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效应与云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云南论文,农村经济论文,孤岛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云南是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其贫困人口的数量占到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近1／10。同时， 云南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在空间上高度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空间民族合为一体的贫困分布格局，是当前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理论界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假说，归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有发展起点论（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建国前社会发育多处于奴隶社会乃至原始社会阶段）、人口素质论和自然条件论。这些假说初看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琢磨，却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
对于第一点，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今天的起点正是昨天的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落后源于昨天的落后，由此进一步地探问：昨天它又为什么落后了？这样不断地追问下去，最终只能回到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
对于第二点，这是长期流行于国内学术界及政府决策层的一个观点，我们经常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看到所谓的“治穷先治愚”、“治穷先治懒”、“扶贫先扶志”等一类的标语。不难看出这个观点暗含有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行为非理性这一假定，认为他们既未能对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也未能对外部市场刺激作出有效反应。显然，这和现代经济学对于人的行为理性的认识是相违背的。现代经济学认为，理性假说既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也适用于古代传统的以及非市场经济。这并非说人类行为的表现在不同的经济中没有不同，而是说人类行为之所以表现不同，不是他的“理性”有所不同，而是外部环境本身的差异造成了可供其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因此，要真正改变个人的行为就必须从改变限制个人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着手，否则立意再佳的政策也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至于第三点，虽然是导致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建立在沙漠基础之上的以色列农业和与云南自然条件大体相近的日本及台湾农业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为此，我们拟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有说明力的论证，以期为党和政府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理论构架——“孤岛”模型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在于它有着自身独立的语言、风俗、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构架等。而一个民族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使这些构成其民族基质的因素完整地保存下来，唯一能起的作用只有和其他民族相隔绝，即生存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用经济学的概念可表达为；这个民族同外部区域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禁绝了这种交往，而使其成为一个经济、技术、文化等独立发展的“孤岛”。这表明，在一个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同化的长期历史背景下，某个民族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其贫困性的最好注解。
从发展的和结构的观点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其经济结构层次的低下，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整体上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我们知道，农业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其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和传统的自给性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高度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特征，而在技术运用上，则表现为由非农业部门提供的各种现代先进技术对传统的由农民自身等优化积累的经验技术的替代。
显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反映了农业经济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的生产流程不再表现为传统条件下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而是和外部系统间存在着大规模的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转换。农业产出的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农产品需要在外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同时，各种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投入也依赖外部系统提供。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部门和外部系统间的这种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的频度及强度，可以作为判断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样，我们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性的研究，就可以转换成对阻止其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制约性因素的研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将运用理论抽象方法，建立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孤岛”模型（也可称之为农业发展“时空模型”）。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对其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按照通行惯例，我们先作出如下一组假定：
