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联共(布)若干领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主义论文,领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2-0059-07
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的若干领袖人物如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分别作演说、写文章、出著作，缅怀列宁，阐释什么是列宁主义。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内容，也有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当前研究并搞清楚联共(布)领袖们对列宁主义的阐释，具有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一些值得肯定的内容
(一)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理解和阐释。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提出，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是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上，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实施了战略退却，如果不研究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思想，“那就不能完全理解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他还认为，在列宁的思想上，以新经济政策为形式的战略退却，不是简单地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行为，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提出，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是关于工农经济联盟的理论。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在过去的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只具有最初步的形式，是所谓粗陋的联盟或者说是“军事联盟”。这种联盟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从农民那里得到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需的粮食，农民则得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保护，避免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掠夺。可是这种粗陋的联盟或者军事联盟是战争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在战争结束以后，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即工农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苏维埃政权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建立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季诺维也夫又提出，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是关于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用的理论。列宁当时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是同小生产相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由于俄国不能实现由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要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季诺维也夫高度地评价和阐释了列宁的这一思想。[1](P179—208)
布哈林也正确地认识和阐释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他在《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一文中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不是革命骤变，而是一种进化的过程，所以必须重视列宁关于以“改良主义”办法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所谓经济建设上“改良主义”的办法，是列宁1921年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提及的，内容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如小农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允许它们发展并利用它们的作用。布哈林深刻地认识和正确地阐释了上述列宁的思想。布哈林提出，必须重视列宁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结合的思想。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认识到，实现这两者的结合，一是要求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充分关注农民的利益，以优惠的政策和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二是要求实现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通过市场的途径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的流转。对列宁的这些思想，布哈林有深刻的理解和阐释。布哈林提出，在分配全部国民收入的时候，“无产阶级不能持这样的观点：从农民那里取得越多越好。”意思是说，不能持剥夺农民的思想。随着城乡之间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开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起来了。布哈林进而提出，不能没收新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利润，应该同这个阶级“合作”，加速国内的经济流转。布哈林的这些观点，符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2](P202—206)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恢复经济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他在有关著作中援引了列宁的有关论断，并且说：“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3](P257)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3](P258)上述斯大林对列宁“改良主义”道路思想的阐释，符合列宁思想的原意。
(二)对列宁关于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思想的理解和阐释。
布哈林理解和阐释了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想。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落后，所以列宁提出，必须向国外学习，特别要向资本主义的德国学习。1929年，布哈林在《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依然很大，美国推行着科学领导企业的原则，最新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德国虽因战争失败而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严重剥削，但已依靠美国的贷款重新跃起，成为整个欧洲技术改造的榜样。现在，向德国人学习和向美国人学习的口号，重新提上重要的日程。他援引了列宁有关的论断，并且说：“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的战斗力和它的技术、科学与经济重新发展的时代，这就说明，为什么列宁所提出的任务决没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消失。这就说明，为什么它这样坚决顽强地使人对它牢记不忘。”[2](P325)意思是说，由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强劲的态势，以及它对社会生产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所以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布哈林理解和阐释了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经验的思想。上个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创立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作日并且合理地使用劳动工具的劳动组织制度，即泰罗制。在1918年春苏俄转变工作重心的过程中，列宁提出应该借鉴美国的泰罗制，提高俄国的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援引了列宁的有关论断，并且说：就各个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而言，“泰罗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2](P335)这是他对上述列宁思想的肯定。列宁逝世前夕提出，要派一些有学问的人到西方国家如德国和英国，搜集有关资料，考察有关国家管理经济的情况，作深入的研究，产生成果，以利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改革。布哈林援引了列宁的有关论断，指出列宁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
(三)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解和阐释。
布哈林肯定地阐释了列宁关于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思想。列宁逝世前夕在有关文章中说，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前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现在工作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工作上去了。如果撇开国际关系不谈，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的确转向文化工作了。布哈林在《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中，充分肯定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援引了列宁的这一论断，说：“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激烈的革命家，这位伟大的破坏者，这位率领工人阶级向资本主义堡垒、宫殿和私邸进攻的工人阶级统帅，在自己的最后几篇文章里最尖锐地提出了文化问题，把它当作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中心问题。”[2](P247)布哈林肯定地阐释了列宁关于“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的思想。列宁逝世前夕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布哈林认为，列宁在看国家机关的弊端时，往往从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上找原因，认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是产生官僚主义及其有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提出改造国家机关，是把这一问题同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布哈林说：“当列宁同志说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时，他是把这一问题同提高工人阶级本身文化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按照什么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呢?按照同官僚主义斗争的路线，教育工人群众的路线，教给工人群众管理的艺术的路线。改造国家机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文化问题。”[2](P248—249)布哈林对列宁提出的第二个任务即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也作了正确的理解和阐释。
(四)对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的理解和阐释。
