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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然译
对待“逻辑”这个术语，我们得非常看重。因为它指明的是脑力劳动的正确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有关结论的推理和证明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如果一项脑力工作受到指责，说它偏离了逻辑的规定，那么它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了。
既然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受逻辑检验的脑力劳动的基础之上，那么科学研究同逻辑就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若不能运用逻辑规则，科学家就不可能期望取得成就，他的想法和结论是不可靠的，因而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违背逻辑就会被视同违背真理。
然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说逻辑是科学认识的必然属性，那么它在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中（比如我们说数学），是否也能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方法呢？建立一种逻辑，一种能供任何有健全思维的人使用的理性“机器”，以便在获取新成果方面减轻人们的劳动。这种希望曾鼓舞过17世纪科学革命年代里的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如弗·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他们力图把逻辑解释成是一种能引向发现和发明之路的的罗盘。对于培根来说，归纳法就是这种罗盘。到19世纪，德日·米尔成为归纳法的推崇者，他的《逻辑学》一书在当时的许多自然科学家中声望很高。在概括原有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能预言新的实验结果，这一点使人们看到了归纳逻辑模式的重要性。当时，归纳法被认为是使自然科学胜利前进的强大工具，而自然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曾将它叫做“归纳的科学”。然而人们对归纳法的信赖很快就冷淡了下来，那些在自然科学中取得过革命性进展的人们，他们并不是照培根和米尔的教导去作的，即先搜集个别的经验资料再推导出（归纳——意思就是推导）普遍性的规律。
归纳法似乎能作为一种发现的工具，这种看法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之后最终被否定了。现在人们又把重要的角色派给了假说——演绎法。按照这种方法，科学家提出假说（它从哪里得出并不重要），并从中引出能用实验检验的原理。由此，在逻辑学方面提出的任务是：逻辑学应从事理论的检验，即以无矛盾性一贯性的观点检验理论，并检验理论的预见能否为实验所证实。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运用逻辑工具来论证宗教教义。有段时期，哲学家们为了对抗经院哲学，曾力图把逻辑工具变成一种揭示自然规律的指令系统。当看出上述的企图不能实现，又涌现出了一些革新思想，于是某些另外的思维方法起了保障科学进步的作用，这期间有一种说法又站稳了脚根。按照这种说法，认为这些思维方式与逻辑无关。人们认为逻辑的任务不是保证产生新知识，而是评价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科学性。发现的逻辑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证逻辑。实证逻辑的研究成为著名的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现代哲学家K·波普（IIonnep）继承了这方面的路线，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叫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如果读者想要在这本书中找到能获得新知识的智慧法则，那么这本书的名称可能导致误解。正是作者本人指出，不存在诸如获得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者作为这个过程的逻辑构造这类东西；每一个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或者“卑尔根森头脑中的创造归纳法”。理论的发明好像音乐主题的诞生，在这两种情况里逻辑分析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至于对理论，逻辑只能用于理论的检验——证实或者反驳。