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蔓延要求政治体制必须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这个恶瘤，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社会的肌体。
腐败的蔓延——这个多年来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已经成为所有焦点问题中最触目惊心、最令人难以容忍的焦点问题了。
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再也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指头”、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得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得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谓是空前的。
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腐败的中心是权力腐败，建国以来几十年内我们建立和发展了有史以来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权力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各个环节和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腐败病菌。
清代乾隆时，县衙门包括马夫、厨师、杂役等后勤人员在内只有一百几十个人，而真正能称为官吏的只有县令、教喻、训导、典狱、捕头等数人，县级官员只有县令一人。可利用权力腐败起来，老百姓便怨声载道。而现在一个县光几大班子的县级官员就有几十个，加上直属几十个部委办局（一般有50个左右）的正副首长和乡镇主要干部能称为领导的现职行政官员就有500人左右，如果将准行政机构和企业负责干部都包括在内，可能多达千人左右，这还不包括内部科室干部和村干部。一个县就有这样大的拥有不同程度权力的官员队伍，在清代无法比拟的商品经济环境腐蚀下，腐败起来社会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腐败的严重性。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一千多亿元！清理和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小轿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
严格地说，用公款大吃大喝和攀比性购买轿车至今还是有争议的腐败形式。而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一窝黑”、“一班蛀”、“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五子大登科”、“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公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多年来，为了治理腐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统而观之，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也就不可能理想。
我们靠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来抵制腐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花了很大力气，举行的活动、推出的英雄事迹、树立的典型可谓一拨又一拨，然而腐败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抓人。这期间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迅速上升。以至于有人发出“一个孔繁森倒下去，千百个腐败分子站起来”的感叹。
我们靠强化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党员对领导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加上党内纪检机构的监督，不能说不周全，多年来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维护党的纪律下了不少文件，不可谓不重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周全的监督事实上却很难到位。
我们靠五大班子齐抓共管来约束腐败。即党委、纪委、人大、政府、政协五个班子携手合作共抓治理腐败，按理说，这种齐抓共管对腐败的约束比党内监督要强得多。但仔细一分析，这是在一元化领导之下的齐抓共管，结果往往流于齐抓而难以共管。
我们靠抓班子的选拔建设防止腐败。确实，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廉洁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在选人和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谁来选拔，谁来保证选拔人的廉洁性？二是谁来保证廉洁的人不会变化？三是谁来抓领导班子的建设，谁来保证负责领导班子建设的人自身质量？
我们大搞一把手廉政工程防止腐败。这里有两个意思：从一把手做起，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但问题仍然在于：一把手作为领导核心，谁来监督他的自律行为？谁能保证一把手自身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群众监督形式来揭发腐败。确实，多年来案件的查处，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检举、控告、上访。但问题是：揭发不揭发在群众，而受理和处理的权力却在组织。群众对此既没有监督权，也没有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谁来保证群众揭发的都能得到受理？第二，谁来保证受理的都能得到处理？第三，谁来保证处理的都是合理的？第四，谁来保证揭发的群众不被打击报复？
我们通过新闻监督形式来揭露腐败。近年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凡是在新闻上曝了光的，大多能得到及时处理。但在现有新闻体制特别是新闻媒体受各级行政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在监督上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本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其二，各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其三，下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其四，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有重大嫌疑而没有受理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五，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利？其六，谁来监督新闻媒体揭露的公正性？
当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但在现有立法司法体制下却难以解决：①谁来制定法律，怎样保证所制定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②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③谁来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平性？④假如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谁来保证法律的神圣性能不受侵犯？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防治腐败的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作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一例外地最终陷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的制衡性。
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难境，这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下大力气反腐但没有取得根本进展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通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延开来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延的速度。
因此，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
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一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从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
这种官权化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滋生出空前的弊端是必然的。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出路就在于打破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操作也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的同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
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