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范式（paradigm）之一的东方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经济学论文,范式论文,经济学原理论文,paradig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积累有关东亚历史和具体事实的知识固然重要，构筑能够说明东亚社会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范式及规范理论也是不可欠缺的。
在科学的历史上，事实大多出现在可以说明事实的理论形成之前，促使科学家进行理论化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实都依存某一理论这一命题的成立。
明治时期以后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与美国第一代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论是一致的。然而，资本市场、雇佣制度、企业体系、企业经营者的精神等事实，是超越已有的主流理论及其前提的。
经济学京都学派的一位伟大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早在32年前就曾经指出，英国是新教资本主义，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只是借用新教资本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日本，但是这使得儒家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效率性等，成为经济学家极富学术兴趣的对象①。森岛的这一观点，是适合韩国、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正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发展经验，构成了东亚社会科学学者和经济学者非常有兴趣的理论研究对象。森岛还撰文倡导构筑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科学。
森岛提出的上述问题也许被日本的经济学界所淡忘了，但是不仅仅是日本，整个东北亚经济学界，应该再一次确认和思考这一问题的意义。
东亚各国的发展起步为什么比日本晚了近70年？为什么只有日本在明治革命之后直至在20世纪后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实现了政治稳定，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则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②。因为企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主力，投资者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只是在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下才开展企业活动的，因此一国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就无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
明治日本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型。日本国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把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看作是战后的特有现象，这种认识明显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二战后日本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完全不同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的经济技术及人力资本的“初始条件”，早在大正时期日本已经越过了经济起飞期。
政治稳定是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政治稳定并不能一定保证经济发展。即使一国存在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在政治家、官僚、知识分子、企业家中间，如果缺乏“经世济民”的思想，那么也是不能实现发展的。
日本在西南战争(1877)之后，国内政治就没有受到过深刻的挑战而保持了政府的稳定。明治政府明确了自己的义务，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源形成投入财政资源，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明治日本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在稳定的政府和具有明确方向的经济政策之下实现的。大正日本(1912-1926)的14年间，内阁更迭9次，内阁的平均寿命约为1.5年，可以说大正时期的政治是极度不稳定的。其后，日本开始了侵略中国等国家。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的经验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比日本更早地面临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清朝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除1865年至1894年的30年间，政治上是极度不稳定的。从1842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1851-1864)到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动荡不堪。1945年-1949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全面的内战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在如此的政治环境中，投资者是难以找到投资机会的。
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实现了政府稳定，能够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动员资源。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
在1977年及1979年之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950年代韩国及台湾地区的水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发生的急剧的政策变革也使其出现了同其他邻国类似的发展模式。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国际体制形成的外在环境，然而，东亚自身的政治环境也给予了该地区以正确的政策支持。