但“诊断”是用在“现成的”，已经建造好的理论结构中的，至于这种理论结构的产生，逻辑学不予评论。这是别的学科——实验心理学的事情。研究中的探索是一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表述为“意欲解决问题的行为”。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问题的解决是用“试验、错误、机遇”的途径达到的；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问题的解决——是靠“知觉场”瞬息构造（所谓的“内在”作用）达到的；第三种心理学家认为问题的解决——是靠出乎意料地顿悟达到的，表现为“啊哈——体验”（找到答案后，兴奋地喊“啊哈”！）；第四种心理学家认为问题的解决——是靠潜在的下意识的工作达到（特别是在梦中）；第五种心理学家认为问题的解决—是靠“侧视”，即能注意到重要事实的一种能力，这种重要的事实存在于作为人们普遍关注焦点的具体事物之中，但它们却往往被聚精会神研究该事物的人们忽略掉了。
把直觉作为从主观心理内部扩展的一种特殊行为，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科学家们的自我总结中，包括关于从守旧的思想束缚中突然摆脱出来的例证，包括对事物产生新认识的顿悟的例证（由著名的阿基米德的“我可找到了”开始），这些都有利于说明上述观点。然而，上述的心理学资料能指明发现过程的起源和构成吗？
逻辑的方法具有一个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的公设和结论的普遍性，以及合理研究与检验的显明性。心理学由于不涉及导致科学发现的理性过程，没有可靠的支撑点，所以只停留在直觉或者“顿悟”这些概念上。这些概念的说服力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们不能指出解释发现的因果关系的任何前景，因而也不能指出产生新知识的因素。
科学家们向世界公布自然的假说和构想之前，如果把他们的意识“场”或者下意识“密室”中发生的那些事件，用心理学勾画出来，那么定会产生论。这种假说或者构想，只有在与逻辑规律相符合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即只有在已经得住合理论证的所有环节检验的时候，才能被接受。然而，假说或构想是一种“制造出来的”手段，它不属于逻辑学，像直观的“顿悟”、“知觉范围”、“啊哈——体验”等均属此类。换句话说——理性的产物是来自非理性作用的结果。
科学的主要任务——发现规律。可是问题又出来了，人们完成了自己的科研工作，往往并没有遵循理性认识到的任何规律。这样的结论是由分析我们所研究的一系列情况中得出的，这些情况涉及到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对逻辑学和心理学现状不满的原因不仅出于一般的哲学考虑，而且于后备力量及其标准的问题，关于影响科学劳动成效的诸多因素问题，因而就又把我们引进了逻辑学和心理学的领域。如果不是在这个领域中，那么到哪里去寻找有关激发人去发现的机制方面的信息呢？而且我们能够注意到，社会需求的压力推动着人们去研究科学实践，去分析科学家是如何实际工作的，去弄清楚科学家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取得成功。其中，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一个流派，它的追随者在“发现之友”的名义下联合起来，出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的观念，因为他们拒绝采用逻辑原则和逻辑范畴来解释新知识的产生过程。这个流派的追随者们坚信，理性的主权即使在发现新思想和假说方面也应发挥作用。逻辑学的主要课题不应该是“现成的”理论，而是在提出问题的这一情况上，因为学者们在不断对付这些问题中就建立了理论。
转到分析创造的出发点这类问题上，就触及了心理学早就研究过的现象范畴。但是心理学是从直觉和主观需求的观点来研究的。如果一个人局限于他已有的固定思想和行为模式，则主观就不可能顺利地起作用，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叫做提出问题的情况。
对于提出问题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当逻辑方法把重心转向客体的结构牲，这种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与个体的作用无关时产生的。一个人在创造过程中就处于这种提出问题的情况，不管他（她）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反正他（她）是在遵循着客观逻辑。这样一来，科学创造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用直觉或者那种能产生“天才激发”效应的意外巧合来解释创造，是缺乏合理性的。
