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使命和方向——《教育测量与评价》高考研究类文章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命论文,测量论文,方向论文,评价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536（2011）08－0045－07
截止到2011年6月，《教育测量与评价》共刊载关于高考与招生的研究文章78篇。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高考研究类文章进行述论，梳理高考招生制度研究的脉络和动向，以期抛砖引玉，启发更多的人关注高考、研究高考，共同探讨中国高考制度的使命与改革发展的方向。
一、论讼渐平，高考的使命仍将继续
郑若玲在《守护公平：高考改革的永恒依归》一文中认为，高考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改革诉求与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无论哪个环节、哪个方面、什么时期、何种诉求与侧重，“守护公平”始终是高考改革永不褪色的主题与永恒的依归。张和生的《我国高考公平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及张和生、余军民的《高考公平问题的社会归因探析及对策研究》认为，高考公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碰撞、不同价值激荡和非均衡发展矛盾凸显带来的系列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公平、公正是高考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价值取向，应该从建立多元化招生制度、改进高考宏观管理、制定科学的人才选拔标准、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入手，推进高考公平性建设。王勇鹏、颜色盛、马延朝在各自的文章中，探析了入学机会公平的问题，如加分政策不合理不统一、入学机会的“应得分配”和“补偿机制”、高校招生计划本地化现象，等等。
关于高考改革，研究者们的观点精彩纷呈。马世晔在梳理了建国60年来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沿革与发展后认为，招生的多元化，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完善，分层次、分类型招生考试改革，考试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是今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李丽、蒋极峰认为，高考形式改革要慎重，尤其对全面推行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主张甚为忧虑。笔者对该观点深表认同。考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现有2860多个县级行政区、330多个地市级行政区，考生极其分散，即使只在地级市设置，也要设330多个考点，任何一所高校或松散的高校联盟都无力组织这样大规模的考试。同时，考生也不堪重负。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该区东西经度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南北纬线直线距离1700多公里，如果把考点设在呼和浩特，一个考生的参考费用需要三四千元，这对于农牧民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如果再考几次，便会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王瑞珍、黄光扬在《中国高考需松绑》一文中认为，应该慎言高考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冯用军的《不同利益主体对高考改革认同度的隐喻分析》是一篇非常扎实的文章，他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云南省2683名高三毕业班班主任、33065名高三毕业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问卷涉及对高考制度的评价、对高考改革的态度、对高考公平的感受、对平行志愿的态度、对高考组织实施网络化的态度、对高考弊端的判断、对高考诚信的认识，得出的结论真实可信，提出的建议富有创见。刘五驹对我国高考在评价理念和评价标准上的唯一化倾向和科举情结进行了关注和思考。庄小平、李立峰、陈夫义分别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湖南省近年来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系列招生考试改革措施、上海市高考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海南省高考改革特点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刘丽群、刘一砖对10个省市的新课程高考方案给予了关注。但昭彬、刘建、陈凤娟、梁明月、李木洲、斯群子对特长生考试、高考移民现象、高考志愿的非志愿性、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考模式改革、高校自主招生的社会化属性进行了探讨。
笔者觉得，上述文章表达了作者们一致性的观点：高考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时代要求和民众公共心理的最为合理的公共考试制度。就考试的作用而言，“考试不特为解决各种各样教育问题的必要工具，且是一种推进各种社会事业的良好法则”[1]。我国的高考，“其性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即消灭了阶级和种族、性别等方面的歧视，尽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参与竞争的机会，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它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的培养、调配和再生产”[2]。自1952年实行高考制度，尤其是新时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超过千万的学子通过高考升入大学学习，源源不断的人才成为国家的建设者，绝大部分的学子通过学习和深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国家、社会、人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高考制度对人才的培养、学风的促进和社会品质的提升，以及对综合国力增强、中华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毋庸赘述。
关于高考问题的论争也从未止息，甚至一度非常热烈。在这些论争中，大多是建设性的，支持稳健地进行高考改革者为绝对多数，例如，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任首席专家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就提出了三个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高考改革的若干建议，为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有一些研究者在认识到高考重要性的同时，更多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考试的一些弊端，考试的某些功能被过分强调了，而有些功能却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如孟庆茂就认为线性考试制度“对受教育者能力的评价不够全面”，“偏重考试的常模参照性价值”，“忽视了考试的描述功能和诊断功能”，“高考是以测查学生学业成绩为主的纸笔考试形式……它对成功人生必备的人我交往能力、情绪智能、创造智能等考察甚少”，“因此，高考对于选拔人才而言，是一个有偏的测验，其效度是极其有限的”。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论点虽然温和，但他们设计的高考制度多少有些理想化，特别不适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少数研究者对于高考改革尤其是高考的存废问题，观点激进，引来不少关注和喝彩。1999年、2002年、2005年、2006年“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对高考改革提出建议。2003年，黄全愈在《南方周末》发表《取消高考招生制度刍议》，建议取消现行高考招生方式，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合一”招生方式；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人大代表范谊提交了《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认为“高考不是一种有效的高校招生制度，不是一个公正的高校招生制度，不是一个建设性的高校招生制度，不是一个有利于我国开发和优化人力资源的高校招生制度”，但由于他提出的主要措施“缺乏实际操作性，多次考试的量纲不统一、不可以加权计算，因此可行性不大”，[3]他对高考四个“不是”的判断明显片面，不了解高考制度的实质，不符合高考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附和者寥寥。除此之外，杨东平先生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了一个考试科目多轨化的方案，相对而言较为温和，只是政府、考生难以承受考试成本。