季诺维也夫阐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革命的思想。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从这一事实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此，季诺维也夫说：“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说过的东西比起来，正是在这一领域列宁主义提出了许多新东西。”[1](P279)季诺维也夫阐述了列宁关于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思想。上个世纪初，列宁在《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经济派”以及它们的拥护者向工人宣传组织起来，即组织工人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这种宣传不全面，工人阶级要组织成为革命政党，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作坚决的斗争，如果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自觉的斗争。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进一步说，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它只吸收至少能够接受最低限度的组织性的分子；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是绝对不行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说：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人，正如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少数一样，所以必须承认只有觉悟的少数人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季诺维也夫说：“不仅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在夺取政权和夺得政权以后俄国共产党的发展，而且共产国际的所有其他最重要的支部的发展，每天都在证实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学说的正确性。”[1](P284)1920年底，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一文中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因为不仅在俄国，就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些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有的工人甚至被别人收买，所以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时指出，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苏维埃机关，也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体系，党、工会和苏维埃在这个体系中各有自己的位置——党是领导者，工会和苏维埃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季诺维也夫在援引了列宁的论断后说：“列宁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更不用说农民)组织来直接实现，而只能由共产党来实现这一专政，共产党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它拥有苏维埃、工会等等一系列联系群众的纽带。”[1](P291)他的阐释符合列宁的思想。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八节，标题是“党”。在这一标题下，斯大林正确地阐释了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在此著作中，列宁提出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思想。对此，斯大林有正确的理解。他援引了列宁有关的论断，并且写道，党应当用革命的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写道：“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3](P261)斯大林比较正确地阐释了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反对派别活动的思想。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鉴于党内存在着派别活动并且构成对党的事业危害的事实，领导大会制定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取缔一切派别集团，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对此斯大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3](P270)他的这一认识符合列宁的思想。
(五)对列宁“政治遗嘱”的理解和阐释。
列宁的政治遗嘱，即列宁逝世前夕留下的一组文章，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布哈林提出，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大的思想整体或思想体系。1929年1月，他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会议上的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说：如果说列宁的这些文章构成了共产主义工作的巨大远景计划的话，那么各篇文章就是这个巨大远景计划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孤立地看列宁各篇文章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为对各个“小小的局部”的分析，而要把它看成为“一幅宽阔的画面”，即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思想体系。[2](P339—340)布哈林提出，列宁的《论我国革命》(“政治遗嘱”一组文章中的一篇)最具独创性和最大胆，指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殊道路。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就提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不能够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即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水平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一是在于这场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世界大战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二是在于国内形成了工人革命同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攻击力异常强大；三是俄国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高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上述形势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创造条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显然，相对于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水平才能进行革命的观点而言，上述列宁的观点具有独创性和大胆思维的特点。布哈林充分地肯定这一点。他说：“《论我国革命》这篇‘札记’，就其思想来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有独创性和最大胆的著作之一。”[2](P340)布哈林还提出，在“政治遗嘱”中，列宁关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到文化建设上的论点，是党确定重要的策略路线的理论基础；列宁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提出的俄国的策略思想，如同一个由许多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等文中科学地提出了工业化计划和合作化计划；列宁在《日记摘录》等文中就开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实的、广泛的计划。
(六)对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和阐释。
布哈林1924年2月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报告中提出，列宁主义是第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历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并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布哈林称之为“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布哈林指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由于列宁生活的时代不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简单重复，所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提供的全部观念的简单的重复，“后一种学说(列宁主义)乃是前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完善和发展。”[4]季诺维也夫提出，列宁主义是对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过程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新的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步入帝国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与此同时，各国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工人斗争新的方式和途径不断产生。可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均作出了错误的说明。只是在列宁登上世界革命斗争的舞台以后，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布哈林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列宁主义作为第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列宁主义首先以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以从20世纪初至目前阶段的其他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1](P4)1924年4至5月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除上述问题以外，联共(布)领袖们还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无产阶级专政、民族殖民地、列宁主义的特点等问题上正确地理解和阐释了列宁主义。
二、需要纠正和补充研究的问题
(一)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
列宁主义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必须把它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无论在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都具有指导意义。由此看，列宁主义确实具有国际意义。可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解决俄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合俄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如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理论，显然只适合于俄国以及同俄国情况大致相同的东方其他国家，而不适合于西欧国家。这样看来，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不具有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斯大林夸大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不适当地强调了列宁主义的作用。如斯大林在给列宁主义下定义时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3](P185)这里强调从整个历史时代来看列宁主义的作用，而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一历史时代的内容是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和东方都发生革命，可见斯大林的定义在于说明列宁主义具有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对此斯大林自己是明确承认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上述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之所以是正确的，“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3](P395)他还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3](P399—400)
