被作为一项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被持有的……这不是认识真理。这样持有的真理只是一种迷信，不过是偶然地附着在宣称一项真理的言辞上罢了。”(58)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后我们需要改革开放的原因。且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后又发现，“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59)吊诡的是，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的早期资本主义典型特征。
阻碍社会科学在中国扎根扩散并健康发展的因素，当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孔孟儒学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伟大思想，已成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而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说，堪称人类对“自由”一词的最佳界说。(60)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伟大政治理想，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是阴魂不散的“李斯主义”，即认为权力话语之外的一切自由思想“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舆成乎下。禁之便……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61)李斯主义的要点，第一是王权至尊，即“至高无上的王权压制一切，改塑一切——首先压制教权、奴化知识阶层”。(62)第二是要求思想一统，即禁止私学、禁止自由学术、禁止讨论和批评政府、禁止思想和言论自由。第三是以吏为师。由当权者垄断知识并传授知识，使权力话语霸权合法化，权力即真理。秦朝因暴虐、戕害人性而亡，但李斯主义成为此后中国政治的主体思想、社会传播的主宰模式。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63)貌似以儒家替代了法家，不过是李斯主义的一种变形，王权至尊、思想一统、以吏为师等李斯主义的思想模式和统治模式没有根本性改变。胡适称当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64)非无依据。如此，“在普遍的精神奴役的氛围中，曾经存在，而且可能还会存在个别的伟大思想家。但是在那种氛围中，从未存在过，并且将来也绝不会存在一个智力活跃的民族……在存在着原则不得被怀疑的默示习俗的地方，在有关人性的最重大问题的讨论已被认为结束的地方，我们通常就难以希望发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如此卓越的精神活跃的高度”。(65)在此种政治和思想的双重奴役中，虽然也曾产生少量的精英分子，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在这种社会中……他们内心只有个人利益，他们所考虑的也只有自己，隐藏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连公共道德也完全禁锢于极端个人主义之中”。(66)秦汉以来，李斯主义不断复制，有各种各样的变形，但却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因，是统治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天下以吏为师，可保江山万代。殊不知，“一个国家，如果为了把个人变成(即便是为了有益的目的)掌控在它手中的更为驯服的工具，而阻碍它的人民的成长，那么，它会发现，微小之人实际上是干不出什么大事的；它会发现，它不惜牺牲一切所换得的机器的完善，由于生命力(为了机器能够更为顺畅地运转，它宁愿将其消除掉)的缺乏，最终将会是毫无用处”。进而，官吏集团常常正是江山崩塌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谋求进入这个官僚阶层，并且一经进入便谋求在其中晋升，便成为人们努力的唯一目标”；使得官僚集团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且会无法遏止地臃肿膨胀，让社会和人民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官吏集团让“公众习惯于期待由国家来为他们做出一切，或者至少习惯于在没有征得国家让做什么，甚至如何去做的意见时便什么也不做；他们自然认为，国家应该对所有降临于他们身上的祸害负责，而一旦祸害超出了他们能够容忍的限度，他们便起而反抗政府，进行所谓的革命运动；于是，另外的某个人，不论是否拥有来自国民授予的合法权威，便上台了，并对那个官僚集团发出他的命令，所有的事都与以前一样；官僚机构保持不变……”(67)如此循环，让杜牧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难怪托克维尔要说：“历史是一座充满着复制品的画廊，却缺乏原作。”(68)
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总共不过百余年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邀请“赛先生”落户中国，则还不到百年。虽经战乱和政治运动，社会科学曾七零八落，中国的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家仍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在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方面，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方面，在帮助我们以科学的方法自知、知人、知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社会学在中国也存在若干问题。
诸如，社会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学如何中国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此期间，社会学在知识文化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要“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69)如前所述，历史却延宕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再次开始社会学中国化的艰难历程：“主要是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70)时至今日，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成色几何?仍然是问题。
社会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现象(71)。大量所谓社会学研究“由于是规范化写作，因而也显得既经典又省心，就是说，这种写法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和创造，而只需要将某种按照既有理论指导下搜集到的材料装入一种差不多是固定的表述框架体系即可”。(72)其中部分社会学师徒甚至只想成为社会学的学术工匠，(73)如此“大量有着怯懦个性，而又大有可为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敢贯彻任何无畏的、强健的和独立的思路，以免自己被带到让人认为是反宗教的或者不道德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够计算得出，世界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失呢?”(74)
社会学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世界都面临着“大学与知识零碎化”。(75)各个学科专业都有类似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分工，使得不同专业之间形成了汤因比所说的“不透水的密封舱”。(76)甚至在同一专业领域之内，也形成了越来越精细化的封闭性课题组，出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中国社会科学界也难例外，“社会文化史研究确实面临着碎片化问题，将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碎片化到一定程度，最后找不到与你深入对话者”。(77)对社会学科学而言，更需警惕的是“问题因零碎而被稀释、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的知识被凸显。这种知识是不追究根本性问题的，它使知识本来具有的内在紧张因而丧失，而仅仅变成了为知识的知识。而且，此类知识一旦形成，就会与流动着的现实脱离，天马行空，并被权威化”。(78)
