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要件：动态演进及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件论文,国际货币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以美元为最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当今全球经济运行的最大“游戏规则”之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作用及改革重构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失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体系在危机的产生、爆发、传导和深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引发了集中的反思，进而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走向与合理化改革。
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指出，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危机以及美国长期增长的贸易赤字是当今货币体系的长期显著特征。[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2]周小川更是明确阐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3]可见，在日益复杂的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行纠正，建立起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对于处于日渐紧密的全球体系中的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4]
国际货币体系不是空中楼阁，任何一种运行规则和协调机制都建立在一系列支撑要件的基础之上。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重构问题，不能不认真地审视这些支撑要件。
二、国际金本位制的支撑构架及其局限
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充当世界货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体系兼具稳定和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发展。
(一)金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资产的支撑要件及其局限
黄金作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迅速向外扩张以便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全球的影响。这不仅使金本位制从英国等居于经济主导地位的国家输送到那些与之存在密切贸易往来和资本联系的国家，而且赋予了英镑、法郎和美元等货币以强烈的国际性，可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殖民地国家中畅行无阻。特别是英镑，实际上已替代黄金执行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然而，黄金的产量要受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最终难以保持与世界商品生产同步增长；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从欧洲转向美洲，英镑也最终在与美元的竞争中落败。
(二)金本位制下国际货币秩序的支撑要件及其失效
金本位制时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殖民体系成为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重要支撑，但这两大因素均具有强烈的历史暂时性，预示着金本位制必然走向解体。
1.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金本位的正常运行是建立在各国政府都遵循金本位制的自然调节、对经济不加干预的基础上。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后，便不可能让国民经济完全听凭于市场摆布，必然要实行政策干预，这与金本位制要求的自由竞争前提是背道而驰的。
2.殖民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殖民地国家的货币制度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依附地位，通常以中心国家的货币作为硬通货。这一中心—外围构架短期内比较稳定，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方面，外围国家不断向中心国家输出黄金，从而无法维持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另一方面，随着中心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出现，黄金愈加集中到个别大国手里，导致其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5]
上述原因决定了金本位制最后走向衰亡。一般认为，金本位制走向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参加国均实行了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而就内在原因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金本位制崩溃并非因果关系，二者是相同一些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撑构架及其局限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了美元与黄金以固定比率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新货币制度，也就正式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巩固策略及美元信心的维持
传统看法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为汇率制度问题，但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演变的核心关系是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而支撑这个地位的是美国的综合经济、政治实力。[6]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与运行是地缘政治的延续，但又充分运用了经济手段。
1.美元挂钩黄金。“双挂钩”原则赋予了美元凌驾于其他货币之上的核心地位，这既有利于维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行提供良好条件，也逐步树立了美元几乎可以与黄金划等号的认知观念。
2.提高世界贸易结算中的美元比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贸易中的初级商品交易以及飞机等大型装备等都要采用美元结算，随着世界贸易结算中使用美元的场合和比重不断增加，各国自然会大量地使用并储备美元。此外，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确立了交易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准则，在扩大国际贸易规模的同时也扩大了美元的流通范围。
3.对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了经济援助，同时积极推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这样，美国不仅通过出口缓解了国内生产过剩、占领了欧洲市场，而且为美元在欧洲的通行拓展了广阔空间。
4.美国大量海外投资。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部分年份，美国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主要是鼓励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不断向世界范围内提供通货。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其成因再认识
由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即美元信心与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这作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常规解释，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只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描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在纸币流通日益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扩张和格局调整的客观条件下，美国进一步追求货币强权的结果，其主观驱动力来自于：
1.追逐更高的铸币税收益。由于铸币税收益的存在，发行者会倾向于增发更多的美元，在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积累了大量逆差。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了美元的贬值压力和人们信心丧失，而是美元的超量发行引起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决定了美元必然贬值。[7]P179
2.解除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关系。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关系被锁定，但却避免不了黄金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产生波动，黄金套利活动也随之而来。因此，这种固定汇率安排，固然令各国让渡了很大一部分货币政策自主权，但同样使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受到了强制约束。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套利行为，还有可能最终耗尽美联储的黄金储备。美元若不摆脱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就无从获得真正的国际货币强权。
3.摆脱固定汇率制的束缚。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国内通胀率一路攀升，出口商品价格与战后复兴的日本、德国相比失去了竞争力。面临其他国家兴起对自身在世界经济地位上的威胁，固定汇率的安排使得美国无法运用汇率武器来加以应对。摆脱美元与其他复兴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也就成了美国为获得更大货币强权的另一必要选择。[8]
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构架及其内在脆弱性
1976年召开的牙买加会议正式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应该说，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形态并不是由牙买加协定所设计和确定下来的，而是在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和多种汇率安排的制度得到名义上的认可后，历经了全球货币动荡、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通过各国的经济金融乃至政治力量的博弈，逐步演化而来。
(一)牙买加体系的支撑机制
牙买加体系本身是一个在既有大框架之下不断变化其具体运行状态的、过渡性的非稳态体系。维持其存在的主要手段及机制是：
1.维护并创造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它与任何国家内部的信用纸币一样，被彻底虚拟化了，世界对美元的多方面需求可以大大地抵消各国对其信心的疑虑。美国通过向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保证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等方式创造美元需求；而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洗礼的亚洲国家则更加重视美元储备，吸收了近十年来全球新增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
