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的忧患看科学发展观_科学发展观论文

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的忧患看科学发展观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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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1](p.280)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的。在此,笔者拟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形成的忧患意识的视角,考察和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价值。

一、关于发展之忧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见微知著:忧国内发展失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尽管不是主流,可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却予以高度关注。

1.忧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增长。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长期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但这种发展应该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之上,应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决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重速度、轻质量、轻效益、忽视结构等问题,这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之忧虑的重大问题。如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讲话中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2]的确如此,从经济结构方面看,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只达3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和生产技术能力过剩,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能力则供给不足;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行政条块之间的重复建设;以几家大的国有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机构,难以对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然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中国经济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企业还相当突出。对此,胡锦涛总书记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妥善的解决,就会助长信贷规模过度扩张,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会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粮食生产能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将更加尖锐,而且将会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最终势必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3](p.5)

2.忧城乡差距相对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为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但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又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对此温家宝总理十分忧虑地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国家补贴,实际差距还会扩大。“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瓶颈”的关键问题。所以,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农业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大力建设现代农业,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4]

3.忧地区差距相对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许多国家即使现在区域发展也不平衡。中国自古以来区域发展就不平衡,发展的重心也是不固定的。古代的区域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条件和区位差异决定的,往往同战争和民族迁徙有关。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区域差距问题,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工业化启动以来,区域差距总体上呈扩大之势。19世纪末,上海、广州和武汉的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抗战前,上海、青岛、天津的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9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集中在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1952年至1978年,东、中、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明显扩大。从经济总量的差距看,198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上升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这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加剧。从人均GDP的差距看,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下降到75%,西部地区从70%下降到59%。这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忧患之一,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

4.忧人与自然关系相对紧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自从人类步入工业发展阶段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长期以来,在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这种紧张,主要体现在人与资源和人与环境两个方面。一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目前,中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或1/3,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至15亿,人均资源占有量将持续下降,人均资源消耗量也将显著增加。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初视察江苏时指出:“一方面,总体上资源紧张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资源压力日益增大。”二是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国,自然环境脆弱,生态系统总体功能下降,复合性环境污染加剧。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虽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好转,环境治理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3](p.8)。

(二)前车之鉴:汲取他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21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前20年,中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达到1.4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战略思维,郑重地告诫全党:这“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他强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将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3](p.3)在此,胡锦涛总书记不仅要求努力学习他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且更要居安思危,努力汲取他国关于发展的失败教训。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

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后重建、发展经济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增长成为普遍共识,这对战后的经济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是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而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社会进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取得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是,有些国家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产生了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他们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真正的发展;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有些国家出现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反而制约了发展。如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连续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6%~7%的速度发展,到70年代末大多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超过1000美元。可是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拉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后出现社会动荡——最明显的是巴西;出现金融风暴——最明显的是阿根廷。鉴于国际发展的经验教训,温家宝总理也郑重地告诫人们: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2]。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以往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由此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以及外层空间,人类“征服”自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走的是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了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如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1962年推出的《寂静的春天》所描述的:“一个美丽而充满生机的美国中部城镇,由于一批携带杀虫剂的居民的到来,开始了不祥的变化:神秘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医生们则为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没有了往日各种昆虫喧闹的鸣叫,没有了鸟儿,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只有可怕的寂静。”这是一条只顾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仍然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有鉴于此,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在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中,“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1](p.284)。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问题的忧患,也与对国外关于经济发展理论成果的借鉴有关。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理论界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究也日臻严密和完善,其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循环经济的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理论的研究上。这些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是在批判、反思、总结传统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从国际范围来看,人类已开始由信奉纯粹的经济增长观,就是只注重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即GNP(国民生产总值)或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继而意识到还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即注重调整经济结构,让国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于是经济增长观演化为经济发展观;后来又认识到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物质需求,还有非物质需求,为了全面满足人们的需求,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最后才发现,我们现在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不能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条件和能力构成威胁与危害,因而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人类的共识和各国政府的共同行动纲领。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2004年2月省部级重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就特别强调了“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外开放要注意经济安全”等,就是深入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

