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理论资源的再开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再开论文,理论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00]01-0029-06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终生心血和智慧凝成的一部博大精深的划时代巨著。它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说为一体，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而且科学论证了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经济管理的一般原理。所以，《资本论》并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判决书，而且还是一部蕴含着丰富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在学习、研究和应用《资本论》理论的过程中，往往只是注重和强调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性原理，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资本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已经“过时”了。但是，当我们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轨道后，市场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强大的理论生机。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是任何其他经济学著作所不能代替的。它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理论资源，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研究和对待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仍然具有真理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性的实践意义。仅就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可以断言，对《资本论》理论资源的再开发，其中包括对某些资本范畴只要抽象掉特殊的资本属性的再开发，必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带来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在新的社会经济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资本论》理论资源极大丰富，这里仅就其中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资本论》理论资源的再开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说明，并希望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使研究成果有效运用于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
二、问题的说明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资本论》第1卷， 第12页。）这里所讲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革，受到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支配，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一是就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说，由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形态代替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代替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代替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都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就人类社会实现社会经济联系或经济调节的基本形式而言，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未来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反复说明，我们可以顺应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但我们绝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阶段，而把未来计划经济作为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形式。如果违背这一“自然历史过程”，不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会延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三是就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或形态而言，由工业经济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由知识经济代替传统的工业经济，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意在认真研究和揭示蕴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客观规律，从而提高按经济规律要求办事的自觉性，以及各种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正确指导当代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体变化”论
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机体时，有一个科学的说明：“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注：《资本论》第1卷，第47页。）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或经济形态的基础。这种基础作为一种机体，也处在经常变化之中。不仅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在占有形式和实现形式上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而且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占有形式和实现形式上也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看作一成不变的坚实的结晶体，也不应该把哪一个经典作家对此的一个论断当作万古不变的信条。正如恩格斯在晚年回答《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所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页。 ）倒是我们曾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自己为自己划定了自我束缚的“框框”。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体变化”论，对于指导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决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寻找和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社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论
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所以能够最终代替和战胜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究其渊源，是因为新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创造高于旧社会经济制度的劳动生产率。《资本论》中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秘密所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 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而且，还强调指出：“在生产者按照预定调节生产的社会中，甚至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也无条件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注：《资本论》第3卷， 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
在劳动生产率问题上，我们流行已久的见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似乎就是单位活劳动或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产值的增加，或创造的实物量的增加。然而，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这种评价和判断，却没有反映单位产品中物化劳动的变化和价值总量的变化。因此，这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在活劳动创造的产值增加或实物量增加的情况下，还潜在着劳动生产率不变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可能。我国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的被动局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未能正确掌握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率理论有着直接关系。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及应用和推广高新技术过程中，以清醒的经济头脑把握三种情况：一是商品中劳动总量不变，即劳动生产率不变；二是商品中劳动总量增加，即劳动生产率降低；三是商品中劳动总量减少，却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当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
（四）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
《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资本论》巨著的理论基石，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范畴及其规定性，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第60页。）除此而外，还有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劳动范畴的规定性，特别是关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内在规定性，《资本论》都给予了科学准确的说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体中，如果说商品是商品经济这个机体的细胞，而劳动价值论则是蕴含于商品这个细胞的神经和商品经济的灵魂。如果不了解或不懂得商品经济中劳动价值论这个ABC， 也就不会真正了解和懂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真谛所在。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对于普及商品经济的基础知识，增强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人们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能力，都是必要和有益的。因为，对于已经步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众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来说，他们很多人对此还处在迷茫和无知的状态。
