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发育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转到工业与服务业等其它经济部门，这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里的就业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利用农户调查资料来分析不同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下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变化及个人的选择，解释造成这些变化的个人、社区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探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调查样本点及其基本情况
为了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择业行为，本文选择了不同类别农户的三个不同时点的调查材料进行分析。这三个不同时点是：1988年、1992年和1996年，其中，1988年和1996年属于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而1992年则是整个农村经济慢速发展的萧条时期。研究这些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变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以及不同劳动力群体对经济发展变化的不同反应，这对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样本点的背景情况
本研究选择了江苏省的高邮和兴化两市为样本点。这两个样本点最初是在1988年被选中，并分别于1988年、1992年和1996年在兴化市的鸭陈和陈木两村、高邮的朱顷和刘西两村做过三次农户调查。这样，样本资料是三个时空断面的资料。从这两个样本点的地理位置分布可以看出，这两个市均位于江苏省的中北部，长江之北。相比起来，兴化市属于水网地带，交通条件相对受限；而高邮则更接近于近邻的大中城市，如扬州等。
虽说这两个样本点曾属于同一行政区（注：在1996年10月前，两市均属于扬州市管辖。自那时以后，兴化分属泰州市管，而高邮仍归属扬州市管辖。从1997年1月份调查时了解到的情况看，这种行政归属的重划到当时调查时为止并未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在种植方面，两地均是粮棉生产区，均有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其种植方式和作物种植结构大致相近。在农村其它产业发展方面，高邮的两个村较兴化的两个村要快。前些年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影响，但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当地农民非农就业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虽然到作者做最后一次调查时为止，各村自己的村办企业没有什么起色，但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的农民得到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从种植业经济的整个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兴化的鸭陈和陈木两村要较高邮的朱顷和刘西两村为高；而从农户收入构成分析，朱顷和刘西两村的非农收入比重则比鸭陈和陈木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农村劳动力非农人口的比例较高。
（二）样本户的选取
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户是作者1988年随机抽取的样本调查户。最初的样本为随机从四个村抽取的112个农户。由于人口流动，在第二次（1992年）调查时，有些农户已经搬迁，为保证有足够大的样本，作者又随机抽出相应多的农户代替已搬迁的农户。最后一次调查是1996年，同样对搬迁走的农户做了补充样本的处理。所以，本研究所用的是1988年、1992年和1996年三个时点上112户农户调查的综合资料。
二、样本资料的简单统计分析
表1是样本户中15至65岁成员的基本情况统计。从历年的变化情况看，男女劳动力的比例构成趋于平衡，整个样本的年龄构成趋于上升。这是因为我们调查的是同一群体。从教育水平看，1988年到1996年理论上应该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从我们的数据看，1992年的教育水平较1988年和1996年为高，可能的解释是这种差别出自于统计误差。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
农户的家庭规模及其拥有的耕地规模逐年变小，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庭人口的流动，如子女长大以后结婚分家等。农户家庭规模缩小也能导致农户耕地面积下降，因为有许多地方耕地的调整是根据农户人口多少来进行的。
表2是调查样本的非农就业情况。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很大。在所有行业中，在经济紧缩时期的1992年，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虽然非农就业者平均年工作天数变化不大（见表2第4～6列），但非农就业人数却明显低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见表2第1～3列）。非农就业的工资也能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产生的影响，经济紧缩时的工资水平要较其它时期低（见表2第7～12列）。1996年人均工资水平在调整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以后，明显高出前两个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反映出不同时期劳动力流向的变化。我们对四个样本村劳动力利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前面提到，经济萧条导致非农就业人数下降。虽然那部分有非农工作的人平均非农工作时间变化不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经济不景气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是就业机会的减少而不是非农工作时间的缩短），但相对减少的非农就业人数使其劳均非农工作日数有所下降。四个村减少的非农就业人员大都流向农业生产部门。导致这一行为结果的可能解释之一是，当其他收入来源受到限制后，农民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农业生产上。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小，在农业生产中多投入劳动力并不会明显地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
经济学理论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发育的指标之一是，看一个人的个体素质（包括年龄、教育等）是否与能否就业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表3是对这些进出非农行业的人员年龄和性别分组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3分别计算出了从1988～1992年，以及从1992～1996年间男、女各年龄组中进出非农行业人数的百分比。从表中的信息看，总的来说，女性没有非农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更有趣的是，女性能够长期保住其非农就业机会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男性。
