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左翼文学#183;东北作家群#183;端木蕻良(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之三论文,三十年论文,端木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
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它还是一种关于人的观 念，一种感受人、表现人的角度和方式。
在人的原初性的存在中，灵和肉、文和武、情感和意志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 那时，一个人的情感和愿望不会借助另外一些人的力量去获得，去实现，他必须依靠自 己的力量。这样，在一个人身上，自然本能的欲望就一定会上升为情感，一个饿了的人 一定会对食物产生情感的亲和力，一个有了性欲要求的人一定会对异性产生爱欲的情感 ，而对阻碍或妨碍他满足这种本能欲望的事物或人也一定会产生畏惧、厌恶乃至憎恨的 感情，人的审美的感觉就是在这种自然的本能欲望及其情感态度的基础上渐渐沉淀而成 的。没有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没有在这种自然本能欲望基础上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情感态 度，一个人就不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美与丑的感觉。欲望需要实现。欲望得不到实现，情 感就不会消失，所以在一个原始人的身上，情感也一定会上升为意志，因为意志就是一 个有长度、有硬度的情感原始人，就是在情感的推动下宁愿付出牺牲、战胜困难去实现 自己无法泯灭的欲望。一个饿了的人要得到食物，一个对异性产生了爱欲感情的人要实 与异性的媾合，都要去行动，都要有一个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在与对象的无法泯 灭的情感亲和力中完成的。这个过程得不到完成，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他的情感力量 就不会消失，不会泯灭，这种情感就会持续地促使他去行动。这就表现为人的意志，人 的意志力量。人的意志不但是未得到实现的欲望和情感持续发挥作用的过程，同时也是 一个人的特定审美态度得以维持并表现出特定审美倾向的根本原因。审美的过程离不开 人的自然的本能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感情绪的感受，同时也离不开人的意志的 力量。脱离开人的意志的审美感觉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美感的碎片，而不会构成相对有 序的审美形式。人的意志在自然的状态下也一定会转化为理性，因为理性是有效地完成 这个过程的方式，只有在人的意志的推动下不断为欲望的实现做出各种不同的努力，人 才会获得经验，获得对各种不同经验进行鉴别和整理的能力。所以，没有欲望、情感和 意志就没有人的理性的需要，也不会发展出真正理性的态度和真正理性的思维方式。原 始的人既不可能仅仅是情感的人，也不可能仅仅是理性的人，他的欲望、情感、意志、 理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欲望的受阻转化为情感，情感的受阻转化为意志，意志的受 阻转化理性，理性的受阻使之重新返回意志的、情感的或欲望的状态。但不论外在是一 个怎样的状态，它都不可能是纯粹的，不可能只是物质的欲望而不同时包含着情感、意 志和理性，不可能只是情感而没有欲望、意志和理性的内涵，不可能只是意志而不同时 表现为一种欲望、情感和理性形式，也不可能只是理性的而不是欲望、情感和意志的表 现。我们好说“完整的人”。什么是“完整的人”?“完整的人”不是没有缺陷的人， 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人见人爱的老好人，而是同时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情感、意 志、理性的人，是所有这些都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物质精神整体的人。
但是，书面文化的产生使人类发生了严重地分化和分裂，社会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主要是用头脑的，一部分主要是用体力的。在中国社会上，这种分化和分裂则 被儒家文化机械划分“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观念推向了极端。“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这两种人不但有了社会分工的不同，同时也有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 。人的统一的价值标准消失了，不同的人开始在不同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约束下向不同的 方向发展，造成了人性发展的畸形化。“劳心者”从读书认字的那一天起就被从人类完 整的生活中抽取出来，他们不再被视为在自己自然本能欲望的基础上进一步成长、壮大 的人。他们自己的物质欲望在观念上已经不必用自己的力量去满足，而被当成了他们的 天定的法权。他们的存在价值被先天地规定为为“治”别人、“治”劳力者。这种“治 ”，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治”，而是用“心”去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治。他 们不必直接面对自己所“治”的对象，而是运用自己的头脑调动这部分“劳力者”去压 制那部分“劳力者”，又用那部分“劳力者”压制这部分“劳力者”。他们从一开始就 离开了自己的自然本性，离开了自己的自然本性所欲望的实际对象。这些对象是“配给 制”的，是由社会奖掖给他们的，正像北京烤鸭的食物不是由它们自己啄食的，也不再 是它们自己欲望的对象。中国的“劳心者”也萎靡了自己的自然本能欲望。那些形似自 然本能欲望的东西，实际已经不是自然本能欲望的本身，而是在非自然本能的意义上被 意识、被感觉的。一切自然本能欲望的满足都成了权力的象征，成了他们“作威作福” 的优势地位的证明。他们萎靡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同时也不再有这种自然本能欲望基础 上形成的真正自然的情感，一切的情感都只是刹那的、表面的印象，都只是一种一掠即 过的愉悦的感觉，一些审美感觉的碎片，而不是构成他们人格要素的内在的激情。这种 情感形式，这种美感感觉，是享乐型，而不是精神型的。是外部世界的一次性给予，而 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完整的过程中争取来的。它只在接受时的那一刹那引起欲望满 足时的愉悦感，而缺乏各种不同精神体验的基础。其内涵是单薄的，缺乏更复杂多样的 内蕴的意义。这种没有过程的接受构不成自己独立的意志，他们所有的形似意志的感觉 都是从维护一个与自己自然本能的欲望对象没有直接关系的抽象整体的意识中产生出来 的，是从维护别人的政权的模糊的意识之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意志带有空洞的想象的性 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自然本能所实际欲望的对象。真正独立的意志越是受到压抑越是 变得坚强有力，因为意志就是在受压抑的欲望和情感中产生的，这种越望越是无法得到 实现越是具有其强烈性，这种情感越是得不到表现越是具有内在激情的性质。而他们所 谓的意志则是易碎的，他们的意志实际并不是意志，充其量只是一种尚未得到证实的“ 决心”。他们的善变几乎越过世界上所有类型的人。他们在中国社会上被视为得“道” 知“理”的人，被视为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但他们的“道”和“理”并不是在他们自 然本能的欲望、自然真实的情感和生命意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主要是在固有的语 言概念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因而也不具有真正理性的性质。总之，在中国儒家机械地 划分“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劳心者”，中国的知 识分子，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被严重地扭曲了。我们平时崇奉的圣贤或才子 ，倒常常更是一些畸形发展的人，一些失去了生命意志和精神活力的人。