(三)痛定思痛:汲取“非典”疫情蔓延的教训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蔓延,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非典”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作出了一手专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重大战略部署。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抗击“非典”疫情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更加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这再一次充分说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指引,有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险。

经过抗击“非典”斗争的考验,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悲剧不能重演,经验弥足珍贵。痛定思痛,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教训,我们获得了许多重要启示,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所指出的,“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去年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这个方面的问题”[2],即非典疫情蔓延暴露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据联合国开发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比,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建设、完善和发展,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医疗保障、医疗救治、环境污染、健康保障、食品药品监督、公共卫生、疾病防治、传染病防疫等重视不够,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卫生医疗体系,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较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和状况更差。

总之,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的重要内容。

二、关于发展之忧的基本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之忧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具有纵观全局、走向未来的战略性特征。事实证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忧患观指导下形成的关于发展之忧,不是忧一己私利,不是忧一小集团局部利益,也不是忧一时一事之利,这是一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终极关怀,以忧国忧民忧天下为内容,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而形成的关于忧患之理念、态度和行为。从关于国内发展失衡之忧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之际,自觉地居安思危,奋发图强。温家宝总理回顾2003年工作时指出,2003年,“我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由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的问题,妨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我们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2]从他国经验教训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忧患意识,是以宽阔的视野和战略眼光观察、借鉴世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后所形成的重要理念。众所周知,2003年“非典”疫情突如其来,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转变为好事,因为“非典”又给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走向未来以弥足珍贵的经验启迪。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真正使这次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从中亦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不是一时一事之忧,而是忧长远、忧未来的“终身之忧”。

第二,具有以人民为本的价值性特征。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忧患不仅具有正确反映国情的科学性特征,而且凸显了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价值性特征。从国内之忧看,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其根本点在于这种孤军深入发展经济的做法,不仅打破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最终不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忧城乡差别扩大,其实质是忧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即“三农”问题,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忧地区差距扩大,其根本是在于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问题;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其最终也是忧违反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因而,关于国内之忧的依归是“忧民之忧”。从国际视角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是以其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主动剖析、探究、借鉴他国发展经验教训,减轻或避免中国在发展中重蹈他国之覆辙,这一见地也是以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从“非典”的启示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不是忧一时一事之害,而是从解决眼前问题切入,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最广大人民谋长久之利益。总而言之,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3](p.7)。

第三,具有正确认识世界的科学性特征。笔者认为,事实证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不是狭隘的个人式的怨天尤人,而是以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为立足点而生发的忧患,这种发展之忧,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特别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阔视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及其特征的结晶。这种发展之忧,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正确继承,也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忧患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情怀和精神的弘扬。因而这种深切的发展之忧,尤其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三、解忧除患: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之忧的内容及特征可知,若达到解忧除患的目的,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第一,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是传统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分水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p.281)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的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充分体现,马克思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5](p.281)。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何谓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p.281),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1](p.282)。坚持全面发展,首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在社会发展诸目标中,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发展的最终检验者。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他发展均失去了意义。

坚持全面发展,就是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过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物质文明既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又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正确的政治方向;精神文明建设则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三者互为条件和目的,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所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在此还应指出,强调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退居其次。历史证明,经济发展是发展的核心,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正因如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1](p.281)

第三,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何谓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p.281)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坚持协调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坚持协调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解决好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问题。“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五个统筹”视野宽阔、思想深邃、包容深广,是一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到“五个统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因而,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必须按照“五个统筹”要求,大力推进改革与发展的伟大事业。

第四,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何谓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1](p.281)

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特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脆弱,经济发展对环境和资源构成了巨大压力,同时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以充足的自然资源、较高的人口素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条件,但从中国目前国情看,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瓶颈”。正因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特别强调:“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要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3](p.8)简言之,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笔者深信,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居安思危,奋发图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更加发达,中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更加巩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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