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转换在当下出版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中论文,文本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图书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努力扩大图书品种的市场销量并以此扩大图书的社会影响力，是当下出版人所梦寐以求的。但如今要在激烈竞争的图书市场中胜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注当下出版市场的一种常见现象——文本转换（出版文本即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本转换即由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查与研究，或许会有助出版人实现自己的目标。
文本转换是社会转型、变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到目前为止，全国每年要出版近20万种书（包括重版），国人从过去的那种书荒年代一下子掉进了了琳琅满目的书的海洋。就像从过去物质匮乏生活相对贫困的年代走到今天物质丰富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年代一样，人们也由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到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个性化，把过一种“有质量”的精神生活作为一种价值导向。表现在图书市场上，读者显然已远远不满足于以前的，尤其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僵化和呆板的出版观念和模式的出版物文本，在选购出版物时呈现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尤其是对外开放环境下外版优秀读物的引进，更是吊高了读者的胃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各类网络出版物的兴起，尤其是海量的呈个性化特色的博客出版的风起云涌，都为当下的出版人提供了以市场为导向，跟踪读者需求变化，充分利用已有的出版物文本资源优势，掌握市场信息，适时进行“文本转换”的土壤。
文本转换是社会转型在出版界的反映，它是社会转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在变，一切在变，出版当然也得变。当我们还沉浸在过去的那一套陈旧的思维观念中不能自拔，甚至还将什么供奉为“圭臬”仍然在那里指手画脚时，当我们不自我反省改变自己，而是在指责世风日下，读者趣味、品味滑坡，甚至还在做困兽之斗时，那无异于在重演当代堂·吉珂德的悲剧甚至是闹剧。笔者若干年前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时，一次，总编辑向编辑训话时，以一本学术大书的装帧设计为例，口沫四溅地指责某一出版社的所作所为，说那简直就是在糟蹋庄严神圣的学术出版。他指责的不是这部书的内容，而是外在呈现形式。未了，那位总编辑语气稍缓但依然严肃地说“学术著作哪能这样做呢”云云。有一青年编辑实在忍不住了便站了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学术著作我认为可以这样做，它的装帧活泼而典雅，又不失庄重，末了还反问了一句：这样做怎么不可以呢！顶撞那位大权在握的总编大人的后果就是，总编辑依然是总编辑，而那位青年编辑最终出走。
实践证明，若干年前那位青年编辑对那本学术大著装帧设计的大胆看法是对的。至少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蛛丝马迹，感觉到社会变革中人们对一切陈旧东西的“求新求变”心理。一切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的做法必然会被淘汰。事实最终也证明，在那位总编辑的领导下，编辑缺乏勇于开拓图书市场的合力和向心力，出版社江河日下，不但销售码洋节节下滑，最终年年亏损，在激烈竞争的图书市场败下阵来。
以广西师大出版社为例，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偏居西南一隅的地方大学出版社，一跃而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重镇，名满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诞生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该社的领导适时地抓住了学术出版文本转换的契机，开创了学术出版和文化出版鲜活样本的先河。它的成功说起来也简单，不过是对以前出版的古今中外学术经典文化名著的重新梳理和包装而已。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包装”二字。大气的开本，疏密有致的文字排列，典雅的设计配上柔软适宜的纸张，令人耳目一新，一扫过去年代学术著作、经典著作出版的呆板阴沉与肃杀阴霾，鲜活的文本呈现方式让天下读书人神清气爽，如沐春风，那种精神家园特有的魅力有如关不住的“红杏”肆意地从墙头那边探出头来。试想，出版人现在如果还沉浸在过去那种只重内容不重形式，所谓内容为王的文本窠臼里，还把一本学术著作和经典文本做成过去那样灰头土脸，还会有读者问津吗？
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是当下文本转换的一大特色
文本内容的转换，往往表现为同一文本内容的不同解读方式。
