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达：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纵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发展科技事业的实践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由之路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1-0054-05
科学技术与社会现代化紧密相联。以蒸气机启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事实表明，人类正是伴随科学技术质的飞跃而踏进现代文明社会门槛的。当前，“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回顾我党领导科学技术事业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认真体会历史凝结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感受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紧迫氛围和现代化建设的沉重使命。
一、历史鸟瞰：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的使命
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起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有多种观点（注：关于中国现代化起点问题，有人认为正式启动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有人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有人认为其酝酿过程可上溯到鸦片战争前200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从宽泛意义上说，所谓现代化过程就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换过程。美国著名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如果以这个角度为限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那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过程的起点。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朦胧意识，最先表现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上。尽管瞩目“船坚炮利”之类军事技术的狭隘性限制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深入认识，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他们的主张毕竟透视出中国必须踏进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战略眼光。1861年掀起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肇始。虽然洋务运动的实践确曾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微薄基础并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意识的萌发，但总体伴随的仍然是中国现代化早期实践失败的厄运。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捕捉了时代。共和政制以及相应的民主意识象征着几千年古老传统构架的溃解，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涌动着中国人欲建工业国的梦。然而，在袁世凯“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腐败统治下，现代化的大门并未向中国敞开。孙中山《实业计划》中向国人描绘的那幅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便成为不能兑现的空文。
问题的症结是清楚的。中国现代化的途程，一开始就面临着十分严酷的运作背景：列强环伺，外侮连绵，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血雨腥风的军阀混战，造成民生凋敝、国穷力薄的寒怆惨景。现代化的诱惑虽然时时压迫着中国人躁动之心，可是，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一个欲呼难出、欲立不成的尴尬境地。几代仁人志士撼人心魄的鼓吹倡导，知识阶层殚精竭虑的苦心经营，终因阻障重重，气候难成。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充满暴力、欺诈和腐败的无序状态下曲折徘徊，蹒跚而行。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时期。其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具有前途转折意义的历史性大变动。由于民主共和目标的幻灭，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西方文明弊端的暴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思绪在动摇中发生新的转向。社会主义的追求不仅是政治理想的升华，实际上也是现代化追求的新载体。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先进的共产党人所感悟。对此，早期共产党人是有明确认识的。陈独秀指出：“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原载《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他还运用自然科学常识，驳斥了鬼神迷信，提出“以科学真理扫荡之”（注：陈独秀：《基督教与迷信鬼神》，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页。）。五四新文化时期科学已被看作是一种“事事求诸证实”的理性，是根治“无常识之思”和“无理由之信仰”（注：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的处方。瞿秋白指出：“科学的发展能助长技术的进步，然而，必须生产力的状态中已见可能，又必须生产力的发展确乎需要。”“技术的变革，必定影响于经济关系。”（注：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卷，第298页。）这种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紧密结合的认识，显然出自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的觉悟。1992年，党的“二大”确立了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体现出党的双重使命：一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砸毁旧世界的破坏性使命；二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构筑新世界的建设性使命。后者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现。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1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改革中国传统社会为己任，积极引导、组织和推动以农民阶级为主的社会力量，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摧毁旧的统治秩序，为根本上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并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创造前提条件。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使命自然受到严酷的运作背景的制约。紧张的革命实践，严酷的斗争环境，落后的乡村状况，致使现代化建设缺少最基本的实践条件。直到长征胜利，在延安建立了革命的大本营，才有了以改造自然、兴科学、办教育为基础的现代化实践的尝试。尽管当时的初衷是应付艰难的战争局势，但在客观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开了党领导科技事业的先河。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党的双重使命的转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党的唯一使命。建国半个世纪中，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里，党的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并大力振兴和发展科技事业，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虽然其间有过失误，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也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结论。
二、拓垦荒土：延安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肇端
1935年底党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以延安为中心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新时期。这十年里，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开始了领导自然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实践。
延安时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起步是艰难的。众所周知，当时的延安，地理偏僻，交通梗阻，大漠黄沙，落后贫瘠，生产方式原始，物质条件匮乏，教育文化落后，绝无丝缕现代文明的踪迹，整个边区尚属一片“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土”（注：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8月2日。）。除了自然客观条件的困难外，还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人为性困难。然而，就是在这种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事业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
艰难的生存环境，促使党下决心发展科学技术。与敌人斗争，还必须与自然斗争，不能战胜自然，也就不能战胜敌人。1939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场发展经济、满足供给、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为了适应大生产运动的需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提上了议程。1939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性大学。由此开始，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940年2月，延安又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达330人之多。研究会下设化学、物理、地质、电子、天文、生物等专业学会十多个（注：《陕甘宁边区自然研究会梗概》，原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党中央发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号召，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召开年会，交流研究成果，举办学术讲座，推广科普知识，组织科学调查活动，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在这片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的荒土上，科学技术之花终于绽放结果。