上述三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社会学领域，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中第三个问题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但作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属于“中国智识生活社会学”的问题。这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事出多因，但还是有其问题的关键点，即“思想问题”。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涉及思想传统和思想习惯问题，若我们把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全当做真理经典，不假思索地按照读经文化传统及其思想习惯加以接受、传播和运用，不敢质疑，更不能批判，只会引经据典、贩运套用，则社会学中国化自是难以实现。思想家淡出的问题，涉及思想压力和思想勇气，政治意识形态环境施予学术思想的压力过大，而学术人的思想勇气无法倍增，因而不得不淡出，回归于无思或少思的纯粹技术工作。知识的密封舱及碎片化问题，虽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人类的知识分工及其知识的精细化，是必然的、必须的，不能中止也不应被终止的。但中国式密封舱和碎片化，却仍另有因由，涉及思想活力和思想交流及合作，碎片化知识的密封舱成了一部分学人安身立命及维护知识尊严之地。之所以有这些“思想问题”，固然与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的个人选择及其思想能力有关，但与中国智识生活社会学的生态环境的关系更大。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一生态环境中，对知识分子角色及其社会生态价值的认知严重不足。这样说的证据是，我们甚至不加限制地把所有的专家、学者、读书人都当做知识分子；又有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宣称“中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或者说阶层，甚至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79)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即《智识生活社会学》的作者史蒂夫·富勒所说：“知识分子很关心思想，并明白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在任何允许的时空范围内，都可以经由众多媒介途径向广大受众传播思想。”(80)当然也可参照萨依德的著名界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当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81)因为知识分子有若干“不好”的特性，诸如狂放不羁、乌鸦嘴、不专业等等，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不受待见，甚至经常厄运当头。但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思想活力不足的中国尤为需要。理由很简单，一是知识分子的存在能够刺激知识共同体的思想精神活力，产生“鲶鱼效应”(82)；二是知识分子确实常有异议，但“在人类还没有达致远比当前更能认识真理的所有各方之前，分歧并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83)
本文的主旨，是要讨论：口述历史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有什么用?或：社会学家有自己的田野作业传统和专业调查方法，何需与口述历史参乎?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先介绍一本书：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的《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这是一本社会学(民族学)家的口述历史著作，整理者如是说：“若论学者之为学，自然首要观其学术文章，次观其经历行状，也就是说，学术、思想的发展就寄寓在学者所‘言’所行中。”(84)编辑者亦言：“既然如此，何妨让历史自己开口，让当事人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比起史家精心编纂的史书，这种口述的历史由于主讲者身在局中，虽略显主观，但作为未经后人加工修饰的一手资料，它们提供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使读者得以观察芸芸众生生活其间的复杂社会，甚至直接感受到过去时代人们的音容笑貌……由惯常做口述史的民族学家自己来口述历史，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85)由此产生推论，假如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作为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家口述历史项目的总标题，进行大量口述历史采访，积累大量口述历史档案，这些个人的人生与学术故事，应该可以形成其所处的智识生活社会学证词及“变革社会”的完整全貌真相的拼图吧?
沿着本节开头提出的社会学存在的三大问题思路，可以对口述历史的社会学功用这一问题做出系统的回答。首先，大规模的口述历史，有助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理由很简单，中国人的口述历史带着中国社会的现实信息，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助于改变西方理论。对于我们而言，可谓书斋/教室社会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而且，现实的中国问题，也有助于社会学家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研究典范，甚而摆脱其束缚，用心思考和建立符合国情的中国社会学新概念及新研究范例。进而，从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家口述历史采访档案中，能帮助社会学家找出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传播扩散的具体情形，可以找出社会学领域的创新(接受)先驱者、早期接受者、早期接受大多数、后期接受大多数、落后者；还可以发现学人中哪些人的工作仅限于“知晓性知识”，哪些人的工作在知晓性知识的基础上还具有“如何使用的知识”，哪些在二者的基础上找到“原理性知识”，哪些人更上层楼，做出自己的“再发明”?(86)进而还可以询问更深入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学只能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接受和再发明吗?所谓社会学中国化，是否应该包括中国社会学家的自主创新?中国的社会学家有多少项真正的自主创新?为什么是这样的?其次，针对社会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问题，专业人士口述历史项目，当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释，并收获更多。具体说，社会学家口述历史能够回答，是什么原因即何种社会压力和怎样的学术环境造成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情况?进而，思想家淡出，是从此不再思想，还是继续思想但从此不再发表自己的思想?进而，不再思想的人、思想而不再发表的人、继续思想且继续发表其思想的人，各占多少比例?在学界是如何分布的?具体的原因各是什么?其中有哪些普遍性的规律?进而，无论是不再思想或不再发表思想，都不是学术界应有的情况，社会学家对改变这种情况有怎样的思考和建议?即如何改变我们的学术环境、如何消解不必要乃至不应有的社会压力?最后，通过口述历史，能够将社会学家所有的经历、压力、思想、感受乃至内心的恐惧或厌倦完整地记录下来，为社会学家的自我认知、社会批判及对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思索，保留重要数据和信息，这样不仅可让当代社会学家从中受益，还为后代社会学人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再次，针对大学与知识碎片化这一普遍情况，知识生产机构即大学和研究所，只能设法增强不同知识领域的沟通合作，创造出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课题，让边缘学科成为沟通不同领域的有效渠道，甚而成为公共性知识走廊。口述历史研究就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家跨学科合作的领域，有助于突破专业知识的密封舱。进而，专业人士口述历史项目本身，更可以让从事口述历史采访、分析和研究的社会学家及其他学科专业人士了解他人、了解社会、了解本专业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情况，从而有效地缝合碎片化。口述历史让社会学家更好地知己、知人、知世。
