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范式论文,唐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3-0034-05
一、“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丰富成果与学术困境
(一)“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意识的形成
唐宋至明清间，以诗话评点、诗集编选、本事考证、赏鉴专论等形式围绕唐诗进行的传统诗学批评是唐诗研究得以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唐诗研究，还是自“五四”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冲击和影响下，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唐诗。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文学史和唐代文学专论著作已达百余部以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著作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唐诗研究。朱炳煦、费有容、许文玉、胡云翼、杨启高、陈子展、胡朴安、胡怀琛等人的著作和邵祖平撰《唐诗通论》一文在讨论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时，都注意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胡小石著《中国文学史》重视研究影响唐代文学的诸种外因，如政局、选举、交通、生活、外乐等；苏雪林著《唐诗概论》认为，不同民族的融合能使民族活动力强盛并使其文学充满新鲜热烈蓬勃的朝气；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外来文化的激烈交流融合对唐代文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此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郑著强调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包括唐诗的影响，陈著《元白诗笺证稿》在笺证过程中广征博引各种材料，《新乐府》一章引述西域材料尤多。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唐诗研究理论的更新、观念的变革、研究视角的变换和方法的调整，“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意识的轮廓才得以逐渐明晰和具体。
专史和总论性研究从宏观的角度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做好了面上的铺垫。周祖
、罗宗强、郝世峰、乔象锺、陈铁民、聂石樵、李从军、许总、杨世明等人所著断代文学史或诗歌史中关于唐诗与西域文化的论述篇幅和力度都进一步增大。其中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最为突出，此书择取的资料中西域文化占有相当比重。林庚、刘开扬、张步云、王明居、羊春秋、许总、蒋长栋、余恕诚、房日晰、孟二冬等人的唐诗专论著作关于唐诗与西域文化的论述逐渐丰富起来，其中以余恕诚著《唐诗风貌》一书最为透辟。余著认为胡文化(西域文化)丰富和活跃了唐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长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狭隘见解和观念。陶新民撰《略论多民族的融合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张采民撰《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等十余篇总论性文章，关于外来文化或西域文化对唐诗的影响的论述更加清晰具体。其所谓的“民族融合”在行文中往往落实为西域民族地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文化阐释等专题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试图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角度对唐诗进行整体把握和阐释，为唐诗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和局面。邓小军著《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较早地倡导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研究方法。其后十余年间，葛景春、傅道彬、杜晓勤、葛晓音、傅绍良、霍松林、蔡镇楚、查屏球等学者陆续在此领域有所著述，有的直接涉及到唐诗与西域文化，如葛景春著《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就专设《李白与外来文化》一章来讨论，这类论述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唐诗与西域文化”个案研究了；有的则虽未曾涉及到西域文化，如杜晓勤撰《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但却认真讨论各地域文化是如何整合为统一的盛唐文化并如何对盛唐诗歌产生影响的，这对于“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文化阐释相关，从美学角度研究唐诗一时间蔚然成风。