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图书馆应有更大的发展——访于光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更大论文,图书馆论文,世纪论文,于光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月的北京，春色宜人。我为征求对《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书稿的意见，访问了于光远先生。
虽是初次登门，却并无陌生之感。因为于老宽大的客厅，俨然是一个蔚为大观的图书室。一个个顺墙而立的书柜中摆满了各类图书，临窗的长台上层放着十多种新到的报刊和一摞摞的文稿资料，下面几层长架上竖立着百十个编有序号的资料夹子。室内从三四十年代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全套合订本到最新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应有尽有。
于老前一天刚从外地回京，却仍显得精神矍铄。原估计只能访谈半个小时左右，可于老兴致盎然，不知不觉间竟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从20世纪30年代谈到21世纪，从延安的“读书会”谈到东京的国际图联大会。
话题是从于老在延安中山图书馆的经历谈起。1940年于老在延安中央青委负责文化工作时，接替胡乔木兼任了中山图书馆主任。他深有感触地回忆说：“那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图书馆。尽管现在看来，延安的图书馆小得不能再小，但中山图书馆领导人的规格之高，大概是会出乎今天人们的想象的。馆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任，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任理事，还有林彪、陈伯达等。毛泽东曾给中山图书馆捐款300元并题写馆名。彭德怀捐款200元。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曾到馆视察并捐赠图书。中央各机关、院校，以及重庆、桂林等地的书店、社会团体和友好人士均有所赞助。于老还回忆说：“1948年到1949年，我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这个图书馆随党中央撤出延安后转移到平山县东柏坡。撤退时许多物品都丢弃了，但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图书看得很贵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虽然途中也有损失，但到平山后很快恢复了图书馆。这证明我们党十分重视图书馆的作用。”
因为图书馆实在是太重要了。于老对图书馆显然是一往情深，话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感受：“我受恩于图书馆。我常说自己有四种学历，其中上图书馆就是我学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并不低于学校。我填履历表时，就总想到要填我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谈话中于老不时从一个个资料夹中找出他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图书馆的文章，包括他1950年被业大聘做图书馆学兼职教授的聘书和《新中华报》当年有关中山图书馆的报道。我十分惊异于他对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献保管得如此井然有序，一索即得，实在令我这个图书馆员自愧弗如。当于老说到他近四年中，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述多达20多本时，我才真正理解到，这位著作丰厚的学术大师，委实得益于图书馆员的深厚功底。他的“我也是图书馆员”的说法并非故作谦辞，他的独到的“学历”之论，更是其真实的切身感受。
“我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分子。”于老不无风趣地说：“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接着又制定了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我都参与文件起草，利用这些机会为图书馆的地位呼吁。五六十年代我就提出过在景山东街到沙滩红楼之间建立北图新馆的建议。在参加起草第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坚持要写进一段建设北图新馆的文字，但后来被压缩掉了，这令我很伤心。五届人大会上我还发起提出过一个大力加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提案，得到几十个代表的支持。”于老思如泉涌，滔滔不绝：“1986年第5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东京召开，邀请我在大会上作了《图书馆和时代》的报告，1996年在北京召开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我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把推进图书馆事业当作自己一项毕生的工作去做。”
谈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时，于老快人快语：“我国图书馆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我总觉得还不能令人满意。就要进入21世纪了，总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来迎接新的世纪才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把图书馆看成一项重要的事业。科教兴国是我们的国策.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应有更大的发展。”于老认为，应该发展多种类型的图书馆，例如城市公共图书馆、各种专业性图书馆以及现代化电子图书馆等。谈到发展方法时他显然早有深思熟虑：“一方面要增加国家在这方面的预算支出，另一方面要寻求社会的资助，图书馆自身也要想办法开辟财源。这些事还要有更多的人来呼吁。”
访问结束前，我请于老为《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题词。于老欣然挥毫泼墨，一气写成了250余字的长幅题词。我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我感谢于老对晚辈的厚爱，钦佩他敏捷的文思，但令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位学界巨擘对我国图书馆事业深蕴而执着的爱。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需要有更多的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