接下来的问题是：口述历史有自己的知识传统及发展空间，何必硬要与社会学扯上干系?这可是事关重大。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变革运动，有些惊天动地，乃至翻天覆地。开放通商口岸、太平天国运动、西洋的冲击及洋货涌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海关与邮传事业的兴建、废除科举和新学运动、大学的创建、留学潮、报纸及出版业的兴起、铁路权运动、武昌起义、满清王朝退位、共和国成立、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张勋复辟、南北分裂、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国共分裂、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日本入侵东北、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镇压反革命运动、婚姻法颁布、土改运动、扫盲运动、电影的普及、三反五反运动、公私合营运动、互助组及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有线广播网、“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国营企业改制、计划生育、电视的普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扩张、引进外资、市场经济建设、金融体制改革、高速公路网、电脑的普及、通讯网络普及、农民工进城、城镇化运动、新一轮社会体制改革……一百多年历史，如一场连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实验，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学费，其中有无数经验与教训，更有极其丰富的有关人性、个人和社会的知识矿藏。这一知识课题，不是历史学能够单独完成。因为仅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及如何发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如此发生、这些事对后人及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此类问题，不在历史学传统范畴之内。如萨义德所说：“你不能倚靠清单和目录来把握历史经验。”(87)要把握历史经验，即在复杂坎坷、惊心动魄而又曲折漫长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探索有关世界、中国、人及中国人的精细知识，真正知道我们是谁?社会变迁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心智特点及行为模式?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如何去?我们的社会还将发生什么?如何发生?……需要全部社会科学门类各自努力，而后通力合作。以史为师肯定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古人的智慧经典、西方的既有范式只能够间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学会独立探求科学新知。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型求知方法学科，在了解人性及国人、了解世界及国情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及广阔用武之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开始，有计划地访问在世的军事、政治、外交、党务、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留下了数百份口述历史档案，以备历史学者研究。这个“口述历史系列”，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宝贵资源。每位讲述人所讲述的成长的历史，正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们的求学、谋职及其种种经历，固然是历史的口碑史料，换个角度看，也是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工、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重要证词；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传播、社会扩散等多方面宝贵信息；将政界、军界人物的口述历史集中起来检索挖掘，则可得到官场社会学、军队社会学的重要信息或数据。这一套口述历史的珍贵价值毋庸置疑。遗憾的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其采访对象的社会涵盖面还不够广泛(少有普通人)，在口述历史采访中社会学维度的提问不够多、不够专、不够深，对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历史少有涉及(88)。
大陆口述历史工作开始得较晚，或许有一些后发优势，即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并有所创新，但这也要求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为了在口述历史中求得更丰富且更精细的知识，必须面对这样的提问：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能不能更广泛?我们的提问能不能有更自觉且更好的口述历史问题设计?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口述历史，重新认识口述历史的功能和本质，重新审视和思考口述历史的可能性，重新建构口述历史的理论目标及其方法论。如本文开头所说，如果不假思索或望文生义，那么口述历史就只是历史学的一种调查口碑史料的手段、方法和途径，口述历史的规范也就只能是按照历史学的规定而制定，采访对象只能是所谓“历史人物”即社会各界的要人或名人，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有关社会的公共生活事件及重要的历史线索，整理文字抄本的思路以及对抄本的编纂和研究也只能按照口碑史料的要求去做。实际上，欧洲的口述历史计划自一开始就是社会史学者的天下，他们只试图记录劳动阶级的生活与经历。(89)欧洲的口述历史将目标对准人类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拓展，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明白，此种创新拓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沉默者说话，更在于为口述历史开拓了全新的面向，即在历史学的面向之外，拓展了社会学的面向。亦即，口述历史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历史学的求知途径，也是社会学的求知途径。这意味着，如果不学习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口述历史的提问范围会很小、提问方法会很少，提问水平及最终价值都会因此而降低。甚至，若无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维度，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也很可能无法证实或证伪，口述历史中普遍存在的，在社会压力下的选择性记忆(遗忘)、选择性陈述(沉默)、表演性自夸、意识形态空谈和流行性虚构证言，就无法得到准确辨析与合理解释。
针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现实需求以及口述历史的潜质或可能性，提出“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是要提示口述历史的第三个面向，即个人面向。提出口述历史的个人面向的理由是，首先，“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都有一种共同的纽带，并存在彼此相连的血缘关系”。(90)实际生活中的个人，正是人类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亦即行为科学共同纽带及其彼此相连的血缘关系的实际结点。其次，在理论上说，每一个人的生平记忆及其讲述都有一定的经验价值，且都能提供一定的社会与人性信息，因而值得采撷、收藏和研究。再次，口述历史的个人面向，即人人都可以作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可以在理论上彻底解决有关“精英”和“非精英”的争议：传统口述历史所重视的“历史人物”即历史要人或社会名人应该是采访对象，而普通人即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个体也应该成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最后，口述历史的个人面向，并不是要改变其原有的历史(学)面向和社会(学)面向，而是要将这两个面向包含在其中，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定时间/历史和空间/社会的具体结点。这意味着，对口述历史要做如下重新界定：口述历史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采撷、记录、收藏和研究个人生平记忆的工作，即通过记录个人访谈，并对大量访谈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和研究，探索个人经验及有关人类的精细知识的新兴学科。换言之，口述历史是一种有着新的方法路径、新型研究规范的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口述历史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口述历史信息档案，需要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和档案学等多学科视野下，借用多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生产出人学新知识。