“劳心者”用自己的观念扼杀了自己，同时也用自己的观念扼杀了“劳力者”。实际 上，任何一个正常发展的人，都既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劳心者”，也不可能仅仅是一个 “劳力者”。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仅仅把广大的社会群众规定为一些 “劳力者”的时候，中国广大的社会群众就被严密地禁锢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禁锢 在自己的家庭关系中，禁锢在自己机械肉体的活动中。他们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文化， 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对社会、对民族、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心，甚至他们 连西方中世纪社会群众所受到的那点宗教教育也没有。父亲就是他们的上帝，母亲就是 他们最高的保护神，对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灾难，他们只有被动承受的 份儿，而没有任何主动改变的责任和能力。他们只能成为一群被政治家所放牧的“羊” ，而不能同时成为具有自己攫食能力的“狼”。
中国社会这种“劳心者”和“劳力者”绝对分离的人的价值观念，同时也表现在“文 ”和“武”的绝对分离上。“文人”被定格在没有无法压抑的欲望要求、没有不可遏止 的情感态度、没有不可战胜的意志力量、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温良恭俭让态度的一 些没有生人气的人，而武人则被定格为不必有文化、有思想、有社会的理想、有正常人 的感情、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莽夫。越是到了后来，“文人”与“武人”越是被截然分 成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文人”是道德的楷模，“武人”只是维护现实政权的工具； 文人的道德中排斥了“武人”之所以成为“武人”的人格因素，“武人”只是维护现实政权的工具；文人的道德中排斥了“武人”之所以成为“武人”的人格因素，“武人” 也不被认为必须严格遵守文人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文人”是“细人”，“ 武人”是“粗人”。文人看不起武人，但在武人面前又是一些窝囊废；武人也看不起文 人，但又不能用文人的文化装饰自己、掩饰自己。
如上所述，现代中国知分子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在任何 一种西方的或中国古代的抽象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而是在现代知识分子各种现实 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经历中逐渐实现的。西方列强的出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与 西方列强所构成的特定的现实关系，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于中国古代“劳心者”、 “劳力者”的机械划分而带着一种新的观念重新感受人、感受人的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的感受和理解中，鲁迅在留日时期建立了自己全新的“立人”思 想，对中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它之所以是全新，就是因 为只有他，才真正超越了中国古代机械划分“劳心者”和“劳力者”并为不同的人提出 了不同的价值标准的传统的人的观念，而从中华民族现代发展的角度对人、特别是对中 国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把战士的精神注 入到文化事业中来的伟大的知识分子，是把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结合为一个整 体并对之进行了完整表现的伟大的文学家。但是，鲁迅的这种传统，随着新文化职业化 特征的加强，又一次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淡化、所消解。当中国的读书人再一次把成为文 人、学者、教授、诗人、作家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当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满 足于自己已经是一个文人学者、教授、诗人、作家的时候，中国传统的那种“文人”的 标准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新文化、新文学繁荣起来，新文化、 新文学作品多了起来，但新文化的精神、新文学的精神却在这表面的繁荣中一天一天地 低靡下去。好的作品不是没有，但从整体的发展上，“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中国 新文学却不能不说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蜿蜒趋进的：一边是越来越细小的个人小悲小 欢的抒情，一边是越来越空洞的脱离开自己实际的人生体验，脱离开自己本人真实的欲 望、情感、意志等主体精神表现的社会描绘；一边是在越来越微弱的社会承担意识的基 础上的个人生活的恩恩怨怨、哭哭啼啼，一边是在越来越薄弱的主体精神基础上的社会 宣传和政治宣传。他们的作品不再主要是他们主体精神的由内向外的表现，而更是他们 实际的人生欲望、情感、意志和思想的文化掩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作家作为一 个群体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他们是从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世界走进中国文化、走进中国 新文化的，是从带有蛮荒特征的东北这块大地上走出来的。在这块大地上，人的生活还 没有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秩序化、条理化，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还没有成为那里人的理 想模式。他们是在一种更为自然的、原始的、无序的生存竞争的生活中走出来的。在这 种生活中，人性的善和恶、美和丑还没有被一种文化的外衣包裹起来，还以相对赤裸裸 的形式表现着。