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善恶观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观_大和民族论文

武士道善恶观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观_大和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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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来自武士为军国主义战争服务的武士道善恶观。最突出的 特 征就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以本民族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恶、衡量自身行为正确与否 的标准。为了满足“日本的利益”,他们“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完全不考虑行动本身 是否危害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类天理正义的伟大法则——不为害。19世纪70年代至 20 世纪40年代,日本人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将血与火的灾难强加给其他民族; 军国主义战争中举世无双的民族疯狂,与德国人迥然不同的二战史观等等,都与武士道善恶 观密不可分。

本文拟从只属于日本人的武士道善恶观,阐析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战争观。

一、封建武士的善恶观

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种行为标 准,人们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思维定势、行为方式都与道德息息相关。现代日本人的道 德直接来自于封建武士的道德。1899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明确指出:“ 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的都是武士道的产物。”[1](P91)美国学者贝拉也说:“ 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 ](P111)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核心内容是调整人我己群的利益关系,武士道就是武士的切身利益和 生存条件的反映。

武士的利益与生存条件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自始就与战争有着不解之 缘,武士适应武力夺取或保障政治经济权益之需要而产生,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攻城掠地 为职业,战争之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利益越丰。因此,“武士缺乏尊重人 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的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3](P89)二是不直接掌 握自己的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德川时代,经济收入由源于土地转变为源于俸禄, “除俸禄外,没有其它一文一粒收入来源”,[4](P308)离开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

10世纪以降,武士都生活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武士团之中,只有依附于武士团,武士 的权益才有保障,加入武士团,便意味着自己的命运与武士团之兴衰融为一体。切身利益与 生存条件要求他们以群体利益为依归,通过群体实现人生理想,为群体负责与献身是他们的 首要伦理与义务。“个体的短暂的生命经由对整体的奉献而得到延伸甚至于永生;一己私欲 的卑小通过对公的转化而得到光大乃至永恒。”[5](PP13-14)

作为战争之道而产生与不断完善起来的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封建道德崇尚暴力、崇尚战 争、视掠夺为荣的基本特征,其善恶观主要表现为:

第一、忠诚至上,绝对服从,以“忠”为核心和灵魂,以“忠”为最大的善。“忠”在武 士的名誉信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 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1](P50)表现为“仆人必须为主君牺牲自己的一切”,鞠躬 尽瘁、死后方休;表现为无条件的、不问是非的绝对服从。只有甘为主君献出生命、绝对克 制自我、无条件服从主君命令的人,才是忠臣。可见,武士道最大的善行——忠诚与服从, 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与盲从。

其次、利己原则,相对主义,以所属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所属群体的利益得失为善 与恶的唯一标准。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将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残暴手 段视为正义行为。标榜“内和外争”,群体内部以和为贵,讲求“忠”、“诚”、“信”、 “义”等道德;群体之外以争为先,强调“武勇”,不惜以一切手段削弱甚至消灭与自己处 于对立状态的群体,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本身是否与正义相悖。

其三、强权政治,弱肉强食,以武为本。武家军人政治战胜天皇朝廷的贵族政治,所依赖 的是武力;武家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武力;武士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 ,也主要取决于现实的武力。崇尚武力的社会,必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

其四、崇尚战争,掠夺光荣,以战争体现人生价值。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其 权力、地位、荣誉和财富统统源于战争。武士道是主君役使武士全身心投入战争的道德,将 通过战争获取财富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武士杀伐征战的 真正目的,绝不是什么“天理”或抽象的社会理想,而是自己现实的物质利益。

其五、赞美献身,超越是非,以为“公”、为群体、为武士精神为善行,以为一己私利而 丧失武士精神为恶行。楠木正成支持天皇中兴,1336年兵败后自杀,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 ,“七生报国”,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还掀起了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赤 穗四十七武士”为了洗刷先主蒙受的耻辱,置幕府的有关法令于不顾,杀死令先主受辱的幕 府重臣,事后虽被幕府法律处以“腹刑”,但是武家社会还是将其行为视为正义之举,将他 们视为英雄和忠臣。

其六、集团行为,一致对外,采取整齐划一的集团行为。武家时代,武士都依附于某一武 士团;战争是武士团之间的战争,战事是团队行为。数百年团队行为的频繁战事,使武士很 早就接受了团体行为模式的训练,养成了合作与协调的群体精神、群体行为方式。每一个武 士集团都是“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位武士的身家性命、兴衰荣辱都完全寄托在集 团身上。武士之所以视藩为家,对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集团 负责,根源在于只有依靠群体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道德以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劝人弃恶从善;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借助鬼、神、 上帝等神秘的力量劝人弃恶从善。武士道虽属伦理道德,但它所依靠的既不是神秘的威胁力 量,也不完全是道德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誉、地位、权力和财富。武家主从关系的基 础是主君的“恩惠”和家臣的“忠诚”。家臣的利害掌握在主君手中,只有切实“为主尽忠 ”,主君才会施以恩惠——经济利益。违反武士道,就会丧失武士的身份和全家赖以为生的 经济来源,并在精神上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治理手段,现实生活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统治体制,赋予了武士道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正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 的研究:武士道对武士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6](P977)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也说: “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1](P1 5)