将口述历史定位为人学，即强调口述历史的个人面向，非但不是要关闭口述历史原有的历史面向和社会面向，恰恰是要扩大并深化它的历史面向和社会面向。与单纯的历史学面向相比，它更注重社会及社会中的普通人；与单纯的社会学面向相比，它又多了历史/时间的维度及个人心理的维度。就本文题旨，即口述历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在个人面向的口述历史中，社会学知识愈丰富愈扎实，口述历史就能够对个人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不同的亲子关系、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业分工、婚姻关系、社会交往、社区习俗及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法律体系、文化传统，能够塑造出不同的个人。另一方面，口述历史的个人面向愈是精细、深入，对社会学研究的回馈或帮助就会更大。因为，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知人，而社会学的重点在于论世，知人越深、越细、越真，社会学的论世就会越广、越精、越实。因为，口述历史固然是要系统地采访和收集个人生平记忆和经验(其中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公共生活的亲历亲闻和所感所思)——拜电子科技发展所赐，人类终于可以大规模地收集过个人生平经验并加以系统研究了，这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知识拓展。同时，随着口述历史记录档案的积累，形成一定规模的“人类个人记忆库”，又可以进行大规模、多专题的广泛而精深的社会学研究。举例说，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问题库中，有一个每人必问的问题，即“您在三年大饥荒(1959—1961)中的经历和见闻”，所得的回答非常丰富：有的地方没有饥荒，有的地方饥荒非常严重；有人对饥荒的记忆模糊，有人则记忆深刻；有人说打饥荒使人“变成了饿狼”即道德和人性大大降低，有人说由于家人严格定量、公平分配才得以渡过难关，有人则宁可自己挨饿而尽量让孩子(或丈夫、或妻子)吃饱，有人则对别人赠予的半个馒头或十粒黄豆刻骨难忘；有人积极开动脑筋去设法帮助自己和家人，有人则说没有办法只好忍着……听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对“三年大饥荒”历史、社会和人太过无知。若要进行深入的“大饥荒”社会学专题研究，就要采访到更多地区的更多阶层的个人，询问：社会及个人对大饥荒的应对能够产生怎样的社会学经验、教训和知识?“大饥荒”是如何改变人类行为、道德、心智及人际关系的?大饥荒是如何形成的?“大饥荒”的经济学及社会学原理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会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造成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经济学家研究证实：“确定无疑的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91)这只是基于口述历史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口述历史的每一个提问，都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专题，由此可得出关于个人及个人化、社会及社会化的精深知识。人类需要这样的精深知识，我们的社会尤其需要。有这样的精深知识，我们才能真正免于“对无知的无知”。
现代社会的个人化程度越高，个体的流动性及个人化活跃程度就越高，社会化与个人化的互动关联也就越复杂。问题是：社会学家对人类个体的实际情况所知多少?即使意识到社会化的不确定性，也难以找到揭开不确定性之谜的准确路径。如何测定一个社会的社会化、个人化程度及其社会化与个人化之间的互动关联?这是社会学的一个难题。口述历史的推广普及，或许有助于帮助这一难题的解决。口述历史是针对具体个人的，它要收集的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记忆和反思信息。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个人社会经历和行为选择的多变性、个人与他人及社会间互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正是人类社会运动及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只有建立在基本单位即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学模型，才能有望真正揭开现代人类社会之谜。口述历史的生平讲述，能够从个人故事中看到社会身份、社会情境与社会化程度及其具体个性变量。从同一社会群体中更多人的生平讲述中，所获数据/信息量更大，其社会学研究价值自然也就更大。口述历史不仅能够回答：我是谁?我曾经历过什么?且能回答：在我一生中(社会上)发生过什么?是如何发生的?我是如何参与或见证这些事的?这些事对我的生活经验和人生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社会学所需的重要数据信息。由此可以展开社会学的精深研究分析，可由社会学家培育出新型口述历史人才进行研究，亦可由口述历史人以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
如前所述，口述历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这一活动本身也应是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口述历史所追索及谈论的虽然通常是过去的故事，但口述历史活动所发出的却是“现在的声音”。(92)口述历史是既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压力或动力的产物，对口述历史工作重视的程度及口述历史工作成效，虽不能直接标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或思想学术水准，却能检测一个社会思想活跃或精神惰性，即社会环境及社会心理健康程度。在口述历史工作中，首先要说服具体受访人接受口述历史采访并讲述其生平经历。说服的结果无非三种，一些人欣然同意，一些人需经反复说服最后勉强同意，一些人不同意接受采访(其中包括开始同意最终又不同意的人)，此说服过程(及说服方式)可做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定性研究；而说服结果数据则可以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统计分析：通过对同意、勉强同意、不同意的人的社会身份、职业、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项目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获得社会化和个人化及其相互关联的重要信息。(93)进而，在具体采访中，受访人对自己的生平经历的记忆和讲述时，会有不同的情况。大致上说，在记忆方面，有些记得很清楚，有些记得很模糊，有些则被彻底遗忘了；而在讲述方面(就其清晰记得的内容而言)，有些内容会说出来，有些内容则会弯弯绕绕或躲躲闪闪地说一些，有些内容则有意不去说，甚至多次被询问也不会说，有人会以“我忘记了”应对提问，有人则干脆说“这个我不想说”。此即“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陈述”，大多与受访人的社会心理即所受社会环境压力及个体承受能力有关，因此可在社会学层面加以研究分析。(94)进而，在口述历史资料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各式各样的社会性制约因素。在受访人方面，有些人愿意签署授权书，以便采访人及其所属项目/单位随时公开其所有的口述内容；有些人则在授权书上限制采访人使用其口述历史资料的内容及权限；有些人则在授权书上加以更严格的限制，如在生前不得发表、30年内不得发表等，这些无不是社会压力和社会心理的反映。(95)在采访人暨口述历史项目单位方面，也要研究决定哪些内容能够发表、哪些内容不能发表、哪些内容在发表时需加以删节或另加注释说明。(96)在出版方面，由于出版社、电台和电视台等大众媒介单位都有其“把关人”，有其不尽相同的传播政策尺度，因而在出版口述历史作品(电视专题片、广播专题片、录音文字抄本等)时，都要与大众媒体的编导、责任编辑、把关人等有关人员进行磋商。最后，口述历史中免不了存在若干不真实信息。在历史学视野下，即仅仅把口述历史内容作为口碑史料，不真实信息让口述历史家头痛、让部分正宗历史学家嘲讽和轻视；但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视野下，口述历史中的不真实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不正确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真实的心理信息，且大多是由社会性原因所造成。无论是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的(不真实)记忆和表述、被社会的价值观形塑的(不真实)记忆和表述、被新的社会信息及社会时尚所改写的(不真实)记忆和表述，还是由于个人的“角色扮演”所造成的(不真实)记忆和表述、自以为是或固执己见的(不真实)记忆或表述、出于某种利害关系而形成的(不真实)记忆和表述……都是一种社会心理信息，都具有社会信息价值，值得社会学家研究(97)。