以张福庆著《唐诗美学探索》、吴功正著《唐代美学史》、张云鹏撰《盛唐、“盛唐气象”与盛唐美学思想》、刘畅撰《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等为代表的三十余部(篇)相关著述中，作者在探讨唐诗与西域文化的问题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主题：外来文化或西域文化是唐代丰富多彩的美学风貌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异域异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反差和距离成为唐诗审美活动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对于建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来说，外来文化或西域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这近百年的唐诗研究进程中，除了葛景春、余恕诚之外，上述宏观的论著论文并未明确提出“唐诗与西域文化”字样的论题，但在实际论述中却显示出这样四个共识：西域文化是唐诗赖以发生发展的唐代文化背景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西域文化是形成唐诗多样风格和整体精神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西域文化是唐诗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西域文化是影响唐代诗人日常生活乃至创作心理的重要条件。这些共识就体现着“唐诗与西域文化”的研究意识，这个研究意识包孕着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一旦条件成熟、契机恰当，就会催生出一批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
(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在微观领域的展开
从精神心理层面的研究意识落实到学术实践层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漫长的集腋成裘的过程。在民俗研究、艺术研究、边塞诗研究、诗人个案研究等微观和交叉性的领域中，“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逐渐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个案。
1.唐诗与民俗研究
在唐诗与民俗关系的研究方面，董乃斌、程蔷、何立智、张素梅、赵睿才等学者都以专著或论文讨论具体民俗门类是如何接受西域文化影响、又是如何对唐诗创作产生影响的。其中赵睿才在博士论文《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时代精神与风俗画卷——唐诗与民俗》探讨西域胡俗对唐代民俗的直接影响、对于唐诗创作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比较细致深入。在唐代民俗研究中，聚讼纷纭者无过“泼寒胡戏”，20世纪，从向达、任二北等前辈专家到王嵘、赵望秦等当代学者，就此进行专门探讨的不绝如缕，近两年对此问题的争论又有升温，柏红秀、李昌集在《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发表了《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王凤霞则在《艺术百家》2005年第2期发表《也谈泼寒胡戏入华与流变》进行商榷，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泼寒胡戏入华时间、泼寒胡戏演出时间、泼寒胡戏在西域是否为“纯粹的大众游戏”等。
2.唐诗与艺术研究
在唐诗与艺术关系的研究方面，以唐诗与乐舞关系研究最为突出。在普遍意义上的唐诗与乐舞关系研究方面，任二北、王昆吾师徒以《唐声诗》、《唐戏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著作开拓了这个研究领域，在学界影响巨大。鉴赏类和介绍类著述不计，这方面重要的成果还有吴相洲、钟优民、朱易安、张明非、乐维华等人的一批专著和阴法鲁、王启兴、武复兴等诸多学者的二十余篇论文。这些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诗与西域文化的关系，其中吴相洲著《唐代歌诗与诗歌》、《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朱易安著《唐诗与音乐》、张明非著《唐诗与舞蹈》成就最为突出。
此外，直接探讨唐诗和西域音乐文化关系的专论更值得重视。1959年，朱帆曾在《羊城晚报》撰文《唐诗和维吾尔舞蹈》讨论西域舞蹈对唐诗的影响，1978年饶宗颐先生在《〈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中发表《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运用大量史料讨论西域宗教文化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影响。另外还有张龙群、刘阳、李雄飞、王嵘、王开元、刘玉霞、李昌集、姚春梅、朱易安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有的围绕唐诗和西域音乐文化从各个方面展开细致深入的论证，堪称“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成熟个案，有的则停留在材料比附层次，还未真正触及到深层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整理方面，冬青编《唐人诗歌中的乐舞资料》、傅正谷著《唐代音乐舞蹈杂技诗选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等为唐诗和西域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做了全面扎实的基础工作。
3.边塞诗研究
边塞诗研究是唐诗研究界的老话题，也是与“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关涉最近的话题。从胡云翼迄至今1927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数以百计的论文，主要围绕边塞诗界定、边塞诗评价、边塞诗繁荣原因、战争性质与诗人倾向性、个体诗人研究等传统论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在诸多的成果中，涉及到了从美学角度探讨边塞诗丰富饱满的特征；地域民族文化对唐边塞诗的影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常常为前人所忽视的边塞诗的深层问题；诗人入幕、游边、出塞等不同经历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或直接进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个案尝试。
