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饱含实事求是智慧的明智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明智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以来的十年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个抉择是饱含实事求是智慧、切合中国实际的。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降至2.4％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势头，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邓小平这一抉择的合理性（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12月18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大大低于2000年的4.7％，而中国经济2001年可望增长7.3％，保持了强劲的势头。荣获2001年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的吴敬琏先生在获奖致词中讲道：“不管是2000年还是2001年，市场经济的威力已经显现了。所以在世界经济走慢，而且几个大经济体都陷入了衰退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仍然表现良好。”）。值此纪念《南方讲话》十周年之际，本文拟进一步论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乃是指导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指南。
一、历史趋势的必然性
历史实践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富强中国。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在理论上建构的社会主义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的历史条件方面，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于是，如何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予以历史定位，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便历史地凸现在人们面前。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自觉意识。他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在总结建国以来各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实际乃是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立足于这个现实，邓小平为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一个重大抉择，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华民族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关于这一选择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一个理论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业已作出肯定结论的问题。而现实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实现有机结合，这一结合是否也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则不仅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而且在实践中尚处于有待作出最终结论的过程之中。其实，无论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分析，对此问题在理论上作出肯定答案都是有据可依的。
考察进而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既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曾提出“五形态”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概述，是以欧洲的历史演变为典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倘若人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显然，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五形态”是一切民族都需亦步亦趋的“铁律”。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转而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五本人类学笔记，并且在给维·依·查苏利奇复信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6页，438页和451页。），其重要原因，就是认识到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诸如俄国式的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却是不可以不吸取的。
马克思还曾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这就是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即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自由劳动经济。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强调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即“社会形态”，而他的“三形态”说则更强调与特定的生产力状况，尤其是生产力中的主导要素——劳动者即人的状况紧密相关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在“五形态”说的框架下，马克思探讨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而在“三形态”说的框架下，马克思似乎从未提出过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劳动经济的发展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卡夫丁峡谷。相反，他却明确指出：“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近、现代的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由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6）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就社会的经济形态而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主体地位。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现代化工业不发达，商品经济相当薄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的社会业已实际地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却必须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而不是在马克思所构想的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有鉴于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实质上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必要阶段。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商品经济不可逾越”，二者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在理论上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时，就已经指出跨越之后仍然要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肯定成果显然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特别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此外，“跨越”本身即意味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尚存在差距的前提下，在社会形态上实现了超越。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首先是历史即连续地进行的，没有一定的基础，任何飞跃都是不可能的。由“跨越”而实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原来构想的社会主义相比，在经济、文化条件及其后继发展上，肯定有其特殊性。同样，中华民族在实践中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之后，面对的仍然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的现实，要在这个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搞的自然是工业化；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现代化工业与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是不可分割的。
二、理论建构的应然性
既然商品经济不可逾越，则市场机制势在必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方面，现代中国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之前还有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建国后又不得不学习苏联模式，搞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这两种传统特别是封建传统，与商品经济、市场体制是相互抵触的；另一方面，历史趋势中蕴含的必然性并不直接等同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要使二者联系起来，必须通过人们的理论建构，使必然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应然，然后才能付诸实践。邓小平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从1979年会见吉布尼、林达光时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9页。），到1992 年《南方谈话》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在十余年间十几次专门论述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可谓是“年年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邓小平在理论上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然性，主要是引导人们在观念上实现“三个正确认识”，即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63页。）。所谓“不清醒”，一是指许多人只是从书本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二是指从书本上理解的东西也往往没有抓住根本。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两点是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已有相当成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实践第一，从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实际出发，探寻进而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万万不能拘泥于“本本”。过去，我们搞革命夺取了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我们搞建设要夺取胜利，也要靠实事求是。任何方法和手段，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大胆采用。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还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1 页。）。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其恶运就注定了。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也是优越于封建主义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辛辣地讽刺过封建贵族们拉拢群众却又无法得逞的丑行，原因只是群众“发现他们臂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至296页。）。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时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再到灭亡的必然逻辑，但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它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明确肯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用封建主义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对抗，实质是用落后的东西同先进对抗。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尤其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成的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更要吸取它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一切肯定成果。
除了吸取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肯定成果外，对于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应当如何认识呢？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这些话，对于持有“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的人们来说，不啻是石破天惊。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打消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种种疑虑，在1985年10月，1987年2月，1990年12月，1991年1月至2月，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又多次阐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第203页；第364页；第367页；第373页。）。既然市场只是手段，具有工具性，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程度不同地为发展生产力尽过力，那么，为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以运用这一手段或工具呢？况且，现代市场经济（即包含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被证明，在现有条件下，它是比单纯的计划经济更为有效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方式。现代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属于全人类的。作为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尽管它的确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发展起来的，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拒绝吸收和继承人类社会长期创造的宝贵财富。揭示市场经济的工具性，是邓小平论证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否具有应然性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由于兰格——勒纳机制（Langer－Lerner Machanism）的提出而引发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大论战，曾持续十余年之久。