口述历史活动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介入行为。口述历史工作者去邀请一个受访人并得到对方同意，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采访过程就是对受访人社会生活的一种介入。在口述历史实践中很容易观察到，虽然也会遇到一些不愿意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人，及一些经过多次说服但最后还是没有接受采访的人，但欣然接受口述历史采访邀约的人还是占了多数——至少我所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中是如此。多数人对口述历史的介入持积极态度，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1.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社交生活，让人们、尤其是一些退休老人有与人深度交谈的机会，排解了生活的寂寞，甚而(通过叙述和倾诉)能抚慰心灵的伤痛。2.口述历史事关个人生平讲述，通过采访人的细致工作，让受访人有机会且有必要系统地回顾平生既往，并给出一个“我是谁”的讲述，有可能增强其自我认知，或深化其自我认知。(98)3.口述历史事关历史档案记录，让受访人产生一种“被历史铭记”的价值感，使得其人生价值感有所提升，其自信心和自尊心得到较大的满足。(99)4.口述历史事关社会经历和工作经历的回忆和讲述，有助于受访人增强职业共同体及所在社区的集体认同。如杜威所说：“社会云者，只指个人间的目的、信仰、希望、智识等相同之点而言。即是个人间的精神结合体，厥名为社会。”(100)
口述历史工作的社会影响，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崔永元团队所做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及其电视专题节目《我的抗战》，不仅还抗战老兵以历史地位、个人尊严，增加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也让人探索历史真相并反思自己的生活，其影响尚待社会学、传播学与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评估。笔者从事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的社会影响，已经获得了不少积极的信息反馈，随着我们工作的继续，其社会影响将会逐步呈现出来。由此可以建立一个假说：不同选题的口述历史项目，例如行业人口述历史、社区居民口述历史、家族/家庭口述历史、学校师生口述历史及各种专题型口述历史等，不仅能搜集个人的历史记忆信息，同时还会有积极的现实社会影响。具体说，一是刺激个体自我认知和自我自省，增强个体的精神活力，从而有助于个人化的发展；二是通过个体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回顾，增进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从而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依据这一假说，笔者在《口述历史门径》一书中提出了多种口述历史计划实施方案，以期得到科学实验或社会实践的检验。有人质疑书中的若干设想，觉得学校师生口述历史、领导干部口述历史等章节设想过于天真。理由是：中小学生学习和考试的压力那么重，哪里有什么闲暇做口述历史?这一说的潜台词是，应试教育似乎天经地义，不可改变。(101)对“领导干部口述历史”一节，(102)更觉得是天方夜谭，理由似乎不言而喻。我们不知道，建立口述历史档案，早已是美国有总统图书馆的常规做法。(103)实际上，领导干部的口述历史在中国已有端倪。(104)在我看来，领导干部口述历史是应有之义，因为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乎社会公共领域，有责任和义务留下其口述历史档案，以便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假如领导干部口述历史成为一项制度，作为离职审计、退休审计的一部分，对我国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认知、道德自律、自我期许和行为方式当会有一定的影响，即可能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由此将改变官场社会的风气，并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动力。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社会学想象力，还将会看到，口述历史不仅对现实社会及其生活方式有明显的介入作用，且对将来的社会生活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口述历史的价值与功能，不仅在记录过去，也不仅在它能介入现实，还会有助于将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构建。要而言之，口述历史将会成为未来社会中边缘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助于未来人的社会认同，甚而成为未来社会及未来人的“精神家园”，至少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社会的边缘人——例如进城的农民工群体大量涌现，数以亿计的城市边缘人既不再属于原有的农村社会，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市民社会，这些边缘人群体(包括他们的孩子)成为当下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未来社会中，还会出现另一种形态的边缘人，即处在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社会群体。信息社会的新型边缘人，既不完全属于实体社会，也不完全属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其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会成为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实际上，现在的青少年中一部分已经提前进入了这样的边缘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于在现实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游走生息。对现实中的城市边缘人而言，“乡关何处”已然成了一大问题；而对将来社会的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缘人而言，哪里是我们的家园?同样会成为迫切的问题。在地理上或物理上寻找或重建其家园，固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路径；而借助高度发达的视听媒介，将地理和物理的家园的影像记录下来；借助口述历史的方式，将家庭、家族和家乡前辈的生平记忆和讲述连同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下来，将这些存入网络档案馆或网络图书馆，恐怕是一个更可行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与未来的生活方式适恰，且能够真正满足人类的心理需求。这就是说，未来人类的精神家园，将在网络世界中。借助网络，人类能随意在现实处所与网上家园间进行自由“穿越”——在那里可以自由地打破时空界限，无论是在乡下或城里、湖南或河北、北京或东京、上海或纽约、广州或伦敦，都可以随时打开家庭、家族或家乡的网页，看到早已不复存在的家乡风景，瞻仰早已逝世的先辈的音容笑貌，听他们娓娓而谈关于过去的社会经历及生平故事。网络不仅是现实社会交流的重要场域，也是进入过去世界、先人记忆、精神家园的时空隧道。现在的未来在现在，现在我们记录并建构，未来人就能随时完成穿越，找到家园，建立身份认同(105)。
口述历史的社会学意义已如上述。假如口述历史工作能够成为一项社会文化运动，在更多地域、更多行业、更多部门、更多渠道中展开。如唐纳德·里奇所言，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通过无数人持续努力，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不见得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106)假如口述历史档案当真能够汇集而成有关个人记忆的网络数据库，那就不仅可作为历史学家的口碑史料库，而是会成为所有社会科学人研究的数据/信息资源库，对推动社会学研究的作用和价值当不言而喻。具体说，人类个体记忆库，也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数据库；口述历史的档案越丰富，社会学研究的数据库就越大。不仅能为韦伯的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这一经典研究模型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关联性数据，且能弥补社会学观察与调查的种种不足。尽管社会学实验和调查永不可少，正如社会学的想象力及概念化也不可无——让社会学如虎添翼。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类个体记忆库，不仅能为社会学家提供所需社会信息，且还有可能会引起社会学研究模型的革命性改变。毕竟，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粒子”，与物理学基本粒子并不相同，每一个人的个性、记忆和言说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社会学家惯常采取的传统社会调查方式，无论是问卷还是访问，都不大可能会获得相关个人的全部信息。而一旦拥有并面对人类个体记忆库，社会学家就能够利用并处理个体生活与心灵信息问题，从而建立“量子社会学”研究的新模型。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对口述历史工作的参与及档案利用，也会增加口述历史研究的新维度、新方法和新活力，使得口述历史具有更大价值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请金岱教授审读批评，受益良多，特此说明并致谢!
