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跨国企业组织结构优化设计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组织结构论文,本土论文,跨国企业论文,优化设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到2010年年底，我国境内大陆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FDI)累计净额3172亿美元。其中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688亿美元，名列全球第5位和发展中国家首位。在此过程中，一些中国企业将逐渐成长为跨国公司。
位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跨国公司与西方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上有很大不同，学习型投资动机明显[1][2]，多数中国跨国企业把学习先进技术和熟悉国外市场放在第一位，而利润并非首要目的[3-5]。获得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6]以及获得国际市场运营知识[7][8]已经成为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和绩效评价标准，其重要性已经延伸到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层面[9][10]。因为中国跨国企业想要填补与西方跨国公司的代际发展差距，根本途径还是尽快弥补知识积累的存量差距[11][12]，在海外经营活动中获得知识资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动机和重要战略[13][14]。
根据经典的“结构追随战略”的要求[15]，中国跨国企业知识获取战略的有效推进需要组织结构的保证。目前跨国公司领域现有两个战略与结构匹配关系的模型：一是20世纪70-90年代初广为流传的“多元化战略——结构”匹配框架[16][17]，该框架认为与跨国公司国际扩张中产品多元化、地区多元化和混合多元化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分别是产品事业部、地区事业部和矩阵制[17][18]；二是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的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integration)——当地响应(responsiveness)”即“I-R”冲突平衡模型[19][20]，出于对“I-R”冲突的权衡取舍所引出的全球战略、多国战略和跨国战略，分别需要与产品事业部、地区事业部和全球矩阵相匹配，才能推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中国独特的情境因素明显不同于西方[1][21]，而“请进来”在先，“走出去”在后的经济发展路径也与西方企业国际化进程有别，国际化过程的管理模式也会不同于西方[22][23]，而上述国外理论并未把中国跨国企业表现明显的获取知识动机反映出来，也没有考虑除了事业部和矩阵制等典型结构外的其它非典型结构形态，即现有成熟的跨国企业战略与结构匹配性研究模型，同中国跨国企业的知识获取战略与结构现状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希望构建一个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结构与知识获取战略相匹配的分析框架。
1 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
西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主要按产品和地区两个维度划分为产品事业部和地区事业部[16]，分别用来处理来自于产品类型增加和扩张地区增加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随后，Bartlett和Ghoshal将跨国公司混合产品事业部和地区事业部的结构安排划入全球矩阵[20]。这几种组织结构是西方跨国公司全球组织结构的常态。相比而言，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则可能呈现多样化的形态。
图1 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结构形态图
说明：FP-在职能结构中增设涉外产品部门或扩大其职能；P-产品事业部结构；PI-在涉外产品事业部增设综合国际职能部门的产品事业部结构；FT-增设涉外项目团队的职能结构；PG-在涉外产品事业部增加不同地区职能部门的产品事业部结构；GP-在若干个地区事业部中设立不同产品职能部门的地区事业部结构；MX-全球矩阵结构；FI-在职能结构中设立综合国际部；FG-在职能结构中增设分管不同地区的职能部门；G-地区事业部。
(1)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在没有获得Hymer所说的国内垄断优势[24]之前就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不大，产品多元化程度有限[25]，由此造成的管理复杂性有限，因此在国际扩张时，职能型附带国际部(FI)、职能型附带产品分部(FP)、产品事业部附带国际职能(PI)的结构更常见。当然这并不排除另一部分中国跨国企业是典型的产品事业部结构(P)。
(2)不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有限，可能在国外只有少数几家子公司，因此由于地区增加带来的管理复杂性有限，也不太可能全面采用地区事业部结构(G)，而是在原先的职能型结构中附带增加一些地区职能部门(FG)。当然这并不排除另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全面推行地区事业部的结构安排(G)。
(3)考虑到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现状，当他们需要解决产品种类和地区增加共同带来的难题时，不一定使用全球矩阵，而是在职能结构增加项目团队职能(FT)、在产品事业部的基础上增加地区分部职能(PG)，或是在地区事业部基础上增加产品分布职能(GP)。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使用全球矩阵结构(MX)。