（五）商品经济的“商品价值决定”论
商品的价值决定，是人们探索、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驾驭商品经济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价值决定的“秘密”，从多层次和多角度进行了科学揭示和论证。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是“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资本论》第1卷， 第52页。）；二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劳动的时间和活劳动的时间”；（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 页， 第127 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三是“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 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四是商品的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 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价值决定的理论，对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提高宏观调控决策与微观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第一层价值决定的含义上，而不知或无视《资本论》对价值决定问题还有其他丰富的含义，已给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造成深层理性障碍，例如，对于当前的“买方市场”和“过剩经济”现象等问题的理论认识不足等。所以，对此问题的再研究也就更加必要和重要。
（六）商品经济中“农业的特权”论
在商品的价值决定中，农产品的价值决定与工业品的价值决定相比，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定性。这种特殊的规定性，是通过特殊的价格机制表现出来的。如马克思所说：“当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平均价格时，农业不是按平均价格，而是按产品价值出卖自己的产品”，即“农产品只要求按自己的价值出卖。”马克思把农产品价值决定及价格形成的这种特殊规律性，叫作“农业的特权。”（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 第105页。）。《资本论》中，关于“农业级差地租”的理论， 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的特权”形成的规律性。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所以产生和存在着“农业的特权”，是由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土地自然丰度的差别性、土地自然生产条件的差别性、土地生产率的差别性、土地生产率增长的有限性、土地资源占有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对农产品需求不可代替的绝对性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农业的特权”的这些客观经济条件依然存在，所以这种必然性也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我们迫于无奈，曾经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取得积累，从而限制了“农业的特权”的实现。但在工业有了相当发展之后，就应当遵循“农业的特权”的特殊规律性，使农产品真正按照自己的价格来出卖。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农业的特权”的理论，对于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对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持续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对于解决由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过剩经济”现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七）商品经济中“农产品价格缓升”论
《资本论》中指出：“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一般地说，也就是一国的文明越发展。”（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 ）但在这种文明的发展中，农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具有缓升的普遍趋势。对此，《资本论》也作了深刻说明：“在农业中，……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
在当今世界农业的发展中，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土地的投资越来越多，农业生产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也不断损伤了农业的自然生产力，农业资源损伤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大大加重了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成为农产品价格普遍缓升的内在原因。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农产品价格缓升的理论，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的农业投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农业增产能增收，使城乡居民的农产品消费得到合理价格保障，并使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八）“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论
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这是《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又一个重要原理。所谓简单劳动，是指不经过专门训练就能胜任的劳动；复杂劳动则是经过专门训练和教育，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就二者的数量关系来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注：《资本论》第1卷，第58页。）
复杂劳动所以是倍加的或多量的简单劳动，其原因在于复杂劳动参与生产过程之前，就已经付出了较多的教育和训练时间，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要付出较多的智力耗费，甚至在生产过程之外也还要进行智力与技术的自我培养。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复杂劳动能够创造高于简单劳动多倍的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而且复杂劳动的程度还在大幅度提高和发展，因此，很有必要以此指导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数量关系的研究。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理论，对于解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脑力劳动者工资报酬较低的难题，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及奖励制度，重视知识资本的价值，加快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促进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含义和实践作用。
（九）商品经济中“商品外延扩大”论
《资本论》中对商品外延的确认，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商品的物质形态的产品，除此而外的一个“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注：《资本论》第1卷，第190页。）；再者，“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注：《资本论》第2卷，第66页。）。 也就是说，货运和客运的场所变动，即位移也是商品；还有，为卖者和消费者提供的有偿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49页。）
长期以来，我们在商品外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中，不仅曾经犯过把生产资料产品排除在商品之外的错误，而且更把各类服务性商品排除在商品之外。由于理论研究上的失误或不足，也在实践上造成了社会各类服务事业发展的严重滞后的状态，从而也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及优化。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外延扩大的理论，将有利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第三产业中所有行业和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与转移，有利于劳动者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从而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十）分工协作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论
《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由协作和分工所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注：《资本论》第1卷，第423页。）这种生产力所以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因为它不是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增加生产，而是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结合的社会组合形式的调整来增加生产，即通过企业内部和整个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来增加生产，取得更大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我国，由于自然经济的长期影响，再加上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等弊端的存在，人们崇尚小生产的“万事不求人”，热衷于追求企业和地方的“小而全”和“大而全”，从而严重浪费了经济资源，也致使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这一重要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得不到有效开发。目前出现的所谓“过剩经济”现象，也与长期以来“小而全”和“大而全”的重复建设息息相关。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论，对于破除小生产的陈旧观念，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格局，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充分开发和利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这一“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提高企业、行业和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加企业、行业、产业和社会经济效应，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十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转移”论