在不同的年龄组合之间（注：男青年组年龄是16～24岁，中年组年龄是25～39岁，老年组是40～65岁；女性青年组年龄是16～25岁，成年组是26～65岁。女性青年组又分为已婚和未婚两类。），男性劳动力中年组非农就业比例最高，也是最易继续工作的组。这一现象产生的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这一年龄组无论从受教育水平还是从工作经历来说都是比较成熟的一组，从体力上来说也是能适应各种工作的。女性劳动力则是未婚青年组非农就业的比例最高，同时也是最易保持继续工作的组。不难看出，未婚女性外出就业的限制或者说机会成本要远远低于已婚女性。结婚和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行为。
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或乡镇企业发展时，人们常常会问：这种变化会给种植业带来多大影响？十多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农村其它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从而留下“三八”“六○”部队从事农业生产。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基于这一问题，本文对种植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见表4）。不难看出，从1996年的调查数据看，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多少并没有明显影响到种植业的生产效率，即使是从对劳动力投入需求较高的棉花生产来说，非农就业增加也没有对其生产造成什么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与当地生产技术服务体系的有效性有关。另外，这也与我国农村非农工作的特点有关。从1996年的样本资料看，一年12个月都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是相对较少的，大多数人在农忙季节回到家里来帮忙完成农活。当然非农忙季节的农活均由在家的劳动力来完成。从某种程度上看，非农工作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较纯务农劳动力少，但是从总的劳动时间来看，非农工作的人年劳动时间要较纯务农劳动力高得多。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农民非农就业的变化情况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对各类非农就业者的不同影响，以及农业与非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农民的非农就业存在着很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非农就业率远远高于女性，同时，女性在经济萧条时期退出非农行业的概率远远高于男性。这里除有女性个体素质因素外，家庭及社会责任分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在不同性别劳动力中，男性中年组得到非农工作机会的比例以及继续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成员组。如前所述，这一年龄组不仅教育水平和青年组相等，而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容易在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促使他们去寻找非农工作的原因是家庭成员结构的改变，使得家庭成员的劳动分工重新组合。这些人家中往往有未成年的子女需要抚养，而女性则是这些工种的主要承担者。这就使得这一年龄组的男性外出寻找农业以外的其它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增加。
(3)家庭非农就业人员的增加并不显著地影响农户的种植业生产率。唯一对种植业产生负影响的是，当农户非农就业者比例增加以后，有些农户可能会调整其作物的生产结构。如多种需工少的作物，但并不影响其生产效率，这里既有社会服务的作用，又受非农就业的特点所影响。
(4)从1988年、1992年和1996年这三个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段来说，种植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就象是海绵吸水一样，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1988年和1996年），劳动力从农业中被释放出来投入到其它行业中去；当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1992年）的时候，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又被吸纳回到农业部门。这种关系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庄中都能明显地反映出来。从行为方面来解释，即当非农就业机会失去以后，农民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农业上来。
三、农民非农就业的Probit模型分析
（一）Probit模型的建立
从上文中简单的比较分析，虽然可以看出农民在不同经济时期的非农就业机会因人的个体素质和周围环境变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并不能有效地证明哪些因素是决定农民得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影响因素。本节将依据经济学理论对非农就业与各种可能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此用Probit模型来分析农民非农就业行为。Probit模型的应变量为非农就业变量：1表示有非农工作；0表示无非农工作。对非农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劳动力素质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第二类为劳动力所在农户家庭因素，包括家中有6岁及以下孩子情况，有66岁及以上老人情况，农户劳动力多少，农户的耕地规模等；第三类是村级因素；第四类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村级因素与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均以虚变量来表示。
Probit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OFF=F(FEMALE,AGE,EDU,KIDS,OLDER,FLABOR,LSIZE,VDi,YDj)
这里：OFF＝非农就业变量；
FEMALE＝性别虚变量，1为女性；
AGE＝劳动力年龄（岁）；
EDU＝受教育年限；
KIDS＝户内有6岁及以下孩子数；
OLDER＝户内有66岁及以上老人数；
FLABOR＝农户拥有劳动力数（人）；
LSIZE＝农户拥有耕地面积（亩）；
VDi＝村虚变量，i=3,4,5分别为刘西村、鸭陈村、陈木村虚变量；
YDj＝年份虚变量，j=1992,1996，分别为1992年和1996年虚变量。
在模型估计时，还包括了教育和年龄的平方项。劳动力理论认为：如果以年龄做为衡量劳动力本身的经验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培训和获得经验的投入会越来越少。理论上说，年龄应与得到非农就业机会成正相关关系，而年龄的平方则与得到非农工作成负相关关系。教育年限是用来反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加教育平方项是欲反映其报酬递减规律。
（二）模型的估计结果
按以上模型设计，我们分别做了四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个模型是将三个不同时点的调查资料合并在一起分析，称之为总模型。第二、三、四模型是分别对1988年、1992年和1996年非农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总模型估计的结果看，除了户中老年人指标，村3虚变量，1996年环境虚变量外，其它所有因素都对非农就业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教育系数的显著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农民是否得到非农职业，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与其亲属、朋友的关系，且与其自身的素质有关。
