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聚光：历史人物塑像中的反思——论巴金历史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塑像论文,历史人物论文,巴金论文,历史小说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自称“沉默”却并未沉默的1934年，巴金忽而从酣畅奔放地描绘现实，转向冷峻地历史凝眸，推出以山岳党三巨头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罗伯斯比尔的秘密》、《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1]。有理由说，相对独立而在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变方面有着内在联系的三篇作品，是巴金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在由鲁迅、郭沫若、茅盾、施蛰存等参与的30年代历史小说的中国古乐大协奏中，巴金谱写出取材异域的交响曲。
一
时空浓缩和情节淡化，是巴金历史小说的共同特色。《丹东的悲哀》只写三个镜头：丹东、加米·德木南（通译卡米尔·德穆兰）、非里波在马德兰家[2]；丹东徘徊在赛纳河畔街道；丹东家。悲剧长度收拢到丹东被捕前六天，以埃伯尔派分子被送上断头台为开端，绾结于丹东被捕。但情节的淡化并没有削弱冲突的尖锐性，小说中的对话起着戏剧台词的作用，凝炼而富有动作性，非里波、德木南一句句话如同一颗颗子弹，强化了丹东派与罗伯斯比尔派的冲突。作者如同高明的导演，调度人物的进出场以推动冲突的发展，拉克瓦入场，透露公安委员会已决定逮捕丹东，埃罗出场拟到公安委员会查问此事，一出门就被宪兵逮捕，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越来越浓，而丹东分子成为罗伯斯比尔的网中之雀的局面已明朗化。窗外一阵骚动，飞进口号声：“罗伯斯比尔万岁！……打倒卖国贼！”暗示罗伯斯比尔罗织丹东的罪名已蒙骗了群众，烘托出他当时的威望足以左右法国政局的政治氛围。
在《马拉的死》中，作者把焦距“定格”在两个主要镜头上：一是马拉在街头处理贵族管家狄孟；一是泡在浴盆里给国民公会写信的马拉被哥代刺杀，故事发生在1793年7月13日的早上和傍晚一天时间里。《罗伯斯比尔的秘密》的时间、地点更集中，实际上是一个特写场面，艺术光束聚焦在圣翁洛列街狄卜勒木匠铺的楼上[3]，事件缩微到1794年4月底、5月初的某一天夜里。场面浓缩后出场的署名人物相应地减少，《丹东的悲哀》有丹东夫妇、德木南夫妇、非里波、埃罗、马德兰七人；《马拉的死》减至马拉、西孟娜、狄孟、哥代四人；《罗伯斯比尔的秘密》只有罗伯斯比尔一个人唱独角戏。
巴金这三篇作品用笔颇有节制，哪怕某些可以铺展的场面也被作者筛去了。譬如《丹东的悲哀》中没有出现罗曼·罗兰剧本《丹东》和阿·托尔斯泰剧本《丹东之死》中，丹东、德木南等被审判，甚至走上断头台的场面；巴金又把他们所写的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晤谈时正面交锋的场面推到幕后，只用丹东的几句话一笔带过。作品避开了大革命重大事件的正面描写，除借简洁的叙述语言交代外，主要以人物的情感、情绪为纽带的自由联想或意识流动，重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事变，以揭示人物的行为动机，增强历史感。缘情而发，境随情生，心理时空的活跃突破了浓缩场面后物理时空窄小的局囿，包容了高密度的历史信息，大大拓展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居多是人必有据，事必有据，甚至言必有据，只有广泛参读法国大革命史籍和人物传记，才能弄清人物身份、派别斗争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深透地把握作品的历史内涵和哲理内涵。
已有七八年写作生涯的巴金，精心地从浩瀚的史料库中，拣选他认为适宜表现自己创作意图的素材。他似乎意识到听任奔放感情驱遣自己的笔，用火热的心燃烧读者的心之外，作品的魅力还取决于另一条艺术法则：“对于敏感而聪明的人说来，写作艺术之所以好，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而是在于知道不需要写什么。”[4]
亨利·詹姆斯说：“如果没有情节的规定性，性格是什么？如果没有性格的显现，情节是什么？”[5]就小说的艺术构成而言，情节和性格是一对孪生姐妹，但从艺术功能看，两者是主从关系，即情节服从于、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金写短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吐露出来”[6]，不过，在这三篇历史小说中，他的情感激流沉潜于历史河床之下，在冷静的沉思中注重人物性格的艺术。