劳动的变换、流动和转移，并不只是资本竞争的无奈后果，而且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资本论》对此深刻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形式。”“同时，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注：《资本论》第1卷，第533—534页。）
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失业和流动，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所带给工人的苦难和不幸；而对我们自己，又把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限制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刚性就业政策，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岂不知，我们的这些传统见解，本不是《资本论》的原义，甚至已经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由于理论上的偏颇和失误，以及由此导致的在劳动转移方面的种种政策性障碍，事实上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应有发展。目前，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是一个涉及经济全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实际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高度来解决对此的认识问题。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转移”论，将有利于克服陈旧的错误观念，有利于制定和实施促进劳动转移实现的新政策，从而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遵循这一规律和原理，及时而合理地实现劳动者在不同产业、部门、行业、企业和事业之间的劳动转移，其中包括“劳动的变更、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劳动凝固”的僵化状态，特别是把大批的农民从狭小的耕地上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赋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更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十二）社会生产力源泉的“科学技术”论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因则主要“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技进步，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大主要源泉之一。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把科学首先是看成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4页。）
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和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所看到的当时欧洲较高的科技进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才只有15%左右，而现在则是到了50-70%，美国则达到了80%。我国1993至1996年，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也已经达到了34%-42%。事实说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对于指导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挑战，把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十三）商品经济中的“社会需要”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必须研究“社会需要”问题。《资本论》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需要”赋予了多层科学含义：一是由于“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第48页。 ）所以，“社会需要”首先是社会对有用性使用价值的需要；二是社会需要“是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注：《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第127页，第722页，第816页，第864页，第97页，第716页。）； 三是社会需要不仅是对生活消费资料的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生产资料消费的需要。这是因为，“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注：《资本论》第2卷，第93页。）； 四是社会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还表现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五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单行本，第15、14页。），所以，社会需要又是不断发生规模和构成变动的需要。
在长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重生产、轻消费，重供给、轻需求，致使社会需要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特别在“短缺经济”甚至“票证经济”状态下，社会需要问题的研究更难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之后，无论从宏观经济而言，还是从微观经济而言，研究和预测社会需要的规模、构成及其变动趋势，以此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就显得尤为必要。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需要”的理论，在微观意义上有利于提高企业驾驶市场的能力，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企业经济效益；在宏观意义上，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科学可行的经济调控决策，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规模和结构上的相对平衡，从而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防止和化解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
（十四）社会经济发展的“股份经济”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谈到股份制的问题。“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由于股份制的生产和发展，“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由于“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注：转引自《发展论坛》1997年学习十五大精神专辑，第49页。）从而优化了资本所有制关系，有利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状态下，提高管理水平和资本效益。
股份制作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也有利于社会成员入股投资成为股份经济的所有者。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重新学习、研究、开发和运用《资本论》关于股份制经济的理论，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推进城乡多种多样股份合作经济的新发展，特别是有利于为乡镇企业探索和建立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之，我们应当从《资本论》关于股份经济的理论中，进一步寻找解决企业改革难题的新钥匙。
（十五）值得研究的“个人所有制”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38页。）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费解的理论难题，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
这段费解的文字中，至少有几点是明确的：一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过去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其他私有制的否定；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又造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被一种新所有制所代替；三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也不同于私有制；四是将这段话连续起来看，自始至终都是讲的所有制问题，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所以，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绝不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重新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中关于“个人所有制”的理论难题，特别是如果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受益权联系起来，并结合股份制改革与农村经济改革中实现经济权力、经济责任、经济利益相统一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个人所有制作出科学说明的话，也许能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中找到新的光明出路。
三、问题的结语
以上15个问题的说明，意在通过这些例证来说明《资本论》理论资源的再开发，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针对性和现实的紧迫性。可以断言，闪烁着真理光辉的《资本论》，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没有过时，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机与活力。不过，这些例证，对于《资本论》中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来讲，只是挂一漏万的例证而已。除此而外，还有机器大工业、工业化、生产社会化、利润、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产业利润、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信用、证券、虚拟资本、利息、利息率、级差地租、竞争、供求关系、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垄断价格、垄断利润、货币流通规律、纸币流通规律、银行新作用、会计核算、经济统计、经济管理等诸多的理论资源，有待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进行再学习、再研究、再开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的新发展。
可以断言，理论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和辛勤的创造性劳动，对《资本论》理论资源的再开发，必将带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繁荣和新发展。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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