注释：
①[美]罗伯特·E·帕克语，[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帕克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一代宗师。
②社会学的访谈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社会学家喜欢做焦点访谈，即使是深度访谈也大多无录音档案。但就其内容和方法看，社会学家的访谈与口述历史还是有诸多类似之处。
③[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④[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⑤[英]约翰·托什《口述史》，吴英译，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页。
⑥上述社会学调查访问的讲述，引述了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九章《访问法》的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293页。
⑦关于口述历史的具体计划及操作方式，请参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中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模式：生平讲述》、《行业人口述历史》、《社区居民口述历史》、《家族人口述历史》、《学校师生口述历史》等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如此分类方式，是受到了社会学的启发。
⑧张锦《电影作为档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03页。作者在同一页中提供了一个实际案例，可见他对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口述历史人选的决策方式：“仅仅是长春电影集团的离退休老人就超过两千多人，即便是离休老人也有数百人，而我们最后访谈的人数仅仅只有二十人。受访人的选择是在一定重点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标准寻找各种经历的‘代表’，最终加以综合加权平衡，才得以完成的。例如这些标准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制片厂以外的离退休的人员；各个电影行当：编辑、编剧、导演、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特技师、演员、歌手、化妆师、剪辑师、制片人、道具、行政人员、厂史专家、电影刊物编辑、技术辅助人员、放映员甚至影迷等；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厂级领导干部，下至普通工人；性别男女；不同性格特征以及在主流媒体上不同的露面历史等等。对于长影来说，还有一个不同来源的因素，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其最初的成员组成来自全国五湖四海，例如‘满映’留用人员、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东北文工一团、齐齐哈尔市文工团、华北大学、各野战军调派文艺骨干等等。”
⑨参见皇甫宜川《口述历史在行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2009年总结会综述》，《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第99页。
⑩此《常规问题200问》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团队的一项集体成果，由李镇副研究员执笔完成，供采访组成员内部参考和交流用。
(11)[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2)[加]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Anchor,1959,p.22.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名著20种》第2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钟少华《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原载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89页。这段话后面还有：“……将之运用到人种家族内宗族关系的描述，就属于口述人类学或口述民族学；将之运用到人的信仰情感描述，就属于口述宗教学；将之运用到文艺作品中，就属于口述文学；将之运用到时事新闻中，就属于口述新闻；将之运用到法庭上，就属于口述证据，等等。”钟先生的观点，为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的独立价值及其多功能性做了生动诠释。
(14)钟少华先生指出：“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述操作过程的不规范，造成求真的难点……我们现在没有规范性的东西，将来如果我们一直缺少这个东西，很容易造成一系列的后遗症。”参见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15)李慧波《与“陌生人”对话——北京市婚姻文化(1949—1966)访谈的实践体会》，载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沙龙辑录[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341页。
(16)同(11)，第303页。
(17)[美]玛乔丽·肖斯塔克《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话语》、《重访尼萨》，New York Vintage，1981/198。
(18)《当代国民心态访谈录》丛书共三册，即[英]高登·怀特主编，尚晓媛、易木执行主编《“当代英雄”的自述》、《昨日黄花依旧香》、《“弱者”的尴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晓著《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共261页；余未人著《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共191页。
(19)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的《尼萨》和《重访尼萨》的访问的话题包括：早期记忆，对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和朋友的感觉，童年游戏，婚姻，与丈夫和(或)情人的关系，分娩，养育子女，对逐渐变老的感觉，以及对死亡的想法等。这种访问的方式及内容似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因而研究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反而是：个人叙述是否能用作民族志?参见玛乔丽·肖斯塔克《“什么不会随风而逝”：〈尼萨〉创作谈》，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232页。
(20)同④，第8、12页。
(21)[英]阿诺德·J.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9—90页。
(22)[美]F·H·Giddings语，吴文藻《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原载《社会学刊》1933年第4卷第1期“季亭史专号”。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8—147页。引号中的文字系吴文藻引自F·H·季亭史《社会的要素》一书。季亭史，即F·H·Giddings(1855—1931)，美国社会学家，(1896)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暨美国第一个专职社会学教授，著有《社会的要素》(1898)和《社会学原理》(1906)等。有人将其名译为吉丁斯，为引述方便，本文从旧译。
(23)[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丁国勇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英汉对照本第二册)第425页。
(24)[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5)参见陆学艺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名著20种》第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美]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7)Giddings的社会化模式，设以犯罪性为其零点，分下列四等级：第一级：残酷，侵掠，犯法。第二级：自私自利，安于寄生，多取少予，不顾他人，不负责任。第三级：可靠，有用，体贴他人，肯负责任；他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求创造，不谋改革。这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级。第四级：可靠，有用，一面不忘社会惯例，一面能独立思考，有胆略，乐于尝试，并对于尝试的结果，肯负完全责任。与之相对应，个性化也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本能力强，不易受控制；同情心弱，或强而偏狭；兽性的残忍；品味粗劣；思想简陋、闭塞、浅狭。第二级，冲动的发起不齐；本能中夹杂着从喜至忧间的丰富的情绪；同情心敏锐而不深刻耐久；有想象力而无充分的创造的智力；无坚强的自信心，亦无控制的责任观念；思想比较丰富而有变异，但组织散漫。第三级：冲动力之发起，自弱至强间可到任何程度；有坚强之本能与激情，以自信心控制之；情绪坚强而偏詖，与信仰相混；有坚决的自信心，是心灵历程中及行为上之一种超越的因素；处在狂信的影响之下，可以变为寡恩，残酷；不容怀疑，不耐踌躇，且轻视懦弱。第四级：冲动，本能及激情，自弱至强间，可达任何程度；激情丰富而有变异，不必有充分的控制；有信仰而常乐受品评与改正；思想丰富而有组织；心地坦白，倾向调查，坚持证据；批评公平，而不吹毛求疵，排斥异己；可以发明，亦可创造。参见吴文藻《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论社会学中国化》第145、146页。
(28)[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29)[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第10页。
(30)“作为个体”、“成为个体”等概念，参见[德]斯科特·拉什《非线性模型中的个体化》，[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序一)第13—20页。文艺复兴及启蒙主义时代，是把人作为个体的时代，争取个人权益制度化的时代，即立法保护个人自由的时代。而成为个体的时代，则是在后工业时代的新课题，人是天然的生物性个体，但并非天生的社会性个体、精神性个体，如何发展个体人格心智，使生物性个体、社会性个体、精神性个体“三位一体”，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课题。
(31)同(28)，第9页。
(32)[德]鲍曼《个体地结合起来》，《个体化》(序二)第21—27页。
(33)同(28)，《个体化》(中文版序)第3—11页。
(34)[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另参见陆学艺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名著20种》第35页。
(35)孙中山《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卷9，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282页。