把三巨头的悲剧安排在他们死亡前不久这一时段，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处死路易十六，摧毁吉隆特党时有着斗争目标一致性的山岳党，这时围绕国内外形势的不同政见，分化为丹东一派和罗伯斯比尔一派，罗伯斯比尔派绞杀了丹东派曾表示赞成、支持的埃伯尔派后，两派在实行恐怖政策还是宽容政策引起的政治冲突，激化到双方积聚力量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斗。斗争结果，两派同归于尽。选择法国大革命这一悲剧性结局，从政治窗口窥探人物的心灵是刻划人物性格的最佳视角，同时，也符合艺术集中性原则：“同一个人物可以受到各种不同的考验，许多考验可以安排得越来越严重；这是一切作家用来造成高潮的手法……最后把人物推到大功告成或者下堕到深渊的路上。”[7]
二
《丹东的悲哀》对丹东形象的塑造放在他性格的“傲”的支点上。这种“傲”的性格可以使丹东成为这样一个人：它给这个名噪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以雄心、气魄和胆略，在组织群众起义，攻打推勒里王宫，在镇压贵族、僧侣中保皇分子的反叛，在巴黎危在旦夕，武装群众抗击兵临凡尔登的普、奥等第一次反法联盟军等重大事件中，作为那时的法国一代领袖人物丹东，铁骨铮铮，敢作敢为，不愧是“一个革命的巨人”[8]，拯救祖国、推进革命的功臣之一。这可视为逆境中丹东“傲”的性格的正面表现形态。
丹纳说：“在人生险恶的波涛中，性格是秤砣或浮标，有时使我们沉到水底，有时把我们托在水面。”[9]同是这种“傲”的性格，也可以使丹东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昔日摇动鬃毛，发出“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狮子吼的狮子如今“厌倦”了，作品着重描写逆境中丹东“傲”的性格的负面表现形态。作者把丹东分子汇集在伯爵夫人、革命后做秘密赌场主人马德兰家玩牌这一主要场面，匠心独运地借玩牌赌博写政治斗争：丹东一班人正在这里酝酿着一场自卫反击战。“丹东，你应该把法国再放到你的肩上去”，“丹东，法国不能离开你！你在这时候应该再出来救法国”，非里波、德木南闻到了罗伯斯比尔在谋划炸毁自己一派营垒的火药味，力促丹东再度挑起“救法国”的重担。包容着爱国意识和党派意识的“救法国”，在他们看来，以丹东的声望，会赢得国约议会（作者后改译为国民公会）的支持。同时，他们反复告诫、催促丹东，形势危急，必须“先发制人”去掉罗伯斯比尔。丹东对此淡然漠然，心不在焉；埃罗、拉克瓦先后带来了“罗伯斯比尔要自己穿上围裙拿起扫帚来打扫巴黎了”，逮捕丹东已列名公安委员会的消息，这可怕的消息引起举座震惊，而丹东依旧在玩牌，与马德兰调笑，甚至有意转移政治话题，要大家谈谈“酒，女人，梦——”。
固然生活放荡是作者批评丹东的重大弱点，但更致命的弱点还在于他的“傲”；居功自傲，目空一切，轻视敌手，夸大个人在前阶段革命中的作用，“把人民的功绩堆放在他一个人的肩上”，甚至认为“自己制造了革命”。曾有过的个人荣誉和群众信赖，使他陷入政治盲区：过高地估计自己眼下的威望，过低地估计已控制了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的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大权的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自以为法国离不开他，罗伯斯比尔不敢触犯他。人们提起罗伯斯比尔名字时他露出“轻蔑的笑容”，不在意地摸起又掷下“国王”牌子发出冷笑声；得知将被捕消息时还自夸说：“革命裁判所（通译革命法庭）是我制造的，公安委员会是我统治过的。共和国是我造成的。在法国没有谁敢逮捕丹东！”拉克瓦不禁叹息道：这个“夸大的巨人”才三十五岁“就已经老了，已经麻木了”。一个细节，一个自白，一个伙伴的评价，形神毕肖地活画出丹东“傲”到“狂”的地步，“傲”到患精神麻木衰老症。
是民众造就了英雄的丹东；促使丹东醒悟的也是民众。当他从路上迎面而来的群众对他的冷漠，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功绩、力量全完结了，当他从迅速转动的时代轮子意识到“你已经是过去的人了”，“你已经死了！”实质上他已写下了自我死刑判决书。这就是作品揭示的“丹东的悲哀”，正如罗素在《历史作为一种艺术》中所说：“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悲剧起源于傲慢自大，这种说法虽然是古老的，却仍然是真实的，在每个时代，傲慢反复出现在那些忘了傲慢总是导致灾难的人们的身上。”虽说丹东接到逮捕令时傲骨犹存，仍不肯在政敌面前“示弱”，但作为殉道者的悲剧业已铸定。作品在“傲”的性格变异而又有逻辑一贯性中塑造丹东形象。
如果说《丹东的悲哀》从逆境中考察人物的品格，那么《罗伯斯比尔的秘密》则从顺境中剖视主人公“严”的性格。这位阿拉斯省的普通律师，这位在前阶段革命中名望逊于马拉、丹东的人物，以其坚韧的意志一步步登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在埃伯尔派、丹东派被摧毁后，现在成了雅各宾专政赫赫有名的领袖。他的“严”的性格同样具有正面和负面的两重性：持身谨严，生活朴素，工作刻苦，素享“不腐败的”（作者后改译为“廉洁的人”）声誉；不畏怯，不宽恕，“不开恩”，自信偏执，“想得到做得出”，又是个严厉以至严酷的铁腕政治家。