综上所述，产品事业部(P)、地区事业部(G)和全球矩阵(MX)这些西方跨国公司的常态结构，对中国跨国公司而言，可能只是其组织结构的部分反映。除此之外，完整的组织结构类型划分还应包含职能制(F)、职能制附加国际职能部(FI)、职能制附加产品事业部职能(FP)、职能制附加地区分类职能(FG)、职能制附加项目团队职能(FT)、事业部附加项目团队职能等(PG和GP)。如图1所示。
2 获取知识类型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组织结构的匹配
跨国公司的国外扩张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两种情境的冲突[19]：一方面，它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取得成本和效率优势，以此应对全球产业一体化的压力，但这会降低对国别需求差异的关注；另一方面，国外市场迥然不同的消费需求迫使跨国公司必须在产品、服务、销售模式等方面适应当地需求，以此应对当地响应的压力，但这会增加生产或服务成本。多数情况下，两种压力同时存在且相互矛盾，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情境冲突，其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就是要平衡“一体化(I)—当地响应(R)”之间的冲突。
不同产业和不同业务层战略所面临的“I-R”冲突情况差异较大。就产业举例，汽车、装备制造、电子、家用电器等行业，一体化压力大而当地响应的要求较小；食品、服装、消费服务等行业一体化压力小而当地响应压力大；洗化、IT终端设备、软件等行业这两种压力都较明显。就业务层战略而言，实施低成本战略面临着较大的一体化压力，而差异化战略的当地响应压力较大，两种战略兼顾的企业同时面临的两种压力都较大。如此一来，位于不同行业或实施不同业务战略的跨国公司面临“I-R”冲突各不相同，需要使用不同手段来应对。从跨国公司全球学习的角度看，在全球各地获取不同种类的知识是应对两种冲突的有效手段。
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全球知识获取行为可以归纳为一系列的知识整合活动，即把分布在国外子公司的知识进行复制、调整、利用的活动。获取知识的种类主要是产品技术和市场经验，它们能增加企业的知识资源与核心能力。因此，本研究把知识获取行为划分为技术资源获取与市场知识获取两个方面，一些中国企业的全球学习是为了同时获取技术和市场知识，这是第三种获取知识的类型，即混合知识获取。
这三种知识类型能很好地把“I-R”之间的冲突反映出来。首先，由于技术知识获取代表着产品技术的全球学习，能反映所在产业对产品技术先进性、生产效率与产品成本的全球比较，因而它也可以成为对全球一体化压力做出反应程度的指标。市场知识整合代表着中国企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商业模式、不同消费需求等的全球学习，能够反映具有国别差异的广告策略、业务往来、消费者偏好等，是对当地响应做出的反应，其程度可以直接显示对当地响应做出的回应程度。同理类推，技术和市场知识的混合整合代表着在全球一体化压力和当地响应的冲突之间所做的平衡。这在图2最左端做了说明。
获取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了保证获取知识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由于技术知识的产业专有性较强，国界或语言文化差异并不是其获取战略的主要障碍。企业关心的是产品技术的数量、类型、先进程度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技术高效率的生产，这与一般的非跨国企业并没有多大区别。当产品技术类型和由此造成的产品种类增加太多时，解决不同类型产品间的协调问题以提高生产效率，主要依靠不同的技术部门或产品部门间的协调，这个扩张过程就是Rugman所说的“产品中心的全球一体化”[26]。如果向国外转移或者从国外获取的技术知识数量较少时，可以采用职能结构附带扩展 R&D职能，当数量较多时，可以在原有职能结构基础上增加新的涉外产品部门(FP)；当数量很多时，可能推行产品事业部结构(P)，或者在那些涉外产品事业部的内部增加国际职能部门(PI)。也就是说，以产品技术跨国整合活动为主的全球学习，其组织结构以职能制和产品事业部及其改进形态为主。其中，随着获取知识及其整合活动数量与程度的增加，采用产品事业部(P)和增加涉外国际职能部门的产品事业部(PI)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而上述组织结构都是围绕产品维度展开的。因此本文提出下述命题：
命题1：为了获取产品技术知识，中国跨国企业主要采用以产品维度为主的组织结构。
中国跨国企业需要获取的另一种知识是国外市场运作知识，它具有显著的区位专有性，其专有性程度影响了知识获取与整合的难度。Anand发现产品技术一般是产业专有的，而市场知识多数是区位专有的[27]。如果东道国当地需求与母国(中国)相似度高，可以直接利用得到的技术，将其转移到其它国家，在不同的地区生产相同的产品；相反，当地需求与母国差异较大，必须对转移而去的产品技术进行适应性调整后再利用，在不同的地区生产不同的产品。即便如此，产品技术的整合仍然是轻微的调整行为。与之相比，具有“区位专有性”的市场知识往往需要做出大的调整。例如，每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学习该国的业务模式，对产品定位、广告、品牌定位等做重大调整。所以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生产时，技术整合往往低于市场知识整合程度。
当中国企业在国外扩张时，即使现有产品技术和产品种类不变，也不得不对当地市场知识进行学习与整合，改进在当地的业务模式、品牌形象、广告创意等，适应当地的特殊化需求。为增加当地子公司整合此类专有性知识的积极性，需要维持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给当地管理层较大授权已完成业绩目标。这个扩张过程与Rugman所说的“地区中心的当地差异化”完全相同[26]。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增加，在职能结构中增加国际能部(FI)，在职能结构中增加不同的地区分部职能(FG)、或者采用地区事业部(G)的组织结构安排就会越来越多见。上述组织结构则主要围绕地区维度展开。因此本文提出下述命题：
命题2：为了获取市场知识，中国跨国企业主要采用以地区维度为主的组织结构。