要求恢复起对老培根的信仰，把逻辑学变成创造新思想的“工具”的呼声，正如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它反映出了当代科学发展的需求。显然，如果沿袭老办法就不能实现这个意图。必须深刻地揭示出科学思维的实在的历史的结构和其形成方法，这种方法一定要摆脱形式逻辑的束缚，因为形式逻辑既不是实在的，也不是历史的。并且我们认为：如果科学发现只限于它包含的逻辑方面，仍然不去注意另外两项——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当然这两方面作为整个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应该予以重新认识。那么科学发现的实质就不会暴露出自己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们提出这个普遍性的假设，即“三面”法，作为一种最有发展前途的寻求新大陆的方法的呢？
首先可以看到，用“一面”法的任何途径，解决问题的大量尝试，留下的只是一段充满着失望的历史。
前不久，国际科学史联合会主席M·戈尔麦克发表了题为《论捍卫把科学发现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成果》的演讲。他把这种神话划分为三种：
1.关于科学推理的严密逻辑性的神话。这种神话体现在这样一个概念中，即把科学研究归结为古典逻辑学规则和范畴的实际应用。其实，科学研究实际上不可能没有创造的成分，而这种创造成分，那些死规则是抓不住的。
2.关于发现的产生是严格非理性的神话。这种神话是在心理学中用直觉或者是研究者的天才来“解释”发现时的各种说法中形成的。
3.关于发现的社会因素神话。这里所指的是所谓外因论——这种论调忽略科学发展自身的规律性并企图在科学家的政治观点和他的研究成果之间确定一种直接的联系比如加尔文对君主制度的信仰和他的“皇帝”中心作用学说之间的联系，维尔霍夫的自由主义观点和他的细胞病理学之间的联系等。
根据戈尔麦克的观点，这些神话具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由获得知识的三个方面形成的统一的三合一产物的“分离作用”。
为了克服分离作用，必须重建发现过程的图景，使之成为与真实情况相符和全方位的图景。显然，用“神话”组合起来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研究发现活动的过程有着巨大的困难，这是因为着手全面考查时所面对的是已经完成的“研究总结”——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从这种制成品中抽取不出如何获得成果的情报。因为若保留下“题外”的材料，基本论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比如，达尔文的一些笔记，泄漏了他的进化论起源突变的观点。根据彼得堡俄罗斯医生协会会议记录，我们了解到是经过了多么激烈的争论才得出了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观点。可见，科学家们的记录中字里行间对于弄清产生发现构想的情况是何等珍贵。但是，科学上的这些往昔的痕迹极其有限，绝大多数资料消失得无影无踪。
专门组织研究创造的人找有发现的人座谈（访问），可能是防止这些信息沉入时间之海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同保存情报的人有对话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对话就不能获得情报；这种方法的优点还在于有洞察到单靠了解创造的产品——现成的文件所看不到的细微纽带和关系的可能性。要重现科学活动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以及个体——特性方面的情况，上述方法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活动情况在叙述科研成果的公开材料中是不加披露的。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曾走访过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M·乌戈列夫，在生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称之为膜片消化的，正是他的发现。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通向这个新科学真理的复杂的认识之途的各个立脚点。
按照通常的传统观念，食物的分解与吸收是在胃肠系统中经酶的作用而进行的，这种酶与流入胃肠系统的重要的消化腺液一起起作用。
由于一系列的发现，引起了对上述的消化模式进行重新研究。其中要单独提一下的是乌戈列夫发现的另一种消化机制，由肠细胞膜外表面上的酶实现消化，这一情况第一次发表出现于1960年1月。
到底是什么为发现做好准备，什么因素导致发现？为此，我们又同阿列克山得罗·米哈依洛维奇进行了座谈，以便弄清在科学出版物上一般不能得到反映，而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对心理学家都很有意义的情况。