现在看来，关于高考改革的论讼日渐平稳，高考的使命仍将继续。考试本身具有测量、教育和社会性三大功能。[4]教育考试一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潜能评估，二是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三是进行人员的选拔与分类。[5]高考的使命是什么？笔者觉得，简而言之，就是选拔人才，维护公平公正；这也是高考工作的首要目标和高考改革的基本取向。高考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不可或缺的一种机制，这是高考改革的逻辑起点。高考制度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虽然现在高考的社会环境与当初恢复高考时相比已经有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上大学收费、大学生不再包分配、高等教育逐渐大众化、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需求旺盛等方面，但高考的测量、选拔、评价功能依然存在，尤其在高考的社会性功能中，维护教育公平公正的使命不仅依然是一种现实需要，而且在社会转型期，在人们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教育成本意识逐渐加强的时候，高考所体现出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使命就显得那么不可或缺。讨论高考改革不能无视现行高考制度在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进步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对高考的人也是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他们通过高考成才，放下书本又反对高考。取消高考论者，难以成为思想的先知或先锋，反而容易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哗众取宠者，或者是对历史缺乏足够了解与忽视国情的人。无论是谁，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史，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或者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对高考求全责备。如果到中国西部农村中小学看看，他们就会明白，对于广大农村考生而言，入学机会的平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会比其他的所谓个性化发展要重要得多。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不会一代一代地贫穷下去。高考公平恰恰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我们在讨论高考问题的时候，有人只讲考试，有人只论招生，有人兼而论之但含混不清，其实考试与招生是高考工作的两个阶段，简单地否定前者，或者盲目地以后者代替前者，都不是明智之举。统一考试本身没有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学校教育都在大量而频繁地使用着各种教育考试，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和使用大规模统一教育考试。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非欧美四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中东地区实行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国家约占一半左右。每年参加美国SAT考试的考生有几十万人，参加英国GCE考试的国内外学生也有上百万。[6]考试不是怪兽，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数也不是魔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符合中国人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即使实行标准分，也是一种分数，只是代表的评价内容与常规分数不一样。至于大学招生，那只是一种管理行为，大学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和自己学校的办学实际，招收优秀学生。大学招生既要有政策法律意识，又要体现公平公正，既要有行为规范，又要有技术保障。因此，当国家、社会、高校、考生和民众都需要高考的当今，高考的使命仍将继续。
二、执中鉴西，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的考试文化
在19篇招生考试制度比较研究类文章中，作者们对美国、俄罗斯、芬兰、印度、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的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对于我们了解国内外招生考试制度、启迪我国高考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其中，该刊独家策划刊发了章建石博士撰写的七篇《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招生系列访谈》。这些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理事会的运作模式、常春藤大学的招生经验、兰德教育援助委员会的业务范围、高中校长的期望和追求、教师的责任与指导、学生的经历与体验、父母的教育与引导等情况，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呈现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与招生的综合性、自主性和灵活多样性的制度特点。另外三篇文章则介绍了美国SAT改革和AP科目的考试状况。
各个国家都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招生考试制度，19篇文章所涉及的这些国家的招生考试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我国的高考有一定的相关性，也能给我们的高考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是高等教育的强国，是多样化招生制度的典型代表。而被称为“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似的考试历史和考试理念。俄罗斯从2001年开始试行国家统考制度，与我国高考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逐步从统一走向追求多样化、多层次化的做法正好相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笔者觉得，英国的招生考试制度独具特色，影响广泛，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国家，深受英国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经过了从精英走向大众的挑战，我们今天的高考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前进。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教育历史悠久、体系多元、标准各异、方式众多，与我国的高考相似之处甚多。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考试制度必须根植于其深厚的本土文化，但并非排斥多元文化营养的吸收。
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考试文化建设，执中鉴西，打造独具中国特色、充满活力的考试文化。
打造中国特色的考试文化要充分考虑国情、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和诚信水平、干部人事和劳动制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国情是我们研究问题、出台思路和政策、促进工作、取得工作成效的前提。比如，在研究高考问题时，应该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严重不平衡，一方面是农村的欠富裕或因病因学返贫，一方面是高额的大学收费。如果多次考试、长距离辗转参加考试，对广大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来说，至少在经济上是严峻的考验，许多人也许会望而却步，放弃梦想和努力，因为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既面临现实的残酷的经济阻击，弱势的他们又对未来的就业机会充满了恐惧和不确定性。