从心理学角度看，罗伯斯比尔不同于傲慢而冲动的情感型的丹东，他属于冷静刚毅的理智型的人，这种人往往是政治感、道德感的高度发展和情感的贫乏形成巨大反差。从局部外人看，在以往几场腥风血雨的斗争中，罗伯斯比尔无论是对付敌人，还是对待原属于同一营垒的友军，只要他认为偏离了他的政治主张，都逃脱不了他严酷无情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巴金从拉马丁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中，听到了罗伯斯比尔把丹东、加米·德木南送上断头台时的心音：“可怜的加米，我竟不能够救他！……然而不管是有罪或无辜，我们都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10]这段话使作者对罗伯斯比尔有了新的理解和发现，他从这矛盾心态切入罗伯斯比尔的内心世界。
这一矛盾心态就是新近潜滋暗长的“心上的一团黑影”。对此，罗伯斯比尔既清醒又不清醒，在意识层面，他明白这“黑影”折磨着他，引发出他“烦躁”的情绪，甚至使他工作“停滞”；但他的意志力消不去这“黑影”。他意识到了又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自己有些失去自控力。作品要剖开的正是罗伯斯比尔莫名其因的“黑影”外壳中所包涵的心理内核：理性逻辑和情感逻辑的冲突。
只有在特殊环境中，只有在理性逻辑和情感逻辑激化时，才能打破人物深层心理结构的稳定性。作者设置给露西·德木南等女犯名单签批死刑这一非常态情景，作为爆开“黑影”外壳的引火线，透视罗伯斯比尔内心的“秘密”。露西曾是他的恋人，后来和他的同学、战友德木南结合[11]；他给他们证过婚，是他们孩子的教父。他可以找到“为了法国”牺牲掉他曾赞扬为“革命的美丽的产儿”的老同学的理由，那便是要求“宽容”、“仁慈”的德木南“后退”了，与他所坚持的恐怖政策相左。但是，露西不是政治人物，判处她死刑的唯一罪状，是她为营救丈夫，到卢森堡监狱煽动群众。如何对待这个既有亲密私交又触犯刑律的年仅22岁的女人？作品最扣人心弦部分，是描写闪现出“由淡而浓”的金发少女露西影子后幻听、幻视的情景：罗伯斯比尔温和地叫唤露西，伸出两只手抚她的头发；露西温柔地叫唤罗伯斯比尔，微笑着扑到他怀里，“‘露西，我等你许久了！’他宽慰地说，‘你为什么不早来？’‘罗伯斯比尔，你救救我们罢！’她忽然发出哀求的声音。”运用蒙太奇把初恋和求情远近两个时期巧妙叠合的这一情景，和外化为揉皱处刑名单，又重新压平名单签上名字的动作与反动作，颇有深度地开掘出罗伯斯比尔回环往复于情的下意识层面和理的意识层面的灵魂大搏斗。心理失衡的罗伯斯比尔，只是在他的忠实朋友、永不怜悯的圣芮斯特警告他的幻像出现后，才下定最后决心[12]，由此而化解的“一团黑影”，对罗伯斯比尔来说，是下意识里压抑着的心理能量的一次释放。作品从政治、道德、人性多层面剥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严刻的正人君子”是个有情有欲的人，又是个在任何情况下能抵抗一切透惑的“不腐败的正人君子”。从罗伯斯比尔对不该处死者露西、埃伯尔妻子等签名后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从群众呼唤着“面包！面包！”夹杂着“打倒暴君”的幻听，引起罗伯斯比尔“着慌”、“疑惑”、“新奇”的复杂感情，从罗伯斯比尔叫国民公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作品多视角地塑造了罗伯斯比尔形象，同时点破了盲目推行恐怖政策的罗伯斯比尔的悲剧：“我们需要面包，你却拿头颅来喂我们。”——民众说。
三
马拉是法国大革命的宣传鼓动家和不屈的斗士。这位《人民之友》的主笔，因在制造革命舆论、动员群众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受到王党的通缉，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继续躲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里坚持出版报纸；被艰苦生活、不息工作摧毁了的身体，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斗志。他与丹东、罗伯斯比尔等共同策划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群众起义，在同吉隆特党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公会中的“真正统治者马拉以无上的权威决定大会成员的命运”[13]，即宣布撤去布里索、佩蒂翁、巴巴卢、毕佐等24名吉隆特党首要人物的国民公会代表的职务。马拉在这一阶段对群众的影响力，超过了前阶段的丹东和后阶段的罗伯斯比尔。正因为他思想激进，文章煽动力强，才被王党和吉隆特党辱骂为“吸血的疯人”、“嗜血的猛兽”，死后还受到一些史家和作家如马德楞、N·H·威伯斯脱夫人的攻击和丑化。巴金是马拉的崇拜者，他说，读了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的认识他”[14]。巴金怀着对马拉被侮辱、歪曲的愤慨之情为马拉塑像。