IT终端制造、软件、洗化等行业，可能不得不同时处理全球一体化造成的成本压力与东道国差异化需求造成的地方响应压力，在两种冲突中取得平衡。为同时解决这两种压力，往往同时需要获得产品技术知识和市场运作知识，以此面对产业层面的技术压力和效率问题，以及解决子公司区位专有性市场知识学习的难题。根据命题1和命题2，这类中国跨国企业可能在产品维度和地理维度的组织结构之间进行平衡，比如在涉外产品事业部中相应增加地区分布(PG)，或者在需要改进新产品的地区事业部中增加产品分部能(GP)，也可能采用矩阵结构(MX)。如果该公司在国际扩张前是职能结构，则它可能在职能结构的基础上增加涉外团队或涉外项目组(FT)。上述组织结构是对产品维度和地区维度的折中，从表现形式看，就是两种组织结构的混合。因而本文提出下述命题：
命题3：为同时获取产品技术知识和市场运作知识，中国跨国企业主要采用产品维度和地区维度相混合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3个命题的推理，本文将全球一体化与当地响应的压力比较、重点获取知识的类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显示在图2中。
图2 “一体化—当地响应”冲突、知识获取类型与组织结构的匹配
3 知识获取、多元化与组织结构的匹配
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的不同知识是企业的重要资源，这些知识资源相应成为国际多元化扩张的依据。然而，不同类型知识的积累也会造成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进而使中国本土跨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方式呈现出较大区别。
例如，当中国企业通过海外经营获取较多的产品技术时，对技术的整合利用会增加R&D部门和制造部门的知识积累，而这些部门的对产品技术创新利用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如此循环往复，它们会获得更多的产品技术，这会增加它们在公司内部的决策分量。当产品技术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利用的能力不断增加时，这类资源和能力就会通过外延扩张获取边际价值，其最可能的方向是与此有关的产品扩张，如产品线的延长、加宽等。具体而言，当企业以技术整合获得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时，它往往推行以产品为基础的多元化扩张。相反，当中国企业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市场知识获取与整合，其对区位专有的市场知识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这会增加市场部门的海外扩张能力和决策分量，刺激它们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从而走上以市场为基础的地区多元化扩张之路。如果两种知识整合活动的数量和程度都较高，同理可推，他们会混合使用产品多元化与地区多元化扩张战略。由于在资源基础论的战略管理研究中，企业已有的资源或能力类型影响多元化类型的推理及实证已多有介绍。中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学习所导致的知识获取活动，根据上述推理，也应该对多元化国际扩张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提出下列命题：
命题4：技术知识获取活动的增加会导致中国跨国公司产品多元化扩张的可能性。
命题5：市场知识获取活动的增加会导致中国跨国公司地区多元化扩张的可能性。
命题6：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整合活动都较高时，会导致中国跨国公司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混合扩张的可能性。
关于多元化扩张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在前面文献综述中已有介绍[16-18]，即产品和地区多元化扩张分别对应产品事业部和地区事业部，混合多元化对应矩阵结构。但对中国跨国企业而言，这种对应关系要复杂得多。产品多元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共享行为增加范围经济以降低成本，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生产不同产品之间的共享行为越来越难，必须强化协调来保证共享。由于造成共享困难的复杂性来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驱动共享协作的主要动力也主要来源于各产品制造部门，他们迫切希望推动共享来降低制造成本。因此，实施产品多元化的公司将主要采用产品维度的组织设计。就中国跨国企业而言，在海外实施产品多元化扩张以后，如果以前是职能结构，很有可能会在职能结构的基础上增设专业产品部门(FP)，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或公司规模较大，可以直接采用产品事业部制(P)。对有些中国企业而言，它们已经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扩张，早已使用了产品事业部制，其产品多元化更多的是考虑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独特需求而对现有产品线所作的调整，需要在某个产品事业部中推动那些对产品有个性化调整的国家和地区间的协作与共享，因而会在某些产品事业部内部增设应对国外个性需求的国际部门(PI)。
命题7：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时，中国跨国企业采用以产品维度为主的组织结构的可能性也较高。
地区多元化主要利用市场需求的国别差异来制造国别经济性，看重的是国别文化差异而非实体产品差异。实施地区多元化扩张的中国跨国企业，只需在国外对原有产品稍作调整，甚至可能原封不动地销售原有产品，但会重点应对东道国独特的文化所造成的市场需求差异，在销售方式、广告、企业形象、产品定位等方面做出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很难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实施地区多元化扩张的跨国企业，其在不同国家的经营管理行为往往也较为独立和自由，并获得总部较多的授权。有些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在进行国际扩张前的组织结构是职能制，以地区多元化进入国际市场后，更可能在原有职能制中增设国际部(FT)，随着国际业务和投资地区的增加，会进一步重视国际市场，细化并提升东道国的管理地位，相应的FI对进行细化，在职能制中增设以国家和地区命名的国际业务部门(FG)。而国际业务和投资区域的持续增加会将其组织结构进一步演化为地区事业部(G)。当然，有些规模较大的中国跨国企业可能在最初应对地区多元化扩张时，就直接使用了地区事业部(G)。
