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民族精神论文,途径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5-0015-07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崇高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地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动力。因此，深入探索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并使之发扬光大，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灵中，见之于人民群众的行动上，对于增强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推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理论的创新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向是根本的问题，它决定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内容、方式和途径。正确的方向要靠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最关键的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保证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正确方向。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之所以都以失败、破产而告终，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难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理性的总结与批判，对西方文化做出科学的认识与反思，难以找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正确方向。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以什么理论作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国家选择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反复的比较与借鉴中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一选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指导地位，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使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走向“主动”，民族精神得以弘扬广大。
回溯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正是由于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才为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社会土壤和时代条件，使中华民族精神获得了时代性的发展与创新。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求索中创造出的理论与精神成果。它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融会的精神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汇聚的理论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发展的时代体现。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使中国涌现了一批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光华的英雄模范人物和群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在新条件下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中的务实精神、民本精神、自强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创新。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与精神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与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革故鼎新、务实戒虚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体现。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打破坚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开拓和创新打开了崭新局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呈现出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社会精神风貌，充满时代气息的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中华民族精神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极大振奋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动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国各族人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的实践中，提升精神境界，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 243立足理论创新，不断地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弘扬和培育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和基本途径。推动理论创新，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善于突破旧教条、旧框框的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去追求真理。与时俱进，必须尊重规律，探索和把握规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着眼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优秀文化，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念，开拓新思路。与时俱进，还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只有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才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充满生机与活力，才会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日益弘扬光大。
二、加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制度建设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似乎是一项“软”任务，但要增强其实效性，就必须把它做“硬”、做“实”，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既要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又要注重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制度与机制建设，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制度保障。
(一)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优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社会环境
一种优越的社会基本制度能够以其权威性、普遍性、公共性特征向整个社会昭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价值标准和总体要求，能够最有力地排除、抑制影响民族精神发育的不良因素，为民族精神生长和发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优越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相协调的完整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和谐发展，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第一，要准确认识完善制度体系的历史方位。从文明的历史发展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现代化事业是在特殊的历史方位中进行的。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变迁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种种弊端和危机大量暴露的背景下，已开始了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这就将我国社会基本制度的建设置于特殊的历史时空之中，即本应以历时态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以共时态形式存在。这无疑会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弊端和危机集中涌现出来，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关注经济全球化进程，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正确处理制度建设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方位带来的各种矛盾。
第二，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目标合理性是指制度的完善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为目标，这也是制度自身合法性的前提。它要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只有使最大多数人受益，制度创新才能得到广泛、持久的支持。所谓过程合理性是指建构和谐的制度体系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深刻把握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把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所能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制度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共进。坚持过程合理性，才能使和谐制度体系的建构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不断反映和适应现实变革的客观要求，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社会基本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在和谐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建构过程中，只有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以目标合理性来引导和矫正制度体系建构的过程，以过程的合理性来保证目标合理性的实现，才能实现制度的目标合理性向现实性转换。
第三，整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者共同服务于制度体系的根本目标。建构和谐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必须整合这三种基本制度，使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所蕴涵的价值原则与精神内涵与整个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相一致，共同维护社会主导价值观。如果这三种基本制度所维护的价值目标不一致，就难以形成基本制度体系，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更是无从谈起。
(二)建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制度与机制，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制度与机制保障
建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具体制度与有效机制，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制度保障。第一，要制定加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相关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2] 30。近几年来，社会各界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报告精神，积极探讨如何实现“两个纳入”的机制与途径，一些相关的具体制度与政策相继出台。比如，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颁布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纲要》，从指导思想、实施原则、主要内容、实践途径、机制保障等方面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部署，为在未成年人中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保障。但是，还应该看到，培育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仅仅对未成年人民族精神教育做出部署固然具有根本意义，但如果缺乏社会联动，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还需要出台在社会诸行业、诸领域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相关政策，为建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制度与机制提供政策支持，使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覆盖整个社会，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要对落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组织机构做出制度规定。如果没有相关的组织结构专门负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工作，其结果必然是人人有责即人人无责，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成为一场运动、一次热潮，一阵季风，最终成为一种被淡忘的形式与过场。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策划、布置、落实、监督、奖惩等日常工作，并将其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三，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做出制度规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新与开发载体是关键，良好的载体中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载体的内涵极为丰富，重大活动、节日、群体或个体事迹、工业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都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载体。以制度的形式对这些载体做出规定，有利于充分、持续地发挥载体的作用。要制定关于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节、假、祭日的纪念、宣传活动的相关制度。节日是民族生活长河里的珍珠，富含民族气息，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寄托。制定相关制度，开展一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节日庆祝活动，既是对民族记忆的唤起，对民族历史的纪念和缅怀，也是对民族认同的强化，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比如，民间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有丰富的教育内容，其中寄载着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热爱和平与和谐、热爱祖国与人民、热爱生活与生命、尊老敬贤等宝贵的传统美德。在共同的传统纪念节日的民族欢庆中，既能对全民族进行传统美德的教育，也能培育全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品格。开发这些富含民族精神资源的教育载体，并对其做出制度化的规定，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第四，建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机制。所谓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机制，即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个整体规划与部署，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全过程制定相应的规范机制，如整体规划机制、操作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传播机制、预警机制等。唯有将这项看似抽象、虚空的工作做具体、做扎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在实处，看到实效。