作者把马拉塑造为法国大革命中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丹东的“傲”和罗伯斯比尔的“严”这两种因子和谐地统一在马拉身上，而滤去他们性格中的负面形态。“丹东万岁！”的欢呼声使丹东盲目自大，“罗伯斯比尔万岁！”的欢呼声使罗伯斯比尔盲目自信，而“马拉万岁！”的欢呼声却鞭策马拉记住“人民的信托”；他始终保持跟人民的血肉联系，以至《人民之友》编辑部所在地、他那简陋的家“成了法庭，成了街市”，他无愧是一个爱人民如同爱阳光和空气一样的“人民之友”。比罗伯斯比尔清醒，比丹东明智，高屋建瓴地把握革命发展的态势，深知“七月十四”起义4周年前夕，祖国仍处在内忧外患中，民众还生活在饥饿中。善于从革命实践中吸取教训，看到“九月屠杀”[15]中曾出现过激行为，主张在继续推行有节制的恐怖政策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为民众提供面包。
在马拉看来，一方面应集中力量抗击普、奥等反法联盟军的第二次入侵，镇压吉隆特党人巴巴霍（通译巴巴卢）、柏地翁（通译佩蒂翁）等在加恩的叛乱，而不应把斗争目标分散到对付那些并无破坏行为的贵族分子。他曾营救过被冤屈的贵族松布烈，如今又面临群情沸扬，要求吊死德拉孟男爵管家狄孟的火爆爆的场面。一口痰，一声骂，一踢脚：“滚罢，这一脚会把你医治好！”随之群众爆发出快活的笑声：“马拉会医治贵族病！”作品细写处理狄孟这一场面，追叙马拉拒绝马德兰以牺牲自己身子为代价营救她父亲一事，概写曾愤激地要求杀掉大批贵族的马拉，在对待具体人物时的正直、严肃和机智，他教训了卑下如“受伤的狗”狄孟，又保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避免了过激行为的重演，以便把斗争目标引导到打击国内外真正的敌人上。
另一方面，热爱人民的马拉，不满国民公会的空谈和对人民饥饿的忽视。他的心被面包店前一群饥饿的小孩所灼痛，“巴黎是这样饥饿的！……我一个人不应该有饭吃……”拒绝妻子西孟娜[16]为他准备晚餐，只要求洗热水澡以止住时时发作的皮肤病那难以忍受的痒[17]。他对关注他生命安危、支持他事业的妻子，报以深情的爱抚和感激的泪珠，但加恩叛乱和饥饿人民占据了他全身心。病弱的马拉泡在浴盆里，在横架于浴盆的粗糙木板上给国民公会写信的一幕，是这位革命家精神崇高美的聚光点，它表现了马拉“比当时的任何革命者都更热爱人民，更忠于人民”[18]。
对哥代的描写，并不如有的论者所说，巴金受到资产阶级历史家吹捧哥代为“女侠”的影响，恰恰相反，作者多次批判历史家“马德楞把哥代称为‘女侠’”，也批判哥代“自以为是贞德那样的女杰”[19]。对哥代的重塑，涉及解读历史和历史创作的问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似乎还可补充一句：“一切历史又是每个接受者解读的历史”。几乎所有历史都被一代一代人重写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阐释，受到接受者的时代性和主体性两种因素的制约，不论怎样，接受者不可能走出自己生存的世界，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认知结构；他站在时代瞭望台，以自己的眼光解读、描述历史。历史创作比历史著作确有更大的自由度，允许对事件和人物做新的解读，允许符合历史精神和历史真实的虚构。出现同一时代作家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史实的不同描写和评价是常见的事。譬如同是写老子出关，鲁迅的《出关》和郭沫若的《柱下史入关》，这一“出”一“入”，就表现了两位作家对老子其人和出关其事的不同见解，又如鲁迅的《采薇》和郭沫若的《孤竹君之二子》中的伯夷、叔齐也是迥异其趣的。
哥代是个孤寂、好幻想的少女，之所以去杀害马拉，是由心理的、社会的众多因素造成的。早年丧母和修道院生活的寂寞，“寂寞培养了她的幻想”，“书本煽旺了她的幻想”[20]，受压抑的心理从追求理想的“王子”转移到英雄崇拜上，她渴望扮演布鲁塔斯式的英雄；吉隆特党人蛊惑性宣传，把她的幻想导向一个假想的敌人——马拉。“幻觉是对愿望所抱态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与现实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21]，她把匕首刺进了“人民之友”而不是十八世纪的凯撒。巴金恨哥代的愚蠢行为，不宽恕“她杀害了一个伟大的生命”[22]，但又不忍断头机落在这个羞怯、痴迷的少女身上；他不能容忍吉隆特党人对马拉的恶毒攻击，又痛惜哥代不自觉地充当吉隆特党的工具；他无法改写已发生的历史悲剧，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悲剧：“我想叫：‘阻止她，阻止她！’”[23]作者之所以用化解冲突来化解悲剧，源于这“阻止”的心理动机。
对哥代刺杀马拉这件事，巴金在研究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历史，正如他所说：“末一段自然与历史事实不合……但我的描写和历史记载也不会有大的冲突，哥代刺杀马拉时的心理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把结尾写成这样，是因为我相信倘使哥代事后多多思索一下，她一定会后悔。”[24]巴金认为哥代的致命弱点在于“迷”和“狂”，他据可然律从人物行为表层掘进心理深层，把哥代塑造为“误入迷途的热心家”[25]，或“误入迷途的热狂者”[26]。