首先必须弄清事物具体的逻辑方面，弄清科学家形成研究动机的客观情况，弄清为什么已经完全确立的机体消化和吸收食物的原理需要改进。
根据科学史中的许多先例可知，具有传统声望的模式同与之矛盾的特殊现象之间的差别往往会成为探索的促进因素，在上述的例子中情况正是这样。许多与认为无可争议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事实积累了起来。乌戈列夫当时指出，他知道了有争论，由于普遍接受的观点有漏洞，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然而他一直确信，是在传统的胃肠消化模式的范围里有某种新东西存在，并且看来同分解食物的酶的活性有关。
食物在机体里和在试管里，同样在消化酶的作用下其消化速度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早就被确认了。这与活化剂的作用有关。一种活化剂——肠激酶——是当时在И·и·巴甫洛夫实验室时被舍波瓦尼可夫发现的。众所周知，类比在科学中起很大的作用。关于活化剂的普遍认识，支持了乌戈列夫原有概念中的想法。在试管里模拟消化过程时，观察到了过程速度比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要慢得多，根据与舍波瓦尔尼可夫的资料类比，他用有活化剂干预解释了这种差别。他连续作了许多实验，在寻找活性因素的过程中，他采用了一种新办法，这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一小块肠粘膜联到放在试管里进行消化（借助抽取的体液）的物体上，于是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强化效果。但是这并没有提醒他抛弃掉关于活化剂的老观念。不但如此，他当时甚至还找到一个术语来表示假想的活化因素。当时实验结果没有公布，其原因是由于他幻想用一批新实验来证实他的假说。在把带有一小块薄肠的胃液稍事培养之后，乌戈列夫除去薄肠以便检验胰液的活性是否改变了（依靠酶——分解淀粉的淀粉酶的优化作用）。与意料相反，虽然肠的活性增长了，溶液却丧失了部分酶的活性。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有肠的情况下，发酵过程得到强化，其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溶液中酶的活化作用，而是由于在粘膜表面实现了食物的强化分解”。
乌戈列夫后来告诉我，他如何对体腔消化是唯一的消化机制产生了怀疑的，他又是如何抛弃了他所假设的活化剂同巴甫洛夫实验室中发现的肠激酶之间相类似这一观点的。我反问他：“那么究竟什么是使你由活化剂想法转变到膜消化想法的激活因素呢？对不起，我用双关语向您提问”。下面我要引用他答复的全文，因为，正如我认为的那样，这个答复对于弄清楚其思想如何转变到新轨道（尽管这个转变是有所准备的——过去的怀疑及一些试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现在我已经记不得这个了。对当时那么多鲜明的印象中，我记得最清晰的是一幅混乱如麻的情景：动物的肠子还有铂棉。我对表层现象产生了兴趣，去奋力博览有关表层及表层催化作用方面的文献，同时我还研究了肠表面结构方面的文献。有段时期我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工作，这样一来我就拥有了许多有关各种海棉物电子显微镜镜检术方面的书籍以及肠表面的照片。有一次，大厅的灯熄灭了。我脑子里还有印象，我是看到了一些小肠的照片。然而当灯又亮起来时，我看见了我刚才看的不是小肠的照片，而是硅酸铝催化剂的照片。这两者结构的相同简直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来，我发现了多孔催化剂和小肠表面惊人的相似。重要的补充是：比较了工业用催化剂和肠之后，使我不得不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肠的光学结构还不能解释膜消化强度。按小肠尺寸比例与铂棉的孔隙度比较以后，可以推断出小肠应存在着超微孔性。这样一来，实质上就预言了肠表面存在着的超微孔性。这一点不是偶然得到的，而是把膜消化作为肠粘膜表面异源催化作用加以研究后得到的。”
这个重要的“口述”又一次显示出像用于形成新理论的类比法这样的理性方法的关键作用。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类比法，它与那种曾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也曾起过作用的老模式的类比法不同。新的物理化学领域。在反复琢磨肠表面效应的同时，乌戈列夫着手研究肠表面。他把肠表面作为一般表面的一个特例来加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去研究有关表面催化作用的文献。乌戈列夫回忆起了由于弄混了肠和催化剂照片如何使他感到惊奇。这类的弄混，我认为对于创造现象学来说，所起的作用不比学者们在自己的报告中经常宣布的“恍然大悟”小。