另又有提出中国古代边塞诗有情境、志境、趣境三重境界；提出“战士乡恋”和“文士乡恋”等等新视角，是边塞诗研究的新亮点。还有借鉴丹纳艺术理论，分析了构成边塞诗的地理、社会、时代三种元素，关注了“边塞”这一地理特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值得重视。
4.诗人个案研究
在诗人个案研究方面，对象的具体性使得“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逐渐轮廓清晰血肉丰满起来。一些诗人具有丰富饱满而全面的文化背景，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些诗人具有独特深刻而不可取代的异域生活背景，如岑参、骆宾王、李益等。这就必然决定了他们成为个案研究的首选。关于这些诗人个案研究的专著论文动辄数十上百种，其内容涉及“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有两类，一类是考证诗人家世出身、边塞经历与西域名物，此类成果比比皆是，而且有不少是出自文史大家，如陈寅恪撰《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苏北海著《西域历史地理》中的《岑参的轮台诗篇》等，这些成果主要不是文学研究；另一类则是从诗人诗作与西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展开文化的、文学的、美学的讨论，属于“唐诗与西域文化”主题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成果，这里重点加以介绍。
李白研究。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葛景春著《李白与唐代文化》和周勋初著《诗仙李白之谜》。葛著不仅排比大量的文献材料，从历史层面和诗歌文本层面充分论证西域文化与李白及李白诗歌创作的关系，还试图从艺术本质的相通性、文化子系统互相的关联性角度把握和阐释二者关系。后一种尝试尤为可贵。周著从李白的文化背景(包括西域文化背景)入手探秘，在本书的“奇特经历”、“名字寓意”、“夷夏观念”、“剔骨习俗”、“政治颠踬”等几章中进行推理论证或者谨慎推测时，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西域文化是解读李白之谜的重要门径。
杜甫研究。1998年杜甫与西域文化研讨会暨四川杜甫学会第十届年会在新疆大学举行，会议主要课题是探讨杜甫与西域文化的关系。会议论文《胡气·盛唐气象·杜诗——试论杜诗的文化背景》、《杜甫与大唐西域边塞》、《杜诗关于胡汉战争蠡测》、《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等围绕主题直接讨论。当然，除此专题会议之外，学者自发的精彩论述也层见叠出。李凯撰《杜诗的西域文化背景》一文就杜诗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和杜诗中西域文化的表现、西域文化与盛唐气象的关系、杜诗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刘艺撰《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从“比较视野”、“文化视野”、“历史视野”重新审视杜甫及其西域诗，杨晓霭撰《从杜甫看战争状态下胡汉文化的交汇》、刘明华《杜诗中“胡”的多重内涵——兼论杜甫的民族意识》、吴逢箴撰《杜甫与西域文明》等也均围绕杜甫与西域文化有所阐发。
白居易研究。关于白居易，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毡帐诗和乐舞诗。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认为，白居易笔下的毡帐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诗人长期弃室屋而居毡帐，对这种都市中毡帐生活的欣赏态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种悖理，却正是反映唐朝“胡风”盛极一时的绝好材料。
岑参研究。由于岑参诗歌突出的代表性，有相当一部分关于岑参与西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已被前述边塞诗研究所包含。除此之外的百数十篇岑参诗歌专论中，徐嘉瑞、卢苇、柴剑虹、许总、戴伟华、安凌等人的论文大多明确提出了“西域文化”概念并强调西域历史文化、西域民族文化、西域社会现实等对岑参创作的影响。其中戴伟华文认为，岑参在西域山川地貌、中亚风情和战地生活组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超越时代，逐步形成了其独特诗风。这篇文章和许总文、安凌文都能超越一般的历史材料和文学现象的比附，运用文化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进行深度分析，代表了岑参与西域文化研究的新的方向。
(三)“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在宏观领域的学术困境
正是在上述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有些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如蒋武雄撰《从全唐诗看唐代外来文化之盛行》、李明伟撰《丝绸之路与唐诗的繁荣》、《唐代文学的嬗变与丝绸之路的影响》、胡大浚撰《唐诗中的“丝路”之旅》、宁淑华撰《内地边塞两观照——唐诗中的丝路》。从选题角度来看，作者们都试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唐诗与西域(丝路、外来)文化关系的观照或研究。从实际内容看，有的文章侧重于历史研究，唐诗主要发挥着佐证材料的作用；有的文章虽揭示了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惜乎篇幅所限，未能全面展开；有的文章以漫笔的形式进行概览式或抽样式的介绍，成就反不及前述研究成果深入透辟。这种研究现状呈现出“唐诗与西域文化”宏观研究的一种反差，一方面，相关学者已强烈地意识到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并着手尝试，而另一方面，足以代表“唐诗与西域文化”宏观研究成就的论著尚未出现。这种反差表征着目前“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个学术困境。这个困境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一言以蔽之，研究范式需要转型。