哥代由报复到忏悔的心理转化，与被扭曲的马拉图像复原同步；图像复原过程也就是哥代自我否定和自我发现过程。通过哥代视角的直接观照，她看到与别人描述的、与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马拉：一张温和、仁爱的脸，一对明星般发光的老虎眼。从他那眼睛里“带着一种超人间的力量”，从看到那一封未写完的致国民公会关于救济饥民的信，引发了她惊恐、痴呆、醒悟的心理裂变过程，浮现出“一个新的人格”；发现了“仁爱的人”马拉的真像，否定了“吸血的疯子”马拉的假像。完成马拉图像复原的哥代，狂吻这个“仁爱的人”的脸和下跪忏悔的行为，她实际上成为最后、也是最有力的马拉是“人民之友”的见证人。作品塑造了既有阳刚之气，又有阴柔之心的马拉，也许留给读者更深刻印象的是这个“仁爱的人”的“慈”的性格，尤其是在最后一幅图像中。
相对而言，马拉少了理解、宽恕哥代的心理动因是作品的一个缺陷。既敬仰马拉，又悲悯哥代的巴金，希冀“阻止”又无法“阻止”这场“劫难”在这里所面临的尴尬，不啻给自己留下继续探寻一种历史现象底蕴的有价值的课题，我们下面将追踪巴金对这一课题的反思。
从总体看，巴金用短至万把字，长不过一万二三千的文字，素描式状貌勾魂，相当成功地为法国大革命中山岳党三个领袖人物塑像；虽是小像，“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气”，这得力于作者博采史籍，“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然后以淡墨霸定”[27]。
四
历史小说与历史有密切联系，但历史喜欢捉弄人。只要稍稍浏览法国大革命史籍和论文，就会发现对山岳党三巨头，尤其是丹东和罗伯斯比尔的褒贬形成巨大反差。罗伯斯比尔是“圣者”还是“魔鬼”的争议，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罗伯斯比尔研究会”（成立于1908年）创办人阿贝尔·马蒂埃和同情丹东的奥拉尔，曾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28]，1983年波兰著名导演伐日达编导的电影《丹东》，赞美丹东，贬抑罗伯斯比尔，又引起法国史学界的一场争论[29]。丹东在30～40年代中国人心目中，是伟大的爱国者、“革命的巨人”，到50～60年代却变成背叛革命、背叛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巴金的历史小说也因此成了文学法庭中的被告者，研究者或避而不提，或把评论写成政治判决书。如指责巴金塑造历史人物“非历史主义观点”；对丹东的死抱不应有的“惋惜和同情”等。
有必要提醒研究者注意，宣判丹东为叛徒、卖国贼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称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等是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人物”——而是法国历史家马迪厄，他的《法国革命》一书1947年译为中文，前苏联史学界基本上采用了他的观点，而建国后中国史学界沿袭前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巴金在《丹东的悲哀》中，肯定前期丹东，批评后期丹东，但没有否定他是爱国者、革命者，作品写他得知被捕消息，友人劝他逃避外国时，引用了见之史籍的他不愿离开祖国的名言：“人不能够总把祖国带在鞋跟后面走”；当丹东听到攻击他是“叛贼”、“大骗子”的谣言时，他对这“侮辱”、“诬陷”燃起了“愤怒”。难道为一个著名的爱国者、革命者做这样的辩护，不是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吗？此其一。
其二，由于研究者狭隘理解文学社会功能的心理定势，把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的惯性思维，也由于中国史学界对山岳党三巨头偏颇评价的误导，使巴金在特定背景下对三篇历史小说做了基本否定的说明[30]。其实，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策是持分析态度的，在《马拉的死》中不是肯定马拉坚决主张镇压王党和吉隆特党的叛乱活动吗？是的，在《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中，确曾多次说到“血会迷住人的眼睛”，其内涵主要指向“九月屠杀”等过激行为，指向罗伯斯比尔晚期不能正确对待派别斗争，使恐怖政策扩大化，因此，后一篇作品的背景，把丹东派和罗伯斯比尔派冲突的激化，安排在1794年3月24日埃伯尔派分子被送上断头台后，是别具匠心，史有所据的[31]。至于《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旨在批判罗伯斯比尔继续推行更严厉、更无法制的恐怖政策，是毋庸讳言的。