延安时期，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性已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注：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他还热情倡导：“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注：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朱德、陈云等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意义。李富春在一封信里指出：“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无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注：李富春：《给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一封信》，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30日。）徐特立也强调：“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进是暗淡的，同时也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注：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载《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这些论断表明，党已能够站在比较高的战略角度来把握科学技术实践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将科学技术事业视为紧迫的任务并提到党的工作日程，也是第一次将科学技术事业提高到党的先进性来认识。
在党的领导下，延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然科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科技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骨干。科技人员研制的一批科技成果，解决了当时抗战和边区建设的燃眉之急。如自行研制黄色炸药，生产优质灰生铁，提炼薄荷油，试制马兰纸，制造医疗器械，勘测铁矿煤层，设计水利工程，研制日晷，等等。这些难能可贵的科技成果，真实地记录了党的科技事业开端时期的足迹。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党领导科技事业的实践，主要目的还只是为了解决战争逼迫下的物质困难。在民族危机深重、反帝反封建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还无从谈起。但是，延安时期党对科学技术事业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认真组织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历史实践，仍然体现出党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作的最初努力，并在客观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科技事业提供了经验。
三、“向科学进军”：50年代中期追赶欧美的热潮
1956年1月，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为契机，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浪潮蓬勃兴起。
这次“向科学进军”浪潮的形成，主要缘于两方面的背景。一是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的历史新阶段，随着“一五”计划的全面铺开，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多地需要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这同我国科技人员匮乏和科技落后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下决心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党预计可能有一段国际和平时期，便想利用这一时机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
不容乐观的是，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尚处于十分稚嫩的初创阶段。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而且对现有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就是一句空话，更不要说赶超世界科技水平。
50年代初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最初涌动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觉察到“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因此，“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水平”（注：周恩来：《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不然就会落后挨打。毛泽东鉴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基本国情，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他断言：“中国只有在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为此，他认为我国已经进入“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时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科学，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学技术与业务。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的重点是传达和阐述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周恩来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注：周恩来：《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还具体领导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工作。几百名科技精英聚集在一起，制定了《1956-1967年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为我国科技工作指明了奋斗目标。从1956年制定《规划》到“文革”开始，整整十年，尽管1957年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科技事业也受到严重干扰，但仍被誉为我国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我国不仅在工农业生产技术上取得长足进步，而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如人工牛胰岛素的首次合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脱掉贫油之帽、灭绝蝗虫之灾、两弹爆炸、卫星上天等等，硕果累累，世人瞩目。另外，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也得到长足发展和迅速壮大。有资料表明，“全国科研机构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页。）。
50年代中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立志实现“十年赶超英美”宏愿的体现之一，也是我党力求瞄准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准冲刺的一次努力。诚然，以当时中国的现实基础，要在短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带有一些主观盲目性。但这种雄心壮志毕竟表现了党努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并且毫无疑问，以科学技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为新一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掀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科教兴国”：新时期走向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形成于70年代末。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由此，中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迷茫，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科技事业也真正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70年代末期科学技术事业兴起于新的立足点。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原因外，还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中国开始广泛接触、沟通世界。打破“关起门来搞建设”状况后的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与国外先进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从国际上看，70年代末，正值世界范围内兴起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潮。英美新的领导人上台主政，率先实行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着手调整本国的科技战略部署。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纷纷放弃传统的发展战略，开发引进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急起直追。依靠先进科技力量腾飞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发展势头强劲，令世人刮目相看。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对中国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个迎头赶上的大好机会。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拨乱反正，确立了科技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唤来了科学的春天。成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志。