三、营造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活土壤
生活世界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生活土壤。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等移风易俗的途径改造传统日常生活，克服传统日常生活中遗留的风俗习惯对当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构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协调的和谐生活，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肥沃的生活土壤。
和谐生活是指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比例合理、平衡互动的协调生活状态，也是精神与行为协调一致，个体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中没有过分发达的日常生活对非日常生活的侵蚀和蚕食，也没有过度膨胀的非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侵占和异化。前者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生活的结构特征，后者则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异化。只有建构和谐的生活结构，人们才能拥有和谐的生活与生活的和谐。在高度自觉的精神生活领域与制度化领域，人们可以享受创造的愉悦，理性的成就。同时，这种理性、自由、自觉的精神也会逐渐向日常生活世界渗透，促进日常生活世界的协调发展，体现理性、自由、自觉与自然、舒适、自由的统一。
和谐的生活，是培育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所必需的生活土壤。没有这种和谐生活土壤，中华民族精神或者将被传统农业文明下的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所羁绊，或者将被现代工业文明下发达的技术理性所异化。建构和谐生活，是处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重挑战中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突破重围的根本出路。建构和谐生活，从生活的根本处培育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应侧重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推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互动，建构和谐社会的文明生态系统。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系统的三种构成要素。三种文明协调互动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任何一种文明精神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不均衡、甚至是畸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个主题，确定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3] 2的奋斗目标。这里，经济建设主要是物质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制度文明建设，它们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构成了“三个文明”协调互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只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发展，才是一个真正实现“全面进步”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看到，“社会全面进步”的理念，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其共同的标准是实现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互动，建构一种和谐的社会文明生态。这种和谐的社会文明生态系统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所必需的优良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与生活环境。构建社会文明生态系统，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
第二，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促进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农村城市化的转型，一种缩小与取消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转型。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以及城乡之间的深刻差距，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与历史遗留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是关系到新世纪、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牵动当代中国社会全身的问题。城乡关系，不仅仅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它还是诸多问题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说，城乡关系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发达与贫穷的关系，也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解决好了“三农”问题，就能够从根本上斩断人对土地的自然依赖，消除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打破民族精神世界的平面化、僵化状态。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是对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变，是对于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也将是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整体精神世界的彻底性的、全局性的精神革命。当整个中华民族获得整体性的发展与繁荣时，一种属于整个民族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就会于肥沃的民族生活土壤中破土而生，茁壮成长。
第三，推动国民教育，发挥教育在建构和谐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是一项塑造人的伟大工程。教育培养人的生存技能，教育传授给人生活方式，教育更注重塑造人的灵魂。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其实是一种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机制，是人类自身延续的传递工具。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是对人的生存与生活的启蒙，既有技能传递，更有精神启迪。我们之所以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正是基于教育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重要意义。国民教育是一种全程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乃至更高的学历教育；国民教育是一种全方位教育，从技能到品德到精神；国民教育还是一种全员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因此，塑造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的社会文明生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首先要牢牢抓住教育的法宝。
四、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搏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与共同目标，也是一面能够最广泛、充分、持久地调动全民族一切积极因素的最富感召力的精神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担负起的神圣使命，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2] 43。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统一起来，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经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有着辉煌历史的煌煌天朝上国沦落为任人宰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弱之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成为刻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深处的奇耻大辱，同时也激起了呼唤、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梦想。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签订，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彻底“沉沦”到“谷底”。在这一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为民族生存与民族复兴而战，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和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紧紧扣住了这一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伟目标这一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主题和党的中心任务的阶段性变化和调整，不断创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内容、方式和途径，弘扬和培育了富于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深刻、全面的理解，缺乏在复杂时局中与敌人斗争的经验，也缺乏广大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斗争中积累革命经验，广泛启蒙、教育和发动群众，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着重发扬和培育了勇于求索的进步精神、发动群众的实践精神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建设革命根据地以积蓄革命力量，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为主要内涵的“井冈山精神”，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中，弘扬和培育了以“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4] 为主要内涵的“长征精神”。沿着长征路线这一地球上的“红色飘带”，“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一路播撒。党的中心任务转入建设延安根据地、领导抗日战争之后，弘扬和培育了以“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2] 为主要内涵的“抗战精神”，以及以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实事求是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精神结晶，也是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弘扬、培育了以“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力求和平的团结精神、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为主要内涵的民族精神，为取得全国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紧密结合新时期党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与战争转移到了建设与发展主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围绕保卫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等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了建国初期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为主要内涵的“抗美援朝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侧重弘扬和培育了反映、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弹一星”精神、“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改革开放新时期，为打破长期以来的思想僵化局面，弘扬和培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为倡导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大力倡导“64字”创业精神；在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抗击1998特大洪灾过程中，弘扬和培育了“98抗洪精神”；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弘扬和培育了“抗击非典精神”；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弘扬和培育了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始终与其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与神圣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无不紧紧围绕着当时条件下党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任务和阶段主题。事实上，实现民族复兴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本来就是有机的统一体，民族复兴包含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要完成民族复兴这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就必须弘扬和培育能够激发民族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整合民族共同利益、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精神；同时，只有紧密围绕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够真正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使其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激励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八十多年来的实践概括出来的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也是新形势下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