简而言之,武士道的善恶观是以本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本群体的利益得失为标准的 善恶观,“武士崇尚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7](P298 )在于为子孙后代争取武士的权利与地位。

二、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源自封建武士的善恶观。赖肖尔也说:“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 强烈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8](P5 7) 5世纪,日本形成初步统一的国家,8~9世纪武士产生,10世纪迅速崛起,12世纪建立武家 军人统治。武士兴起和武士治国期间,正是日本精神文化、民族性格形成和积淀的时期。12 ~19世纪,武士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取向。武士精神必然会内化 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当今日本人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无 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现代日本人与封建武士一脉相承的善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忠诚至上,“以国为家”,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就是善与正义 ,由此形成了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集团、忠于职守的社会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在明治时 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人民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忠于天皇和孝顺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如果 一个人不能表示忠于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9](P130)赖肖尔也 指出:“就理论上讲,所有日本人活着只是为了报答天皇的‘仁慈’;成千上万的士兵情愿 为天皇而战死国外疆场。在其他现代国家中,人们见过对国旗的崇拜,但战前的日本人对作 为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8]( P240)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的70多年间,特别是在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中,所谓“忠 于天皇”曾令整个大和民族为之疯狂。为了忠诚,他们践踏人类公理正义、危害人类和平, 在别国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森岛通夫也承认:“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 经达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30年代至40 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10](P313)

其次,相对原则,内外有别,封建武士的道德只属于集团内部,现代日本人的道德和价值 标准只属于大和民族。在民族内部以严守道德著称的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却不受道德约束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用尽一切欺诈手段。大和民族在骨子里就不接受其它民族 ,总是将其他国家视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充满戒备心理,随时准备刀枪相见。民族内部奉 行“和”与“协商”高于一切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法律解决矛盾;对其他民族,他 们却动辄便施以暴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未能取信于人,与他们内外不一的道德标准密 切相关。

其三,利己原则,以我为本,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 家”,应该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秩序,由日本天皇统治全世界。以大和民族的利益得 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根本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共有的善恶标准。 近代以来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也不少,但日本国民的高度疯狂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民,而国民的反战运动却远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比,根源就在于国民也认为战争是为了大和民 族的利益。在日本二战军人的回忆录中,不乏谴责战争的言论,然而,他们之所以谴责战争 ,往往是出于战争也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因为战争给其它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 难。

其四,崇尚武力,弱肉强食,奉行武士消灭他人、壮大自己的法则,承袭武士以战争扩大 财富的天性。为了满足日本人对土地根深蒂固的强烈欲望,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发动了一次 次扩张战争,除二战外,这些战争都使日本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战争满足了日本对土地与 财富的欲望,日本人又更加疯狂地投身于下一轮掠夺战争。明治以来,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目 的,都是为了掠夺。森岛通夫也承认,“明治以后,日本人侵犯大陆所贪图的就是土地:夸 张一点说,这种对土地的渴望并非出于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纯粹是一种对空间的 占有欲。……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到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在于获得领地。”[1 0] (P254)

其五,超越恩仇,超越是非,只要对大和民族有利、只要是为了群体和民族利益,都能得 到国民的宽容、同情与崇敬。伯理以坚船快炮打开日本国门,其行径无疑具有殖民主义者的 性质,然而,日本人却在当年伯理登陆的地方,为其建起高大的石碑,伊藤博文亲自手书: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东京市中心也有伯理的半身铜像。日本人不是将 伯理视为侵略者,而是视之为恩人和文明传播者,因为他教给了日本人如何进行殖民侵略。 福泽谕吉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彷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 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11]现代日本当权者将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过灾难,也令日本 付出巨大代价的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作为“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每年8月,政界要人 置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于不顾,纷纷前去参拜战犯亡灵,国民前往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

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源于封建武士的善恶观,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 恶的惟一标准,基本特征是强烈的利己性、排他性和极端性。

三、现代日本人的战争观

明治以后,武士道“以我为本”的善恶观被近现代日本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忠于天皇 ”和“日本的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善行,根本不考虑谋求本民族利益的行为本身是否会损害 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符合人类共有的正义法则。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不仅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而且国民还狂热地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溯本探源,就在于武士道善恶观支配下的大和民族 ,继承了武士的战争观,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认为扩张战争是“忠君爱国”的需要,是关系到 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圣战”,赞同以战争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

武士道善恶观使现代日本人秉承封建武士以掠夺为荣的道德观念,明治以来的10多次对外 战争,除大东亚战争外,都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战争暴发户”使日本在明治维新 后短短50年间,就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1928年,戴季陶就明确指出:“日本民族之 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12](P92)森岛通夫也说:“确实,打赢战争意味着获 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 利可图的事。”[9](P129)