首先，根据农业转型的基本要求，让我们假定某一地区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城市部门主要从事工业品包括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从农业部门取得食物和部分原料。相反，农村部门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同时使用由城市部门提供的生产要素，并向城市部门提供商品化的食物和原料。其次，我们假定在城市与其周边的广阔农村之间只存在唯一的运输通道——公路，且整条公路都是平坦的，在任何一个区段上的通行能力（公路质量）是同一的。第三，我们假定该区域内任意地块上的产出能力或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是同一的，即各次区域间不存在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差别。第四，我们假定农产品及现代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均由城市市场决定。这就是说，对于农户而言，这两种价格均是其自身不可控制的外生变量。第五，各次区域间的农业部门都只生产同一的一种产品，即不存在生产结构上的差别。
有了这样的假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距离城市的远近或者说运输费用的高低，将成为决定这一地区不同次区域间农业生产方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如图1，横轴表示农场距城市的距离， 纵轴表示各种价格（包括农产品生产成本和运费），原点处表示城市所在地，此外，均为农村地区。对于个别农户或任一给定的次区域而言，城市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水平是既定的，因而其价格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水平线（图中以P[,0] 表示）。R[,0]表示农产品的运输成本线。P[,1]为农产品的产地价格（或生产成本），由于我们假定各次区域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是相同的，因而它也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曲线。假定农产品运输的规模成本和运费率（即单位农产品每公里运输费用）是固定的，即和运输距离的长短无关，则运输成本曲线是线性的，是一条直线，其函数式为：
式中a为运费率，S为农产品运输距离。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运输距离的逐渐推移，单位农产品的销售成本（生产成本+运输费用）不断提高，当单位农产品的销售成本与城市市场价格相等时（此时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即MC＝MP），运销农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为零。毫无疑问，由此所决定的运输距离为该种农产品可能的最长运输距离，超出了这一边际界限，因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不能补偿其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因而农产品的运销现象将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在S[,0]以外的地区， 农民选择自给自足的非商品化生产方式是合理的，符合经济逻辑的，盲目地推行产出的商品化，反倒是不理性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农业投入的商品化过程（或者说现代农业投入要素的可获得性）。如图2。该图反映的是诸如化肥、农药、良种、 农机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空间运输边界。假定某一农业现代投入要素的城市价格为P[,2]，运费率为b，则其运输费用函数（R[,1]）为：
图2 农业投入商品化曲线
R[,1]＝bs+P[,2]
显然，对于农户而言，其离城市的距离越远，采用这些现代投入要素的成本费用就越高昂。从经济学的立场看，农户采用这些现代投入要素的前提条件是，由此所增加的收益必须至少能够补偿购买这些现代投入要素的成本支出。对于特定区域的农户而言，使用现代投入要素所增加的边际收益，是由增加的产量及将此产量运输到城市市场销售后所能获得的净收益决定的。假定使用现代投入要素的增产潜力在各次区域间是相同的，这样使用现代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就由距城市市场的远近而定。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原理，由此我们就可以确定农业现代投入要素在空间上的最长可能运输距离（见图3 中的S[,1]点）。显然，超出了这一界限之外， 由于购买现代投入要素的支出不能从所增加边际收益中得到必要的补偿，农户将拒绝采用现代投入要素。换句话说，在此边际范围之外，农户采用传统的生产要素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将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天然合理的。
把上述两图结合起来（见图3），我们可以发现，S[,0]以外的区域（即图中Ⅰ 区间）是农业生产的绝对封闭区域。在这一区域范围内， 农业系统既不存在对产出的农产品的销售，更不存在对作为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的购入，农业生产处于纯粹意义上的较为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在S[,0]S[,1]区域（即图中Ⅱ区间），农户可能销售部分农产品，但尚无力购买现代投入要素，农业系统处于半开放的传统农业阶段，农业技术的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传统要素的供给。在OS[,1]区域（即图中Ⅲ区间），农业进入了全商品化的现代农业阶段，农业系统是高度开放的，其投入、产出都是建立在高度商品化基础上的，由城市部门所提供的各种现代投入要素，成为其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在这里，我们不妨把上述S[,0]点和S[,1]点分别称之为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半商品化转折点和全商品化转折点。
很显然，我们所建立的这一模型，也能从时间维度反映农业发展的一般过程。各国农业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农业商品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农业商品化又是从产出商品化开始的。在时间过程上，发达国家的农业大体都相继经历了自然农业、半商品化农业和全商品化农业几个历史阶段。这就表明我们所建立的上述模型是符合农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
上述模型还表明，对于处于边际区位的第一区间而言，采取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将是其唯一的也是合理的选择。
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较之上述理论模型，则问题还要复杂得多。首先，由于自然生态条件的恶劣，云南广大少数民族山区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来说要高昂许多；其次，山地地理环境，给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障碍，离中心城市越远，公里密度越低，路面通行能力越差，加之山高坡陡弯多，且难以利用水运和铁路，边际运输成本实质上是随距离递增的；其三，山地生态特征，限制了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大中城市少，而多数小城镇又是纯消费性的，不具备生产和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力；其四，从各次区域内部看，由于山地环境，其内部交通条件更为落后，运输成本更为高昂。在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其结果必然给云南广大少数民族山区的农产品销售和现代要素获得造成更大的成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解放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山区依然处于半封建经济甚至处于原始经济时代。
二、“孤岛”效应分析