命题8：地区多元化程度较高时，中国跨国企业采用以地区维度为主的组织结构的可能性也较高。
有些中国企业同时使用了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同时面临着产品种类的增加所造成的共享困难，以及国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同市场模式的冲击。综上，它们会在产品维度或地区维度的组织结构中进行平衡，以便同时应对两个互有矛盾的问题。一般而言，规模较小时，只需在原有职能制的基础上增设项目团队(FT)，原先组织结构偏重产品维度或地区维度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混合多元化国际扩张后，组织结构也会像另一个相反的维度靠拢，如在原有产品事业部中增设处理不同国别差异的地区职能部门(PG)，或者在原有地区事业部中增设因对不同产品种类共享的产品职能部门(GP)，应对混合多元化战略的高端组织结构则是全球矩阵制(MX)
命题9：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程度都较高时，中国跨国企业采用产品维度和地区维度相混合的组织结构的可能性也较高。
根据对命题1—命题9的论证，我们可以推导出知识获取类型、多元化类型和组织结构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类型影响多元化类型和组织结构形态，同时多元化类型也影响组织结构。可以看出不同的多元化偏好与不同的知识资源获取偏好相伴随，从而影响组织结构，见图3。
4 国际化程度对组织结构形态的微调
国际化程度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的境外业务和管理活动占总体的比例，能够反映企业的国际卷入程度。国际化程度现成的衡量方法较多，其中常用的做法是用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FSTS)、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FATA)、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OSTS)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TMIE)4个指标进行测量，即国际化程度(DOI)=FSTS+FATA+OSTS+TMIE。
Olli K 发现国际化程度对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当国际化程度较高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推行多国战略和地区维度的设计[28]；吴晓云等证明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全球化战略的推进高度相关[29]。国际化程度高，意味着中国跨国公司面对的由于国别差异造成的复杂性也越高，相应的，通过提供强化协调的组织机制是一种可行的应对复杂性之策，当然也会增加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本项目对于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复杂多样化的形态已有较多论述，仅就产品维度为主的组织设计而言，当国际化程度低时，中国企业可能选择较低复杂性的FP或P，国际化程度较高时，也会相应增加组织结构的复杂性，给产品维度增加一些国际职能(PI)或地区职能(PG)，其它类型维度的组织结构在面临国际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变化时，也会相应增加复杂性。但是无论何种维度的结构，其决定力量在知识获取与整合活动的类型，国际化程度表现出来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调节作用。
命题10：国际化程度在产品技术获取与产品维度组织结构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产品技术获取战略既定时，国际化程度较低，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低复杂性的组织结构概率大(FP)，国际化程度增加时，选择复杂性较高的组织结构可能性较大(P、 PI)。
命题11：国际化程度在市场知识获取与地区维度组织结构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市场知识获取战略既定时，国际化程度较低，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低复杂性的组织结构可能性大(FI)，国际化程度逐渐增加时，选择复杂性较高的组织结构可能性较大(FG、G)。
命题12：国际化程度在混合型知识整合与混合维度组织结构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混合知识活动既定时，国际化程度较低，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低复杂性的组织结构概率大(FT)，国际化程度逐渐增加时，选择复杂性较高的组织结构可能性较大(PG、 GP、MX)。
国际化程度对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微调效应，见图3下半部分组织结构图示。
5 结论
对于中国本土跨国企业而言，海外扩张刚刚起步，由于缺乏经验，在与老牌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存在先天不足。然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又给予它们开展全球学习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因此，中国跨国公司需要推行知识获取战略，并通过组织结构的精心设计为这种战略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这也符合当前企业管理精细化的趋势。