历史学家中谁不知道，比如对A·布安卡尔故事的那段出色的描述，当他踏上公共马车踏板的那一瞬间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答案。这个踏板之所以被伟大的数学家记住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突发智力的综合产物同他走进公共马车的时刻恰巧一致。两张照片“弄混”的情况同样具有偶然性的成分，然而这已经是另外一类和另一种形式的偶然性了。
相似的两种照片偶然地凑在一起，其背后就出现了去发现两种照片上所反映的客体间规律性联系的契机。正是这个规律性，它由一门科学（物理化学）所确立，为研究另一门科学（生理学）领域的现象提供了钥匙。若从科学发现的逻辑观点来看，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最重要的原理，也是一种规律性。因为它不属于自然规律，而是一种用以发现规律的规律，因此可以叫作“目标规律”。
科学史专家能列出许多这样的例证，说明任何过程的本质特征是由于这个过程作为普遍原则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出现而得到解释的。由开普勒确立的行星运动规律与牛顿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当时，人们把属于物理界同一个方面的新现象概括起来了，那时像牛顿体系一样，开普勒定理也整个地进入了物理界的这个舞台。膜消化也是由于它作为一般物理化学规律的特殊表现显现出来而被发现的。在总结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时，牛顿仍留在单一学科——力学范畴内，尽管力学是普遍适用的科学，而在我们的情况里却发生了规律性的“转移”，即由一个学科确立的规律向其它学科领域“转移”。换句话说，这里表现出跨学科性现象。
无机界和有机界现象的比较，生物学条件和技术科学条件的比较，在科学认识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发生的。在发现膜消化时发生了与《仿生学》（按照动物系统里的过程模型设计技术装置）反方向的运动，按工业催化作用模型提出了仅在有机界才可能进行的过程。
在谈到事物的具体侧面时，涉及到知识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由于这些方面表述的是客观真理，所以它们既不依赖于个性因素也不依赖于个性间的因素，可是为了以其真实“化身”的形式构拟科学发现过程时，我们就无权忽略这些因素。因为假若没有它们，就不能提供事物自身的信息及其客观真实性。在某个非单一认识的地方，若能把两个目标领域中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会出现一种导致发现某种机制的效应，这种机制一直在生物系统中起着作用，而不管你是怎样去认识它。
显然，乌戈列夫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弄混了照片（机遇）。然而，正如巴斯德所说的，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正是由于前期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认识高度（目标），才能悟出一个客观事物的照片，反映了另一个事物的形象。
乌戈列夫是单干的。但是科学家无论如何不能重演他的才能——因为科学家总是科学社会的一员，正如不能脱离空气进行呼吸一样，他们不能脱离社会。在自己的性格特点方面，有的人可能孤僻，有的可能平易近人。在对科学争论的态度方面，有的人可能漠不关心，像法拉弟，他认为真理是强大的，事实不言而喻。而有的人则是激烈的善辩者。但是，不管什么情况，创造与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
尽管乌戈列夫了解生理学家们之间的争论，但他却长期不参与其中。此外，尽管是他最先想到他发现的消化类型属于膜消化，但他却不愿卷入到当时掀起来的关于有膜还是无膜的激烈争论中去，这种想法促使他避开《膜》这个术语，而把他发现的机理叫作附壁或者接触消化。
乌戈列夫在他从事的发现工作方面，直接的社交圈是狭窄的，但他很快得到B·H·契尔尼戈夫斯基和A·H·布拉文什金两位院士的支持。前者说，这项工作值得非常认真地进行研究。布拉文什金则作出了特殊的反应，他听完我说的以后，用妙语指出（涉及的是表面现象），重大的发现可不能被闲置在表面上，同时还答应给些日本淀粉酶。又说，如果在实验中获得了我们谈论的那些结果，他是会相信的。
发现者本人对他观察到的效应也会产生怀疑，无休止的自我复查，甚至从第一次公布之后，就同时作好了反驳的思想准备。
乌戈列夫头脑中的高度批判性是使他的产儿更加结实的条件之一。然而大多数生理学家都否定过膜消化的存在，甚至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辩。乌戈列夫把自己的资料简介寄给美国一家杂志（1963年），但被视为荒诞不经而拒绝登载。可两年后还是这家杂志刊载简介，因为不断地克服了生理学家们的反对，乌戈列夫对自己的构想也越来越有信心了。他的想法被忽视的阶段终于过去了。尖锐的争论又爆发了。现在发现者不能再置身于事外了。