巴金还批评罗伯斯比尔忽视饥饿人民急需面包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叫国民公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错了吗？不，罗伯斯比尔确是在掀起一场造神运动，“想用这个来安定人心”[32]，他说过这样的话：“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之说是在不断提醒人们主持正义，因此，这种概念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且符合共和精神。”又说：“如果某人能在社会生活的体系中代替天主，在我看来，他是个天才的圣人。”难怪法国历史家热拉尔·瓦尔特讽刺道：“既然宗教是君主国的主要支柱，为什么它不能继续成为共和国的主要支柱呢？”[33]1794年5月7日，国民公会听取罗伯斯比尔以救国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其中第一条：“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罗伯斯比尔于1794年6月4日主持了“最高主宰节”的盛典[34]——这是他垮台前一个月的事——他企图创造一个新的教主，只是把崇拜对象从云端的上帝转到尘世的“最高主宰”罢了，原作用“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缘故”结束全篇是寓含深意的。
巴金在30年代就反对资产阶级历史家把罗伯斯比尔称为“恶魔”，小说中所刻划的罗伯斯比尔形象和在《沉默·序》中对罗伯斯比尔长处和弱点的评价，是有分寸的，持之有据的。后来他又撰文肯定罗伯斯比尔“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35]，并惋惜法国大革命因他的死被缢杀了。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中，赞扬法国大革命反对封建君主制“给全世界开了个新纪元”的世界影响，认为“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如果巴金反对革命恐怖政策，那么他怎么会赞扬这场捣毁巴斯底狱，处死路易十六等激烈行动的“法国大革命是英雄行为之表现”？还有必要提及巴金为阿·托尔斯泰《丹东之死》所写的《译序》中，对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的总体评价：“我们知道法国革命的领导中间大部分都是极勇敢，极高尚，极诚恳的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出于诚意，就是说他们相信这种错误行为是正当的，可以拯救祖国，所以大家都甘愿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登断头台而不悔，就是在临死的一瞬间他们还相信‘共和国万岁！’”[36]直到80年代，才见中国史学研究者写出重新审视、评价丹东、罗伯斯比尔的论著[37]，那么，是30年代的巴金“非历史主义”，还是8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非历史主义”？是基本肯定巴金的历史小说，还是基本否定巴金的历史小说？
巴金之所以写这三篇历史小说，意在提醒人们“不敢忘历史的教训”[38]，即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中所总结出的两条：其一，“背叛民众的人是终于会败亡的”；其二，“凡是为人民所憎恨的党是必然会败亡的”。接受者不应从作品的只言片语，而应从主要冲突、人物命运的多角度观照中去理解。有一点更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巴金久久地痛惜着马拉的悲剧：“这个损失直到一百几十年以后还在打击我这颗现代人的心”[39]，也痛惜着罗伯斯比尔的悲剧和法国大革命悲剧性的结局，1939年写了《卢骚与罗伯斯比尔》、《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1947年又写了《静夜的悲剧》，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持续不断的历史反思，从中可看出爱祖国、爱人类的巴金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识。
不断思索着的巴金，发现“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40]的历史现象。马拉、哥代、亚当·鲁克斯，“一个瑞士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卢骚把他们拉在一起”[41]；巴金既说哥代、鲁克斯是卢骚的弟子，又说他们不配称为卢骚的弟子，他们盲目信仰、盲目崇拜、盲目牺牲只能说明：“在那个时代似乎人们常常把死看作净化心灵的试炼。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谁都会勇敢地走上断头台。可是错误的理想并不曾因为得到那些生命的栽培就开了花……”[42]哥代在法庭受审时，声称“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杀害马拉是为了“拯救无辜者”和“国家安宁”[43]；从德国马因斯派来巴黎的三个代表之一的鲁克斯，原是为了表示效忠法国革命的，却着魔般被走向断头台的哥代迷住了，颂扬她“比布鲁塔斯更伟大”，3个月后也走上了断头台，他给妻子的告别信中说：“我为自由而死，倘使有一天自由得到胜利，法国便不会忘记亚当·鲁克斯的妻子和女儿。”[44]这都说明他们深深地溺入“理想”的盲区、“信仰”的泥淖；而他们又都是卢骚著作和蒲鲁塔克《伟人传》的热心读者。但他们对“共和”、“自由”，对卢骚的著作理解了多少，又如何理解呢？罗兰夫人临死前说：“自由，自由，世间不知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巴金认为，接替马拉留下的领袖空位的罗伯斯比尔才真正是卢骚的弟子。