人力资源对于发展与增长来说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不仅包含正规的教育，同时也包含非正规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在于其人力资源的特质，儒家思想构成了其人力资源的精神或意识形态。
2.儒家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价值中立的自由”的谬误
对科学认知而言，“价值中立的自由”即必须排除主观的价值判断是不可缺少的。在明显存在大量违反自我价值判断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自我价值判断。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认知不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根植于比科学更为深奥的涵盖全部人格的人性之中，从社会科学的认识中排除价值判断而追求“价值中立的自由”，是错误的。
“儒家经济学原理”不区分规范性和实证性。这是因为它是以实际生活为媒介的“正义”或“道德”的规范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从“儒家经济学原理”的观点看，排除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判断这一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自由”是不正确的。
在社会科学的世界中，通常存在着必须区分事实与价值、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社会科学哲学”史中关于“二分法”一直存在着争论。儒家经济学表明“二分法”是错误的。
3.八十一年后重新受到注目的陈焕章的《儒家经济学原理》
陈焕章(Chen Huan Chang)的著作“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早在1911年就已经出版(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edited by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US Vol.XLIV)。2002年出版了收入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所作的赞美序言的A4版(Thomas Press(Bristol,England))，2003年再次出版了B5版(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Honolulu,Hawai,US))。(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经在中国出版发行：《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陈焕章在自序中对其著作做了以下几点说明：第一，包括与孔子自己的教诲同样的历代王朝孔子的正统弟子阐述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同时也同老子、墨子等其他学派做简单的比较。第二，以正统派的著作为主要材料，历史材料则是从属的。第三，本质上是对中国旧体制的研究，是独立于西洋发展起来的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的概论。第四，虽然得到了西欧思想家的帮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西欧经济学家对古代中国思想著作的解释。第五，所有的论述都是以原著的词语或词语内涵为依据的。第六，该研究是非同一般的重大工作，肯定会存在错误，但是认真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第七，该书是首次使用英文系统地分析儒教经济学所作的一个尝试。
(1)《儒家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意义
笔者曾经提出必须建立“东方经济学”的主张③。陈焕章的《儒家经济学原理》是铺设“东方经济学”轨道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划时代著作，也许它会成为复兴东方经济学的种子。
但是，《儒家经济学原理》存在三点缺陷：第一，若干论点被后来的研究所超越；第二，以极力攻击基督教的传教士为开篇；第三，第八篇社会政策存在着混乱。
威策尔十分在乎以上的不足之处，但是他认为以下问题是重要的④。
第一，几乎没有依赖于西欧的影响、而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经济系统，并没有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亡而消亡。对此的认识是重要的。
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的改革模式不是迈向西欧型资本主义模式，这一改革尽管借鉴了西欧成功的思想，但是它是趋向于以传统的中国价值和哲学为基础的新模式。
邓及其以后的改革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国家的干预随着私有化而不断缩小，但是国家干预在众多领域继续存在，很多的干预与其说是管理实际供给，莫不如说是尝试着对需求实施限制。
第二，该书不仅仅是强有力地倡导了以中国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而且是描述中国经济学未来如何发展的有魅力的指标。
当今通常所说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不是围绕着西欧现代化模式和原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争论。而是与陈的讨论相似，即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与古代思想有关。
第三，陈提出的上乘的经济学可能对令人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之间形成明晰的对比(Henry R.Seager,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Columbia University,preface,ix)(Seager,preface,ix)。
(2)《儒家经济学原理》受到制度经济学派的较大影响
(a)儒家的基本概念
孔子认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原理可以划分为三个系统和三个发展阶段。三个发展阶段原理是对国际关系的说明，在《春秋》一书中形成的。三个系统则是以夏、殷、周三个王朝为代表。
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指文明处于原始的、无序的阶段，是混沌的状态。第二阶段是被称为“小康”(the Small Tranquility)阶段。所有实现文明开化的国家和未开化的国家相区别的状态。各国的友好更加密切。通过平等的权利，即便是小国也可以选出他们的代表。第三阶段，是“大同”或“绝对和平”。“大同”即“绝对和平”阶段是孔子的最终目标，是儒教的黄金时代。⑤
在“大同”阶段，全世界建立了世界共和国(a world republic)。共和国政府是选拔德、才、能俱佳的人组成的。