直到1948年，艾布拉姆·伯格林在其论文《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有意思但实践上无前途（iteresting in theory，but unpromising in practice）的结论之后，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不仅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异端邪说，而且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的冷遇。70年代，阿瑟·奥肯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中甚至断言，“那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劳神费力的争论本身，随着抱怨而消声匿迹了”（注：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第49页。）。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苏东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在西方又重新兴起。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应然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中性机制”理论、“联姻”理论和“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中性机制”论认为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认为市场具有若干为社会主义乐于接受的特性，如激励和信息功能，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取向等。“中性机制”论只是说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进一步说，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就社会主义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构建了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当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如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贾林·库普曼，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应然性即持肯定态度。库普曼运用公理化的方法严谨地阐明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与资源最优配置是同一只手的手心手背，在一定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资源最优配置也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来实现。那么，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机制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库普曼说，可以“把假定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为一种进行抽象的和超制度研究的模式。然后，就可以接下去探索一些近似该模式的可供选取的制度性安排”（注：库普曼，《最优化概念及其应用》，载于《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第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转引于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第4－5页。）。在这里，库普曼实际上已经揭示出市场机制具有超制度的手段的性质，并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资源配置理论的前提加以确认。作为手段，市场与计划并非水火不相容。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一直被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看作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物。然而，完全有理由宣称，任何现代社会都以两者的混和为基础”（注：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第1页。）。
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这一点上，西方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lism ）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许多理论构想也不无可借鉴之处。但是，不能不指出，二者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别。首先，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面对的现实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成熟的市场体制，邓小平面对的却是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其次，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是探索在生产力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应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探索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应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第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现代的延伸，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只具有理论的品格，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科学不仅具有理论的品格，更具有实践的品格，并且最终将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理论的科学性。
三、实践抉择的合理性
对于邓小平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说来，问题不单纯是要说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应然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改变中国的“不发达”状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付诸实践。
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实践离不开主体、客体及其实际状况。主体的实际指的是主体的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本质力量；客体的实际则是外部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现实主体。这个主体不仅具有争取民族独立进而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重新腾飞于世界的需要，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积淀出满足这一需要的本质力量。有了自觉意识到了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本质力量，这一主体还必须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并由之出发，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这种需要。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并开始建设新中国之后，愈益发现我们所立足的中国的实际情况，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大致相似（注：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第1页。）。二者的基本任务之一， 都是首先要致力于把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社会，改变成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而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机制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是富有成效的。两种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性质迥异，但两个胜利者所立足的实际国情，以及他们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发展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却大致相同，而且前者还为后者提供了有效机制可资借鉴。
实践还离不开现实目的与有效手段的抉择。现实目的之确定离不开主体对自己的需要、本质力量及其与客观条件、客观规律有机统一的自觉意识，而该目的之实现则离不开主体对有效手段的选择和运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现实的中华民族，首先确定了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对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民而言，是极为现实的选择。经过建国后20多年的曲折探索，人们终于明白，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恶果告诉人们，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发展生产力，只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框架下去追求“公平”，结果只会是“奖懒罚勤”，最终造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94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于是，我们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邓小平早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与计划机制相比，市场机制的经济效益更高，从而能够帮助我们较快地把经济发展起来。诚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可以较快地做出较大的蛋糕，却无法自然实现大蛋糕的公平分配。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只有把蛋糕做大，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共同富裕。况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它能够防止恶性的两极分化。
在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还要进一步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更高目标。争取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和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不变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的实现，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息息相关。一个社会的自由、民主的程度，受制于该社会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乃是协调业已分权的经济决策的最有效方式，它能够带来多样化和个人主体性的生成，能够在更高层面上重建自由、民主和效率的基础，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业已确立的框架下，市场机制的这些积极功能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当然，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所确立的人的独立性，归根到底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但是，对物的依赖性较之于对人的依赖性毕竟前进了一步，而且，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的形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的解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即劳动者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不单纯指谓物质财富的增加，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劳动者即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建设，现代化的人也只有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实践中才能生成。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还是人的现代化。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中外学者对此都有描述。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和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95％以上的农民基本是佃农。虽然18世纪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参见张延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图鉴版）第三卷，第1355至1359页，海南、南方出版社，2000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06页至108页；郝君侠主编《中西500 年比较》第143至145页。）。所谓“不够格”，除了指经济的相对落后外，还指人的素质的相对落后。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崇高目标。无论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实现，还是人的主体性的生成，都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培育和锤炼。而在人民群众业已掌握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恰恰有可能扬其长而避其短，如同阿瑟·奥肯所言：“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约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在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的决策之后，党的十四大迅即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相关决议。自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自觉实践的操作阶段，并在短短的十年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之后，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借助市场机制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无疑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促进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显然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借助市场机制来迅速提高经济效益，创建更多物质财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确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了“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并在论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相统一”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这一切都再次论证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应然性和实践合理性。总而言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决策，的确是包含实事求是智慧的明智抉择，是当代中国条件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注：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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