2.“汇率武器”威慑下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美元的发行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因此美国在运用汇率武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通过美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打击了来自拉美国家的“背叛”和来自日本的挑战。欧元诞生后，美国于2002年开始变强势美元政策为弱势美元政策，迫使欧元走上持续升值的道路，造成了欧元区国家货币资产大量外流，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9]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独立的、以维持本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为主要目标的中央银行制度，进而要求各国央行配合或跟随美国的利率、汇率政策，无形中令各国让渡出部分货币金融主权。
为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货币不稳定，未能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国家普遍采取了盯住美元的策略。但这样一来，汇率水平就难以随着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一旦有投机资本猛烈冲击，就可能演变成金融危机，经历如泰国等亚洲国家那样的噩梦。杜利等人提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概念，即是指新兴工业化国家将本国货币以低估的汇率盯住美元，并将所持美元又用于美国金融市场投资，让美国保持稳定并发挥最终消费者作用的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10]
3.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核心位置由美国占据，而位于外围的既包括东亚国家等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也有购买了大量美国金融资产的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占全球经常账户逆差的一半以上，2006年高达75％；全球净资本流入超过七成的目的地是美国。[11]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事实上，自牙买加协定以来，全球金融体系迎来了更为动荡的时期，集中体现为多次并广泛地爆发货币金融危机。浮动汇率制等“无规则的规则”赋予了牙买加体系较大的灵活性，但这种构架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和不稳定性。
1.实体经济与货币权力的格局不匹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兴起，特别是亚洲崛起，从总体上看呈现贸易顺差，而且亚洲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然而，对其贸易乃至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货币的汇率波动却丝毫不能掌控。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为避免更大的货币错配问题，开始寻求货币自主性和彼此间的货币合作，力图减少对原有中心货币的依赖，探索着走向货币自治之路。
2.货币强权与资产保值的责任不对等。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以美元为主导，马克、英镑、日元等作为补充的多样化的国际本位货币“垄断竞争”格局，发达国家间国际收支的调节还能相对有效。而到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特里芬悖论”。美国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既内生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安排以及全球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之中，又使得美元本位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元币值稳定之间的冲突更加难以调和。同时，也给外围国家的宏观稳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8]
3.国际货币的统一性与多元化现实的矛盾。欧元的诞生为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开辟了新纪元，然而欧元与美元并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势力争夺。尽管欧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长期占据单一中心地位的美元形成制衡力量，但更多时候，它被美元的竞争性贬值拉入了一个所谓“滥币陷阱”漩涡，导致世界货币数量进一步失去控制。[6]
五、国际货币体系支撑要件演进的现实启示
由于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框架的存在，每一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建立并持续运行，并且以其特有的现实面目而不是理论设计中的理想面目存在，基本保证了在世界范围内货币发挥各项职能。但是，在遇到新的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之时，这些支撑要件要么过于脆弱而走向崩溃，要么过于僵化而难以改良。从其演化进程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政府干预因素贯穿于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发展的始终，并一步步从边缘走到中心。这是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相适应的，也对应着纸币流通时代的正式到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政策设计因素和大国利益博弈在新的货币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牙买加体系则从制度上解除了黄金对国际货币的束缚，令美国的政府信用和政策干预进一步走向前台。同样，没有超经济的政府力量合作干预，欧元也不可能出现。尽管当前外汇市场在形式上是以市场供求和货币间竞争为运行机制，但就整个制度框架而言，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着地缘政治的格局。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声音一度高涨。从根本上讲，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该如何改革，这是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客观结果。然而，在当前条件下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重构，不是一个理论上如何进行理想化“设计”的问题，而有赖于国家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实力和政策博弈，因此必须重视和依靠超经济的政府力量。
第二，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中心—外围构架，这种层级的分化甚至比在世界生产贸易领域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心国家(一个或多个)通过提供国际货币，获取外围国家支付的国际铸币税，而外围国家使用国际货币的代价是要向中心国家注入实质资源。国际货币体系从来就不是一个均匀、平等的体系，有赖于诸多要素作为支撑，而这些支撑要件本身或要件之间又具有内在不相容性，因而随着冲突的激化或新情况的出现，支撑框架趋于瓦解，相应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走向终结。
在中心—外围框架暂时不可能彻底打破的条件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建设目标至少是双重的，其最低标准是在各国或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需要基础上，保证货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最基本的计价和支付职能的正常实现，并建立一个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监管和调整机制；其远期目标则是缓解外围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第三，中心货币的形成及更替一般滞后于其发行国真实经济实力的中心地位，对中心货币地位的争夺可能会出现反复并造成一定时期内的混乱。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已经超过西欧，但美元并没有立刻成为世界货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元才有机会取代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随后不断地与英镑展开竞争，期间在30年代曾经历过反复，到40年代初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又相持不下，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才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货币金融领域的强权反而日益凸显。
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货币权力的格局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然而，货币权力的格局并不是与国家实力的兴衰同步调整的，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获得货币强权的国家总会尽力利用这种优势试图来挽回经济发展的颓势，当然这将促进矛盾更加深化。欧美债务危机已显示出以虚拟经济作为美元和欧元信用支撑的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么欧元区和美国经济实体化，要么有新的力量将更多实体经济的因素注入国际货币体系，否则这一体系就没有修补或重建的可能。
第四，货币的单极结构与多元格局各有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有秩序的一主多元货币格局是未来较为可能的过渡目标。支撑国际货币单极体系的理论有金德尔伯格提出的霸权稳定论、艾肯格林提出的网络外部性理论等。然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在于：其一，世界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单极货币体系难以与之相协调，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其二，霸权国一旦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并将动摇霸权国的地位。[12]其三，与单极货币并存的实物流和资金流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将导致全球的资金与实物的双循环体系失衡。
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助于在主要货币之间建立有序的竞争机制，进而对这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构建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体系，需要重视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中国应选择适当的时机，推进超主权货币的实施，从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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