讨论高考改革、打造中国特色的考试文化，应该有更宽阔的文化史视野。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出了个清华北大生，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非常明白，这是文化历史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读书和子女教育的国家之一。刘海峰教授认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心理负担过重，根源在于许多家长强烈的望子成龙的心态和教育价值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的理性文明，没有有理性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不像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样按照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任何投资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而社会的管理者、官宦才是牟利的最佳途径，所以，最划算的投资就是供小孩子读书做官或买官”。这是一个西方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析中国的文化史，可谓入木三分。废除科举制，实际上是告别了一段文化，割裂了一段历史。一些人以为真的可以从此以后与传统文化作彻底决裂，实际看来未必能如愿。对于科举制，随着刘海峰教授等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廓清了蒙在科举制身上的一些无端的“罪名”，虽然见仁见智，有时候难免有小儿辩日之嫌，但是无论怎样说，科举制都是当时最好的一种文官选拔制度，只是因为八股文的出现使它僵化、科目设置陈旧、没有与时俱进地实行内容改革，所以才被无情地抛弃。废考试，就是废历史、废政治。千年科举，功过并存。科举制不是守旧和落后的代名词，它是一种文化孕育的成果，已经深入人心骨髓，不可能说废除，它就烟消云散了。作为在新文化背景下的高考，其实一直没有摆脱科举制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在讨论高考改革时，生怕高考与科举制沾上关系，这完全是多虑了。相反，讨论高考改革，打造考试文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顾及民众的历史归属感和文化心理。
加强考试文化建设，必须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高校招生制度无论怎样设计、变化，考试管理、考风考纪始终是考试文化建设的生命线。笔者以为，强化高考的政府行为是应有之义。一般来说，政府职能的核心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建立基本的法律秩序，保护产权，促进技术创新，建设和维护私人无力或不愿意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用保护和正义来交换收益。而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正是政府的责任之所在。当然，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更需要强化考试管理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从细节入手，环环抓落实。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个理解高考改革、支持高考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对每个公民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重新认识教育，思考教育，理解教育的使命，抵制教育的异化。[7]教育的任务就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求真、向善、尚美；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最有个性的教育，是为每个人度身定做的，要让每个人的潜能、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和发挥。[8]笔者觉得，高考的目的与教育的这些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三、遵循新《纲要》，高考改革应与时俱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本文简称新《纲要》）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它直面了改革深水区的热点难点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体现了创新思维和兼容并包的理念。在新《纲要》提出的十个试点工作中，特别提到了要进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包括完善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探索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具体方式；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等。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陈最华教授的《湖南新课程高考命题改革的实践及审思》一文，认为新《纲要》是我国高考改革的方向和动力，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强化了高考改革的使命和责任，同时，它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改革要强调科学性，要以学生为本，更要注重公平性）、方向、原则、步骤和要求，并从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办法四个方面对高考改革作了全面系列的规划。
遵循国家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有序进行高考改革是由来已久的成功做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1999年又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造就“四有”新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010年出台的新《纲要》，可以说，教育改革的意识一脉相承，改革的目的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招生考试改革也一直是重点和难点。1985年的《决定》指出，政府对教育管得过死，教育的思想、教学内容、方法、师资质量都存在问题，要改革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自主权，招生计划分为国家计划、单位委培、自费生。1993年，国家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政府与学校实行政事分开，在招生、分配方面，实行国家任务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扩大委培、自费生的比重，上大学收费，改变统招统分、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供需见面，自主择业。1999年的《决定》提出简政放权，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快改革招生考试评价制度，试点“两次考试”，扩大招生自主权和考生选择的机会，逐步建立具有多种选择的更加科学和公正的高等学校招生选拔制度，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唯一标准，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生、家长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对学校的评价。2010年的新《纲要》则把择优、自主、推荐、定向、破格五类招生写进来，使其成为一种制度设计和组合措施。
在高考制度设计上，新《纲要》提出要设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等机构，探索招考相对分离、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考试实施的方式。目前，我们的具有行政职能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算不算是专业的招生考试机构呢，如果是的话，各级招考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测量与评价的知识积累呢？可行之法，需要可行之人。考试管理机构如何运作、生存和发展，专业测评机构人员如何改善知识结构、提升水平，都是很迫切的任务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