现代商品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基础上的发达的运输经济和信息经济。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写道：“如果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么它不是文化，也不是制度和心理特征，而是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注：[美]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 页。）就农业的发展而言，它离不开投入、产出的商品化，这就必然要和外界特别是作为农副产品消费中心及现代投入要素供给中心的大中城市发生物质、信息的交流。显然，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制约这一种交流的规模、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空间分布看，在8个民族自治州中， 除楚雄、大理两州外，其余6州均分布在边境一线。在另外的20 个自治县中，除禄劝、石林等6县外，其余14 县亦均分布于边境一线或滇西北数省交会地区。这一空间格局，意味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远离作为全国经济增长中心的东部发达地区及作为全省经济中心的省会昆明，而其境内的现有城镇（州、县政府所在地），由于人口少、规模小，多是以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存在，在经济上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甚为微弱。
下面我们不妨利用调查点的资料，对不同区位条件下的两个村庄农户的农产品销售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购入价格作一对比分析。两个村庄之一的北城村地处滇中玉溪市北郊，距市区距离为8公里， 距昆明约90公里。云山村为滇南思茅地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山村，距中缅边界41公里，距澜沧县城32公里，距昆明约700公里。与地处城郊的北城村相比，地处边远的云山村的水稻销售价格仅及北城村的67.0%，而其农用生产资料尿素购入价格则是北城村的120.90%。
显然，这种由于空间距离过大而导致的市场可接近性较弱的结果，一方面减少了农户销售农产品的货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发展商品农业的冲动，另一方面则由于加大了其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而使其不得不在农业生产中更多地使用传统的生产要素。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边缘性对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阻碍，也可通过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得到有效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经济。信息的功用在于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提高交易效率（指交易过程本身的效率）和增大交易效用（指交易一方以一定量的商品从对方所换回的商品的数量）。但是，“纯粹地方市场的普遍存在正好部分反映了关于在更远距离地区交易的获利机会的信息的缺乏。……事实上，当市场必须通过空间的或临时的壁垒而形成时，市场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在缺乏一个适当的信息网络（而其他方面相同）时，企业家必须为潜在收入而贴现，因为潜在的买者（或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等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注：[美]戴维斯与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6—287页。）市场信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搜寻成本具有某种不可分性，”（注：[美]戴维斯与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8页。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于交易规模的固定成本。信息成本的这种不可分性表明，只有当交易数量或交易频率达到一定规模，以使利润能有效地补偿信息成本及其他成本时，交易才可能发生。
显然，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其空间边缘性而导致的运输费用的高昂，另一方面由于其自然条件的恶劣而导致的农业剩余的有限，使得其交易的规模和交易的频率远小于区位及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其较大的市场风险（信息缺乏）和过高的搜寻费用（为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一些潜在的可能的贸易机会。
关于空间区位边缘性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制度及技术变迁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50年代中后期国内一些民族学者对居住在云南边境一带佤族地区的调查，截止解放初期，因为所处的区位环境的差异，不同的佤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以西盟为中心的阿佤山核心区，由于环境封闭，很少和外界发生经济、文化交流，其社会发育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阿佤山边缘区，由于受周边傣族的影响，已基本上进入封建领主经济阶段。而生活在镇康、昌宁、腾冲一带的佤族，由于当地居民80%以上为汉族，受其影响，其社会发育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当然，相应地，各个地区在农业技术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另外，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及全省区域贸易格局中的边际地位，还是造成其农村社会分工落后，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此次农业普查资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重仅为9.32%，个别地区甚至不足5%。从横向比较看， 其农村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仅及全国平均水平38.35%。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主要是由于其地域空间的封闭性而导致经济、技术的封闭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封闭，从而使其跌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封闭发展的“孤岛”陷阱。要使其成功地跳出这个“陷阱”，就其农业内部而言，一是要继续搞好民族山区高产稳产农田建设，提高食物供给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遏止因食物需求而导致的陡坡垦殖对生态的破坏。二是在此基础上积极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利用云南的立体气候条件和山区林、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名特优产品的生产及林、牧业生产，以此克服空间区位上的不利格局；三是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不断降低农业技术进步成本和商品交易成本，最终形成能够自我维持的自增长机制。当然，仅有内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在宏观上，国家应加速西部开发进程，不断提高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使这些地区尽快加入到国内统一的区域分工体系和市场贸易体系中来，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应在这些地区及早实施人力资源战略，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教育）和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农民尽快掌握现代要素的使用技术并提高其参与市场交换的欲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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