比如，关于传世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解读。这其中既有传统红学专家如周汝昌的研究专著，也有大家俞平伯、王国维等一流文化大家的解读专著，同时在当代又涌现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多家“红学”解读版本。比如刘心武、王蒙解读的《红楼梦》版本，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聊斋》的马瑞芳也凑了热闹。一个叫西泠雪的白领新贵，干脆直接模仿曹雪芹老人的笔法，续写起《红楼梦》，而且是一部接着一部，一发不可收拾。而一个有着“红学家”头衔的人还斗胆做起了当代脂砚斋，为那位当代“女曹雪芹”的大著做“脂评本”。在这里我要重点提一下的是，最近一个后起之秀是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二十几岁新锐，名叫郭甲子。她不仅有好的文笔，更有这个年龄段女孩少有的洞察世界的犀利和敏锐目光。《红楼梦》她早已烂熟于心，对其中的很多人和事都能轻而易举地说出个道道来，而且出言不凡，句句在情合理，不乏让人讶异、敬佩的独到见解。她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可以说毫不逊色于那些前辈及一些“大家”，差异仅在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眼中的《红楼梦》和她心目中的《红楼梦》”。她撰写的《二十几岁读红楼》也即将出版。可见，仅一个红学经典著作就有为数众多的解读版本。虽各是一家之言，而且解读的角度、叙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却为读者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就年龄而言，年龄大的读者可选择年龄大一些的作者写的版本，这样容易产生人生的共鸣，而偏于休闲阅读的读者，可选择相对应的文本。
因此，同一内容的多版本呈现，打破了过去单一由专家以研究专著的形式呈现出的一元化文本选择模式，从而为读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做出更好的选择提供了可能，这不能不说是新形势下文本转换带来的结果。
从传世经典文本的解读中，获取当代需要的价值，是文本转换的一个出发点和归宿。
于丹讲《论语》就是一个典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和困惑，很多人对人生产生了迷茫和怀疑。于丹对孔子及《论语》的独特解读，把孔子转化为我们的心灵导师。这种讲解一改过去高头讲章式的口吻，既深入到文本的内核攫取其精髓，用那采自经典文本内核与精髓的元气，一点一点融化我们心头的一个一个郁结，直至那郁结处开出一朵朵灿烂的花朵。于丹对孔子及《论语》的解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善于充分地发掘经典文本中对当下“有用”的任何信息，并作自然的发挥，然后充分地“为我所用”。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当下”解读，也再一次证明了作为经典文本的不朽价值。
此外，易中天讲三国，也一破传统讲法，对三国中重要人物大胆而富有趣味的形象化解读，既满足了变革时代人们对“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更满足了读者对人生职场甚至官场等的潜在“智谋”的需求。近几年畅销一时的《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优秀出版物，将管理学的知识与技能融入三国故事的叙述中，让读者在有趣的三国故事之中，轻松学习、领悟和掌握现代管理学的精要。国学大师南怀瑾善于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亘古的人生重大命题紧密结合起来，并用娓娓动听的语言阐发他对人生的洞见，因而广受追捧。最近，有出版人策划出版了他的一部著作，书名为《漫谈中国文化》。在此书的封面显要位置标出一行字：“金融企业国学”，编者的意图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编者试图将南怀瑾的国学研究与当下炙手可热的“金融”“企业”挂起钩来，试图从他的国学研究中发掘对金融业、企业的“新价值”。我记得，北大曾经还开过一个专门针对女企业家的“红学班”，专门传授和研讨王熙凤的管理策略。如今遍地开花的专门针对大企业高管的这个班那个班，或打上国学的名号招摇天下，或不惜重金请一些国学名教授授课，这里且不论这种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及社会影响如何，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反映了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当代价值，并为当下所用，同时也反映了当下出版的一种现象和趋势。
文体转换、双语出版是当下文本转换的亮点
文本转换还有一种现象表现为“文体”的转换。
例如，《输赢》、《圈里圈套》等，它是以小说的形式，将谈判、营销、企业竞争等知识技巧及企业战略等“现代商战兵法”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读者一舍过去读教科书的枯燥和乏味，把读者从过去单一的系统知识传授文本中解放出来，以有趣甚至引人入胜的方式学到有用的知识。《杜拉拉升职记》出版后受到年轻职业人的追捧。它不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更是一部给读者万千启示的、关于职场生存法则的优秀小说。以往我们也见过关于职场生存竞争类的读物，有的还是从国外引进出版的，但大多数图书往往只注重实际操作性和实践的计划性，而没能像小说那样将吸引读者的情感因素灌注其中，因而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明朝那些事儿》之所以能持续地出版到第六册，也可以看做是这类现象中典型的典型。过去历史教科书式的叙述编排方式，早让读者倒了胃口。而当年明月以文学手法来再现历史的写法，则让读者享受到一边读史一边和历史人物沉浮、悲欢的畅快。
如今，双语出版已成为一种时尚。大约十几年前就有如外研社等大牌外语类专业出版社作过尝试，出版了英汉对照读物，迎合了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但还不成气候。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和范围的加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影响的日益增强，英汉双语对照出版物市场也日趋成熟，并成扩展之势。比如，上海三联与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合作推出的“买中文版送英文版”的世界经典双语系列，在包括《瓦尔登湖》、《君主论》、《国富论》、《菊与刀》等世界名著在内的系列中，别出心裁，将中文译本与英文原著捆绑在一起销售，一改过去单纯销售中译本或单纯销售外版书的状况，既满足了英汉对照阅读者的阅读时尚，也给读者制造了一种在经济上“划算”的感觉，从而促进了销售。据出版策划人介绍，这套书在图书市场上表现不俗，销量节节攀升，他们将继续扩大该系列的品种规模，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这种做法，也可以说是出版文本转换的另一种形式。