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转型的呼唤与设想
目前“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出现的学术困境，似乎与学术界在观念方法和材料方面的郁郁勃兴状态不相称。
方法方面，地域文化研究是热门而有效的视角。1986年，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认为，考察文学艺术，也不能忽视地域性的因素。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他还设想了这种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1] 2006年，戴伟华在《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梳理了地域文化与唐诗研究的几类重要成果，[2] 其中史念海、陈尚君、戴伟华等以本贯、占籍为切入点，李浩、杜晓勤等以隶属阶层为切入点，曹道衡等以南北划分为切入点，李德辉等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交通)为切入点，贾晋华等以诗人群和流派为切入点，余恕诚等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看出，20年间，前者的设想和后者的梳理确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也证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这一视角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是有效的成功的。但是，我们看到关中、山东、江南、河北、巴蜀等区域文化，长江、长安、洛阳等个案研究，诗人占籍位移等话题往往成为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的主流和关键词，而西域文化则处在相对冷落的位置。这与西域文化的文本载体有关，也受到唐代诗人与西域这一特殊的人地关系的限制。我们可以拿“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做一个地域文化与诗歌关系的形象比喻，尽管是楚语、楚声、楚地、楚物都是极具地域特质的，但其文本载体却是天下同文的汉字，偏偏生于西域长于西域的各民族诗人们几乎没有用汉字留下作品进入全唐诗；而可资研究的汉语唐诗的作者们除了骆宾王、岑参等很少有人与西域发生直接的人地联系。事实上，相对而言，唐代西域是唐代汉语文化的弱势区。戴伟华在《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还谈到要“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针对骆宾王、岑参这样的特殊情况，戴氏转换视角后的研究是肯定极其有效的。但我们针对骆、岑不在场(西域)的作品和更多的不在场、不在籍的诗人的作品又该如何进行研究呢？进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必然还要寻求其他途径。
材料方面，唐诗研究的文献日臻齐备与完善，在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中，唐代文化研究、文化交流史研究、西域研究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属于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客观上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材料基础。材料之丰富自不待言，那么材料之用又如何呢？我们看到，在实际的诗歌研究中，西域文化新材料的使用有时还明显滞后于历史考古研究，这与材料的形制、语言的繁难、学科的性质有关；材料的使用往往以比附佐证为主，西域文化研究材料与唐诗背后的内在联系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这就呼唤着“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笔者初步考虑，理想的“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
研究对象的重点从现象转移到过程和关系。在我们积累了大量关于西域文化和唐诗这两大文化现象研究的前提下，重点之一是唐诗对西域文化的接受过程，尤其是接受过程的细部研究。既然我们不便从“地——人”关系去一一对应地考察研究西域文化对诗人诗歌的影响，那么就换个思路，从“人——地”角度去考察诗人诗歌创作在哪些方面受到哪些西域文化什么程度的影响。重点之二是放在唐诗与西域文化关系研究，西域文化现象和唐诗文本之间的表层比附的丰富多彩的空前盛况背后必然隐含着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美化或丑化、排斥或包容等复杂的关系，必然隐含着社会历史关系之外的精神心理的关系，也必然隐含着西域文化内在本质和唐诗丰神情韵之间的关系。揭示、表述这些复杂关系应该是“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最终旨归。
研究方法的使用则要“预流”，即预目前唐诗学界提倡的文史结合的理路之流，积极主动地把唐诗外围的各种资料整合到研究中来。从文化背景考察诗歌，把文化学研究主要作为一种立论意识贯穿研究始终；以艺术感悟把握诗歌，以诗歌艺术的感悟和文学理论的观照作为研究的根本起点与底线；借史学考证审视诗歌，以陈寅恪开创的诗史互证和傅璇琮等先生倡导的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实际操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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