人们普遍追求和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各人持有权利，妇女有被保护的人格。人们生产财富，反对浪费，不是为自己持有财富。人们不只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拒绝怠惰，提倡勤劳。因此个人的私利受到了抑制。这就是陈焕章称之的大同阶段。⑥
陈焕章的大同思想源于其恩师及朋友康有为。康有为将《礼记》中的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论同进化论相结合，构建了这一空想。⑦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理念划分为“超越性理念”和“实践性理念”，“大同”阶段也许是与“超越性理念”相对应的。
这一伟大的原理还没能够得以实现，世界仍然是通过家族世代继承。人们只是养护自己的双亲和孩子，只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劳动和获取财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作为规则理应从其家族继承资产。人们的目的是加固城市与郊外之间的城墙和护城河。礼仪和正义被看作是社会规范，以此端正和形成合理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增进夫妻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行生活消费，分配土地和住房，选任具有军事才能和智慧聪颖之人，为自身利益而工作。
孔子认为男女根本上是平等的，妇女也拥有政治权利，也具有通过参政而持有权利的资格。⑧因此，女性应该受到高度的教育，否则，就无法获取政治权利。这一原理是《春秋》中论及的最有价值的主张之一。
(b)经济学的定义
英语的Economics在中文中的同义语是“财富管理”，该词汇起源于《易经》的附录(周易系辞下传)。近代日本将中文中的经济一词用于经济学中。经济学是为了生活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人们，依据“正义”原理“管理财富”的科学。
(c)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我们管理财富时，必须是以所有的人群为对象进行的。于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特别是伦理学及政治学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形成判断正误的规则那么就无法管理财富。“必须通过政治组织和道德教义来‘形成规则’”。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都是“正义”科学的重要部分。
《书经》中论述了政府相关的八个目的：食物、生产、祭祀、管理劳动、教育工作、维持正义、待客、军队。政府的目的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目的的极少部分。
《儒家经济学原理》讨论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下面要重新构筑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
(d)经济学与伦理学
i)作为伦理学基础的经济学
孔子把社会分为上层和下层两大阶级，提出了上层阶级以伦理生活为首要，下层社会则追求经济生活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董仲舒做了如下的明确论述。普通人因为恐惧物质匮乏而追求财富和利益，政治家、大臣和高级官僚、学者常常担心爱和正义不能对人民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观点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非事实。正是由于这一点，对于孔子而言，统治社会也需要为了人民生活的改革项目。
但是，宋朝的儒家学派不能全面地理解孔子的原理，没有考察孔子论述的利益问题。由于他们误解了孟子、董仲舒的观点，犯了大错误。宋朝以前的大儒绝对没有说不应该说普通人的利益。宋朝的儒家弟子混同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障碍。
ii)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协调
宋朝的儒家学者惟恐言及利益，其理由是他们过度地区分了利益与正义，认为两者必然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真正的儒家是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协调，将利益和正义关联起来考虑的。真正的利益是正义的，而与正义对立的利益不是长期的利益。孔子认为，正义是真正的利益，选择直接利益是自杀性政策。道德是根本，财富只不过是结果。如果君子将道德放在次要位置，而把财富放在首要地位的话，那么他必将与人民对立，教导掠夺。财富的集中使人民成为失败群体。
《大学》的结论是，国家的真正利益不是获取金钱的利益，而是获得正义这一真正的利益。《大学》及《孟子》中阐述的主张虽然是替君主或者是政府着想的，但是正义本身就是利益这一原理是全人类的真理。
孔子为什么没有像使用正义这一词汇那样频繁地使用利益呢？由于人的本质是利己的，所以社会就成为追求利益的社会(a profit-seeking society)。人们知道狭义的利益，关于利益并不需要更多的教诲。像孔子这样的伟人，如果总是不断地提到利益，那么就会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利益而不考虑正义。人们往往用孔子的教导作为依据，以孔子的话作借口，更加重视金钱而忽视品德。正是这个原因，孔子通常不使用利益这一词汇，而使用正义来代替它。
(3)《儒家经济学原理》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a)作为进步的主要原因的经济发展
《易经》由三部分构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周易系辞下传》(以下简称“附录”)，它不仅集成了关于易理的哲学学说，而且代表了周代形而上学(关于神、世界的本体以及与人类的关系等思想)的最高水平，是一个理论体系⑨。“附录”的重要性是与“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和《中庸》相匹敌的。
宋朝的各个学派，由于没有理解“附录”，因此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原因是他们不知道技术的发明和物质福利是推进文明的主要因素。我们如果认真地阅读“附录”，那么就会理解在儒教的观点中经济发展对文明进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通过《易经》中的四篇文章，会使我们可以完全理解他们是将技术发展作为经济发展和文明的基础，来思考经济发展问题的。⑩i)圣人充分理解天道，体察民情，发明神业一样的物品供人民使用。ii)“作为萌芽最初出现的东西称之为像，其完全成形时称之为财。其如何制造、如何使用称之为法则。神业中产生的效用刻印在物品上。”iii)为实际使用而准备物质用品，为全世界提供便利而发明完备用品，这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因此，儒家把伟大的发明家称为圣人。iv)道先于现象存在，器则从属于现象。促成器物之变形称之为变化。推进变化作用于物质形态谓之成功。为天下人民取得成果并加以宣传，称之为事业。这一篇章说明了发明的过程。