季诺维也夫也不适当地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特别是不适当地在农民问题上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列宁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在革命胜利以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他提出，俄国由于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所以它的革命过程有自己的特点，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下，国内的矛盾激化，形成了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农民掀起了革命斗争)，革命的攻击力特别强，所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他还提出，俄国由于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有特殊的方法，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允许小农经济发展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密切联盟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西方那些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可见，认识和分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的发展，不仅不能得出列宁主义具有国际性或国际化的结论，而且可以得出列宁主义具有俄国性或本国化的结论。可是，季诺维也夫根据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论及西方国家的农民问题为由，提出列宁主义实现了国际化。他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列宁，布尔什维主义才能在农民问题上实现国际化。”“恰恰在这个纲领性文件(指《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引者)中，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国际化了。”[1](P12)他还说：“有一段时间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引者)主要是俄国的现象。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土壤上产生之后，很快就转变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1](P13)这样看问题是不正确的。列宁虽然一方面论及西方的农民问题，另一方面论及俄国的以及东方的农民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说解决东西方的农民问题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化的办法。
(二)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说了过头话。
当时俄国一名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说，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我也不是列宁主义者，但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共产主义者。在一般的情况下，或者说离开当时俄国的环境和条件来看，这话没有错误(这位同志正是离开当时俄国的环境而从理论信仰的角度说的)。因为不能够要求所有的、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列宁主义者，如同不能要求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是列宁主义者一样。季诺维也夫承认说这句话的同志“从本质上说是一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同时批评他说的话不正确，他坚持认为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同时是列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的看法过于绝对。季诺维也夫还说：“现在没有列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象没有马克思本人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一样。没有列宁，马克思现在已经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了。马克思加上列宁，这才是现在的全部马克思主义。”[1](P9)他的这句话，是过头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把列宁主义的地位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之上，引导人们以列宁主义为出发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列宁主义地位的过头的评价。
(三)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思想的曲解。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鉴于落后的俄国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革命的事实，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他认为，落后的俄国开始革命比较容易，一是由于俄国的政治制度非常落后，人民不能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因而革命的攻击力量异常强大。二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结合起来了。三是由于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有利于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等等。斯大林没有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而提出列宁有一个“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的思想。他说：从前认为革命将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先开始，“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3](P205—206)
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斯大林的解释缺乏科学性。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他的解释是：“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3](P206)这里的意思是说，由于沙皇制度极丑恶，没有威信，遭到人民的痛恨，所以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地方。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极丑恶，都没有威信，都遭到人民痛恨，岂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1924年12月，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论及这个问题时说：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跳跃式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依据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这就使得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列宁确有这个思想)。由此出发，斯大林推演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的“思想”。他说：“金融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3](P286)对于军事冲突(或者说帝国主义战争)为什么会导致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以及什么是最薄弱的地方，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予以说明。他只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革命的公式：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重新瓜分世界的军事冲突—→出现“最薄弱的地方”—→革命胜利。这个公式看起来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逻辑性，可是它不符合列宁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
季诺维也夫也没有说清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不是指社会主义胜利)的联系。列宁曾经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世界上既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所以社会主义将在少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美首先胜利，也许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也可以胜利。季诺维也夫在论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时，作了如下解释：“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正是这种状况把(能够把)这一国或那一国首先‘推上’历史舞台，暂时把它变成革命事变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非要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国家不可的。可能出现一种情势的结合，使得最积极的革命过程恰恰不是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1](P241)这句话所要强调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把一国推上历史舞台，而且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同一国被推上历史舞台是什么联系?同某一个落后国家被推上历史舞台是什么联系?他不作具体分析。如果说斯大林歪曲列宁思想的话，季诺维也夫则采取模糊主义的态度，懒得说清楚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
(四)忽视或曲解了列宁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
列宁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与他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加强党的力量，实现党对各个方面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讲求实际，反对革命空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主张清党，整顿党的组织；主张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受贿，提高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他逝世前夕提出，必须加强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加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设，增强它的权力等等。可是，季诺维也夫在阐述列宁党的学说时，未论及上述列宁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说明他对此有所忽视。
斯大林不仅忽视列宁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而且曲解列宁这方面的思想。例如，他片面地强调了列宁关于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以后，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分子。列宁的确主张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可是，全面地看待列宁这方面的思想，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列宁主张团结改正了错误的人，二是列宁主张进行思想斗争以消除机会主义思想倾向。可是，斯大林在论述列宁关于清除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时，不谈列宁主张团结改正了错误的人的思想，否认列宁有进行思想斗争以消除机会主义的思想。他写道：“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3](P271)意思是说，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很危险，只有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看法不符合列宁的思想。
收稿日期：20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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