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1985年，科技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强调科技与经济结合之后，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科技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邓小平为党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抓各项工作的整顿时，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1977年2月，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又自告奋勇，主管科学、教育工作。在这以后，他多次发表论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1977年，他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此后，他反复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3页。）“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尤其是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论断，是对当代科技发展现状和作用的新概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科学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站在世纪发展的高度，坚信只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在竞争空前激烈的21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从80年代开始，就面向新世纪着手实施一系列跨世纪工程，如通过“863计划”工程，形成一支阵容整齐、精干的国家高技术研究队伍；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工程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蓬勃发展之势；通过以金桥、金关、金卡为主体的“三金”工程，大大加速了我国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的步伐；通过“攀登计划”工程，使我国的科技工作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可喜成果；通过“跨世纪人才工程”，在科技领域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一大批年轻的科学人才正在茁壮成长。
20多年来，我国先后取得了数项高、精、尖技术的重大发明和突破，如在世界上首次完成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继苏美之后成功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银河”亿次巨型机的运作成功，高温超导研究独领风骚，秦山、大亚湾核电站投入使用，宝钢成套设备的研制成功，T—轻子的质量测定……累累硕果，繁花似锦，无不令国人振奋、骄傲和自豪。
新一轮科技事业高潮迄今正呈方兴未艾的良好势头。与前述延安时期和50年代中期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起点高、规模大、影响广、力度强，而且认识更为坚定和深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把以科技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引向深入。1995年5月，我国科学技术大会是我国科技发展事业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党中央作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决策。这对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跨世纪的影响。江泽民反复宣传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注：江泽民：《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重要论断。在对科技进步与社会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上，江泽民强调“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江泽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这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高到息息相关的高度来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以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高歌猛进，飞速发展。
五、现实启迪：20世纪留下的历史思考
世纪之交，山呼海啸，风云际会，国运兴盛。联想上个世纪之初备受凌辱的情形，站起来的中国人足以自豪。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获得的东西是丰厚的，但付出的代价又是沉重的。我们有着引以自豪的成就，也有刻骨铭心的遗憾。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回眸党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留给我们的是回味无穷的启迪。
第一，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一部人类文明史表明，科学技术历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古代中国之所以居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正是受益于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发达的科学技术。这种杠杆的作用，到了近代社会显得更为突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通过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沉思，对科技革命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极为透辟的科学预见。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包括科学在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和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9-220页。）等重要思想。邓小平进一步把科学技术提到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地位，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反映了当今及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质特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第二，发展科学技术是强国之本，富民之泉。其实，近代中国的很多志士仁人早就凭直觉触及这一认识。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到五四时期时兴科学，潜意识中都是将物化的和理念形态的科学力量，视为西方富强的原因。对此，我们党的认识更为自觉和鲜明。延安时期徐特立就指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注：徐特立：《祝“科学园地”的诞生》，载《徐特立文集》第254页。）。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可以断言，在下个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科学技术将是制胜的关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将取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水准。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把握时机。华夏民族游离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落后世界发达国家，始于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而程度、距离之迅速加剧主要发生在20世纪。以蒸气机、电子技术、核能等新型技术为标志的世界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有两次发生于20世纪。由于各种不同的历史原因，每一次科技革命的浪潮，都与我们擦肩而过。中国失去诸多机会的教训是深刻的。邓小平警示世人：“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0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对于几次科技革命浪潮中误失时机的中国，应该引起深刻反省和清醒警觉。
第四，科技发展有助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现代化是全社会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社会生活多层面、全方位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面貌的改观。社会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党领导科技事业的发展，每一次都阶段性地对改良国民素质、改变思维方式、丰富精神世界、加强社会联系和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起到重要作用。野蛮与落后无知为伍、文明与发达先进相随的道理，通过科技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第五，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与发展教育并重。如果说发展科学技术是强国之本，那么，发展教育则是立木之根。科学技术的外在表现是物化力量的显示，而它的内在表现则是人类智力开发的反映。掌握科学技术的是人，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的竞争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科学技术与教育必定同步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8页。）。1995年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就是基于科教并重的深刻认识。
实现现代化是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一个梦。“媲美欧美”、“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等豪言壮语喊出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甘落后、勇追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肺腑之声。我们不必为20世纪留下的遗憾而怅惘，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富民强国之梦，如今正在逐渐变为现实。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才能真正依靠科技振兴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