他据法国亨利·伯洛的小说《我的朋友罗伯斯比尔》，记述了卢骚逝世前40天会见罗伯斯比尔的情景，说卢骚给了这个信徒“一样最可宝贵的礼物：一个品德的定义”[45]。虽说有的史学研究者对他们这次会面提出质疑，但对罗伯斯比尔接受了卢骚的政治思想却是肯定的，并引证史料，说罗伯斯比尔在路易大王学院求学时，喜读布鲁塔斯著作，崇拜古罗马英雄[46]，这些都有助于了解罗伯斯比尔其人其行。巴金还认为，罗伯斯比尔为实现卢骚的理想走了更远的路程，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宣称“我们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说明“他是以他的悲剧的死报答了他的先生了”[47]。
巴金从“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这一历史现象，透视“罗漫谛克的时代”的人的“罗漫谛克的心”[48]。这一历史现象的基本特征是：理想的朦胧性或误导性，情感的浪漫性，行动的狂热性和自我牺牲的悲壮性。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强烈的社会大地震，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煽起了蔓延法国城乡的烈火，煽起了革命人们心中的烈火；革命大潮汹涌澎湃，无遮无拦，谁也不知道革命将走到多远的地方，谁也无法驾驭革命的进程，谁也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在那急风暴雨的年代，曾出现这样奇特的心态和行动：时代弄潮儿热血沸腾，冲决一切，扫荡一切，奋不顾身地奔向理想彼岸，但由于对理想和通向理想的途径各有自己的理解（或朦胧或误导或激进或保守），在局势急遽转折时刻引发出一场场激烈的政治拳击，所有参赛者都有自己心中的“上帝”，自以为是理想的殉道者，勇敢地拼搏，悲壮地走上断头台，全部赛事结束，才发现参赛者都死在赛场上。巴金在作品问世5年后，才悟出这种“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的历史现象。它是否可解读为“圣哲的弟子杀死了圣哲的弟子”，或“理想的信徒杀死了理想的信徒”？它是否可说是小说的潜主题，经巴金再发掘的又一个富有深邃历史哲学意蕴的“不敢忘历史的教训”呢？
巴金谦称自己作品是“所谓‘历史小说’”[49]，但后人谈到30年代历史小说时，不应忽视巴金在这方面的成就。他独到的史识；他把史料分解、聚合、融化，重构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比之铺演史实的作品更富有创造性。他的历史小说，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均可称之为上乘之作。巴金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了他所理解的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的形象，巴金据自己的历史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反思，研究者自可进行不同的考量和评价，不过，巴金可以无愧地说：“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写上这样的题词：‘我无所讳言’。”[50]
注释：
[1]巴金用王文慧笔名于1934年4月、7月、8月出版的《文学》上，发表了《罗伯斯比尔的秘密》（第2卷第4号）、《一个人的死》（第3卷第1号）、《丹东》（第3卷第2号，《巴金全集》第10卷题注误植为第3卷第1号），收入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的《沉默》集时，后两篇作品改题为《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三篇小说编入《巴金文集》第9卷《沉默集（二）》时，复把《马拉的最后》改题为《马拉的死》，并对三篇作品内容做了一些改动和文字润色。本文以《沉默》为据，一般不另加说明。
[2]《沉默》中马德兰为康斯坦。
[3]狄卜勒木匠是雅各宾党人。他的木匠铺是罗伯斯比尔从事革命活动的地点。
[4]《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
[5]《美国作家论文学·小说的艺术》。
[6]《作者的自剖》。
[7]丹纳《艺术哲学》第397页。
[8]（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146页脚注②。
[9]丹纳《艺术哲学》第375页。
[10]《沉默·序》。
[11]据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说，罗伯斯比尔1769—1781年就读路易大王学院，他性格孤独，在校时真正与他接近的同学是卡米尔·德穆兰。
[12]这篇作品收入《沉默集（二）》时，作者删去圣芮斯特幻像出现后的几段文字，补进由罗伯斯比尔幻听、幻像和内心独白所展开的内心冲突。
[13]（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199页脚注②。