(36)阿Q、小D、王胡都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人物。鲁迅是中国现代最深刻的社会思想家，他的小说多是中国社会观察研究即国民性研究的笔记。从社会学的个体化理论角度研究鲁迅小说，就不难发现，所谓阿Q性格及其精神胜利法，其实是心智不成熟、社会化不充分的表现。按前述Giddings的社会化模式，阿Q等人处于社会化的第二级：自私自利，安于寄生，多取少予，不顾他人，不负责任。
(37)[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3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4页。本书初版于1948年，是应李约瑟博士之约而写，引文出自该书第16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是研究当时国民党官僚政治，并预测了官僚政治的最终结局：“曾经当做新官僚政治之附产物或补强物看的官僚资本，竟反过来演变成为新官僚政治的命运的捉弄者了。”
(39)[美]约翰·梅西·赞恩《西方法律的历史》，孙远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0)[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
(41)社会心理学家海根(Everett Hagen)在其《社会变迁理论》中指出，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种人格函数，即传统社会由传统人格组成，发展中社会的成功系于其民众是否拥有创新的人格(innovative personalities)。要想达到发展的境界，首要之务便是改变社会大众的人格。又，社会学家勒纳(Daniel Lerner)基于中东社会发展研究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说，并进一步提出他的著名假说——发展基本上就是创造一种“现代人”的过程。现代人拥有机动人格(mobile personality)，能够了解崭新的工作和经验。勒纳所用的词是移情能力(Empathy)，意指现代人具备想象自己身处他人之角色地位或担负他人之责任的能力，现代人也能针对崭新的问题，想出“传统人”所无法想到的意见。在勒纳看来，此种现代人的能力是发展的基本条件。上述两段均参见[美] 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版，第476—477 页、第478—479 页。
(42)[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千石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这段话下文是：“然而，专制制度却在本质上支持甚至助长了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充满益处；它将人们的思想聚焦从公共事务上转移，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发抖，只有专制制度能给这种感情提供壮大的秘诀和强大的保护，使贪婪之心肆无忌惮地膨胀，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获取不义之财。如果缺乏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日渐强烈；然而一旦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
(43)[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07页。
(44)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45)同④，第3页。
(46)[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ⅩⅩⅢ页。
(47)[法]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页。
(49)[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许旭虹、李延文、蒋重跃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76—77页。
(50)[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07页。此书最早中文版本是严复于1899年开始翻译的，名为《群己权界论》，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密尔旧译为穆勒。
(51)[英]F.A.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52)[英]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53)我们所说的法治，通常只是指依法而治(ruleby law)，而不是指法律主治(rule of law)。法律主治，是个人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把政治及政治家同时纳入法治范围，即把权力关入法律的笼子里。法律主治并且依法而治，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因此，它应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努力目标。
(5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55)同①，第93页。
(56)同(42)，第155页。
(57)李·本森语，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89页。
(58)同(50)，第53页。
(59)同(44)，第143页。
(60)西方思想家对自由有数百种界说，在笔者看来，无过于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简洁明了。头脑简单的人以为西方的自由观念意味着无法无天，连孙中山先生也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其实是对自由的误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看上去热爱自由，实质上只是痛恨主人。而那些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8页)也就是说，自由精神是人类的一种高标准和高境界，且需要学习和传承，孔子说他“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固然是儒家修身的光辉示范，也未尝不能理解为人类通过学习而达到心灵自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路标。
(6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册第255页。上面引文中省略的部分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李斯(约公元前284—前208)，对秦统一中国、秦王朝的建立有卓越贡献，他也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极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位竭力推崇权力话语霸权的“千古一相”，最终竟被当权宦官赵高腰斩于市。赵高“指鹿为马”，也成权力话语霸权的著名经典。“李斯主义”是笔者杜撰的词。要点如上所述：王权至尊、思想一统、禁止自由学术、天下以吏为师。在识字率极低的古代社会，以吏为师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则毫无疑问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种不好的典范模式。“李斯主义”一说是否成立?以此作为分析历史政治社会的核心概念，是否过于简单?还需要批评和讨论。
(62)白盾《历史的磨道：中华帝制之谜》，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页。
(63)班固《汉书·武帝纪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212页。
(64)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65)同(50)，第51页。
(66)同(42)，第6页。同一页还有下文：“专制制度非但没有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通无阻，更加猖獗；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相互的需求、和睦相处的必要，还有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全部剥夺；专制制度用一堵墙将人们禁闭在极狭窄的私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倾向于各扫门前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更加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与人之间原本就非常冷漠，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的关系冻结成冰。”
(67)以上三段未标注的引文，均出自[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分别见第178、172、173页。
(68)同(42)，第57页。
(69)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3—7页。
(70)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598页。后人对前人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理解和表述，是否恰切?为什么会有如此重新表述?值得思考。
(71)李泽厚语，发表于1993年香港《21世纪》杂志“三言两语”栏。参见龚文雅的日志《李泽厚再谈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10/24/529177.shtml。
(72)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73)学术工匠，是经过一定训练后从事技术性复制工作，而较少独创性的也无需多少独创性的人。在任何一个工程中，工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若缺少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仅凭工匠无法建成科学大厦。
(74)同(50)，第50页。
(75)[美]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就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一节在第589—592页。
(76)汤因比说：“当人类事务被历史、诗歌、宗教、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不透水的密封舱分裂成许多彼此隔绝的‘准则’时，其研究就会有偏差。”[英]阿诺德·J.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第36页。
(77)左玉河《理论的本土化：突破制约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载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第232—249页。
(78)同(40)，第18页。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显示了知性已经脱离了现实，知性世界已经封闭的状况。对于这些人而言，现实就是从自己的知识密封舱的小窗里眺望到的光景。现实就是通过密封舱小窗被认知、被密封舱的知识世界的逻辑所解释，甚至由此而被赋予价值，并受其‘掌控’着的。”(第34页)
(79)楚梦《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粤海风》2012年第5期，第48—52页。