年龄与非农就业之间的显著正比关系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变量。如果将年龄单纯作为衡量自身经验素质的指标，则可以看出随着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非农就业的机会就越高，然而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并不排斥年龄的增长意味着他们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地位变化，从而促使他们尽力寻找除农活以外的就业机会。这种关系可以间接地由户中孩子的多少来反映。家中有6岁及以下孩子与非农就业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家中孩子越多，外出找工作的概率也越高。农户劳动力多少以及农户耕地多少与非农就业的显著关系都说明，农户内部本身的某些因素对农户内的劳动力是否有非农就业作用很大。
除了刘西村，所有村虚变量均显著。这说明农户所处的环境对劳动力是否有非农就业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此虚变量是以朱顷村作为比较基础的，其负系数表示朱顷村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具有优越性。1992年年份虚变量显著的负值进一步证明，经济不景气时期给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来的限制是很显著的。虽然1996年年份虚变量不显著，但其正值说明，1996年作为又一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量会增加。
表5中有一个对是否有非农就业影响较大的变量是性别变量（女性）。显著的负系数表明，作为一个女性，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其他人。这一结论与我们前面的简单统计分析吻合。同时与其他从事有关劳动力转移研究（赵耀辉，1997）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研究（Parish等，1995）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说明，或许是传统习惯、社会家庭责任，或许是妇女本身的素质等，都使得女性在取得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从我们对1988年、1992年和1996年三个不同时期的分析看，这一现象均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理解这种非农就业方面“男女不均”的现象？
表5中列出的对1988年、1992年和1996年非农就业关系的测定则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个体素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而家庭和所处的环境因素显得不十分重要。有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当地的环境差异（村变量）在经济萧条时期对劳动力是否有非农就业事关重要（1992年结果），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则促使劳动力市场活跃和发展，劳动力的频繁跨区域流动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1996年结果）。
为了进一步了解为何女性非农就业率低的原因，我们又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别男女的交叉项。例如，教育指标，除了有教育水平一项外，还有女性教育水平这一项。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
有趣的是，当我们加入更多的区别性别的指标以后，“女性”这一指标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变得不显著，而且系数变正。这表明，如没有其它因素起作用，作为女性在非农就业方面与男性并没有明显差别，而这些其它因素中影响较大的则包括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差异、年龄、家中有孩子情况等。
以总体模型为例，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率远低于其他人，一个原因是已婚女性受生儿育女或承担家庭中其它责任所限制，从而对劳动分工的价值观产生新的变化，同时，家庭其它成员的分工也发生变化。女性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此时要显得高得多，从而促使她们不外出就业。家中孩子变量的显著负系数表明，家中有6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其他人，而家中有老人也会不利于女性外出就业，女性年龄增长不利于其从事非农工作，这与我们前面描述分析得出的结论相符，即：女性非农工作的短期行为很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其是否有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但其系数表明每提高一年的教育水平，女性得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提高0.6%。总的来说，婚姻状况及户中有幼小孩子是改变妇女外出从事非农工作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而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象海绵一样，当劳动力市场发展迅速，非农就业机会多时，大量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当劳动力市场紧缩时，大量的劳动力又被重新吸纳进去。这种互为作用的结果并没有对种植业带来明显的生产率损失，然而却给农户带来了经济收益的变化。
两市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其标志是劳动力本身的个体素质（如受教育水平）对是否取得非农工作起决定性作用，地区间差异的明显缩小同样也说明这一问题。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快慢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农村妇女在非农就业方面无论是人数或选择机会均低于男性，这与妇女所处的家庭、社会和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家庭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照看子女、抚养老人的义务加给妇女，从而使女性随年龄增长、婚姻状况而改变其就业选择。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明，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同时，能让农村劳动力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更具有主导地位，提高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如加强培训、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加强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也是防止过多劳动力转移外出后给种植业和农业生产产生很大冲击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