[14]《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15]“九月屠杀”，指1792年9月2日——6日对巴黎阿贝尔监狱等几所监狱中囚犯的一次大规模屠杀，被杀者以教士居多。作品中提到的郎巴儿王妃亦死于这次屠杀中。史家对这一事件多有所批评，可参阅米涅《法国革命史》、巴金《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16]马拉夫人名字叫西孟娜·爱弗拉尔。原作为嘉太林，后作者做了订正。
[17]马拉患脱皮性皮炎，蔓延全身各部位，据（法）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第2卷中的《马拉夫人》。
[18]巴金《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19]参见《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沉默·序》、《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等文。
[20]《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21]（美）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第43页。
[22]《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23]《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24]《沉默·序》。
[25]《沉默·序》。
[26]《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27]（元）陶宗议《辍耕录》。
[28]参见（法）阿·索布尔《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或雅各宾主义的矛盾》，见《法国革命史论选》。
[29]参见张芝联《略论丹东》（《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楼均信《略论丹东的历史作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参见《巴金文集》第9卷《沉默集（二）·序》第5页脚注①、第6页脚注①。
[31]丹东和德穆兰一次沿塞纳河岸散步，丹东对德穆兰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你还是重新拿起笔，写文章劝人宽大些吧。我支持你。”丹东好友库图瓦说，丹东看到被史家称为“过激派”埃伯尔一班人被捕时说：“如果救国委员会的暴政不加抑制，我看拯救共和国是没有希望的。”见（法）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比尔》第387页。
[32]《沉默·序》。
[33]（法）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比尔》第396页。
[34]（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236页脚注②。
[35]《沉默集（二）》附录一《卢骚与罗伯斯比尔》。
[36]见巴金译阿·托尔斯泰剧本《丹东之死》，开明书店1930年7月初版。这里的引文见该书1949年3月第7版。
[37]参见张芝联《略论丹东》（《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楼均信《略论丹东的历史作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8]《沉默·序》。
[39]《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40]《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41]《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42]《沉默集（二）》附录三《静夜的悲剧》。
[43]（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203页脚注②。
[44]《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45]《沉默集（二）》附录一《卢骚与罗伯斯比尔》。
[46]参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早期生活研究》，《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47]《沉默集（二）》附录一《卢骚与罗伯斯比尔》。
[48]《沉默集（二）》附录二《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49]《沉默·序》。
[50]《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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