在这种生活中的人，谁也无法单靠情感或单靠理性而生活，其中的每一 个人都必须以自己整个生命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生命，都必须同时调动自己欲望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人性的分化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不发生 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上。卑鄙者发展着自己的卑鄙，高尚者发展着自己的高尚；善良者发 展着自己的善良，残酷者发展着自己的残酷。但不论什么样的人，都必须调动自己全部 的生命的力量，都必须为自己做人的方式承担这种方式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和祸患。强盗 必须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强盗行为付出代价，英雄也必须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英雄行为付出 各种形式的牺牲；穷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贫穷，富人也必须承担自己的财富。他们都不能 把自己的神经完全松弛下来，在一种没有任何奋斗精神的状态下“安享”别人已经摆好 的人生的宴席。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没有一条不偏不倚的人生道路，没有一条像中原知 识分子那样不冒险只得利、不付出只享受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生活是严峻的，生命 是沉重的，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面前的世界，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生命。 对古代的缅怀救不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救不了他们；古圣先贤的教条救不了他们， 西方的思想学说也救不了他们；父亲的权威救不了他们，母亲的温情也救不了他们。他 们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准备独立地到现实的世界上去奋斗，去跋涉。他们在本能上 就不会像中原知识分子那样，从接受教育的那一刹那起就幻想着一条只有顺利而没有挫 折、只有成功而不必冒险、只有幸福而没有痛苦的人生道路，并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为 理所当然的人生道路。他们经得起打，经得起摔，得为任何的成功准备付出自己的牺牲 ，得为任何的胜利准备经受惨痛的失败。只有不怕危险的人才有自己的安全，只有能够 吃得起苦的人才有自己的幸福，只有经过艰难的人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样一种近于 原始的、自然的人生观念，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入中国文化的腹地的，是不可能 被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所理解、所接受的。甚至连胡适、周作人这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 倡导者，也在本能上无法接受这样一些“粗人”的人生观。正是中华民族越来越严重的 现代危机，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明目张胆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使东北作家在自己日常 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原本带有原始性、“落后性”的人的观念，才在不必经过中原知识分 子软性文化的再处理的情况下实现着向现代人生观念的直接升华。这种从原始性向现代 性的直接升华的过程是不难理解的，当他们在实际上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人生观念在中 华民族现代危机的条件下显示出了较之中国传统文人“温良恭俭让”人格模式的更直接 、更现实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们的人生观念也同时具有了抗拒中原知识分子文化同 化的力量，并在与鲁迅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结合中将其提升到现代社会文化的高度。 它不再是原始的，同时也是现代的；不再是不自觉的，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人性追求； 不再是纯自然性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不再是狭隘的个人的，同时也是民族的、世界 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原始性的活力同时具有了现代民族文化的高度，同时也在现 代民族危机的背景上得到了重新的反思和审视。
我们看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就其个人风格而言，彼此的差距是很大的，甚至大于 其它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距，但对人的表现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他们都不把在零度的情感线上表现着客观、理性色彩的人物作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他 们的作品中有高尚和卑鄙，有人道和不人道，有爱和憎，但没有一贯正确的导师，没有 绝对英明的领袖，没有无私无欲的圣人，没有无往而不胜的天才，只有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生活着的人；他们都不把没有奋斗精神的纯粹消费性的生活当做自己生活的理想，他 们的作品中有痛苦和幸福，有胜利和失败，有忍耐和反抗，但没有对痛苦的歌颂，对幸 福的艳羡，对胜利者的献谄，对失败者的嘲弄，对忍耐者的安慰，对反抗者的鞭挞。所 有这一切，都体现着他们不是在现实人生之外旁观人生，在社会人生之上评判人生，而 是在人生之中感受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人生的。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现代文学家必须 具有的人生姿态。这种人生姿态本身并不一定能够造成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学和艺 术，但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却必须立于这样的人生姿态上。只要我们从这 样一个角度感受和理解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我们就会看到，在30年代的各个文学流派中 ，最没有假道学气也没有才子气的文学作品几乎首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他们是带着一 种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相同的人生观念进入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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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注：本文之一、之二请见本专题2003年第5期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