在“附录”中，叙述了古代黄帝等人“管理财富”的历史事实，有13个项目。这13个项目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文章以编年的方式，追溯了所有发明和发现的时代。黄帝、尧、舜三帝的时代，是文明史上取得划时代进步的时期，这种进步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关于三帝时期的物质文明，“附录”只论及了9项。这9个项目，全都是在黄帝时代发明的，在尧、舜时代完成及完善的。因此，“附录”没有区分三帝，而是综合地叙述了三帝的业绩。
(i)创造了新的服装体系，以此形成社会秩序。这是因为系统的服装是形成社会秩序的工具。
(ii)发明了航海手段。挖木造船，削木为桨，使人们能够远航，实现了帝国交通的便利。在造船时也使用了金属。
(iii)发明了运输手段。用牛、马拉车，用于物品的远距离搬运。
(iv)由于航海和运输的发展，产生了城市防卫的需求。他们为了对付掠抢，制造了双重大门和用于报警的梆子。
(v)为了加工粮食，制作了杵和臼，他们削木制杵、挖地作臼。臼和杵这两样工具，对于人类来说是伟大的发明，其重要性表现在稻米的制作上面。
(vi)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依靠两重门已经不能满足防卫的需要了，需要好的武器。于是以弦拉曲木头作弓，用削尖的木头作矢。制作弓矢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是出于军事的需要。
(vii)他们改变了居住的形态。人们在上古时代，冬天在洞穴中组织家庭，夏天居住在平原地区。在下一个时代，圣人们修建能遮挡风雨的房屋，取代了以前居住的洞穴。
(viii)中国人认为下葬方式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在古代人们埋葬死者的时候，用木头盖好，将尸体放在平原地区，尸体上面不盖土也不植树，也没有一定的服丧期。下一个时代使用棺材下葬死者。
(ix)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精神及法律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发明。在上古时期，官吏是以结绳的方式来记事，实施统治。圣人们发明了文字，改为用文字记事和订立契约。通过这一手段，所有的官吏能够管理事务，全体人民能够正确地了解事务。
八卦和书契(文字及符契)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产物，而书写文章是促进文明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经济发展是文明的主要因素。
b)孔子时代的经济进步和进步的理论
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年)，形成了许多工业和商业国家。所以，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经济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321年)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
孔子关于经济进步的特定理论是井田制。这一进步理论是周期性的，以1年、3年、9年、18年、27年、30年的长度来测定的。
井田制是由静态学原理(statics)和动态学原理(dynamics)组成的。9年的周期中，所有的不同产业都需要发生总体的改善。所有的产业中都不允许“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这种改善又称之为“进步”。对于个人而言，井田制对所有人都带来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是静态学模型，但是从社会总体上看它又是动态学模型。
在井田制下，通过3年的耕作人民可以有一年份的余粮。每三年官吏进行结果检查。三年期间是进步的最初阶段。虽是每三年进行一次检查，但是在第一周期(9年)进行官吏的晋升和降级的评价。在第一个周期内生产3年份的剩余粮食。到18年，是第二周期的“进步”，产生6年份的余粮。27年是第三周期的“进步”，有9年份的余粮。这时，道德普及，形成了政府。井田制的完成需要三十年。
孔子认为，出现真正的帝王需要整整一个世代，并建立仁慈的政府。孔子的进步理论由7个阶段组成，简单总结如下：I废止战争。和平的社会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II技术发明。它是经济进步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他进步的基础。Ⅲ支配自然。IV井田制。无论谁都能平等地拥有生产手段的重要部分。V普及的自由教育。教育为所有的人提供知识与道德发展的平等机会。VI选举制度。形成以教育体系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VII“大同”。国家、家庭和私人所有制社会都完全消亡。
4.结束语
(1)尽管同属于汉字、儒教圈，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起步为什么比日本晚了近70年？对此，德怀特·珀金斯(Perkins)(1986)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之外的各国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日本在明治革命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时期需要的政治稳定性。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中，即使维持了政治稳定，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错误地理解了儒教和缺乏“经世济民”的思想。
(2)我们要构筑“东方经济学”，不仅仅要考察事实和历史，而且必须要确立理想社会的构想。儒家学说的基本概念描绘了东北亚汉字文化圈的理想社会。
(3)儒家思想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冲突。功利主义的缺陷在于，不区分卑微的欲求和高贵的欲求，不区分价值在质的方面的差异，而是把所有的价值都还原为偏好和欲求。自由主义的特征是：第一，把个人的权利放在优先于共同美德的位置上。第二，使这种权利合法化的正义原理是不依存于其他特定概念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不肯定、不促进任何种类的美好生活的理想，而是放任其市民(国民)自由地追求自身的目的。(11)
(4)《儒家经济学原理》不是以价值和事实的“二分法”为前提。在方法论上与挑战“二分法”、恢复规范性社会科学的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如出一辙。自由主义的程度紧密依赖于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在主张共同体的重要性这点上，《儒家经济学原理》和桑得尔(Michael Sandel)有共同之处。自由主义主张个人的权利不可侵犯，不考虑受历史传统和共同体约束的自我。罗尔斯主张的是不以义务和克己心作为前提的自由。这一点受到了桑得尔的批判。