对乌戈列夫的发现来说，其主要的“敌人”原来不是传统的模式，因为它正遭到来自各方面指责，而是由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是普遍的光学显微镜所达不到的）所揭示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细胞吸收”。“细胞吸收”是由И·H·麦契尼柯夫提出的吞噬作用的一种形式，而吞噬作用乃是细胞内吸收这一概念的基础。占压倒多数的科学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据此来摆脱由于生理学领域中积存的矛盾所造成的困境。
细胞内部消化同膜消化（开始支持它的人很少）拥护者之间的长期辩论，最终导致对第二个概念正确性的承认。此外，一个强硬的细胞内消化的拥护者，美国的科学家P·克林经过了10年才肯定地宣称，他从来没有拥护过细胞内消化说，只是不恰当的用细胞内吸收这个术语表示膜消化，使他丧失了领先地位，尽管在发现膜消化的那些年里克林和他的同事曾毫不含糊地说过，美国的生理学家拥护当时的细胞内水解说。
从乌戈列夫访问记中，露出了揭示产生新认识的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曙光。首要的是，确定要寻求的具体内容。提出问题的情况之所以在科学中出现，客观上是由于所采用的概念系统和与之相矛盾的现象之间有差别。这种矛盾具有动力因素的特点，它成为某些科学家的创造动机，是一种行动推动力。在科学中问题（具体的——逻辑的）的涉及的方面改变了，科学家们在他们的认识上，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反映各不相同。电子显微镜把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了麦契尼柯夫的细胞内消化说。这里也看到了某种类似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时髦现象。新技术引起了吸收过程的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并使他们着了迷，而对其余事物失去了敏感性。到处可以看到“细胞吸收”，甚至在那些后来谁也不会去找它的地方也有。
乌戈列夫同醉心于研究吸收过程的科学圈的那些人发生了冲突，虽然他也属于这个科学圈。在生理学家之间爆发激烈辩论的同时，按他的说法出现了一种“排球效应”，即由两位或者一些参与者轮流建立一个共同的构想。显然，这种效应要求大家协同动作去对抗另一“队”的努力，这个“队”是由一个研究者集团作为一伙反对者而组成的。这种论战影响着创造过程（在本文中指膜消化的深入研究）。
传统影响属于创造的社会——科学方面。初看起来，可能觉得巴甫洛夫和麦契尼柯夫的概念都是通向发现的障碍。要知道乌戈列夫追随巴甫洛夫的时候，他找到了肠激酶型的活化因素，而这是错误的一步，这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麦契尼柯夫的拥护者为了保细胞内消化说而拒绝了膜消化说。但是乌戈列夫的经历证明追随伟大的导师——这意味着，依靠他们的成就继续前进，走向认识发展逻辑的新需求。与此同时从导师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思想，而且还有对研究作风有影响的传统。其中，正如乌戈列夫认为的那样，从方法角度上看，在研究生理过程方面，国外研究者同我们之间的差别，使得我们努力走向更柔性更兼容的分析制度，这套分析制度是由И·M·谢切诺夫和И·П·巴甫洛夫引入到我们科学中来的，直到今天，它还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因此不应认为在别的土壤上产生的其它的传统是无结果的和没有前途的。把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对于整个科学进步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提及两个创造方面：具体——逻辑方面（研究认识具体事物的原则，逻辑学——改变认识的合理形式）和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征）。它们的作用不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气质。其实正是在这种质的深层里完成着理性综合的奇迹，即所说的科学发现——宇宙奇迹中最美好的奇迹。
促成发现的诸多变量中，每一单项的报道都是很贫乏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注意到所说的仅是构成整体的某部分。企图用一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作为独立变量来说明发现过程——就意味着跌入类似根据构成水的元素的资料确定水的性质一样的谬误。
该文译自《ПРИРОа》1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