文本转换还表现为利用相关信息进行营销手段的创新
人类发展到今天，文化积累已很深厚，并有不少经典文本流传后世，充实和丰富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宝库。我们需要什么，都可以随手从宝库里拿出一件来，或在现实中牵连到某一产品，我们也可以随便挑出它来做价值观照。《沉思录》是一本由古罗马皇帝著述的关于人生种种问题的哲学思考文集，早在十几年前就由何怀宏翻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它此前一直在小圈子里流传，社会影响不大，销量也很有限。自从某一策划人在捕捉到温家宝总理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喜欢读这本书的相关信息后，在中央编译社重新推出并在腰封上打上醒目的几行字：温家宝总理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枕边书。结果这本书一下子便从书的汪洋大海中浮现出来，迅速蹿红，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它的销量也一路飙升，接连数月跻身全国社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接着出版者又借势推出同类型关联作品《道德情操论》和《智慧书》，风格相近的设计，让读者产生一个大板块大整体的联想，爱屋及乌，读者就会因为喜欢《沉思录》而可能再挑选这几本书，从而拉动了销售。接下来不久，沿着这股由《沉思录》带来的出版热，南京一家出版社在大受启发之下，推出了一本由梁实秋先生早年翻译的《沉思录》版本。出版社在“译者”上做起了文章。这本书一反已出版《沉思录》的中小开本而选择了大开本，塑封设计，显得落落大方。腰封上同样醒目的文字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你知道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的《沉思录》是谁翻译的吗？他喜欢阅读的那本书是梁实秋的译本。要读《沉思录》就读大家翻译的版本。版本转换由此带来的出版联动效应是明显的，它不仅制造了新的出版阅读热点，还让文化产品的“潜在”价值变成了“显”价值，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接受，使原有文化产品的价值又一次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出版在文化传播中的功能再次得到提升。
根据文本的特定属性，有效实现文本的转换
根据已有出版物文本的某些特定属性，转换其文本，再把它输入特定渠道，传播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文本的社会效应，这是出版者的任务和使命，也是出版工作者自身价值的又一体现。
几年前，我曾策划出版了著名散文作家梁衡先生的文化大散文著作《把栏杆拍遍》和最近走上“百家讲坛”的青年学者鲍鹏山的文化散文著作《寂寞圣哲》，图书出版后，我曾接到过不少读者的来信，有的倍加推崇作者的作品并询问作者的下落，有的直接汇款给我代为买书。在来信中我发现，来自全国中学的师生比较多，河南一个高级中学的语文教研组老师集体购买这些书。不久，上海一个著名中学的语文老师还直接给我打电话要买上百本的书，以便让他的学生人手一册，作为课后第一读物。之后我还了解到，这两位作者都有作品（梁衡的有多篇）被选入全国高中语文教材。既然他们的作品与中学语文教学如此“有缘”，何不再做点文章呢？综合这些信息，我迅速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对他们的作品做二次开发。如果说第一次开发是面向大众读者的，那么第二次开发就直接面向全国的中学师生这个特定群体。既然要面对这个群体，就必须了解这个群体的“特定需要”。于是，我物色了一位教学经验丰富且文笔很好的语文老师做主编，让他组织一支编著队伍，对包括梁衡、鲍鹏山在内的部分作家的作品进行二次开发，依据中学教学的实际和学生的阅读水平，在重新编选作者佳作的基础之上，让一线的语文骨干或著名中学的名师适当加以导读和点评，以便学生更好地阅读，从而达到提高他们语文素养的目的。于是，在利用这位主编所在名校的号召力的基础上，推出一套“上海市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丛书分两次推出，几乎囊括了现当代与中学语文有“特定关联”的著名作家，包括梁衡、贾平凹、鲍鹏山、刘亮程、李元洛、夏坚勇、朱鸿等，也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业绩，单品种销售量大大增加，是“第一次开发”作品销量的好几倍。仅梁衡的《把栏杆拍遍》在二次开发后，两年内就加印了八九次，朱鸿作品集《夹缝中的历史》的销量也翻了好几倍，根据作家刘亮程已出版过的《一个人的村庄》二次开发、名为《遥远的村庄》的书销量也节节攀升。这样的尝试完成了文本的转换，既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同，也收到良好的市场效果，同时也放大了文本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效应，可谓一举多得。
文本转换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探索勇无止境。笔者认为，文本转换与时代转变及社会发展同步，势在必然。只要出版人勇于进取，大胆开拓，与时俱进，就能在出版文本转换的过程中有所作为，取得成就。文本转换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文本所包含的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出版人只有踏踏实实地艰苦工作，才能不负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神圣使命。