(5)在基础经济学教科书中将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三大生产要素。形象地说，土地是天然资源，劳动是人力资源，资本是在将来生产及消费中发挥作用的生产品的总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提出，大部分的知识和组织是包含在资本中的，知识是生产强有力的引擎，由于组织能加强知识的作用，所以可以将组织作为单独的明确的生产要素。笔者认为，标准的三大生产要素+组织+国家(经济政策)+国民精神(ethos)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12)。
在儒家经济学的框架中，认为各类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类主体，是有德的人类主体。提出了经济活动的引擎不是知识而是“道德”这一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并不是否定知识的作用。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以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是追求“效用”或“快乐”最大化的个人。儒家经济学是以有道德的个人为分析单位，从这一点看它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阿罗(1994)(13)在展开其分析时就主张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将两者并列起来。道德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道德概念，就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转变为方法论关系主义。追求快乐的个人，同时也是追求道德的个人。在儒家经济学中，由于道德是比快乐更高位的概念，快乐和道德存在着重叠的或是辩证的关系。如果说西欧经济学是“快乐的经济学”，那么儒家经济学就是“有德的经济学”。
(6)《易经》“附录”中论述了技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命题，但是宋朝的儒家学派没有能理解这一命题。
(7)孔子的经济进步模型，井田制是由静态学模型和动态学模型构成的。以9年为一个周期，经历9年、18年、27年和30年完成。3年的耕作能结余1年份的粮食，通过生产力的改善打破定常状态，使生产进入动态的状态。
(8)宋朝的儒家学者过于严格地错误地思考了利益与正义之间的关系，而将两者对立起来。正义是长期的利益，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如果只是顾及到眼前短期的利益，那么等于实施自杀性政策。个人利益和个人正义是存在冲突的，但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正义则是调和的。儒家经济学是遵从正义和道德的经济学。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ins对经济学做了如下定义(14)：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性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这一定义简言之就是“稀缺资源的管理”。然而，将经济活动界定为人们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和“管理稀缺资源”，丢失了“遵从正义”这一内容。按照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稀缺资源如果被用于某一个最佳用途中，那么就必须牺牲其他用途的使用，因此就产生了替代用途之间的选择问题。所以，“选择”就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尽管《论语》中也有“选择”概念，但是其中缺少西欧思考习惯中的“选择”这一思考方法。(15)孔子认为人类的选择行为是依据道德选择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不承认基于以人的本能为基础的功利标准或冲动的“选择”。但是，孔子并不否定源于私利、功利、金钱欲望、名誉等人类本能的各种欲望。在孔子的世界中，个人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求道”过程。
注释：
①森岛通夫：《英国与日本续》，岩波新书1978年版。
②Perkins,Dwight H.(1986)China: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③小野进：《日本多层式的经济发展模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
④Witzel 2002,p.xvp.xiv Chen,Huan-Chang(2002)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orgen Witzel,Bristol,England,Thomas Press.
⑤⑥⑧Chen,Huan-Chang(2002)The Economic Prin 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orgen Witzel,Bristol,England,Thomas Press.p19,p18,p69-72.
⑦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花朵》，集英社 1985年出版，p52。
⑨竹内照夫：《四书五经入门》，平凡社，2000年出 版，p60。
⑩高田真治、后藤基巳译：《易经下》，岩波书店 1965/2006年版，p242-245。
(11)Sandel,Michael J.(1982)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菊池理夫译：《自由主义与正义的界限》，三岭书房1992年版，p20)。
(12)小野进：《近代经济学原理》，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1995版。
(13)Arrow,Kennath(1994)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 and Proceedings)84(2)May,P1-9。
(14)Robins，Lionel(1932)An Essayon the Nature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London，Macmillan(日译 本，中山伊知郎监修，辻六兵卫译：《经济学的本质和意 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57年版)。
(15)Fingarette,Herbert(1972/1998)Confucius:The Secularas Sacred,Wavel and Press(日译本，山本和人译：《孔子：作为圣人的世俗者》，平凡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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