武士道善恶观支配的日本军人,跨越了生命之界,要么以军刀杀人,要么以军刀自杀。这 支人性尽失、充满兽性的军队,在别国土地上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事。杀人魔王希特 勒知道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暴行后也自叹不如,大骂日军不是人。然而,日军《陆战》课讲义 却宣称:“打了胜仗之后和在追击敌人时,掠夺、抢劫和强奸妇女,反而可以鼓舞士气…… ”。[13](P16)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先生,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亲自参加过侵华战 争,耳闻目睹了日军的种种非人道暴行。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践踏战时 国 际法,干了大量虐待俘虏、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肆意放火、强迫劳动、奸淫妇 女等残暴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估计,仅杀害手无寸铁的一般群众一项恐怕就 要超过上千万人。”“上至上将军官,下到一般士兵,在他们的《战争回忆录》中不乏‘烧 、杀、抢、掠’的证明材料。我本人也直接有过一些见闻。”[13](P103)日本军人在制造惨 绝人寰的暴行时,没有丝毫罪恶感,武士道善恶观起了极坏的作用。武士道军队丧心病狂的 非人性和极端性,还表现为只知道杀人和自杀。弹尽粮绝之际,集体向对方发动自杀式冲锋 ,败局已定之时,仍然坚持“以进攻为原则”,日军中出现了数百支各式各样的“神风特攻 队”,以肉体作武器进行自杀性进攻。

德国和日本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都有着一段血与火的黑暗历史,但两国的二 战史观却迥然不同。

德国毫不隐讳侵略历史,勇于承担战争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历届领导人 都坦率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罪行,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和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 诚 谢罪。1970年和1995年,勃兰特和科尔总理甚至在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国家和人民向 被害国家和民族公开道歉、谢罪。1994年,法院宣布:凡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言行均 属犯罪。1995年,建立命名为“恐怖之地”的纪念馆,让一代代青年人了解德国历史上最不 光彩的一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批评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 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 ”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 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充分听取受害国的意见。

自阿登纳总理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受害国支付了巨 额 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计 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约合866亿美元。对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过迫害但未 提出个人赔偿要求的人,也主动进行赔偿。

日本却是另一番景象。战后20多位首相中,只有前者相细川护熙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 争,然而,这一态度也因朝野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改口为侵略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野 诚亮、桥本龙太郎等10余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

1978年,日本公然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 难者”的名义“请进”靖国神社,供人参拜。1983年和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两次以公职 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 ,小泉首相更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1980年,经官方批准在巢鸭监 狱刑场遗址建起一座高2米的石碑,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1982年,福冈中央 区国有土地上又树起一座高7.3米、重130余吨的纪念碑,全面肯定“圣战”。1995年,又在 靖国神社旁修建纪念馆,展出战争期间军人使用过的物品,悼念侵略者的亡灵。

日本的历史教育更是极力否认和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教科书风波绵绵不绝。2001年,日 本文部省竟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通过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奉行将赔偿减低到最小的原则。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仅向受害 国支付了60亿美元。对近年来亚太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索赔要求,采取拒不认账、拒不 赔 偿的态度。

武士道与生俱来的军国主义善恶观,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最主要的思想驱动力,也是日本人 战争观与二战史观的根源。主要表现为:首先,武士道作为战争之道,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 地义的,认为以战争获取财富是光荣的,认为战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还刺激人 们认同和积极参与战争。千余年间的武士道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都将战争视为 善的、正义的,激励人们献身于战争。

其次,武士道善恶观的利益主导原则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的利益主导原则 成了大和民族的共同理念。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人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或主导原则,都 是基于日本人的民族利益。二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并未向德国那样为侵略战争付出应有 的代价,未吃过作为侵略者的苦果。

其三,武士道善恶观的名誉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名誉是武士的立足之本,为了忠诚、武 勇、服从和群体的名誉,武士不问是非曲直,不惜杀人放火、不惜触犯法律、不惜掉脑袋。 明治以后,国民为了忠于天皇和“日本的利益”的名誉,可以无所不为。

其四,武士道善恶观的愚忠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和神道教一样演变成 了“天皇教”。天皇既是教主,又是现人神——化为人形的神,效忠天皇是国民的最高道德 和善行。战争机器的主要操纵者和战争的最高责任人天皇不承认侵略、不认罪,充满愚忠意 识的国民不可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认为二战后国际社会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正 表明“天皇无罪,没有责任”,效忠天皇、为天皇捐躯的国民自然也没有罪。

日本人的战争观和二战史观乃是武士道善恶观的痼疾所致,长期积淀下来的善恶观和思维 方式,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彻底清除,不会因为一次战败而迅速消失。战后几十年来的历史 事实表明,日本人的善恶观依然未变。

人类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中,惟有武士道视战争为本能需求,以为战争服务为己任,认同 一切对外战争。也只有武士道的善恶观认为对外战争都是善的、正义的,并将战争提升到与 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互动关系的高度。现代日本人认同战争,以大和民族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的善恶观,导致大和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态、行为方式都与其它民族不同, 善与恶标准也相距甚远。因此,有美国学者说:“日本人对事物及思想的理解和反映与欧美 人不同,对善与恶的感觉也未必一致”。[14](P116)使日本人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 荣的手段,从而煽起日本人进行冒险。[15](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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