(80)[美]史蒂夫·富勒《智识生活社会学》，焦小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为了说明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的不同，作者举例说：“在展示时间有限、忘带自己的备课本或多媒体课件时也不感到恐慌时的大学教师，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会担心出什么岔子，因为他们的思想远远大于他们的备课内容。”又：“或许是对科研数量的崇拜，使得这些大学教师们把精力时间都投入到其专业方向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们实际掌握的知识要比他们讲的内容少得多。这也就为知识分子借用、偷窃、利用和滥用自己的思想以达到更广远的目的，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第98页)
(81)[美]艾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4页。综合上述界说，可勾画出知识分子的更多特征，如有独立人格(寻求独立)，能独立思考(有思想)，有追求真理及说出真话的勇气(对权势说真话)，超越专业知识的密封舱而具有拓展公共视野的能力(边缘人、业余者)，最后，对中国现实而言，更为重要但却日渐稀少的品质是关怀社会共同体、关注公共领域，即具有公共性、社会担当，或曰社会责任感与公共使命感。
(82)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是指引入强者、激发弱者变强的一种效应。源自挪威某位船长将鲶鱼放入沙丁鱼舱，由于鲶鱼喜欢东游西窜，刺激沙丁鱼为闪避它而改变其一贯惰性，不停移动，以求保命，终得以存活下来。参见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鲶鱼效应”条目。
(83)同(50)，第85页。
(84)伍婷婷等记录整理(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整理说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版，第1—6页。
(85)世图北京公司“大学堂”编辑部《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出版后记：让历史开口说话》，第289—290页。
(86)上述概念都是扩散研究中使用的概念。知晓性知识是了解“这项(理论)创新是什么”的知识；如何使用的知识是指学会“它如何运作”；原理性知识是指真正理解“为什么有这个效果”。再发明，是指在创新接受和执行的过程中，被使用者改变和修正。参见[美]罗吉斯(Everett M.Rogers)《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唐锦超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分别见第281—285页及第186—199页。
(87)[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页。
(88)按照传统历史学观念，他们采访历史名人、重点采访历史事件的口碑史料，实属理所当然。由于两岸分隔，这套丛书中当然无法涉及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历史与社会。但也有例外：如旅美华人经济学教授顾应昌先生口述历史《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访问：刘素芬、庄树华，记录：向明珠、陈怡如)，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该社从2011年起引进这套丛书，迄今已出三十多种。
(89)参见[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作者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口述历史是应该采访“精英”还是应该采访“非精英”的争议结束，口述历史人达成共识，好的口述计划是必须广为张罗，搜集各种相关资料，尽可能地记载参与事件的各类人物或是社群成员。
(90)西塞罗语，转引自[美]约翰·梅西·赞恩《西方法律的历史》，孙远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1)[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作者回答了上述问题：“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既然饥荒事实上很容易防止(在此，经济学论证进入政治论证)，即将来临的饥荒就可以被有力地防止了。”
(92)英国口述历史家保尔·汤普逊的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似乎把“过去的声音”与“过去的故事”或“(关于)过去的信息”混淆了，口述历史是当下的行为，即当下的声音。这一表述的修正，有助于理解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它们是当代人所书写、阅读和阐释)。
(93)定量分析需要考虑谁说服、用什么理由说服、用什么方式说服等情况。若所有数据来自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小组，即说服人、说服理由、说服方式没有变化，可作为一个不变的常量。否则，就要具体分析。
(94)口述历史工作者经常要面对“选择性记忆(遗忘)”和“选择性陈述(沉默)”情况，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纯粹生理性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记忆力衰退。但记忆中的“选择性遗忘”现象与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物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是我们还不十分了解的潜意识选择。而选择性陈述的社会压力原因，则更为明显。
(95)口述历史的发表需要受访人签署《授权书》，这是口述历史的一个工作伦理规则，当然也有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因素。“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规定：在每一个采访结束后，都要让受访人签署授权协议，协议中，受访人有权决定其口述历史内容何时发表、哪些内容可以发表而哪些内容(在一定时段内)不能公开发表。对这些授权协议进行统计研究，当能获得个人的社会心理及社会环境压力方面的数据、信息。
(96)“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组的规则是：涉及敏感性政治问题的内容、批评他人道德人格及可能会引起人际矛盾纠纷的内容、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受访人在授权书上特别加以限制的内容，不得公开发表。这些规定，是出于现实的社会环境及其利害关系的考虑。
(97)口述历史中“不真实信息”问题，许多口述历史家都有过思考和论述。我也思考过这一问题，见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年第3期；陈墨《口述历史门径》第13章《谎言问题：不真实信息的来源与对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82页。
(98)“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是80岁以上(最近逐渐包括部分75岁左右)的老人，这些老人早已退休，其中一部分人生活颇为寂寞，所以对口述历史的交谈持欢迎态度。我们的采访工作从联络开始，而后进行预访，进而写出采访提纲征求意见稿，最后才进行正式采访，在这一过程中，受访人需要不断地回顾往事，以便能够完整地讲述自己的生平记忆。有老人说，此前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回忆。
(99)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与受访人联络，邀请其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时候，许多受访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没做什么事情”或“我不是什么名人”，意即“不值得采访”。采访人坚持说其有采访、记录价值，对方才会欣然接受。中国人有较强的历史情结，典型如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尽管我们的口述历史与传统的“载入(官方)史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由于我们带有“中国电影资料馆采访函”，而中国电影资料馆又是国家单位，因而不是每次都能将口述历史档案与官方史记的区别说清楚。
(100)[美]约翰·杜威语，转引自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101)《学校师生口述历史》，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第7章，第140—164页。
(102)《领导干部口述历史》是第三章《行业人口述历史》的第三节，《口述历史门径》第63—69页，这一节包含《领导干部口述历史制度》、《领导人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谁来做及如何做》、《离职报告型口述历史》、《退休报告型口述历史》、《生平讲述型口述历史》及《政治机关公务员口述历史》等专门议题。
(103)1960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宣布了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甚至连图书馆都尚未破土兴建时就开始进行访谈。口述历史很快就成为建立总统档案资料的标准做法。见[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第6页。
(104)例如，朱元石《十年风雨纪事》即前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关于“文革”十年的口述历史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黄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王萍、龙平平、周小力主编《生死存亡的关键——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陈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等。
(105)这些想法，我在别处也曾说及。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第341—346页；陈墨《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档案学》，《当代电影》2013年第9期。
(106)有人觉得“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一框架概念的理想是一个白日梦，可能基于某些误解，如以为人类个体记忆库是由国家投资、统一兴建。实际上，口述历史工作及人类个体记忆库建设，是要由全社会的参与，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中小学、学术研究机构、大众传媒机构、地方社团、民营公司、民间志愿者及公民个人与家庭等等。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一要有用(例如研究、档案收藏、传播节目制作)，二要有趣，三要有利可图(例如民间传媒机构制作口述历史节目播出或在文化市场上销售，私人收藏家可以将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作为“藏品”，以便待价而沽)。此外，另有一个误解是，以为人类个体记忆库是“一个(有形的收藏)库”，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记忆库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无论现在和未来，口述历史的收藏都不可能是某一家、某一库，而只能是分布式收藏，由网络链接成一个虚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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