由于中国跨国公司所处的行业有很大区别，它们面临的全球一体化压力和当地响应的要求也有很大不同，出于平衡全球一体化与当地响应冲突的需要，它们会根据自身的行业与产品特性选择自己的战略出发点，即选择是重点应对全球一体化、重点应对当地响应还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位置。从而造成了知识获取类型的差异。如果重点应对全球一体化，应以获取产品技术为主；如果重点应对当地的多样化需求，则应更多地获取国外市场经营知识；若是把一体化和当地响应等同考虑，则需要获取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
为了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需要根据知识类型选择相匹配的组织结构。而中国跨国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现有的组织结构与西方成熟跨国公司有很大差别，多数企业并非是典型的事业部或矩阵结构，而是偏向于事业部或矩阵结构的非典型结构形态。即便如此，根据“结构追随战略”的原则，以知识获取为战略中心，仍然可以在多样化的、非典型的组织结构形态中选择出适应中国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
本文通过逻辑推导，归纳出了适应中国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设计框架。当海外经营的重心是获取产品技术，应该选择偏向产品维度的组织结构，如在现有的职能结构中增设涉外产品部门或扩大其职能，或是选择产品事业部结构，还可以在产品事业部中增设综合国际职能部门等；为了获取国外市场的经营知识，应该选择偏向地区维度的组织结构，如在现有职能结构中设立综合国际部，或是在职能结构中增设分管不同地区的职能部门，还可以采用典型的地区事业部结构；为了同时获得国外先进的产品技术和市场营销知识，则应选择产品维度和地区维度相混合的组织结构，如在现有的职能结构中增设涉外项目团队，或者在涉外产品事业部中增加不同地区职能部门，或者在若干个地区事业部中设立不同产品职能部门，也可以采用典型的全球矩阵结构。
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知识积累也会增加中国跨国公司使用不同类型海外多元化扩张的动机，即产品技术的增加可能推动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国外市场经营知识的增加可能推动地区多元化，而两种知识都有收获则会推动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并存的混合战略。本文进一步论证，由知识获取动机支配下的多元化战略也有各自相匹配的组织结构：产品多元化战略与产品维度的组织结构相匹配；地区多元化战略与地区维度的组织结构相匹配；混合多元化战略需要同时考虑产品维度和地区维度，更适合采用团队结构、全球矩阵等。
本文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以知识(资源)基础论为根基，提出了一个包容性较强的、更具综合性的“知识获取战略—多元化—组织结构”匹配分析框架，在跨国公司组织设计与资源基础论的交叉领域有理论创新。就中国跨国公司而言，本文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研究中国跨国公司为获取知识资源所要求的组织结构匹配问题。见图3框架图，中国跨国公司在国外获取与整合知识的类型区分，正好反映了“I-R”平衡理论的全球一体化、当地响应以及对二者冲突的平衡；而中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多元化扩张类型与“多元化行动—组织结构”匹配理论的观点一致。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获取战略—组织结构”匹配模型是一个包容上述两种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设计理论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的后续研究不仅有助于资源基础论的研究深化，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I-R”平衡理论和“多元化—结构”权变理论实证研究支持不足的局面。后续研究只需更换为一般跨国公司样本，模型和假设不变，就可继续用于验证“结构追随知识战略”的命题。
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特色在于更贴近中国跨国公司的管理现状。本文对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形态的分类不再是西方典型的产品事业部、地区事业部和矩阵结构这三类，而是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初期阶段的特点，以产品维度、地区维度和混合维度精心分类，以此分出较多不具典型性的组织结构可能更符合中国跨国公司的管理现状。此外，研究设计还考虑国际化程度对中国跨国公司选择组织结构的调节效应，例如在找到技术整合活动与产品维度为主的组织设计之间的匹配关系后，还可以通过调节分析，探索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不同复杂性的产品维度组织结构(FP、P、PI)时，是否因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影响。这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学习和精细化管理更有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是目前西方已有研究不可替代的。
综上所述，本文从中国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知识获取动机推导出的组织结构设计框架，很好地把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型、国际化压力类型、知识类型以及多元化战略类型等多种因素富有条理地融合在一起，相信能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在帮助它们追赶西方跨国公司及获取竞争优势方面有现实意义。
标签：矩阵管理论文; 企业组织结构论文; 矩阵组织结构论文; 组织结构设计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混合结构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市场类型论文; 矩阵论文; 职能战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